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小土豆”勇闯大东北，背后是当代青年所向往的“仪式脱贫”

淄博烧烤走红网络，作为一种以青年为主体参与的社会现象，类似青年面对意义贫困时的集体性仪式活动。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青年群体在涉及个体、家庭和工作方面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诸如佛系、躺平、摆烂、社恐、“四不”、工作无意义感等负面情绪，并引发全社会对其意义感问题的广泛讨论。在学术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两个主题。

一是围绕“内卷”背后的工作无意义问题，抽象出意义贫困概念。如项飚认为，当下青年在系统中工作和生活，个体亦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青年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贫困，而是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之间断裂而致的意义贫困。朱健刚认为青年工作中的意义贫困是人被技术取代的劳动异化所致。全燕与李庆认为，意义贫困是互联网算法的加速逻辑入侵人们的生活世界所致。

二是聚焦数字时代的意义感主题，并着重讨论意义感缺失的原因机制。如樊浩认为，人类文明由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构成，而当下的民众的意义感缺失是现代化中生活世界对意义世界的消解与僭越所致。邱泽奇认为，现代社会的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的连通性，意义感缺失是在个体从“灵肉俱在”到“灵肉分离”的结果。王小章认为，当下社会的意义感缺失是作为传统意义感解决方案的宗教与生命快感放逐失效所致。周晓虹则认为，意义感缺失是现代经济繁荣与数字化中意义感被抽离的结果，并以无聊为核心表征。

意义贫困作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相关研究虽提出了不同的概念与理论工具，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成因机制，但在核心概念及其理论建构上仍有待深化。首先，意义贫困在概念专业性与理论生长力方面较具潜力，却在理论建构方面严重不足。该概念由项飚在一篇访谈中提出但未能深入阐释，而其他研究在使用该概念时直接取其字面意涵，亦未进行理论说明与推行。

其次，意义感缺失或无意义感是描述性概念，是意义贫困的一种心理表现，仅强调意义感容易滑入对个体认知和感觉的哲学讨论中，忽略其背后鲜活的社会观念和实践问题。

再次，当今以集体意义为核心的强范式文化社会学在社会意义研究领域有着良好的契合性，经典社会学渊源和当代理论推进可以为意义贫困的理论化工作提供概念工具。本文将在文化社会学视角下，以纾解意义贫困为问题意识，在社会意义的结构及其象征运作中探析当下青年意义贫困的原因，并以淄博烧烤为案例观察青年的仪式化脱贫实践及其效果。

一、社会生活的意义结构及其仪式运作

在社会生活中，个体的意义获得是其不断融入社会的过程。质言之，社会意义与社会化问题紧密相关，并可回答社会何以构成之问题。而在特定社会文化圈中，社会意义的获得都是在意义结构中或意义系统中实现，甚至可以认为个体是按照特定的意义剧本来行动以获得意义。因此，对社会意义的讨论必须要深入到意义结构及其运作中来。其中，意义结构可对应于观念层面的意义构成，这便涉及意义贫困的内在发生机制，而关于意义的社会行动则对应于仪式化的象征行动。

1. 社会生活的意义结构

社会意义以结构化的方式存在，并且在个体社会意义的不断实现中形成了个体与社会进步、融合的文化动力。对于社会意义结构，代表性研究主要从时间角度切入，认为意义在历时方向上绵延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接，而在共时方向上发生于个体、人际以及阶层、圈群之中。

这一观点虽然体系完整，却无法涵纳意义从个体到社会间互动的动力特质，亦无法穿透特定社会内部复杂多元的意义生态。有鉴于此，本文倾向于在历史性视角之外，主要考察意义结构在宏观上的多元杂糅，以及其在微观层面的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连接问题。

从宏观角度来看，社会生活的意义结构主要体现为不同意义系统的交糅共存。一个社会的稳定团结需要以特定意义系统为主导，亦可称主导意义系统，并以众多相互补充甚至对抗的次属意义系统为辅助。换言之，意义结构在构成上表现为以少数特定意义系统为主导，同时包含诸多次属意义系统的结构化状态。

最终，不同意义系统在冲突、融合中构成了社会观念，进而又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组成，即格尔茨所谓的“意义之网”。施瓦布对此亦有形象比喻，他认为，社会像是通过无数将人们缠绕包裹在一起的线团结合在一起，而这些线团就是社会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围绕这些线团不停地旋转。但当人们想摆脱或是打破时，就会感受到其真实和有形的力量。

