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2018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分别做了主旨演讲。
周小川以“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治理体系”为主题，回顾了我国及全球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的应对措施。他还提出，与2008年时应对金融危机所提出的想法、政策相比，实际做到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个是有些政策机制存在争议；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确实和经济复苏有一定的冲突，经济复苏如果没有实现，有些新的措施出台就有可能给复苏带来负面影响。
以下为周小川和郭树清的演讲内容，虎嗅进行了删编。
一、周小川 ：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做了什么？
周小川回顾了这十年来中国乃至国际上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几点措施和经验。
一，采取经济复苏的政策克服经济危机的影响。2009年通过G20的舞台出台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
二，在危机过程中，通过IMF来筹集新的资源。筹集资源是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蔓延、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发源于发达国家，但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特别是带来资本外流、贸易融资短缺等问题，并推进了IMF治理的改革。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治理构架上通过G20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大力支持国际清算银行通过巴塞尔协议更新来修改金融领域的主要规则。
三，宏观审慎。经过这次危机，推出了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在这个政策框架里强调资本缓冲的作用、强调逆周期调节。同时，也通过新的规则要求出台了压力测试，使得一些资本薄弱的金融机构加快在资本市场融资，通过新的融资强健资本基础。
四，加强了监管。首先是先针对“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为了防止这些机构对市场产生过大的冲击，先后明确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各国监管机构也认定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2014年的G20会议上，又提出了对于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的监管，类似的方法也推广到了对保险机构的监管上。
此外，对市场规则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首先是让影子银行大量回归；另外，对衍生品交易进行了规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各种金融市场交易要实行CCP（中央对手方）制度。同时，会计制度的改进和审核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此外，国际货币体系和资本流动问题受到重视。2016年中国人民币纳入了SDR。在整个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通过国际金融舞台大力推进贸易融资、开发性融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气候变化融资等。
最后，宏观调控为了适应危机的情况作出了很多改进和创新的探索，特别是通过量化宽松解决利率零下界的问题，也尝试过前瞻性指引等调节措施。
二、还需要做什么？
周小川说表示，我们应该去回顾一下还有哪些需要做，这些做法会对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进，以及防范下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有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话，真是没有把握说下一轮危机会不会再来。
第一，本次金融危机里，金融体系中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或者说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我们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引入负反馈的机制，减少顺周期性。但是我们这个做法做得并不是太有效彻底，经济体系中仍然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正反馈特征，这个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里面也有民粹主义政策的因素，为了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要更多地依赖内部评级，但内部评级也有它的问题，最后导致各方也在控制对内部评级的依赖程度。
到去年年底，“巴塞尔协议Ⅲ”定稿的时候，内部评级模型的输出和标准法输出的下限决定在72.5%，还是限制了对逆周期因素的引入。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我们也比较少，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资本缓冲，但资本缓冲应用并不容易。
第二，大家都试图解决但没有解决的就是“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周小川表示，大的金融机构应该增加资本比例，如果一级资本不能解决问题，那就需要引入“自救债券”和“应急可转债”。
第三，大家共同的认识是有些衍生品发展过度。像“CDO平方”“CDO立方”，这些产品可能过多地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些巨大的风险。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口号在世界上并不是喊得很响，中国2008年底提出这个问题，到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写入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用这个观点来考察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就全球来说，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现了一些纯粹炒作性的、数字类、加密类的一些产品，跟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但仍旧可以继续炒热。所以，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充分。
第四，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弊端。一旦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会使得资本流动发生异常。
第五，全球储蓄率不平衡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周小川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储蓄率密切联系。当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有储蓄过剩，结果用到了美国，使得美国人过度消费，储蓄率降低，最后导致了这个问题。
