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支教背后，难解的乡村教育之困

一大块略显狰狞的疤痕留在男孩钰淇的一侧鼻梁上。

钰淇是豆子在支教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学生。经过她多次柔和的询问，这个男孩才愿意说出疤痕的由来——由于父母经常在家中争吵，他成为了母亲用来发泄的对象。那条疤痕便是母亲在一场争吵后用长而尖的指甲划下的。

豆子很快发现，乡村中还有许多和钰淇一样的孩子——他们接受着相对落后封闭的教育，遭遇着频繁的家庭暴力或是校园暴力。而短期支教存在的意义，便是用更为平等自由的教育模式，为这群受困于现实的孩子洒下一道微光，向他们展示更为广阔的世界。

今年是武大春晖公益中心成立的十周年。十年间，它组织无数大学生奔赴乡村，在全国各地开展短期支教。截至2022年，484名支教志愿者参与其中，为20所乡镇学校提供了支教活动。今年，经历长达大半学期的选拔、培训与教案打磨，76名支教队员分别前往山西省、陕西省、江西省的四所学校开启了他们的支教之旅。

在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三周内，老师们秉持着支教的初衷，在适应自己新身份的同时，尝试着为当地教育现状做出改善。但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乡村教育更深层的问题：难以摆脱的暴力，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观念，令人无奈的教育不公……它们在乡村孩子塑造品格、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始终相伴左右，不知道会将孩子们引向何方。

乡村教育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困境就像难以愈合的疤痕，给乡村孩子与支教老师都带来刺痛。短期支教的21天里，支教老师们不断寻找刺痛的根源，也尽自己所能，希望为此地带来最微小的改变。

支教队员们在小学操场摆出“春晖”的标志：“CH” ，图源春晖支教队员

奔赴乡村

大巴从火车站出发，绕着环山公路行驶两小时后，最终到达这所位于山西桥上的目标支教小学。小源在聊天中得知，学校中从教的老师工作日住在学校，周末回到县里的家中，每周在县城和学校间往返也都要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出发前，通过网络和培训课程，多数支教老师对当地的基础设施情况已做好了心理建设。在预想过艰苦的环境后，乡村学校的实际情况让小源觉得可以接受：学生和支教老师都分别睡在十多个人一张的大通铺中，房间没有独卫；教室不算很大，但还是配备着空调、白板和投影仪。

另一边，在陕西甘泉支教的悦轩、大头等人则认为当地硬件设施的完备程度已经超出她们的预期。她们所在的是一所新翻修好的学校。学校虽处在经济较不发达的县城却拥有400米的大操场和宽敞明亮的舞蹈教室，普通教室也都配备着投影仪、大屏幕，唯一的美中不足是卫生间较为脏乱。

谈起对孩子们的第一印象，支教老师们大多会想到“活泼”、“随意”等关键词。“每天上课，我都发现他们在后面玩牌、玩泥巴、讲小话，还会趁我转过身去写黑板字时打架。”豆子回忆道。这类情况在她一再的提醒下，才渐渐有了改善。

而负责教戏剧表演课的悦轩则对纪律问题有着更深的体会。在第一节实践课上，三年级的所有学生一走进实践教室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静不下来三秒钟”。她发消息请来体育老师一同维持秩序却无济于事，课堂场面的失控让本就承受较大备课压力的她崩溃地大哭着跑出教室。

这里的孩子不像城里学生那样遵守规范，一度让支教老师头疼不已。但他们同样也会用最朴素的方法表达热烈的真情，并在意识到错误后真诚地表达歉意。

逃离了混乱的课堂的悦轩，在当天下午收到一沓画纸，是学生们为了道歉给她画的画。一位女同学画了自己心目中的她——一头乌黑的长发，穿着紫色的礼服裙。还有同学因为不知道她最喜欢的颜色，因此决定把图案涂成五颜六色的。

这之后，副班主任又带她来到教室，那里的黑板被学生们写满了“悦轩老师对不起”、“悦轩老师我爱你”。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她站在教室中，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在黑板上悄然写下“我也爱你们”。

女生送给悦轩的道歉画作，图源受访者

现实的刺痛

为支教老师写小卡片是学生们表达善意时约定俗成的方式。豆子收到的其中一张卡片上写着：“你们夏列（令）莹（营）23个老师都很老（好），我最喜欢你这个老师”。感动之余，卡片上歪歪扭扭的错别字让豆子为学生们薄弱的学习基础感到担忧。

乡村孩子充满错别字的明信片，图源受访者

除此之外，学生们无意中表现出的状态和做出的行为都让支教老师感受到，他们所缺乏的远远不止是纪律的规训。乡村教育多方面的匮乏为支教老师们带来刺痛。

授课期间豆子惊讶地发现，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里，有些人连读懂一行PPT上的句子都会感到困难，“你听得出来他只是在一个一个地认字，没有办法理解语句的意思。”五年级的班里，一部分同学仍旧认不全26个英文字母，写英语作业时若不照抄答案就不知如何下笔。