从微观视角来看，社会意义系统的结构则相对一致，并可区分为工具性意义和价值性意义（或终极性意义）两种。这一区分非常基础且普遍，其中工具性意义对应一般层面的生活意义问题，即对应“为什么而做”，尤其是能获得什么特定利益的意义。由于资本可谓人类社会最基本且普遍的意义形式，因此根据布迪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区分，我们可以将工具性意义划分为三种基本形式 ：

经济资本意义、文化资本意义和社会资本意义，并分别对应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工具性意义有着可量化的理性化特点，且其实现往往意味着个体的资本量增加或超过他人。与之不同，价值性意义则对应于终极性的生命意义，即关于“为什么而活”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价值性意义主要由宗教信仰和各类主导性的价值观体现出来。相对而言，价值性意义难以量化，并有着非理性特点。

就二者关系而言，在特定意义结构或系统中，价值性意义是工具性意义的目的和方向，而工具性意义是价值性意义的工具和方法。二者以链条的形式构成人们社会生活意义实践的路径与方向，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提供安身立命的意义指南。这一结构化区分非常基础且普遍，在理论方面，如韦伯在对社会行动、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的理性化讨论中提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实质理性，都是基于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区分。

其中，工具性重在理性的效率计算和目的达成，价值性则重在信仰和终极意义追寻。又如罗克奇在其价值系统理论中认为，各种价值观按一定的逻辑层次连接。在经典的“罗克奇价值观调查表”中，他将这一结构区分为终极性和工具性价值观，终极性价值观便对应于此处所探讨的价值性一维。在现实中这一区分亦广泛存在，例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以“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为代表的社会观念，便是一种强调以经济生活的工具意义的实现来服务于家庭的价值性意义的意义结构。

综合来看，价值性意义是人们信仰层面的终极意义，是对“为何而活”的终极追寻，例如宗教信仰。而工具性意义则是“为何而做”的意义，一般可具体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活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工具性意义以理性化为内核，对应“为何而做”的问题，并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各类资本的增加以及超越他人的意义。相对而言，价值性意义则无法量化与比较，且具有感性化、社会化特点。

就其关系而言，二者缺一不可，紧密结合，二者的连接可构成一种社会动力系统。在抽象的结构之外，社会意义在具体层面是以象征的形式存在与运作，其中意义系统体现为各类符号系统，而其对应的社会行动则体现为作为象征行动的互动仪式。特定意义系统下的集体仪式有着再现、建构和传递社会意义的作用。

2. 仪式与社会意义建构

意义的抽象性使其在现实中只能通过符号来表征。无论是工具性意义还是价值性意义，个体的意义获得都需要通过一套象征性的社会仪式来完成，进而最终建构并传递社会意义。即便具体如金钱的经济资本，行动者也需要通过符合特定工作意义系统的象征行动来完成特定内容以实现特定的社会意义，进而获得作为纸币或数字货币的金钱象征。

在文化资本意义获得中，类似文凭获得所需的学习、答辩和学位授予仪式，更是凸显了特定社会意义借由各类仪式来传递的过程。而在人际互动的社会意义获得方面，正如西方符号互动理论所指出，人际交流实际上是通过符号来交流意义。正是在微观的互动中，社会通过传递其神圣性而进入个体。

仪式是一种象征行动，而这种象征性既存在于诸如宗教活动类的正式仪式中，也存在于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在宗教仪式层面，涂尔干认为宗教是一种结构化意义系统，并由神圣与凡俗两种符号体系建构而成，而仪式便是人们在面对神圣时的象征行动。维克多·特纳从结构和反结构角度对仪式的表演进行了重点考察，并提出了社会戏剧理论。

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层面，戈夫曼、亚历山大、柯林斯等学者都在不同的思想脉络中讨论了日常社会行动的象征性与仪式性，尤其强调了表演性特点。例如，戈夫曼认为表演是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互相产生影响的一切活动。简言之，人际互动即表演，并体现为剧班、区域、不协调角色、角色外沟通和印象管理等要素。亚历山大则认为人类的社会行动即表演，而表演可理解为在特定意义结构下建构并向观众传递社会意义的象征行动。

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是行动者基于资本和情感交换进行的日常程序化活动，并包括两个及以上的个体聚集在同一场所，对局外人设定界限，有共同的对象或活动焦点、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和情感体验几部分。而成功的集体互动仪式可产生基于集体情感的群体团结、个体情感能量、代表群体的符号和道德感。