周小川说：“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争议，但这个说法至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一轮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储蓄率的变化确实带来很多值得研究的题目。在最近一轮贸易战过程当中，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光是贸易问题，不光是生产能力、生产布局问题，也涉及储蓄率问题。”
第六，在低利率的纠正上“偏慢”“偏晚”，对货币政策依赖过度的问题依然存在。
第七，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如何救助金融机构，周小川说，这个问题虽然有一定的共识，但是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后最头疼的是救助问题。美国出台了一些救助措施，争议很大。英国救助了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巴克莱银行，这些措施涉及到跨境问题。金融机构遇到的问题一些是危机造成的，也有一些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怎么处置是个问题。
三、郭树清谈非法集资风险：收益率超10%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做主旨演讲时表示，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在打击非法集资过程中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他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实践中有九方面体会较深。
一，底线思维防患未然。近年来，针对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债务和互联网金融等系统性风险隐患较大的领域，银保监会设定审慎监控指标，开展压力测试，加强清理规范，及早介入干预，有效遏制了风险累积。
二，稳定大局逐步加严。治理金融业内部层层嵌套、自我循环，必须充分考虑机构和市场的承受能力。在化解“类信贷”业务风险过程中，银保监会没有全线出击、四面作战，而是合理安排过渡期，先由机构自查再由监管部门检查，有计划、分步骤，渐次达成目标。在整治同业业务时，重点整治同业投资和同业理财，而对同业存放和同业存单调整力度比较小。直至去年底今年初，对表外业务才开始启动规范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同样没有采取“一刀切”和急刹车的办法。
三，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优先处理最可能影响全局、威胁整体的问题。在推动去杠杆过程中，金融管理部门坚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优先推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降低杠杆率。
一年多来，银行业在保持12%以上信贷增速的同时，总资产规模少扩张20多万亿元。在发展方式转变和总保费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保险业的保障功能不断增强，今年前4个月，人身险中纯保障类产品占比上升2.9个百分点。
四，区别对待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的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个性化的办法。工作实践中，对于不法分子控制的金融集团等“恶性肿瘤”，毫不手软，及时实施“外科手术”。对于情况复杂、牵涉面广的案例，采取徐缓调理的办法，通过“慢撒气”逐步缓释，条件具备时再果断出手。对于“金融科技”，英国等国家提出了“监管沙盒”的概念，而我们采取的实际上类似“监管沙房子”的框架，可能需要逐步调整优化。
五，抓住时机攻坚克难。应对金融风险和挑战必然要付出代价、经历痛苦，必须勇于直面问题，敢于碰硬、善于碰硬，把握时机，主动出手。去年以来，银保监会督促银行利用当前拨备较充足的有利条件，做实贷款分类，真实反映信用风险。目前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已由高峰期的近120%降至100%以内。同时鼓励银行综合运用坏账核销、现金清收和批量转让等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2017年以来共处置不良贷款1.9万亿元。有的观察家将这些行动解读为银行的负面讯息，恐怕不太合理。
六，标本兼治依法规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系统性工程，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强力治标，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市场上的歪风邪气压制下去。但是从根本建立起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更要注重补齐监管短板。2017年，银行业重点推进70多项补短板项目，其中已完成48项，今年又新提出40多项；保险业去年以来修订出台规章和规范性文件60多项。
七，回归本源服务实体。金融系统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国成立1.68万个债权人委员会，积极推动企业的财务重组和破产重整。在着力破除无效供给的同时，支持培育新动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2017年银行业新增减费让利440亿元，今年一系列新的降成本措施正在陆续出台。信贷增速继续明显超过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目前，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17.3%，申贷获得率95.1%，但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需做出新的努力。
八，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利率、汇率市场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积极推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股权管理，优化机构布局，健全市场体系，持续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认为开放金融服务业可能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引进外资股东可能威胁国家金融安全，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只有1.3%，外资保险公司也不过6%左右。事实上，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更无法想象有许多中国金融企业进入全球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前列。
九，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并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注重发动群众，让群众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提升自身免疫力，同时成长为金融治乱象的生力军。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在打击非法集资过程中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一旦发现承诺高回报的理财产品和投资公司，就要相互提醒、积极举报，让各种金融诈骗和不断变异的庞氏骗局无所遁形。
（讲话整合自中国证券网、财经网、界面、凤凰网财经WEMONEY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