每天早上，小镇青年蔡辉都要开着自己的商务车在县城和几个乡镇之间来回。他是一个有着健硕身材、满脸红光和微笑的年轻商人。他开着车打着电话行驶在乡镇公路上的样子让人想到主打乡镇市场的汽车广告中上进阳光带着全家奔向小康的男主角。
蔡辉符合这样的人设。就在四五年前，他还开着5万块的五菱宏光穿梭在乡村公路上。如今，他的坐骑升级为近30万的本田奥德赛。32岁的他结婚已经十年，家庭幸福，有一个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儿子。女儿是第一胎，双胞胎儿子是2016年初全面放开二胎之后的产物。
在家乡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角斜镇，蔡辉已经是有点口碑的乡村能人。他2012年在角斜镇上开办的“婴唯爱”婴幼儿用品零售公司和早教中心在当地颇有名气。目前，他公司旗下拥有六家婴幼儿用品连锁店，一家早教中心，分别位于角斜镇及周边五个乡镇。2017年，他公司的总营业额突破了1000万。这一年，他在县城海安购买了一套130方的学区房。他的大女儿已经进入县城的小学读书。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蔡辉都是小镇青年奋斗的典范。他的学历只是一所职业高中，父母均是农民，白手起家。
在家乡的同龄人中，蔡辉的经历比较特殊。从角斜镇走出的小镇青年们，走出蔡辉这条路径的比较罕见。今年春天，笔者调查走访了籍贯在江苏南通海安市角斜镇包括蔡辉在内的二十名青年，试图提供一个环上海县城的小镇青年们的发展样本（注：本文调查的二十户青年年龄平均为30岁左右，即出生在1985年到1990年）。
一、环上海鄙视链与环上海就业链
蔡辉的特殊在于，他是调查的二十名青年中唯一真正在家乡发展的人。真正在家乡的意思是，他跟哺育他的这片土地上的人直接产生连接，跟他们做生意或做他们的生意，并生活在家乡的世俗人情中。
某种程度上，他是不得不如此，他学历太低。在调查中，他是学历倒数第二个等级的。
调查的二十户青年，按照学历划分，一共分为四个档次，第一档是初中毕业，第二档是职业高中毕业，第三档是大学专科或本科毕业，第四档是名牌大学或研究生。其中初中有2人，职业高中有4人，大学专科或本科有11人，名牌大学或研究生3人。
总体来说，这二十人的教育水平相对内地一些地方偏高，但跟当地教育水平正相关。这是因为，南通市的教育水平在江苏省甚至全国都比较有名。海安市的教育水平在南通更是拔萃。
当地政府官网数据显示，2017年江苏省高考，文理科前100名，该县多达20人，前1000名该县达到102人，本科达线率高达96.7%。
蔡辉职业高中毕业后迅速结婚并开始在小镇上摸索创业。蔡辉回忆说，在当时，他这么做在朋友圈里是被鄙视的，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没有人留在家里，混得最不济的也在县城（海安）或者市里（南通）打工。
的确，调查的二十人中，只有蔡辉一个人在角斜镇工作，其余的全部在外。即使学历比蔡辉还低的只有初中毕业的两位，也全部常年在外务工，一个在南通的建筑公司当工人，跟着建筑工程队全国跑，一个在南通的船厂做水手，跟着船队全球跑。
南通，一座在中国区域经济竞争场中比较低调的城市。但它的实际发展程度可能超过外界想象。2017年，南通GDP达到7750亿元，排在中国所有城市第十八位，超过第十九位的东莞（7580亿），第二十一位的泉州（7533亿）。在江苏，南通也早就超过了通常意义上的苏南三城“苏锡常”中的常州（6620亿）。
在外界对江苏省内城市的认知中，苏南、苏中、苏北的鄙视链次序难以打破。但南通并不甘于它在省内第二阶梯的地位，即使它在苏中三市（扬州、泰州、南通）中排名领先。南通向来把自己的目光定位在跟自己一江之隔的上海。在官方文件上，它把自己定位为“上海北大门”、“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门户城市”。
在华东，江苏省内鄙视链要让位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华东鄙视链。这个鄙视链的地位排序大致上与以上海为中心画圆圈形成的地理距离正相关，而南通市区距离上海市中心的直线距离仅100公里。在大上海中心视角下，南通认为自己的地位仅次于上海的西大门苏州。
环上海鄙视链形成了环上海就业链。事实上，角斜镇的青年们正是围绕着上海形成了正态分布。20人中，在上海工作的有7人，在苏南（苏锡常）工作的有6人，在南通市里及附近县市工作的有5人，在南京工作的有1人，而在家乡角斜镇工作的只有蔡辉一人。