在界定了仪式的象征行动属性后，还需要明确其社会意义建构和传递机制，而这便突出表现为仪式的中介作用，即在仪式过程中，人们达到某种特殊状态或者获得某种情感能量的过程性或阈限性。实际上，情感能量的过渡状态一直被不断提出，如涂尔干在对集体欢腾的讨论中提出“理想化世界”状态。

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是社会作用于人，从而激发出了强烈情感的表现。在此仪式过程中，人们会感知到只有此时此刻才会产生的情绪，感觉到自己被升华并使周围环境发生改变。这一超越性感觉是人们在凡俗生活之上又设置了一个理想化观念世界的结果。

范·杰内普强调“通过仪式”的功能，即仪式在分离、过渡和重新聚合中为行动者带来政变。特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共域概念。他认为公共域是一个抽象化的开放、自由、平等、理想化、充满奇迹的社会形态，它能使行动者摆脱原有的社会地位并常带来根本转变，且暗含着对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因而具有反结构功能。

巴赫金在讨论狂欢时提出，人们在狂欢仪式中会进入“第二生活形式”。在这里，基于财产、等级、年龄等现实社会结构区分的边界被逾越，人们进入了一种人人平等、自由、资源共享的乌托邦世界。而亚历山大则在社会表演视角下，强调再融合观点。他认为，正是通过对分化的演员、集体表征、符号生产的方法、舞台布景、社会权力以及观众的再融合，社会意义才得以建构和传递。

总之，作为一种象征行动，仪式既包括类似宗教性的正式仪式，又包含日常生活的互动。在以理性化为基础的祛魅和世俗化过程中，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更常见的是日常化的互动仪式。仪式的效用机制是在分离、过渡和重新聚合中，经过特定仪轨的流程（如通过、阈限、过渡、再融合等），进而在某种特殊的情感状态（如欢腾、癫狂、附身等）中，对社会意义系统实现再现和再建构（如反结构功能）。而正是通过不同类型的仪式，社会意义才能够得以再现、建构和传递。

二、当代青年的意义贫困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与理性化发展，虽然物质水平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但是意义贫困也日益成为一个显著而重要的问题。由于青年处于社会化的关键转折期，面对成家立业、出人头地等重要人生课题，其意义贫困问题尤为突出。

当青年群体个体情感体验和社会意义的强烈需求无法满足时，往往会通过追求差异化的次属性意义系统，并借助集体仪式来建构、传递特定社会意义以纾解其意义贫困困境。在线上线下社会流动性增加的背景下，身处不同社会位置个体间的彼此能见度提高，相对意义贫困也愈发显著。

1. 意义贫困与相对意义贫困

意义贫困是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关系日趋紧张的必然结果，其基本意涵在于个体与社会关系发生异常时，个体在社会中无法通过获得工具性意义而实践价值性意义，即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之间的链条出现断裂。需要指明的是，由于社会意义系统多元并存且有着主次之分，因此意义贫困主要是指个体在主导意义系统中的工具性与价值性意义连接的断裂状态。就其种类而言，由于个体社会意义实现是在社会中完成，从个体与社会关系来看，可大致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个体太过投入社会导致自我价值削弱，如大义灭亲、公而忘私等。二是个体拒绝甚至脱离社会，如各类反社会问题、自杀问题，如涂尔干的失范理论即对应于此。三是社会过于紧密地束缚个体，导致个体的主体性降低、价值性丧失，如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韦伯的铁笼隐喻即对应于此。四是社会过于松散地连接个体，导致社会团结度降低甚至解体，如面对改朝换代、社会动荡时，其社会成员不得不遭受流离失所的境遇。

尽管有以上四种情况，但由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发展以及个体化趋势强化，当今现实中较为常见的意义问题体现为社会过分扼制个体以及个体脱离社会两种。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社会生活中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连接的路径皆出现断裂，进而导致意义贫困。需要注意的是，意义贫困与经济贫困有相关性却并无因果性联系。

换言之，经济贫困可能导致意义贫困，但只要个体在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之间的链条没有断裂，仍然不会陷入意义贫困。相反，即便一个社会经济水平再高，由于缺乏价值追求而导致的意义贫困问题亦不少见。在业已实现全面脱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背景下，经济贫困与意义贫困将在一定时期内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或者说，在当下以及未来，意义贫困都将是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在个体层面，意义贫困的基本表现是个体无法自洽的消极、内耗状态。这一方面体现为对社会生活不同程度的拒斥，即在观念中认为工作生活没有意义，不愿意也不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在行动中缺乏能动性，上述躺平、摆烂、“四无”青年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体现为个体内部的自我消耗，如焦虑、纠结、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等，这些心态亦是意义链条断裂后的个体难以在社会中获得所需意义感的表现。