大头选择教授的课程是“读新诗”。在课堂中她设置了许多开放性互动，希望让学生对这种兴起于清末、形式自由简单的诗歌体裁产生兴趣。但她却注意到，课上的学生们不似活动课和课间那样活泼，反而表现得极其拘谨。在她的第一节课上，没有一人敢主动发言，即使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开放式的，学生们也都抿紧嘴唇、默不作声。

在课堂之外，支教老师们在与学生的相处中观察到他们在性别意识以及沟通方式上存在更多欠缺。

悦轩发现，学生们在进行合作类的游戏时不愿与异性分进同一组，更不愿意与异性发生肢体接触。豆子指出，这些学生们从小就对性别划分非常敏感，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接触到异性，自己就“脏了”。

学生观念中的“重男轻女”问题亦不容小觑。在心理课上，豆子发现全班同学都一致地认为“阳光”“勇敢”“开朗”等词汇是男生的专属，形容女生则只能用“文静”。

豆子班上的女同学小蕊平时活泼开朗，在父母面前却怯于表达自己。五年级的她已早早地明白“弟弟是家里话语权的中心”。当自己有买文具等需求时，小蕊总不敢直接与父母沟通，而是让弟弟代她向父母转达，以此提高请求的成功率。

与此同时，学生间用暴力沟通的习惯也是支教老师关注的问题。仅仅因为打飞一只羽毛球或产生几句言语上的摩擦，学生往往就会动手打人，最后闹得不可开交。豆子解释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生气的感受。”学生们并非偏爱暴力，而是从未学习过如何平和地沟通。

与沟通时的小打小闹相比，频繁发生的校园暴力更令支教老师们忧心。悦轩留意到，班上一名四年级的女生小花朵和同龄人相比异常地安静。她总是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和老师对话时经常不自然地抠手。悦轩向其他学生打听得知，有两名学生长期对小花朵实施霸凌，经常撕掉她的作业、不让她上卫生间，严重时甚至用拖把拖她的后背和头。

性别不平等与暴力泛滥的环境造成了不少学生心理上的亚健康。小源所在的学校中，一名遭受暴力的学生在给班主任的小纸条里写道自己“好想死”；小花朵在与人沟通的方面也已产生严重的障碍。她时常带着求助的眼神来到悦轩身边，但无论悦轩问她是否被同学欺负、为何如此沉默，还是询问她在家与父母沟通的情况，她都僵僵地说不出话。

为了治愈她内心的创伤，悦轩常常与小花朵坐在操场的一角，静静地与她拥抱。然而在多次陪伴后，面对悦轩温和的提问，小花朵仍几乎只能用点头和摇头回应。

难以斩断的锁链

随着支教活动的进行，老师们越发觉察到，隐匿在这群活泼率直的乡村学生背后的，是乡村教育更深刻复杂的困境。豆子想：不管是建设得越来越好的校园基础设施，还是悉心准备的支教活动，似乎都难以撼动这些问题存在的根基。

面对纷繁的矛盾与困难，支教老师尝试通过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进行家访、筹备针对性课程等方式带来一些微小的改变。即使他们深知自己所做的，对乡村教育的困境而言仅是杯水车薪。

在发现学生们不敢主动发言后，大头老师开始寻找学生如此畏缩的原因。她试探性地在课上询问当地的职业教师是否会进行体罚。在短暂的沉默后，一个女孩开始点头，班级里冒出稀疏的声音说着“有”。

当教师抛出的问题无人回答时，所有学生需要轮流接受被长戒尺“打手心”的惩罚；如果出现答错的情况，他们被打手心的次数就更多。于是，大头决定采取以鼓励为主的教学方式。她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们：“就算没人回答问题，我还是会给每个人发一颗糖哦。如果你起来回答问题，我就给你发一块蛋糕。”

在大头持续的激励和引导下，学生们逐渐放下了对教师的恐惧与戒备。他们在课堂上的发言愈发积极，也更加愿意向大头等人讲述自己在校的遭遇。

有孩子含着泪告诉大头，当地教师不仅会在课上体罚，在作业和考试方面也设立了类似的惩罚机制——学生没练字会被打三下，写错讲过的题目会被打五下。但孩子们在平日却无处倾诉自己的伤痛——校方对体罚行为多持默许态度，而大部分家庭也仍坚信着所谓“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念。

同时，大头也从学生口中了解到当地学校对教师子女的优待。有的老师在温柔对待自家孩子的同时，常对班里的其他学生恶语相向，甚至在他们答不出问题时破口大骂：“你们就是猪脑子，这种问题都不会，还是人吗？”而县里初中最好的班级里绝大多数名额都属于教师子女，其他学生要想进入好的班级，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大头感叹，教育中渗透的不公平竟已明显到能让十岁的孩子察觉，“那背后还藏着多少小孩没有看到的东西？”

