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未必复仇，但南方值得拥抱

前些日子，和一位新加坡央行的同仁交流，谈到中国宏观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都深感经济内部结构转型的“两端可见，路径不明”，但落到判断上，他直言：中国市场内部似乎更忧虑一些，从外部人的视角出发，谨慎之下也不至于过度看空。更长时间来看，过去一年中国市场的变化，可能只是外资从“超配”回归“中性”的过程。

我忽而意识到行为金融里的“本土偏好”（Home Bias）或许是双刃的，置身于现象之内，让我们拥有了近乎无穷的体验和细节视角，但未必会让我们胜于客观。无疑，经济运行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但我们对经济的“观念”总是存在幕前和幕后，而决定这道幕布究竟落在何方的，多数是机械的偏见。

最终，我们只是在思想市场中选择了一种叙事放在聚光灯下：在繁荣的顶点，我们相信国运和奇迹；在平庸的年代，我们相信超大规模的韧性和有为政府的能力；而在泥沙俱下的时刻，我们则相信所有问题会有连锁反应，而所有优势都流于虚无。

促成这般偏见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对比视角下的落差。

元旦，在北京拜访一位在社科院工作的故友，聊到日本90年代的外部环境。我认为日本的泡沫破灭恰迎上了冷战结束、全球化繁荣和技术革命，这为日本的泡沫处置提供了相当的缓冲，保护了日本制造；而他则指出，与亚洲邻国和欧美的巨大反差，加深了日本国民的失落感，这强化了日本国内“低欲望社会”的负面循环，也加快了日本资本的“走出去”。

我想，我们分别关注的两种效应是同时存在的，但在叙事的影响力上则相去甚远：前者尽管后言的实际意义很强，但往往容易被舆论忽略；而与之相反，后者则始终站在舆论的风口——对比是人类永不会疲倦的话题。当下情况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一年，印度、越南等周边新兴市场的表现相当不错，引来不少欣羡，也使人隐隐感到威胁：在于对中国制造的替代，也在于对周边地缘形势的改变。

这种复杂心态是外交和经济混合映射的产物。在西方推动的回流（Reshor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背景下，理解和处理周边外交和经贸关系无疑需要相当的艺术：是合作还是竞争？似乎很难得到直接的结论，有些答案在经济之中，而有些解法则在经济之外——历史证明，贸易在纯粹经济的结果之外，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来猜忌，而政治既可以加以缓释，也可以火上浇油。

中国在周边外交上面临的挑战，显然加深了当前关于贸易的忧虑。但回归现实，截至目前的数据证明，“去全球化”进程对中国出口总量的影响并不明显：中国对东盟和墨西哥的出口在快速增长，指向了“转口”的巨大便利。这让人想起《交易的世界》中描绘的穿越铁幕的贸易商们（参见我们此前的书评）。历史始终在重复着同样的经验：贸易如水，是堵不死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在贸易问题上仍留有相当的余裕。

综合评估中国在“去全球化”浪潮中的立场：尽管国内市场的准入和环境营造存在一定逆风，但在国际市场上，中国面临的是来自西方的限制，并未主动抽身离去。“呆在牌桌上”的立场必然意味着，理解其他新兴市场的贸易需求，不能仅仅着眼于猜忌和竞争，而忽视了合作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价值链上的合作，还是在市场需求的合作。

就此，最近几天，Gavekal Research一篇名为《奥斯曼帝国的复仇》的报告在宏观圈子里广泛传播（中文翻译版可参见此）。此文标题相当有噱头，以一则寓言导引全文：1453年奥斯曼的崛起导致了丝绸之路的衰落，却并不是全球贸易的衰落，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沿岸。作者进而推论，“全球化”，也是一个取决于视点的叙事：对于威尼斯和热那亚来说，是“去全球化”；但对于不列颠和伊比利亚诸国而言，无疑是“全球化”。

这样一则故事，放在今天有什么启示呢？

Gavekal Research观察到，在经历了房地产的极致压缩后，中国经济仍有韧性，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在新一轮“去全球化”的挑战下，“全球南方”间的贸易扮演了“贸易中心转移”的角色。几个核心证据在于：