由于意义贫困不仅涉及个体的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并且关涉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是否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如婚恋、生育、工作等重要现实问题，因此探讨和解决意义贫困，对青年自身和社会的良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此外，意义贫困亦有程度之分。虽然目前尚无可量化的测量方法，但不同程度意义贫困的区分是可以细化拓展的，针对不同程度意义贫困对象采取不同措施的意义扶贫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相对意义贫困是个体因社会比较而导致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链条发生断裂的状态。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在的时空范围、文化圈层都对个体有着一定的保护作用。总的来看，个体只要按部就班地生活便可大致实践社会意义而达到自洽状态。不过，个体因主动或被动的时空变化，在遭遇文化层面的观念冲击时也会在对比中产生意义贫困，这便是相对意义贫困。

现代社会的相对意义贫困问题正日益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阶层区分显著甚至趋于固化的现状下，不同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有着显著差别，而一旦对比发生，较低阶层的群体可能因为难以拥有与较高阶层群体一致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感，从而在工具性与价值性意义连接方面出现问题。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性增长导致社会对比增加。随着网络、交通等技术的发展，在物理的、表征的和实践的社会流动性增长中，身处不同社会阶层与意义系统个体间的相互观察与交流日益频繁。

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意义比较而产生的相对意义贫困也由此凸显。尤其是在当下网络社会中，不同阶层、文化圈层主体间彼此的能见度提高，而网络的流量效应又偏向于各类具有较高工具性资本的个体及其生活方式与内在价值观的展演，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在对比中抬高工具性意义的标准，并受不同价值观冲击而产生相对意义贫困。

2. 青年的意义贫困

青年所处的过渡阶段使其成为意义贫困的典型人群。对当代青年而言，其在社会生活中面对的主导性社会意义系统，是以成家立业与出人头地为代表的社会化自我实现。成家立业和出人头地需要青年在工具性意义上具备一定的经济资本（如房产、车辆、稳定的收入）、文化资本（如教育文凭、专业技能、良好品性）、社会资本（如广泛稳固的人脉），并在社会层级上尽量胜过他人以处于较高位置。

而在价值性层面青年需要认同和接受以家本位为主导的价值观，即将个体的终极意义实现内化于家庭再生产之中。当代青年努力在学业、职场、家庭方面达到甚至超过主导意义系统的要求，但由于工具性意义的标准不断提高，价值性意义日益多元，社会流动与对比不断增强，意义贫困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

首先，现代社会中主导意义系统的工具性意义实现难度增加与价值性意义日益多元。青年面对的主导意义系统一般是成家立业与出人头地，作为初入社会的群体，作为学生、职员、家庭成员的青年，被督促尽快完成学业、谋得工作、成立家庭，并不断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文化资本方面获得提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符合社会期望的工具性意义标准也不断提高，例如结婚的要求和花费的提高。与之相对，在失业率攀升、职场与学业内卷中，青年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增加以及超越他人方面的难度也不断攀升。

在价值性意义层面，青年的价值观常处于多元变动状态，极易受到不同价值观影响。特别是在与消费主义、个体主义以及其他流行价值观的接触中，一旦青年在主导意义系统中遭遇困境，便可能选择次属意义系统来寻找意义，进而对主导意义系统产生不同的认识。

其次，工具性与价值性意义脱节的意义贫困日趋显著。在沉重的社会化压力下，青年的第一类意义贫困是由社会过度裹挟所致。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的工具意义异化问题，即过分强调工具性意义以致价值意义被遮蔽。例如当代社会理性化的一大表现就是各类工具化的 KPI 指标不断提高（不论是工资、消费还是颜值），各种区隔甚至鄙视链的产生导致青年压力增加，进而在内卷竞争中丧失价值感。

另一方面是社会既定价值观对青年的过度裹挟，如面对传统家本位思想，青年的晚婚、不婚、丁克等差异化婚育选择常常遭受巨大的社会压力。第二类意义贫困导源于青年与社会关系过于松散甚至脱离社会，即由于个体主动脱离社会，拒绝或无法在社会生活中实践社会意义，因此无法在社会中获得工具性与价值性意义。例如，“三和大神”就是在脱离故土社会，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状态下不时选择躺平的群体。

再次，在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性增加中相对意义贫困加剧。由于当下城乡差距以及社会阶层差异显著，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青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着明显的差异。加之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增强，尤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短视频、直播的飞速发展，不同社会阶层青年在网络中的彼此可见性提高，相互交流增加，这使得在原生社会系统中相对自洽的青年在对比中产生相对意义贫困。