除了与学生沟通，支教老师们也尝试用家访来改善当地的教育环境。

为了能让小蕊不再受困于性别歧视的观念，豆子敲开了小蕊的家门。小蕊家中的子女配置是当地十分常见的“姐弟组合”，母亲在日常中会关心小蕊的生活和情绪，在家访中也尽可能地想表现出开明的态度。但她不经意间说出的“女孩子嘛，反正嫁的好就行了”却显露出其难以动摇的重男轻女思想。

在家访中，小蕊的母亲向豆子讲述了她对小蕊的小升初规划——她准备将小蕊送进条件更差的乡级住宿中学。在许多家庭都希望孩子能进入更高一级的市属中学的情况下，这一规划无疑将让小蕊较同龄人更加缺乏资源与机遇。

豆子推测，母亲可能是希望小蕊寄宿在学校，从而使得自己能腾出更多时间来抚养儿子。豆子试探性地建议母亲在此方面征求小蕊本人的意见，却受到对方立刻强硬的打断：“她能有什么意见？”

通过多次家访，支教老师们探明了学生重男轻女观念的主要来源。在当地，“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依然盛行，外出打工的父亲在家庭中隐身，母亲承担起全部的家务。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学生们普遍更敬佩能赚钱的父亲，而将母亲的家务劳动视作天经地义，甚至认为“做妈妈是非常轻松的、不光彩的”。

几次家访、几句劝说学生家长的话语，远不足以改变当地人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甚至连解决个体的问题都十分困难。悦轩尝试联系过小花朵的家长，希望与他们一同帮助她从校园霸凌中挣脱。然而她的父亲却直接将小花朵受欺负的原因归结为其母亲“没文化”，也不愿再关注此事。

而部分家庭由于父母离异或在外打工，并不方便接受家访，另一些家庭则直接拒绝了家访。小源表示，能够接受家访的家庭大多是“环境相对比较好的”。因此，支教老师的家访实际上难以触及乡村教育中更深层的矛盾。

于是，老师们改变了教学计划，打算开设专题课程以帮助解决学生们性别歧视、暴力沟通等问题。

豆子教授心理课的同事在教学安排中加入了一节专门讨论性别话题的课程。他向大家展示大学中女性数量更多的数据，并列举班里优秀女同学与历史上女性伟人，启发女同学建立自信、自强的心态。但在课堂上，不少同学仍然表达出怀疑与异议。

当老师谈论起勇敢和优秀的女性，部分男生会直接站起来打断道：“可是勇敢的人里还是男生占大多数。”也会有人反问老师：“那我怎么没在课本上见到过这些女生？”

尽管如此，许多女生依旧从课堂中获得了不少自信心。豆子观察到，部分女生在课堂上的发言更为积极。同时，受家庭打压而缺乏主见的小蕊，在课后变得更加勇于表达自己，还与好友一起在文艺汇演上主动报名唱歌节目。

针对来自校园与家庭的暴力，以及学生本身的暴力沟通倾向，大头的同事开设了一次有关家庭暴力的课程。课上，老师让同学们闭上眼睛，接着请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同学举手。大多数的学生一边紧闭着眼小声哭泣，一边缓缓举起手。随后老师关了灯，开始播放关于家庭暴力的教育影片。在影片放映过程中，老师们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每个人眼里都闪着泪光。

孩子们的泪水总是反复提醒着支教老师乡村中家庭暴力的普遍。大头想起，一位女生曾告诉自己父亲在家常用皮带抽打她；豆子则难以忘却钰淇鼻子上那道又长又深的疤痕。

“他们心里其实很痛苦，还没有完全把它（暴力行为）内化成自己的行为”，大头解释，“但还是存在这样的倾向，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也会采取暴力的方式沟通。”大头想，她所目睹的正是暴力的代际传递。

支教老师尽自己所能填补着乡村教育中缺失的部分，但对乡村学生来说，更长期、更深远的影响来自校园与家庭。教育环境的问题不仅为学生的身心带来创伤，还逐渐同化着他们的言行思维：被性别歧视思想浸染的男女生对两性的刻板印象不断加深，暴力的受害人也转而成为校园霸凌中的施暴者。

由于支教老师们无法过多干预学校教师或学生家长的言行，再多的拥抱和温柔言语、再多的专题课堂和影片，也只能短暂地缓和矛盾，难以彻底斩断让观念以及行为代代传递的锁链。

一颗种子，一道浅痕

“你是不是再过一周就要走了？”当暑期支教进行到第二周时，有名学生拉住小源这样问道，“老师，你走的时候会不会哭呀？”

