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返乡青年精英的“乡村改造”记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诸多乡村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资源输入、自外而内资本下乡等农村发展路径。外源性资源强调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1]，但是基层政府在实践中往往面临规制能力不足的困境^[2]。学界普遍认为：以外来资源为主要动力所发展的乡村，容易陷入运动式资源陷阱，政策建构性色彩较强，稳定性与持续性都有待衡量^[3]。

外源性资源在解决村庄宏观治理目标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传统产业导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水电、网络、污染治理等），但是在微观层面上的生活治理却广受诟病，农村在整治过程中反而丢了乡愁，这种特殊的国家治理与农民交涉更广泛且零碎，如单靠政府推进，效果不佳且需耗费巨大的行政成本。

保障农民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成为当下乡村振兴的重点探索方向。内生动力强调凭借血缘、地缘、利益、文化关系，以经济型、社会型、文化型精英带领乡村自治，主张尊重农民意愿，提高村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充分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4]，以最低成本协调整治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维系整治成果，即内源式发展。

内源式发展强调由本地村庄对发展过程进行控制、由当地自行决定发展方向，且发展收益保留在村庄内部，该理论的提出源于对传统外源式发展模式的研究和反思。这一发展思路尝试构建“自下而上”的途径以平衡外源式发展对乡村主体能动性的漠视，强调乡村社区作为本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5]。农民生产、生活实践具有乡村结构化特征和特定的运行规律^[6]，因此要对乡村环境资源和当地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及开发，充分发挥本地自治功能，建构农民可参与式的乡村振兴模式^[7]。

既有研究批判外源性资源与内生性动力的二元对立，国家外源性中心视角与农村内生性中心视角都存在弊端，外源性资源与内生性动力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关联、互动的两大主体，两者具有开放性与融合性，核心策略是外源性资源与内生性动力如何有效衔接交融^[8]。当前，乡村发展的关键是要将外源性资源与内生性动力聚合转换，推动村社组织的协同整合，生成乡村发展的新动能^[9]。

乡村治理需要平衡外源性资源与内生性动力的关系：一方面需要正视农民日常生活的内部结构和实践特征，激活农民开展自治的主体性^[10]；另一方面需要接纳和利用自上而下的制度和资源，将其转化为农村发展的重要推力，以柔性的方式导入农民生活实践。统合乡村发展内、外力量的发展观念，即“新内源式发展”^[11]，国内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的有机结合^[12]。

“新内源式发展”坚持地方参与、地方认同和地方保护，加强外部资源与内生力量的相互融合以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基于本土能人的社会关系网，立足本土文化，增进村民对本地发展的认同意识；甄别并引入有助于当地发展的外部资源，以集体行动为主要发展方式，带动内部力量，使村庄与上级政府、外部企业等通过良性互动形成利益联结^[13]。

中国乡村一直体现着精英治理的特征，青年精英扮演着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角色。伴随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村庄出现振兴态势，吸引在外工作多年的村民及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

返乡精英通常具有专业技术、创造性思维、较强的人脉关系，以撬动国家政策资源，推动村庄跨越式发展^[1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1010万人^[15]，当代返乡精英大都以30~50岁的青年为主，这些青年精英能否促进村庄形成新内源式发展？如果可以，依循何种路径？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机制与规律？

二、青年精英：促进乡村新内源式发展的新兴势力

何谓精英？精英研究鼻祖、意大利学者维尔弗雷多·帕雷托指出，“精英是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就个人能力而言，精英是特定群体中最优秀的人群；就权力或影响力而言，精英具有较高的社会威信，能对特定区域的普通群众施以广泛的影响^[16]。尽管社会各界就精英的内涵与外延尚未达成高度共识，但是学界普遍认为：精英应当在某方面拥有较好的资源优势，借助资源取得较大的成功，在特定领域内具有重大贡献和树立起较高的威信。

刘唐宇指出，青年返乡创业是我国现有社会经济体制下劳务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17]。在当前形势背景下，青年精英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乡村建设及发展中可以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当代返乡的青年精英成为乡村的一股新兴势力，激发村庄内生动力，促进乡村新内源式发展。