尤其是在出现阶层固化、资源分布不均时，处于社会金字塔中下位置的大多青年在面对网络中充斥的上层青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表征时，相对意义贫困随之产生。例如在后浪的讨论中，由于新媒体过于凸显精英青年的生活方式，而导致不少普通青年在对比中萌生努力无用、灰心丧气，甚至抱怨社会的情绪。

不过，即便意义贫困突出，整体而言，青年依然是对社会意义获得以及高情感能量体验最热衷的群体。因此，当其在主导意义系统中遭遇意义贫困时，便会努力在次属意义系统中追寻社会意义。例如近年来流行的漫展、电竞、音乐节、土味文化等，都是不同青年建构特定意义的典型现象。与此同时，由于青年有着单纯追求另类、快乐等特点，尽管这个群体不断创造热点、追逐建构意义，但却由于难以在主导意义系统中建立工具性与价值性意义连接，而难以真正实现意义脱贫。

三、意义脱贫的仪式建构 ：以淄博烧烤为例

如上所述，由于在主导性的成家立业、出人头地的社会意义系统中面对不断增长的意义贫困，青年借助于次属意义系统来获得社会意义的象征行动便随之产生。近年来，适应于青年的集体活动热潮此起彼伏，如各类网红打卡、音乐节、网络亚文化等集体活动。淄博烧烤只是青年在次属意义系统中寻求快乐以缓解意义贫困的象征行动之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选择此案例有两点考虑 ：一是淄博烧烤线上线下的流行性，二是其火爆后迅速遇冷，比较能代表当下网红类流行热潮的更迭状况。

1. 作为次属意义系统的烧烤文化

烧烤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分布广泛的美食形式。享受美食是人类普遍的口腹之欲，其意义不仅在于满足生理需求，还往往附加了重要的社交、娱乐意义。伯格和卢克曼认为，人类现实是社会建构的现实，而烧烤正是在多方面因素的社会建构中才得以流行。

一方面，物质经济水平提高与社会观念多元开放催生美食文化崛起。如前所述，在生活领域，中国社会主导意义系统一般以成家立业和出人头地为代表，在该系统下获得社会意义需要倡导勤奋工作、俭省节约、克制自我与为了家庭自我牺牲等品质，强调个体享受的生活方式往往被压抑甚至污名化。

不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美食文化不断正名，强调口味和气氛的“烧烤”逐渐取得“社会合法性”。在世界范围内，烧烤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美食，尤其是聚会食物的代表，例如西方经久不衰的BBQ即是烧烤的典型。在中国，烧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流行。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以肉食为主的烧烤价格超过了多数人的接受能力。

另外，提倡勤俭过日子的主导意义系统，也不支持频繁烧烤以享受美食的社会观念。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与个体收入增加，以及个体主义、消费主义、底层文化的发展，享受美食才逐渐成为一种“天经地义”。适合家庭、好友聚会，氛围轻松热闹，充满底层市井烟火气息与社交属性的“烧烤”，逐渐火遍大江南北。

另一方面，媒体、商家、政府、民众的共同建构，促进了美食文化的崛起。在媒体方面，近十余年来，以《舌尖上的中国》（2012）、《人生一串》（2018）、《风味人间》（2018）及其续集等为代表的国产美食节目，将食物由果腹、解馋功能，向人情味与中华美食文化连接的方向建构。颇具地域性特征的烧烤正是这些节目中的常客。

此外，随着短视频自媒体普及，以探店和烹饪为主的吃播文化流行。例如李子柒、曼食慢语、日食记、王刚等大 V 直播号在介绍美食时将之与特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联系，烧烤则一直是其中的热门食物。在政府层面，众多地方政府在打造城市名片和发展夜市经济时，都以烧烤为抓手。

例如锦州、徐州、湛江、喀什、青岛、淄博等城市都以烧烤而闻名，而当地政府便乘势举办烧烤类活动，甚至为烧烤设置非遗头衔。就商家而言，在流量加持和盈利追求中，各种特色的烧烤店开遍全国街头，而烧烤早已成为各地夜市的主角之一。就民众而言，人们对食物的要求不仅有果腹，而且强调性价比、味道与氛围。在平民化、烟火气的热闹氛围中，撸串早已成为国人聚会时的热门选择之一。

