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村开民宿，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好路子吗？

本文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出发提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以期联结“经济—社会”的属性，阐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机制，深化对集体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认识。

笔者对浙江省G村开展了长达六年的跟踪调研，运用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G村所在镇政府人员、G村“两委”成员、G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G村村民等集体经济发展参与主体进行调研，收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嵌入性理论资源构建分析框架，剖析了G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

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嵌入式发展何以可能？

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是实现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G村的发展实践生动展现了该村以农村集体经济为核心，运用市场嵌入、关系嵌入和组织嵌入三种方式，实现了G村的嵌入式和跨越式发展。那么，该村集体经济的嵌入式发展何以能够实现呢？下面从农民利益诉求、熟人社会的情谊和组织的权威性塑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基础：符合农民的利益诉求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普惠性和开放性的特征，这是对上一阶段部分地区出现的集体经济脱离农民主体问题的反思和总结，也指明了集体经济需要以农民增收为基础，满足农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与诉求。

G村集体经济之所以能持续壮大，原因在于G村的集体经济与每位村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且通过产业经营、项目承包、优先雇用等多种形式实现了利益联结。G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初期，村民对农家乐经营的探索和实践就彰显了农民的发展意愿，G村坚持发动农民主体自办民宿正是考虑到了自主经营对农民的极大激励作用。

随着旅游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农民的分散经营逐渐出现以下问题：

一是，农民较为封闭的经济意识难以适应旅游市场的新需求，露营经济、网红民宿等现象的兴起显示出旅游消费端的升级，也相应地对旅游服务供给和旅游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当下乡村旅游市场日益饱和，同质化竞争严重，G村也面临客源流失的竞争压力，农民的经营收入受到影响。

G村转向公司制的市场经营模式有利于解决农民持续增收的困境：一方面通过对接公司团建、康养休闲项目扩大团队客源；另一方面以现代化经营理念重塑民宿特色、加快民宿转型。

另外，集体经济的市场化经营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G村每住宿一名客人，民宿业主需要上交旅游服务公司8元卫生管理费用，其中2元是旅游服务公司工作人员的绩效，其余6元则是旅游服务公司的收入。这一笔收入主要用作村内卫生管理费用支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人员工资等，结余部分核算计入集体经济收入，2020年仅卫生管理费用一项就给集体经济增加了近50万元收入。

G村将旅游服务公司的收入投入每年的项目建设，创造出大量工作岗位，优先安排村里的闲散劳力、困难群众就业，保障了村民的基本生活，因而产业发展得到了村民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二）社会基础：家庭为本与熟人社会

费孝通（1985:40）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是推己及人的差序格局，其中家庭是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是一种可扩展的事业组织。家庭不仅承担着生育的基本功能，还承担了生育以外的经济性的职责，这种被称为家庭经营的经济社会结构在乡村工业化的进程中依旧存续下来，延续了家本位的道德基础和伦理意涵，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肖瑛，2020；付伟，2021）。

以G村为代表的村民自办民宿是新时代家庭经营的典型，换洗床单、做饭迎客、休闲娱乐等民宿业务往往需要三代人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由于都是自家人，彼此的支持增加了经营的韧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家帮助父母打理生意或表示以后会接手民宿经营。

“爸妈开了民宿以后也总是让我们回去，考虑以后觉得也挺好的，回去可以跟一家人在一块，赚的也够养活自己。最重要的是爸妈年纪也大了，有时候他们俩加上我外婆也忙不过来，回去也能照顾他们”（G村村民，2021－10－04）。

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发达地区农村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青壮年流失的情况。但近年来，许多青年加入返乡创业队伍，这客观上源于城市就业压力的持续加大和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发展机会，主观上亲情、孝道等伦理观念重新凝聚了家庭本位的共识，增加了返乡的吸引力（唐伟，2021；李斌，2023）。

乡土社会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血缘、亲缘、地缘构成的关系纽带，在伦理上、心理上将村民与村庄联系在一起，这为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利益调解提供了便利。

G村现有民宿54家，在民宿产业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各家经营收入仍有一定差距。由于发展经验和水平参差，在菜品质量、客房整洁度、装修布局以及客户黏性等方面相差较大，有的民宿客房供不应求，有的则客人寥寥。

有民宿业主在村民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在村委会的支持下，村内民宿业主建立了微信交流群，由老民宿业主带新民宿业主，客满的民宿会在群里招呼一声，将客人匀给客源较少的民宿。G村内“欧家大院”和“大盆院”两家民宿是市里的精品民宿，村书记就请两家的开办人现场给大家展示平时的配菜、如何在朋友圈吸引和维护客户，还让新开的民宿业主去参观两家的客房内陈设、物品的提供和摆放等。

由此，G村的民宿业发展形成了某种隐形的共识，即每一家民宿发展起来才是真正的发展，老民宿业主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新进的民宿业主。

总之，乡土社会中存在着家庭为本的观念，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扩展到整个村庄，形成了村庄共同体的结构，这一结构表现为血缘和地缘形成的关系网络，以及蕴藏于其中的特殊主义信任关系和守望相助的情感，这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动力（韩庆龄，2023）。