1. 专业多元优势

在思考中国乡土社会如何向现代化乡村转型的问题时，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对乡绅的积极作用仍抱有很大希望。在费孝通看来，想要推动乡村社会的转型，一方面，乡绅要保留在共同体内部仍旧发挥积极作用的传统伦理；另一方面，乡绅还要积极向共同体引入新的知识和技术。这种新乡绅能够成为乡村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以及精神变革的核心力量^[18]。

时至今日，乡村“士绅”的概念向“地方精英”演变，这是理论范式转变的重要表现，“地方精英”已基本具备费孝通先生所期望的掌握新知识与新技术，呈现知识技术多元化的趋势。

国内外学者聚焦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乡村精英的类型、结构与功能，关注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政治精英分化为多元的精英群体。当代返乡青年或是返乡大学生因获得优质教育、掌握文化资本，具有专业技术特长，除一般农村所需的农业技术人才外，其他专业人才也涌入其中，如自媒体、艺术设计、风景园林、规划管理等，该类青年愿意将专业技术实践于农村，并不断探索可实现的途径。

专业多元往往使青年创业项目具有小众性，实现乡村多元化振兴。这些年轻的文化精英在乡村实践中不断学习与突破，实现向资本精英、政治精英转变融合，成为复合型精英。

2. 思维创新优势

具有家乡情怀且通过实践个人兴趣以实现自我价值，是当代青年返乡创业的内隐逻辑。在外学习或工作过的青年，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更具优势，他们有更强的能动性将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为个人职业。年轻人所特有的创新创造思维为村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创业过程中所带来的挑战和冒险，成为青年在乡村实践中施展个人能力及才华，以获得成就感、价值感和认同感的重要路径。

有调查显示，54.5%的青年在返乡创业过程中有创新性行为^[19]，这意味着当下有眼界、有知识、有技能的回乡青年很大程度上会摒弃过去粗放式、被动式农村发展的老套路，在创业实践过程中更强调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青年群体在回流创业过程中，注重保持传统乡土特色，把生态资源与乡村民俗、人文等要素结合，进行多元融合提升，以深入发掘农村传统资源、推进乡村宜居建设。

在城乡二元结构空间形态中不定期流动的青年精英，其社会网络延伸性、拓展度和异质资源动员能力更强。相比留守精英、体制精英对村庄内千丝万缕的人情关联和政绩考量而表现出的瞻前顾后，青年精英中立性、创造性更强，思维更发散。村民对体制外精英大都能放下戒备心态，平等交流，使他们更能游刃有余、干净利落地以中立立场进行社会动员，协调争执，出其不意达到预期效果，为推进乡村治理提供了极大的优势。

3. 文化素质优势

受城市现代文明熏陶的青年，往往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品质、眼界及文化品位素养，得益于城市法制规则的制约，相较于留守村民，返乡青年具备更严谨的现代管理思维，注重自身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以大局发展为重且具有一定的奉献精神，强烈冲击着乡村老辈利己的狭隘眼光。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将城市先进制度、文明理念、优秀文化用于乡村创业实践，扩大自身形象的影响力以逐步改善乡村陈规陋习。

此外，返乡青年由于在资金、视野、技能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积累，常以捐款、捐物等表现形式回馈家乡，此类家乡情怀的义举在同村青年群体中更易形成引领示范效应，强化村庄内生动力。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推进宜居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提升村民生态福祉的重要抓手^[20]。与其他诸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脱贫攻坚等治理任务不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更偏向农民生活，国家治理需要进入农民的生活世界，它触及的是传统治理中面向公共领域之外的“剩余部分”，是村民的私人领域，这种新的治理现象可以称之为生活治理^[21]。

在政府治理阶段，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遭遇村民“参与失灵”“搭便车”的现实困境^[22][23]，理性充当旁观者与享受者，不愿自我行动，整治陷入“政府治理—非持续发展—影响面狭窄”的不良循环中。农民参与“缺席”是环境治理的巨大损失，导致人居环境整治动力不足，本文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事件深入分析青年精英参与乡村建设与治理的特性与优势。本文以湖南M自然村为例，探讨青年精英如何融合外源性资源与内生性动力，以破解当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困境，为乡村新内源式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1. 分析框架

剖析社会角色的关键在于“明确某一主体在特定社会状况下具体的存在形式、行为模式及功能发挥”^[24]，文章主要从“政策环境—关系网络—行动过程—成果绩效”四要素着手对青年精英参与乡村治理进行分析。