虽然贪恋享受、满足口腹之欲一直以来为主导意义系统所排斥，但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随着民众经济收入增加和社会观念多元开放，工作和生活之外的美食需求不断被合法化和扩展化。基于媒体、商家、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建构的烧烤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普遍接受，并在各地集体性的撸串与消费拉动中成为国人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成为成家立业这一主导意义系统的补充。

2. 作为集体仪式的“进淄赶烤”及其意义建构

当青年在成家立业、出人头地的主导意义框架下遭遇意义贫困时，其本身所具有的青年特质推动他们既会努力实践主导意义系统以力求脱贫，也会借助次属意义系统来追求快乐与再造意义。烧烤文化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次属意义系统，因为淄博烧烤在中国烧烤版图中有着性价比高、人情味足、烟火气浓等特点，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群体便通过线上线下的集体仪式，在烧烤文化这一次属意义系统中建构、传递并获得社会意义。作为意义建构和传递的仪式过程，“进淄赶烤”主要通过分离、过渡和重新聚合三个过程实现。

其一，分离：各地青年暂时脱离既有的社会生活结构，平等友爱地汇集于淄博。集体性互动仪式在开始前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仪式参与者要从既有的社会结构中脱离，二是群体聚集在同一场所。

首先，2022年疫情期间，淄博政府为隔离大学生提供优质服务与人性化关怀，如通过提供烧烤、为其发放消费券等措施，使淄博在山东本省青年中积累良好口碑。新冠病毒感染降为乙类乙管后，短途旅游开始逐渐流行。3月初，大批山东省内大学生回淄博吃烧烤现象，在抖音中制造了“大学生组团坐高铁去淄博撸串”热点，成为淄博烧烤第一波热潮。

其次，淄博烧烤有性价比高、人情味足、烟火气浓等特色。淄博烧烤保留了炭火烧烤的小烤炉形式，食客享用食物时要坐马扎、围小方桌自己烤制，烟火气浓郁且气氛热闹。而在吃法上，淄博烧烤将小饼、小葱、肉串、蘸酱相结合，分量足、口感好、价格亲民（人均多在几十元）。此外，山东人本就热情好客，人们在淄博吃烧烤时的气氛更加热闹、友好、人情味十足。

再次，明星、节目与自媒体网红带动。明星方面，2020年9月，薛之谦在淄博开设演唱会并现场夸赞了当地烧烤，第一次小范围带火了淄博烧烤，而其歌迷也成为当地人之外最早的拥趸者。综艺节目方面，2021年11月，《人生一串第三季》对淄博烧烤进行了专题介绍，将之正式带入公众视野。自媒体方面，在抖音短视频如特别乌啦啦、淄博公主下午茶、B太等流量视频，以及众多普通用户现场体验视频的上传中，淄博烧烤不断冲上热搜，成为 2023年四五月份最强热点之一。

最后，政府扶持与主流媒体积极报道。淄博政府高度重视烧烤“出圈”，出台一系列政策配合并完善服务，如开设淄博－济南烧烤专列；进行商户教育，要求烧烤店不缺斤少两、不加价牟利；组建烧烤协会，制定烧烤地图、烧烤攻略与烧烤标准、建烧烤城等。主流媒体方面，如央视等多个平台连续肯定性报道了淄博烧烤，助推其在全国范围内流行。

最终，随着淄博烧烤在线上线下同步走红，众多青年暂时脱离原来的社会环境，甚至不惜驱车万里加入“进淄赶烤”大军。

其二，过渡：集体烧烤仪式中的欢腾体验与意义建构。过渡阶段是社会仪式的关键，其仪式的核心在于通过集体参与，使得基于集体情感体验的社会意义得以再现、建构和传递。

就欢腾体验而言，由于淄博烧烤异常火爆，巨量的人流汇聚于淄博各主要烧烤店铺以及其他商业机构、景点等公共场所。尤其是在长达数小时的等待与享受烧烤过程中，混杂疫情后的情绪释放、对淄博烧烤的期待、人群聚集的兴奋以及淄博烧烤独特的平民化、人情味热闹氛围，人们自发共同跳舞、唱歌、交流、赠送食物，在线下一度达到狂欢状态。借助于短视频，人们还将欢腾状态同步延伸至线上。

如在网红B太（抖音粉丝1933万）、青春老男孩（抖音粉丝807万）、大明白兄弟（抖音粉丝422万）以及其他诸多中小网红的淄博烧烤作品中，聚集的兴奋人群也引发观看者的情感共鸣。在多个热门视频中，用户评论到：“其实多数人真的是去就医的，淄博有一味良药，烟火气和人情味，疗愈这半生流离的灵魂”（痞子蔡，4/26）；“都去淄博不是去吃那千篇一律的烧烤，而是去感受一下那久违的政通人和”（伴我久久，4/27）；“有些人不是奔着烧烤去的，是奔着感受一下做人的尊严和热情去的”（墨初，4/26）……