学历跟工作地点分布总体正相关，大致来说，上海及苏南工作的人学历多数在大学以上，职业高中以下的普遍在南通市里及附近工作。
学历与工作性质同样正相关。大学以上的14人全部从事非体力工作，而初中毕业的2人均从事体力工作（水手与建筑工人），职业高中毕业的4人中有3人是体力工作，唯一从体力劳动中杀出来的就是蔡辉。
二、新乡镇能人
在家乡同龄人圈里，学生时代毫不起眼的蔡辉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根据笔者对二十人职业领域及其个人状态的调查，以社会地位和发展空间而论，蔡辉也许不如上海或苏南工作的小镇青年，但在收入上，他可能超过了大部分人。
在小镇青年圈里，蔡辉被公认为精明能干。2012年，他还在角斜镇上一家电器零售店做销售工作，这一年，他发现婴幼儿用品在农村的消费需求井喷，当即自立门户，在镇上开了第一家婴幼儿用品零售店，主打奶粉、尿不湿。2016年，他发现农村托儿需求增多，于是在零售之外同时开办镇上第一家早教中心。2012年至今，他赚来的钱基本上都在继续投入扩大连锁，目前他的公司有近四十个雇员，年营收超过1000万。
蔡辉认为，乡镇虽然在萎缩，但是县城乡镇的市场仍然足够大，太多优秀的年轻人离开乡镇，反而给他提供了机会。
机会来自城乡变迁带来的机会。首先是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2017年末，海安市户籍总人口93.25万人，而当年全市常住人口仅为86.55万人，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少差不多7万人，说明海安大量人口在外务工，主要分布在上海、苏南。
本文的调查已经可见一斑，20个小镇出生的青年，在南通及附近县市工作的只有5人，在镇上工作的仅1人。然而，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他们的孩子却有相当部分留在乡镇。在调查的二十人中，虽然19人均在小镇之外的地方工作，但孩子放在小镇上交由父母托管的达到了7人。
在角斜镇，2017年全镇共出生新孩200人左右，而镇上已经开有四家早教中心，容纳有170个2-5岁小孩。换句话说，角斜镇人大量把小孩送进镇上的早教中心进行托管，传统农村“放养”的方式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蔡辉正是在做留守儿童的托管生意。
其次，乡村教育资源呈现从乡镇往县城集中的趋势。蔡辉认为，乡镇跟孩子有关的产业有两个趋势，第一是，小学之前，农村乡镇的孩子普遍有进托管中心的趋势；第二，小学之后，乡镇农村孩子普遍有进县城读书的趋势。乡镇小学、中学入学率大大下降。
蔡辉通过在县城买房的方法将大女儿送入县城小学读书。理论上，蔡辉女儿应该入读角斜镇中心小学。五六年前，角斜镇中心小学一年级要招收4个班级，每个班级大约50人，而去年，该校一年级只招收2个班，缩水一半。除了新生小孩总量不多的原因之外，很大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送孩子去了县城。
在蔡辉大女儿就读的县城某小学，2016年原本计划一年级只招收10个班，但2017年入学时，实际扩招到13个班。蔡辉说，这种现象，在几乎所有县城的公立小学都在发生。在海安市城区，学区房基本上一房难求。目前，海安市的新房均价已经接近1万每平米。大量乡镇孩童进入县城导致县城教育培训机构异常火爆，蔡辉目前正在考察海安市城的早教中心市场和教育培训市场。
最后是正在发生的乡村消费升级。
“二十年前，乡镇是麻雀虽小，五脏具全，什么种类的商业都有，但现在，很多乡镇商业种类在消失，但另一方面，存留的商业种类档次越来越高，产品质量越来越好。在我们这里，乡镇和县城之间的消费水平几乎没有差距”。
蔡辉认为，乡镇商业的趋势一是消费升级，一是大公司下沉，大资本直接绕过省城、地市、县城的经销商，直插到乡镇。零售行业尤其如此，垄断越来越明显，缺少资本的个体户越来越抵挡不了。乡镇已经没有小超市，全部是大品牌连锁超市。不少国内一线服装、鞋帽品牌也已经开到乡镇，甚至一些知名蛋糕房、网红奶茶店，在海安乡镇也已很常见。