政策环境关注角色与社会政策所形成的宏观结构关系，侧重于青年精英在制度环境的激励与约束下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动，制度环境主要包括特定领域下的社会氛围与政策倾斜。关系网络关注青年精英与村庄各主体所形成的内生性的社会关系。行动过程重点研究青年精英如何带领村民主动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包括“组织形态”和“行动策略”两个维度。

成果绩效关注角色对社会产生的作用和价值，讨论青年精英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为村庄新内源式发展所奠定的社会基础：一是乡村关系网络的利用与重塑，表现为以目标交集为基础的多元搭接，使其基于人居环境整治共识形成的乡村治理联合体；二是村社组织的建立与培育，有助于整合村庄自治资源、培育村民主体意识；三是青年精英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契机孕育乡村新兴产业，形成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产业基础。

基于国家政策环境，青年精英在农村熟人关系网络中进行能人破冰，撬动村庄原始发展动力；青年精英链接外源性资源与内生性动力，使其形成良性的循环互动，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事件，为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奠定社会基础。综上，我们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来识别青年精英带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各项表征，同时探讨青年精英链接外源性资源与内生性动力促进乡村新内源式发展的作用机制。

2. 研究设计

2022年10月，笔者及所属团队在湖南M自然村开展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随后一直保持密切跟踪调查，对该村人居环境整治及新内源式发展进行深度剖析。收集的调研资料主要包括访谈数据、非正式跟进获取的谈话记录、当地政府网站、新闻报道、新媒体视频等。访谈对象包括以下四类人：青年精英、村民、村委会及地方政府官员。

本文在案例分析中遵循“外源性资源和内生性动力在青年精英作用下链接互动，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事件为乡村新内源式发展奠定社会基础”的分析框架。首先，梳理M村人居环境整治事件发展的脉络；其次，重点对青年精英的心理历程及行为过程进行剖析，总结青年精英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最后，通过分析事件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搭接，构建村庄内外条件与资源作用于村庄新内源式发展过程的机制图。

M自然村属于典型的中西部山区传统农业型村庄，隶属于Z行政村，行政村下辖三个自然村。村内大都为留守老人、儿童与妇女，资源较为匮乏，长期以农业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村内道路多为泥泞土路，很多房屋陈旧破败，公共场地等基础设施、农业经济、人均收入均在全乡排名靠后。在青年精英LY的带领下，村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且带动了产业发展，节假日入村人数500~600人，单餐饮收入每日就5000多元，现在村庄充满活力，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回流。

选择M自然村为研究对象适用性在于：一是该村新内源式发展特征显著，与本文研究场景契合度较高。M自然村通过青年精英带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注重对地方资源环境和特色文化的利用开发；M自然村以人居环境整治事件为契机，走上了一条重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道路，村民主体性凸显，村庄共识不断加强，带动新兴产业发展。

二是政府等外部主体并非发挥主要作用，而是在整个过程中以不同的帮扶形式推进M村的发展，政府充分尊重村庄的自主性。三是该村的熟人社会特征明显，面子观、人情机制、血缘关系等在M村有丰富且具体的体现与表达，这对理解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下，探索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等多项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四、青年精英返乡创业链接内生性动力与外源性资源

1. 内生性：熟人关系网络下的青年精英

由于LY的事业成果及资产积累，他于2021年底带着思乡心切的父母回到家乡，最初的想法是依托家乡的自然风光，把自家老房进行修葺改造成民宿。老房按照民宿进行改造，且融入乡土自然元素，改造后的老宅、庭院干净整洁且美观，成为村里的大新闻，村民“感到特别新奇”，都夸房子、庭院收拾得“干净好看”。

自家房子改造完成后与村庄脏乱的环境形成对比，LY决定“为家乡做点事情，力所能及地把村子进行改造”，于是与其父亲以自家为中心开始整治周边环境，自己花钱为村里改造了一段田坎路，由于经费有限，劳作都是亲力亲为。青年精英LY多是为了社会性收益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在这种非物质性营利的加持下，在自然村内更容易形成一致的价值认同。

在改造初期，随着范围的扩大，同样会遇到村民阻挠等阻碍，但由于M村是以宗亲为基础的自然村，村内大都为L姓，是典型的农村熟人社会，群体之间血缘关联较大，相较于村民与体制内政府官员的对立心态，青年精英作为“自己人”，与村民沟通起来所产生的时间、精力、资金成本更少，也更易于成功。