就仪式的意义再建构和传递而言，“进淄赶烤”的集体仪式至少在如下层面打破了既有的社会意义框架，并建构了新的社会意义。

首先，景点、商家与当地民众没有商业化的冷漠与唯利是图，而是热情周到并提供人性化服务。如游客一旦踏上淄博烧烤专列与淄博市，就开始收到各类伴手礼。商家没有坐地起价、坑蒙拐骗，而是热情好客、保质保量，甚至会为食客提供特殊化人情化照顾。例如，“淄博老板娘为赶高铁小伙1对1烤串”一度冲上热搜。当地人不仅不冷漠，还主动为游客提供帮助，甚至愿意损失自身利益来方便游客。

其次，其他游客不是陌生甚至充满危险性的他者，而是热情且相互关爱的友人。近年来，受唐山打人事件影响，夜市打架、闹事等问题使人们对陌生人的不安全感增加。而淄博烧烤中陌生人互相关爱、赠送食物，使得线上线下都形成了友好互助的人性化氛围，特别是女生深夜也可以放心吃烧烤。

再次，政府不是冷漠的机械的管理者，而是提供人性化服务与科学化治理的管理者。与片面讲究规则而不顾人情的管理相反，淄博市政府将服务贯彻到底，为游客无偿赠送饮料、雪糕等伴手礼，为商家提供各种规划和指导，甚至发布五一“劝退”通告，以至于不少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专程前往淄博考察学习以优化其管理和服务方式。

其三，重新聚合：青年在次属意义系统中的意义建构与意义脱贫实践。仪式结束后，青年通过参与淄博烧烤热潮，在平等、友好、兴奋的集体仪式中，共同收获了基于烧烤的人性化兴奋与满足，获得社会意义与认同。

对主导意义系统而言，“进淄赶烤”可谓是成家立业、出人头地叙事之外的一种探索，为青年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选择提供了不同的维度。不过，青年最终在仪式后离开淄博，并再次回到既有的以成家立业为主导的意义系统中，青年次属意义系统中的意义建构因而往往是暂时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淄博烧烤热潮也将冷却。

这便是多数青年亚文化的另一面向，即虽能使青年暂时脱离原来的社会结构，并在次属意义系统中获得意义、体验快乐，却是短暂的，逐渐被覆盖。与此同时，针对青年的意义贫困，市场力量将之商业化，并在理性化的流量引导与热点建构中不断吸引青年参与其中。

虽然这样的流行建构可以丰富社会文化与意义系统，为主导性意义系统带来拓展与补充，甚至在价值多元化中提升社会的活力。但无序的资本开拓往往最终演变为对青年人流量的收割，并在给其带来虚假的意义感同时甚至带来价值观歪曲问题。相关部门对练习生选秀、明星综艺、自媒体网红等青少年次属意义系统重灾区的重点治理，即对应于该类问题。

作为2023年上半年的顶级热点之一，淄博由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城，在短期内热度迅速超越迪士尼、环球影城等热门IP，甚至成为五一小长假的第一热门城市。淄博烧烤的火爆无疑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其中青年群体是庞大流量的主要来源，也是变现流量的主要群体。

从社会意义实践的角度来看，“进淄赶烤”可谓是一种集体性仪式，即青年在主导意义系统中面对意义贫困时，在次属意义系统中找寻意义的集体仪式。然而，尽管其能给青年带来短暂的意义满足，但由于无法在主导意义系统中建立起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的连接，热点很快遇冷，可见，单纯追求快乐的追热点式集体仪式并不会从根本上纾解意义贫困，甚至可能会在资本裹挟中加剧意义贫困。

四、为何而做VS为何而活

概而言之，社会生活是行动者在不同意义系统中不断实践社会意义并最终实现自我的社会化过程。社会生活的意义结构在宏观上体现为不同意义系统的混合杂糅，且有着主次之分。而在特定意义系统内部，其意义结构体现为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的基本区分，它们构成行动者从个体意义到社会意义实现的动力系统。其中价值性意义是人们终极层面的生命意义，是对“为何而活”的终极追寻。

而工具性意义则是“为何而做”的生活意义，一般可具体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加的现实意义。社会意义借助象征方式运作，即通过仪式来再现、建构和传递社会意义。在世俗化社会中，仪式主要通过日常生活的互动进行。