婴幼儿行业同样有这个趋势。最近两年，蔡辉明显感觉到大公司下沉乡镇带来的压力，但他认为，虽有压力，却不悲观，原因是，第一，大公司即使下沉，也要依赖本地能人和专业人士，即使被收购，也可以继续做职业经理人，第二，托管这一块偏于本地化和服务性，所以，本地人有一定优势，并不是大公司能轻易代替。他今年打算再开两家早教中心。
三、上海是一切的尺度
蔡辉创造的营收应该归入海安的GDP，他的税收也贡献给角斜。此外，他一共雇佣了近40名雇员，也算是替乡镇就业作了一定贡献。然而，调查中的20位小镇青年大部分都将他们的产值贡献给了他们所在苏南、上海，他们的一切劳动创造都不属于自己的家乡。
尽管如此，江海平原仍然产出了令人赞叹的生产力。2017年，南通市的人均GDP达到10.6万，1.7万美元。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2017年全国人均GDP为5.9万元，差不多只有南通的一半。
有段子说，唯一能让河北人团结起来的就是对北京共同的恨。相比较北京与周边的普遍紧张关系，上海与周边的关系形成另一种格局。角斜镇青年几乎没有恨上海的，不仅不恨，相反，大上海是他们终生的奋斗梦想。
上海比北京更加懂得怀柔。起码在上海周边方圆200公里以内，形成了稳固的支持方阵。北京就像得罪了整个后宫的暴君，而上海，则形成了后宫争斗愈烈而皇权愈加巩固的局势。角斜镇青年是上海的坚定拥护者和捍卫者。远在300公里之外的“南京”根本无法进入他们的眼帘。调查的20个人中，只有1个在南京工作，充分说明江苏省会南京在跟上海的PK战中完全落入下风。在华东鄙视链体系里，他们处于仅次于苏南的有利位置，更重要的是，他们把省内兄弟苏北远远比下去，这让他们心情舒畅。
上海确实给了他们好处。不仅提供了饭碗，更重要的是，由于与上海的地理接近，他们家庭和情感的漂泊撕裂程度相对较轻。上文提过，调查的20人中，有7人将他们的孩子放在老家。他们的孩子虽然也算留守，但留守程度比较轻。因为他们回乡太过方便，开车只需1~2小时，即使4位从事蓝领工作的，他们的回乡频率也达到了两三个月一趟。另外，即使是那些没有把孩子放在家中或者跟家乡人情社会脱离较远的小镇青年（即高学历的上海苏南白领），他们回乡的频率也相对更高，跟小镇的实质性联系也更多。
在情感和婚姻上，小镇青年的学历跟结婚时间成反比。二十人中，初中毕业的2人结婚最早，基本是踩着结婚年龄就结了。大学以上的普遍较晚，学历最高的几位结婚率和生娃率最低。另外，二十人中有五位没有结婚，其中三名女性，两名男性，这两名男性均有同性恋倾向。结婚的15人中有13人生了孩子，12人为一胎，只有蔡辉是二胎，并且生了三个。此外，结婚的15人中有一人是二婚。
调查显示，社会地位、财富和命运的好坏与学历关系最大，其次才是家庭背景。二十人中，职业高中以下的6位有4位是蓝领，只有1位仰仗家里条件不错跟着做点小生意，唯一逆袭的就是蔡辉。而运气最差的就是那位二婚青年。这位小镇青年职业高中毕业后娶了小镇上的一位姑娘。结婚一年后，他跟这位姑娘在无锡打工时发现姑娘在夜总会出台，五年后他通过DNA检测发现自己养了四年多的儿子并非亲生，遂离婚并由人介绍找了一位贵州女子二婚。目前他在南通的建筑工程队继续打工。
大学以上学历者总体混得都不错，起码都能在上海苏南找到白领工作。在学历的基础上，家庭背景优越者总体走得更靠前，尤其体现在第一次就业和买房上。在上海工作的7人中，只有1人在上海买了房，主要靠家庭支持。在苏南工作的6人中有5人买了房，其中3人跟家庭支持有关系。在南通及下属县城工作的5人基本都买了房，其中3人跟家庭支持有关系。二十人中，买了房的一共有12人。没买房的，要么是在上海工作，要么是蓝领。买了房的12人中，主要靠自己的有4人，家庭支持的有8人。
尽管是出自同一个小镇的同龄人，尽管家庭条件早期并没有相差太多，尽管南通的整体富裕掩盖了差距，但显然的是，这二十人已经开始分化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未来十年，分化的力度或许更大。工作、车、房或许都是标志，更有趣的是配偶的来源。
调查显示，结婚的15人中，9位的配偶来自南通本地或周边，3位来自苏南，2位来自苏北，1位来自安徽，1位来自贵州（即那位二婚青年），没有1位的配偶是上海本地人。如果将各自所处的地位和配偶来源对比，会发现，混得中等的，嫁娶南通本地人，弱一点的，配偶的来源也相对弱，而配偶来源为苏南的总体都属于人生赢家，至于上海本地人，小镇青年们尚没有一个能够实现这个奇迹。
上海是小镇青年的人生尺度，不仅在他们的前途上，也在他们的情感上。
本文作者：蓝铁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