1. 俄罗斯遭受了西方制裁后，其与新兴市场的贸易量迅速攀升；

2. 在美国快速的加息周期下，新兴市场没有出现明显的货币危机，融资成本也并未跟随快速抬升；

3. 随着基建和贸易网络的铺开，新兴市场的整合度在上升，新兴市场间的贸易量明显加大；

那么进一步推论，中国贸易的优势和增量空间便来自：

1. 允许新兴市场用本币、人民币，或者“国际关系”进行贸易；

2. 提供质优价廉的消费品到资本品：从基础的低端消费品，到工业机械、汽车和消费电子。随着中国制造在价值链上的攀升，尽管前者的吸引力在降低，但后者的优势明显扩大，越来越能够承接EM的需求升级；

3. 新兴市场的广大市场的整合和激活，尤其是平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将带来需求的加速效应，最终中国制造将成为中国参与分享新兴市场的发展的渠道，带领中国走出困境。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相当动听。不过，这些年宏大叙事层出不穷，我本能地会关注其中潜藏的陷阱。客观来说，Gavekal的叙事线条比较粗，细节逻辑也多有谬误。比如从丝绸之路到大西洋沿岸的贸易转移，其实并不全然来自“贸易阻隔”，其背后有相当复杂历史和经济因素驱动，而所谓“奥斯曼阻隔商路”则是一个相当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

细察历史，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开放、鼓励贸易的帝国，其强大的海军、辽阔的幅员和有效的治理，提供了从东地中海到近东的贸易秩序，而帝国官方也与意大利各商业城邦乃至英国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我们或许可以说，对丝绸之路更致命的打击是来自：其东端困于“洪武体制”（参见我们此前的评论）、内亚局势的混乱，以及远洋海运技术的成熟，海路的成本收益开始明显优于陆路。

而在用典的偏颇之外，Gavekal对当下形势的理解也失之武断，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 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出口明显增加，刨除转口贸易的影响后，有多少来源于新兴市场内部的需求增长？

2. 近两年来中国的顺差增长更类似“衰退性顺差”，除此之外，中国的出口是否存在明显独立于全球周期的结构性红利？

3. 新兴市场在本轮加息周期中并非没有货币危机，从土耳其到阿根廷，相当部分新兴市场面临宏观政策的极度困境，核心在于该经济体能否抵御输入性通胀，以及资本管制是否足够有效；

4. 新兴市场远非铁板一块，其市场整合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无法绕开新兴市场“有效治理”的缺乏谈论这个问题。可以看到，部分大型的新兴市场总对国产替代充满执念，而在讨论国际市场的整合前，其国内市场也处于破碎化的环境。或许更合理的评价是，新兴市场的“倍增”红利绝不是看起来那样唾手可得的果实。

5. 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新兴市场如何在一个存量博弈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实现持续的整合和增长？如果这一点不能保证，那么期望新兴市场对中国的外需形成补位甚至增量，似乎过于乐观。

我想，对这些问题的思索，至少能够丰富我们对贸易和新兴市场复杂性的理解。不过，尽管其最终结论有待商榷，但Gavekal的观点也能够启发我们得到以下一些判断：

1. 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结构调整的软着陆而言仍然必要。尽管国际对比仍可能会造成社会在结构性调整中的失落感。

2. “去美元化”目前为止仍是一个叙事，但叙事也有驱动现实的力量：各国无疑更愿意分散它们的储备，而支付和结算的便利，也带来了打开市场、扩展贸易的可能。在此，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提升支付和结算的基础设施都相当重要。

3. 传统宏观视角的困局下，“拥抱南方”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传统宏观视角更关注需求端的“当下”，在国内，新兴产业仍然无法替代传统产业的体量；在国外，发达市场的周期性需求仍占主导。但近年来外需结构的明显变化仍然显示，产业的优势和新兴市场的发展机遇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确实拥有了“拥抱南方”更为现实的条件，也更值得在“己欲立而立人”的投资上做更多的下注。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想必须承认：宏观视角擅长发现问题，但未必能精确地预言问题的解决。核心原因在于，宏观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理论和路线图，也同样需要难以规划的机遇。过去数百年的大国竞争显示：大国博弈往往是漫长而非线性的，阶段性地处于下风、采取守势，甚至看不到解法都不可怕（近点的例子是，美国在冷战中期都经历过），关键在于保有问题意识、巩固好底盘、等待优势与周期或趋势产生共振，以及等待对手犯下错误。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如何度过当前“两端可见，路径不明”的难熬阶段？我想有为政府的托底和引导固然是需要的，而同样重要的是对市场选择的尊重，唯有此，才有充分施展产业优势和规模优势的机会，才有可能将“拥抱南方”的叙事红利变为现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野有枯荣（ID：Tsingyeh_Story），作者：青野Tsingy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