“都是一个村的，看着他长大，和他家还能扯上亲戚，知道他的性格与为人，心眼不坏，拆了就拆了，为村子做事，也就算了。”（村民LMK20221012）

非体制内的青年精英由于没有正式身份和责任，因此具有表达社区利益的主动性，为村庄带来更多的创造力。LY之所以能顺利解决整治中的冲突与矛盾，一是依托自然村的熟人社会网络关系。二是村民讲究面子，顾及众人道德伦理的制裁。三是村委会协助调解。

“大多数的矛盾都是LY自行调解的，协调不了的，我们村委会协助调解矛盾，LY做的事情正是我们村需要做的，村委会肯定在各方面都支持他。”（村支书LJY20221012）

四是LY的个人能力与信服力。在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中降低了沟通成本，加之LY具有较强的领导与管理能力，因此调解大都能达成满意结果。

2. 外源性：专业优势倒逼政府资源输入

山区传统农业型村庄开展面向农民生活的治理困难重重，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行政投入及挑战，由于专项资金有限，地方政府难以对所有村庄主动投入资源用于人居环境整治。34岁的LY，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视频拍摄、宣传包装工作，在相关领域工作12年，洞悉当下短视频的流量优势，通过专业策划视频主题，以自身形象塑造宣传品牌，在新媒体中带火M村。

“当我决定改造村子环境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短视频的爆火点是什么，利用专业优势精心策划主题，把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形成素材，剪辑发布视频，使我们村子在网络走红，倒逼政府的资源输入。”（青年精英LY20230910）

在国家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背景下，M村所属的地方政府积极制定相关政策，统筹各种资源，多措并举，以奖补资金的形式对M村在整治过程中产生的材料、机械费用等进行部分资助，多项目叠加以扩大资金输入，如通过乡村振兴局、交通局为村庄污水处理、厕所革命、道路改造提供资金。

同时政府加大对M村的推广宣传，通过官方媒体塑造青年精英“领头雁”“反哺家乡”的形象，吸引周边市民前往该村观光游览，逐步扩大青年精英及M村的影响力，为后期吸引更多资金、发展新型产业奠定基础，建立国家与村落社会“互动共治”的治理体系。

“村子能有今天的发展，重要的一点是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时代，乘着这股东风让我们走得更稳、更远。建设家乡我一个人能力有限，县乡村振兴局了解我的情况后，决定在我们村开展试点建设，投入专项资金进行人居环境整治。”（青年精英LY20230310）

3. 返乡创业：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双丰收

青年精英LY通过返乡创业，成功地成为村庄“领头雁”，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主观意愿，精英愿意为村庄发展做贡献时，才会在实际工作中不计个人得失，将个人资源与村庄资源进行捆绑，灵活融合内外资源。二是兴趣爱好，一个人只有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才能发挥出更大的能量，通过实践个人兴趣以实现人生自我价值。

三是吃苦耐劳，乡村建设与治理是烦琐与艰辛的，青年精英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力与激情才能坚持每个环节的全身心参与，以确保乡村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四是村民信任，精英通过道德水平、文化与经济地位的结合建立权威，依据“好德行、有才能、口碑佳”以及为当地所做的贡献被村民认可，从而相互信任、建立合作。

青年精英在乡村建设中获得社会地位的同时，也获取了经济利益。青年回乡是结合乡村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的一种理性返乡创业^[25]，在乡村创新性地采取差异化创业模式，这与乡村传统产业成长的过程不同。

“我现在在村里经营一家农家乐，每到周末，M村游人如织，忙得连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下一阶段我计划建几栋民宿，以满足游客留宿M村的需求。”（青年精英LY20230310）

五、青年精英激发村民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1. 村社组织：乡村改造义务小分队

LY首先向村支书阐明自己的计划与目标，劝说村支书能加入其中，一心想为村庄干实事的村支书，见LY父子自费且每天劳作整改，于是便加入一起劳动。村支书的加入，使得LY的行为有了“公信力”。LY因每天剪辑发布视频，需要拍摄大量素材，在完成村庄部分公共环境改造后，现有团队在LY的计划下主动为村民私人领域进行整改，主要包括废弃物清理、墙面粉刷、修建篱笆等。

