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个人都很节俭

对个体来说理性的选择，对整体而言一定是理性的吗？这真的不一定。

从微观经济学进入宏观经济学，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微观经济学觉得不证自明的问题，到了宏观经济学那里就得再思量一番了。这有点像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区别。牛顿力学更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微观经济学也一样。量子力学却会告诉我们一些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光既是一种波，又是一种粒子；比如两个粒子会相互纠缠，即使距离遥远，一个粒子的状态发生了改变，也能影响到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宏观经济学里也有很多这种看似与我们的日常经验违背的奇异现象。

如果从微观决策的角度来看，量入为出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一个家庭如果花钱大手大脚，甚至寅吃卯粮，难免会陷入困境。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如果每个家庭都把钱省下来，都不去消费，总需求就相对不足了，结果，每个家庭的处境反而会更糟糕。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讲了这个“节约悖论”。他引用了一位荷兰医生曼德维尔写的讽刺诗。曼德维尔写到，一群蜜蜂本来天天大吃大喝，十分繁荣兴旺，有个哲人教育它们，像这样怎么能行呢，得勤俭节约才对啊。蜜蜂听了哲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个个争当节约模范，但这个蜂群反而衰落了。

即使在经济学家里，绝大部分人也仍然相信要遵循日常经验，他们认为政府不能增加支出，能省就省。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要平衡，最好有财政盈余。这种想法并没有严格的证明，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这种“紧缩财政”的观念一次又一次地被事实否定，却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更加流行了。

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大萧条。当时，英国和美国的主流观点都是要紧缩财政。英国财政部的观点是，所有政府通过借款筹集的资金，都是从贸易中抽走的，因此政府借款将抑制贸易，并将挤出政府投资。更有名的是在胡佛总统手下任财政部部长的安德鲁·梅隆的观点。他说，应对大萧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清算劳工、清算股票、清算农民、清算房地产。他的观点因此被称为“清算主义”。安德鲁·梅隆好像跟大家都有仇，他恨不得将所有的人都置于死地才快乐。在他看来，这样做是为了把经济体系中的腐烂的部分切掉。这样的清算当然很痛苦，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别无选择的。

为什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呢？我们已经讲过，不是在所有的时候，供给都能自动地等于需求。当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人们的恐慌心理占了上风，所有的家庭都不敢消费，所有的企业都不敢投资。

古典经济学家说，只要工人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总是能够找到工作的，之所以出现失业，是由于出现了工会这种东西，使得工资失去了弹性，变得“刚性”了。那我们来想一想，假设工人为了保住工作，愿意接受工资下调，但如果所有的工人都这么做了，工人的收入总体上会减少，他们只能消费更少，产出会随之下降，于是，可能会有更多的工人不得不失业，或是接受更低的工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同样，在经济衰退时期，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选择持有现金，而不是盲目地投资。于是，所有的投资者都持有现金，投资就会更少，产出会进一步下降。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时候，需要政府挺身而出，用政府的支出，补上总需求的缺口。只有政府行动起来，民众才能恢复信心。如果是在衰退时期扩大支出，由于总需求不足，政府支出不仅不会挤出私人投资，还会引诱私人投资一起加入。在衰退的时候反而实行紧缩政策，好比让卧床不起的病人起来跑马拉松，名义上是为了他好，是为了让他通过锻炼变得更加健康，实际上是让他去送死。在公共财政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国王的信用评级是很低的，经常赖账、破产。但是，随着财政预算制度的建立，政府的信用已经高于企业的信用，政府可以收税、可以印钞，这是私人部门绝对无法比的，这意味着，政府的借债能力远远大于私人部门。

万物皆有度。如果政府缺乏节制，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当然是一场灾难。但我们更容易犯的错误是高估债务的压力，过早、过狠地紧缩财政。

我们把欧洲出现的经济危机称为“欧洲债务危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所谓的欧猪五国，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PIIGS），其实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真正遇到债务问题的是希腊。爱尔兰出现的问题是银行业盲目扩张，西班牙遇到的问题是房地产泡沫，葡萄牙遇到的问题是借的外债太多，意大利则是出现了经济增长疲弱的综合征。即使是希腊，也不能通过紧缩财政的办法解决其债务问题。归根到底，还债必须有收入，只有实现了经济增长，收入才能增长，才能还得起债。

1933年，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罗斯福总统改弦更张，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一开始效果确实不错。但罗斯福害怕出现债务赤字，一看经济稍有起色，就匆忙改为紧缩财政，于是，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次探底。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双重危机，政府希望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在实行的过程中不断反复，病情刚刚缓解，马上停止吃药，一停药病情再次逆转，政府还得再用财政刺激的药方，折腾了几回，日本就陷入了失去的十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写变量的何帆（ID：hefancass），作者：何帆（《变量》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财政部、央行、商务部等多个部委专家组成员等。得到App《何帆大局观》《何帆的读书俱乐部》《何帆报告》《宏观经济学》等课程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