乡村的学生和支教老师一样，明白他们相处时间十分短暂。短短的三周时间并不足以让支教老师帮助学生重新建立完整的价值观体系，或在支教地做出惊天动地的改变，对于道阻且长的乡村教育事业，这群年轻人的力量显得格外微小。

因此，许多支教老师们选择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与学生们的情感连接上。支教老师们大多选择教授艺术、文化课程，而非传统的知识性课程。在课间，他们还会与学生一同运动、玩耍、聊天，用爱和美建立与学生沟通、连结的桥梁。

学生们则会笨拙而真挚地给予老师反馈。经过多次班级自习，豆子已经对教室里坐得歪七扭八、做着各种小动作的学生习以为常。一天，她发现有一个男孩正拿着她上午教的歌曲《虫儿飞》的乐谱，无声地默唱。

“在自习课上看乐谱这件事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当时我还是觉得有点感动。”豆子本以为这些时常上课走神、做小动作的学生们并不会对课堂内容十分上心，但男孩反复的练习却让她感受到他们对支教课堂的珍重。这一幕成为她支教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场景之一。

有的时候，学生们在学习上呈现出的灵性会让支教老师感到惊叹。大头在读新诗的第一堂课上把名诗名句里的词汇印成纸片并打乱，让同学们自由地拼贴。出乎她意料的是，一名女生在毫无诗歌基础和知识的情况下，竟拼出了顾城的《一代人》里的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被大头询问为何能拼出这句诗时，她不假思索地说道：“我觉得就该是这样的。”

悦轩在每堂戏剧课正式开始之前，都会让同学们先感受并描述“教室里有什么”。大多数的同学会说自己看到一盏灯、一个消防栓等，而在某一次，有名胖胖的男生发言道：“我发现了孤单。”悦轩追问他是在哪里发现的，他平静地回答：“孤单是我。”

平凡的乡村孩子们乍现的灵光让悦轩感到一瞬间的震颤：“我一下子被他们生活中创作的诗句打败了。”

支教老师在被乡村孩子的灵动与真挚打动的同时，看到这群孩子因为种种客观因素无法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机遇的现状，不免感到深深的无奈。

大头在一开始就明白，短短三周的努力与温情难以填补乡村教育在经济和文化环境上的巨大缺陷：“21天的生活过去，他们开学后老师该打的打、该骂的骂，所有事情都按照以前的规律进行。”支教老师只是乡村孩子人生中的过客，对他们带来的影响完全无法与孩子们长期浸染的大环境相比。

尽管深知如此，部分老师还是会感到悲哀。“每个人心里肯定都有一个英雄梦，想要拯救大家。”在目睹了当地的种种问题后，豆子说，“对他们有感情，又觉得改变不了什么，所以觉得很挫败。”

支教结束后，老师们带着学生塞来的大把明信片回到广厦林立的城市，回归大学生活。他们加了部分学生的微信，偶尔互发表情包，但与大部分的学生则很难再产生联系。悦轩等人渴望再次参与支教，甚至开始考虑乡村教师的职业规划；而小源则认为自己在情绪管理和共情能力方面稍有欠缺，或许在能更好地管理情绪与解决相关问题之前，不会考虑参与类似的活动。

支教老师们收到的明信片，图源受访者

所有人的命运在短暂交汇后再次流向无数的分岔口。当支教老师与乡村学生们的生活轨迹从相交线变为平行线，短期支教还会留下什么？

悦轩想：“我们此行主要是给他们播下一颗种子，在他们心里悄悄留一道痕。”她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推荐了可以观看优质影像的网站，希望通过短暂的相处，启发乡村的孩子去看到更多美好的事物、发现更多可能性。

小源则将短期支教比作细微的光，哪怕只能在短暂的时间里温暖一小部分人，却仍存在着价值和意义。大头也同样怀有如此的期盼：“我只想尽量地给一两个孩子带来一些微小的改变。”她想，只要她讲的一句话、读的一首诗能为孩子带来小小的触动，就已经足够。

小蕊或许难以改变被送入乡级学校的命运，却终于能够鼓起勇气登上舞台；班里的孩子们在暑假过后仍需长期面对匮乏的教育资源，却在这个夏天记住了几首简单而美好的歌谣。他们所获得的最细小的改变让支教老师们明白了这短短21天存在的意义：

“毕竟世界上有那么多苦难，肯定不能全由我来拯救。”豆子说，“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肯定会尽我所能，去帮助那些微小的个体。”

（应受访者要求，豆子、大头、悦轩、小源、钰琪、小花朵、小蕊皆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武大新视点 （ID：whuxinshidian），采访：陈蕊蕊、李佳昳、瞿王烨、曾溦，撰文：姚汶含，编辑：瞿王烨、刁乐瑶，韦冠丞、杨旭坤、成玮泽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