即便是以宗亲为基础的自然村，村民还是会呈现“慢热群体”的特质，对其进行循序渐进的引导是一段艰辛的过程。起初村民对LY父子及村支书的行为很不理解，即使修整私人领域，房屋主人还是会表现出冷漠的态度，连续几天的整改才能逐步感化该村民，使其主动加入团队，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忙的村民越来越多。

当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阈值超过临界值时，其他个体会相继参与到集体行动中^[26]，随着“小分队”成员不断扩大，依靠宗亲关系网络的强大吸力，几乎吸纳了全村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

以组织化为载体的使命式参与，是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效性与持续性的可能路径^[27]，LY顺势组织村民成立了“乡村改造义务小分队”，成员主要是村内留守老人，年龄在50~70岁。“小分队”的组织制度，如工作时间、人员及纪律等，靠内部关系形成的“软制度”进行约束，通过内生性规则内驱村民自觉遵守，实施起来也更具人情味。

“早上8点钟村里的义务改造小分队就准时集合了，自发自愿参与义务改造，一直到下午5、6点，每天都是如此。”（村支书LJY20221012）

靠内部关系维持的制度，需要定期“翻炒”加强才能保持可持续的生命力。M村强化内部关系的重要方法是“每天参与劳作的成员一起用餐”。中国人的感情在餐桌上更容易加深，在这种每天重复的仪式下，村民之间的关联更紧密，各项工作也愈加顺利。青年精英在自然村内通过情感治理技术很大程度消解了乡村治理中的各种潜在矛盾，同时在乡村内部合成积极和谐的情感认同，使村社组织保持稳定、高效的运作。

2. 行动策略：自建设、自宣传

①自建设

M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最大特色是村民自主建设村庄，土生土长的LY充分尊重村民生活习惯、保持乡村特色，提出适合M村的环境整治规划方案。采用M村盛产的楠竹及废弃材料，在得到村委会及村民主体的认可下开始实施，且村民不索取任何工费，使有限经费能发挥最大价值。

“村里有条30多米长的护坡，遇到下雨天容易滑坡，村民义务施工，通过3天时间改造，用青石包裹的护坡变得更加漂亮和安全，M村义务施工队一天最多会有30人一起干活。”（青年精英LY20221012）

小分队在LY的带领下，对整个自然村进行全面的改造，使其成为一个能吸引年轻人居住、娱乐的山村。

村民由于改造过程中亲身参与，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倍加爱护。同时，村民环境意识也得到了提升，有强烈的意愿维护整治成果。在成果维系方面设定包含以村规民约、轮值的“硬制度”，也包含由人情、风俗、礼法等乡村文化为基础的“软制度”，乡村文化通过价值内化增强农民的环境意识，激励他们参与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行为^[28]。“软”“硬”结合使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既能有章可依，又使约束规定富有人情味，符合村庄礼法治理基色，通过最低的成本达到可持续性的整改效果。

②自宣传

M自然村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LY抓住新媒体传播优势进行自主宣传。由于LY在抖音记录乡村改造，视频内容引起广大网友共鸣，粉丝量激增到32万，M村在LY的努力下，悄然走红网络，引起广泛的关注。

“第一个乡村改造视频发布后，迅速走红网络，短短一个月，总播放量3400多万次，获赞57.3万，单个视频播放量最高1423万次。”（青年精英LY20221128）

青年精英主要通过短视频进行记录宣传，在视频开头、结尾都会有固定的口号“走！干活！”“用创意点亮乡村生活！”，在拍摄中干再脏再累的活，LY都是一袭白衬衫出镜，以真实又具特色的视频风格重新定义了M村印象。

“短视频平台，让我和我的村子出圈，这是我们村子发展的重要因素。”（青年精英LY20221128）

在新媒体流量效应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开始关注M村的改造过程，包括各层级政府部门、高校、外部企业等，如一家新能源企业看重M村的宣传效应，为该村捐赠太阳能路灯。

在政府的支持下，更多媒体开始报道该事件，“返乡小伙自掏腰包改造乡村”“返乡青年组建义务施工队，建设美丽乡村”“义务改造村容，让边远乡村蝶变网红村”……此类新闻报道在网络上不断增多，成功塑造了青年精英“反哺家乡”的形象。“小分队模式”“M村模式”迅速深化宣传，这种正向的连锁效应让M村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且带来更多的资源。