仪式作用机制体现在分离、过渡和重新聚合中，在集体情感能量汇聚的“通过仪式”过程中再现、建构和传递意义。换言之，个体的社会生活意义获得，就是在象征性的互动仪式中，通过实践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并将之紧密连接、融为一体来实现的。

由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在人与社会关系紧张性加剧下，个体在从工具性意义到价值性意义的实践过程中经常遭遇断裂，进而导致意义贫困的发生。而随着社会阶层分化以及互联网技术发展，线上线下社会流动性增加，不同阶层间能见度提高，在社会对比中相对意义贫困产生。

具体来说，由于身处社会化的关键阶段，当代青年在成家立业、出人头地的主导意义系统中既面临着沉重的工具性意义压力，又在价值多元冲击下对主导意义系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选择，其意义贫困问题尤为突出。而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不同社会位置间青年能见度提高，相对意义贫困也愈发显著。

而青年自身对意义和快感的较高追求，使其常常借助次属意义系统来获得兴奋感与社会意义。由于烧烤文化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次属意义系统，青年在“进淄赶烤”热潮中借助集体仪式，通过脱离原来的社会结构，融入集体欢腾体验，以及最终实现人性化共同兴奋，来建构并获得意义感以纾解现实中的意义贫困。

意义贫困的关键在于个体无法在主导意义系统中建立从工具性意义到价值性意义的良性连接，而社会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固化，进一步加剧相对意义贫困。鉴于青年对意义感的强烈需求，资本的市场化运作常会借助集体仪式建构各类次属意义系统。

虽然这类集体仪式有益于补充和完善主导意义系统，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纾解青年的意义贫困，但由于资本的过度裹挟、网红热点的快速更迭以及青年对快感的单纯追求，此类活动往往难以真正纾解意义贫困，只是成为青年逃避现实和麻痹自我的暂时寄托，因而淄博烧烤也势必将在新的热点建构和更迭中逐渐冷却。

意义贫困是人生各个阶段都可能会面对的社会问题，对意义贫困的克服也构成了个体与社会融合与进步的不竭动力。针对当代青年意义贫困问题，对意义脱贫之道的探索需要同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拓展与深化。

首先，廓清主导意义系统与次属意义系统的关系问题。任何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系统都有主次结构存在，但如何平衡其关系，如何形成双方的相互补位，强调和谐共进远比对立与替代更为重要。目前来看，成家立业、出人头地的主导性意义系统仍是青年社会化中安身立命的基础性路径。而促进更多的青年在学校、职场、家庭的传统人生进路中取得成功，是解决青年意义贫困问题的根本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在青年竞相高质量完成这一目标时，又造成了不同人生阶段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式的内卷竞争。因此，为了规避该问题，开辟多元意义路径以实现“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人生意义目标，是现代社会的次属性意义系统建构的重点。目前来看，对学生阶段的合理分流与引导，对职场中高强度工作制度的规范与治理，对家庭婚恋观念的移风易俗等，都是为青年提供更加友好、宽松的社会环境的重要举措。

其次，明晰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的建构及其连接问题。两种意义都重要且普遍，但二者的连接及其平衡更为关键。一是对工具性意义“为何而做”而言，要重视青年面对的工具意义难题，为其求学、买房、结婚、养娃等生活意义实现提供帮扶，着力化解青年在成家立业主导意义系统中的主要难题。同时，格外警惕工具性意义对价值性意义的僭越以及对个体的异化问题，建构以价值性为方向的工具性意义进路。

二是就价值性意义“为何而活”而言，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在成家立业的人生路径中推进青年的社会化，重点治理当下社会尤其是网络中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极端个体主义的膨胀。

三是重视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的连接。由于简单强调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青年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意义贫困问题，而且工具性意义也不仅仅指向经济收益，因此在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的连接中，开辟更多符合青少年成长和社会需要的工具性意义实现方式，是解决青年意义贫困问题的关键。

最后，强调建构以人民幸福感为指标的社会评价体系，着力消除社会不平等问题。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经济飞速发展与社会脱嵌，物质主义下的金钱多寡被部分人视作社会评价的主要标准，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以及社会不公的存在，因此造成相对意义贫困的多发。

当下，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社会公平建设，理应成为消除相对意义贫困的基础性工作。以经济资本的多寡作为社会主要评价标准的认知亟须改变，其中，建构以价值性的幸福感作为评价标准的社会发展策略，是解决青年意义贫困问题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路阳（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张敦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