六、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社会基础

青年精英通过带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改善了村庄的生活、生产、生态条件，提高了村民的综合素质，还因此促进了村庄其他方面的发展，如多元主体间的搭接合作、村民参与式自治、发展新兴产业等，使村庄能自主造血，为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1. 重塑关系网络：搭接多元主体

首先是政府通过返乡青年使国家资源得以有效运用，发挥资源最大价值。乡村形成可持续发展态势是国家对乡村的自治期望，与村民参与式环境整治事件之间具有目标交集，促进政府与村委会及青年精英的协商与合作。

“M村在短时间内有今天的改变，离不开政府对道路、污水集中处理、亮化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乡党委书记CXQ20230310）

其次是青年精英与村委会的合作。由于人居环境整治是国家大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是政府对村委会的要求，使村委会以多种形式对返乡青年予以支持，并建立合作关系。返乡青年由于社会网络广泛、交往对象多样化，能为村委会开展乡村治理提供更便利的资源，进而促进村庄的正向发展。村支书与返乡青年共同整治，且村委会成员全程积极参与，“民间行为”加入“公信力”促使村民纷纷加入；村委会向下表现为协调整治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向上表现为项目申报以争取政府更多的资源输入。

最后是青年精英与村民的沟通协作。青年精英先通过在私人领域中进行环境改造，让村民直接感受到自家领域整治后的效果差异，催发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返乡青年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对公共空间开始整治，且承诺对每家每户的院落都进行设计施工时，村民便会积极响应支持，然而经费紧张、短缺，为了让自家领域也能共享整治红利，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促使村民自觉参与其中，当村民利益与村集体利益高度凝结时，可以激活村民内生动力参与村集体事务。

青年精英作为“领头雁”在整治过程中得到了广大村民的认可，使其在村庄其他领域都能形成号召力，通过村民的群体意愿推进乡村治理与发展。

2. 组建村社组织：助推乡村自治

治理模式核心应当从“服务人”转向“改造人”，村民意识改变既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目的，也是其模式成功的主要因素。

“全村的团结与齐心，是我改造的最大的动力，通过这大半年来全村乡亲们自发、积极、主动参与的乡村改造行动，有效地提高了全村百姓的凝聚力，打破了以物质为动力的界限。”（青年精英LY20221128）

M村在LY的带领下，通过人居环境整治激发了村庄内部强大的内生动力，村民凝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当村民凝聚时，自治才能在实质意义上顺利开展，村庄由内而生的自主管理与发展才是国家殷切期盼的乡村自治。

小分队会主动帮村民修葺危房，即便户主长期在外，依然会对其住房及院落进行改造，在农忙时节，小分队参与农事共帮等都表现出乡村自治的内涵。M村村民共同的精神追求逐渐清晰——发展更好的乡村，一起奔向致富。

“村民团结和谐的氛围越来越好。今年春节我们全村一起过了年、一起吃年饭，像家人一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青年精英LY20230206）

“精神共同体”为村庄其他领域的发展持续提供动力，M自然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加强了村庄内部关联，通过村庄治理、产业联合、精神认可，形成了一个高度凝结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关联强健推动村庄振兴。

3. 孕育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增长

一是发展乡村旅游。在全村上下近一年的共同努力下，M自然村完成道路、保坎、绿化、亭栏、停车场、房屋改造等各类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美丽乡村初具雏形，吸引周边市民参观打卡。LY顺势带领村民修整了更多停车位、公共休闲平台及凉亭、柴火灶等，为今后乡村旅游规模的发展做足准备。

“以前是老百姓有东西卖不出去，现在村子人居环境整治好了，每逢周末村里一天就有几百人流量。老百姓的农副产品如鸡、鸭可以在家门口变现，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乡村旅游成为村庄新的经济增长点。”（村支书LJY20221012）

二是直播带货。LY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宽农副产品销路，通过抖音助农直播帮助本地村民销售农产品，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产品的线上销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第一次抖音带货是卖黄桃，没有什么经验，只会对着屏幕聊天，但是2个小时就卖出1600多斤，对于第一次直播带货的成绩我挺满意，新媒体一定是三农嫁接的最好桥梁！”（青年精英LY20230310）

三是留守劳动力再就业。LY形成社会影响力后，周边村庄的人居环境整治会优先考虑LY的团队，现如今LY同时承包了多个乡村环境整治工程，带领村里的留守劳动力再就业，且LY团队的整治风格获得外界一致好评，施工队已逐步成为品牌，持续扩大影响效应。LY不仅实现了自己返乡就业，还解决了全村留守劳动力的再就业，为村民带来实际利益。

M村充分盘活本村现有资源，多路径争取政府专项资金、扶持资金，为乡村多方位建设提供支撑，通过推进基础设施，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营造能引起共鸣的乡愁景观，吸引更多具有家乡情怀的年轻人回流，有助于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问题。现如今的M村以全新的态势进行发展，村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带动年轻人回流，年轻人回乡带来了更多的专业技术与新发展理念，人才回流是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杠杆。

七、结论

乡村治理中村民自主参与的过程是多元行动主体功能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社会与村民互动的变革过程。本文通过对M自然村的案例研究发现：

第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需要村民主动参与，缺乏村民行动的治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居环境整治，应该通过挖掘、激活当地人的生活智慧来解决环境问题；

第二，青年精英可以在熟人社会场域下基于个人特征及资源禀赋激发村庄内生性动力，在自然村空间范围内，血缘、地缘关系可以使青年精英降低沟通成本，扩大影响范围；

第三，在政策友好的外部环境下，政府在不同阶段采取相应的扶持方式，青年精英对内、外资源进行链接，使其互动互生，从而高质量、低成本地完成乡村建设发展；

第四，在乡村治理中对乡村关系网络进行重塑、成立村社组织、孕育新兴产业，为村庄的新内源式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该作用机制可以在政府的引导培育下进行有效推广，通过以下三点有助于政府对该成功案例进行社会化“生产”。

首先是民办公助推进乡村治理。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农村治理结构的良性运行，有赖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国家对于村落社会的过度嵌入，或村落社会的完全自治在现实社会背景下都不可行，在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层面，政府和村庄之间的高度合作是必需的。

农村建设发展需要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村庄的“新内源式发展”可以在有限的资金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大力扭转村民不配合而造成资源浪费的景象。国家资源输入目的是激活自治而非替代村民自治，需凸显国家资源输入过程中村民的参与权利，“民办公助”而非“政府包办”应成为资源下乡的主要实践样态^[29]。

其次是青年精英需利用好自然村的熟人社会关系。行政村虽然是政府在基层自治的单元，但因规模普遍较大，自治难以得到充分的展开^[30]。行政村体制内的自然村规模较小，具有高度的血缘关系，聚落形态较为集中，通过具有乡土意义的秩序规范，使自然村内各种非正式治理主体能共同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推动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31]。

村庄公益事业如人居环境整治可以从村委会进行权力下放，即行政村负责所有自然村的行政管理，而青年精英首先在自然村内学习实践，使自己能在乡村社会中快速成熟、提高办事成功率。

最后是精英培育。不是每个村庄都能像M村一样出现青年精英LY，但LY是推动M村新内源式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也许难以找到其他集优秀品质于一身的“LY”，但却可以培育一个团队集合“LY”所有的品质，以团队精英代替个人精英，使“LY”不再具有特殊性，而具备可造性。当村庄具备个人“LY”或是团队“LY”的精英条件时，便能实现M村模式的推广。

政府需要充分利用村庄年轻人群体的资源，无论是村内留守还是流动在外，都需要对青年资源进行整合，熟悉掌握村内年轻人的现实情况及特性，建立微信群，在此群体中发现精英、培育精英。年轻人一般具有较高素质，通过村委会及领头精英的呼吁号召，基于家乡情怀的年轻人大都会捐款捐物积极响应村庄建设，以此获得村庄建设的启动资金，再通过领头精英策划带动引入更多资源，以实现M村模式的成功推广。

当前，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美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需要“硬件”与“软件”两手抓。重点建设任务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的优化，农民就近从业空间的拓宽，以及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M村人居环境整治积极回应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要求，不仅对村庄人居环境进行了大幅度改善，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前的就业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青年精英作用下形成了新内源式发展与“和美乡村”内涵高度吻合，村庄内生动力持续加强，村民共同体意识高度凝聚，乡村治理效能大幅度提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20年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心的变迁及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ASH0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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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谢小菲（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卢春天（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原文标题：《青年精英与乡村新内源式发展——基于湖南M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