（三）组织基础：基层治理权威的塑造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村庄治理的意蕴，一方面需要实现村庄内部资源的动员和整合，另一方面需要洞察外部市场的变化并对接市场资源，这涉及村民动员、村庄改造以及村庄经营的问题，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曹聪敏，赵晓峰，2023）。

一是，群众动员关系到利益诉求，政府的外来身份往往难以赢得村民的信任；二是，村庄的经营项目众多，包括旅游项目打造、配套设施建设，政府不宜直接从事市场经营活动，这给以村“两委”为核心的村组织的嵌入提供了制度空间。

与此同时，像G村书记老欧这样的村庄能人进入基层治理体系，成为村庄的领导核心，具有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宗族精英三重身份，这使得老欧在村庄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促进村庄产业发展。

老欧是第一批开办农家乐的人，起到了示范带头的作用，增强了大家开办民宿的信心；近40年的村书记身份使他积累了深厚的政缘关系网络资源，具备拉资源跑项目的能力；“生于斯，长于斯”的血缘与地缘联系赋予了老欧在乡村社会中的“自己人”身份，给予了其办事的便利性。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集体经济的日益增长，老欧的权威地位进一步巩固，确立了村治核心的位置。

可以说，其权威的生成既基于其个人魅力，又符合基层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国家法律法规，兼有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的特点，这使得以村书记为领导的村“两委”组织在日益丰富的资源流动空间中得以统筹集体经济发展。

但需要注意的是，能人治村固然可以发挥其优势，但也可能存在过度依赖个人资本、私人控制公共资源、精英之间结成联盟等问题，进而对集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齐晓瑾等，2006；卢福营，2011；桂华，2020）。

G村效仿其他村庄的经验建立了每月一议的“村民说事”制度，将村民真正纳入村庄治理场域中监督权力的运行，这一制度的完善保障了组织运行的有效性并激活了村庄的规则意识。G村还建立了村干部“夜办公”制度，每晚18:30是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的办公时间，大家集中在村委会就民宿升级、旅游项目开发、停车场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进度都将在“村民说事”会议上向村民代表们公开。村“两委”班子的付出以及工作的成果被村民们看在眼里，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认可。

二、结束语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集体经济不是独立的经济现象，而是嵌入在多重社会结构之中。市场结构、乡土结构、组织结构都深刻影响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实践。

从G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机制来看，首先，集体经济发展嵌入在市场环境中，遵循市场运作的逻辑，G村探索建立了公司制的治理结构，使得资金运作、利益分配、项目建设等呈现出经济理性的特征，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集体经济发展嵌入在乡土社会中，信任、人情、关系等社会资本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凝聚村庄共识的作用，弥补了市场逻辑的局限性。

最后，集体经济发展要求村集体发挥统筹作用，村“两委”在产业发展中承担了多种职能，不仅牵头利用了市场化的经营手段来发展集体经济，推进民宿业的快速发展，而且拓展了多种关系资源，协调了利益分配不均问题。

G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嵌入式发展，与村庄的社会基础存在内在关联。

首先，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是嵌入性发展的经济基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农民开展经济活动的基本利益诉求，G村以农民自主经营为基础建立了“公司+村集体+村民”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将农民利益与村庄利益进行深度捆绑，实现了共同发展，不仅切实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还增加了村庄的社会利益。

其次，家庭经营的精神动力和熟人社会结构是嵌入性发展的社会基础。从社会层面来看，乡土社会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千百年来村庄内部的互助观念、同乡情谊以及对村庄的归属感在城镇化的冲击下依旧存留，这成为村庄共同克服困难的社会基础。

最后，基层治理权威的确立是嵌入性发展的组织基础。当下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下，加强“统”的能力，这也是从传统的集体经济向新型集体经济转变的关键所在。以村“两委”为核心的村集体领导队伍，如同发展的“主心骨”把握发展方向，探索发展路径，同时在市场化进程中兼具资源动员、资源整合的能力。

尽管本文研究的案例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比如村书记在村庄内极高的个人威信、较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但本文对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嵌入性机制的分析，仍具有可讨论的学术价值。特别是G村的发展历程和路径探索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空心化严重的村庄而言具有启示意义，即因地制宜挖掘村庄发展的各类资源，特别是以村集体为核心凝聚村庄力量，培育村庄的内生发展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确立以村“两委”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主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股份制）经济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立、经营等依赖于村集体的经营能力和统筹能力（马良灿，李净净，2022），因而一方面要继续给予村“两委”在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合法性，明晰村“两委”的发展权责；另一方面要培育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意识和管理意识。集体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呼吁一种“政经分离”的治理结构，但现阶段一些地区尚处于摸索和起步阶段，需要村“两委”的引领和支持；况且，“政经分离”不意味着撒手不管，而是通过建立健全各项监督机制来规范发展（桂华，2019；张新文，杜永康，2023）。

第二，要重视集体经济发展的多重嵌入性，尤其是社区属性与市场属性的联结。如前文所述，集体经济不是在市场的真空中，而是处在一定的关系网络和组织制度环境之下，对关系资源和组织资源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发展效率。因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要注重对非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理顺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关系。

第三，要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探索多样化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沈迁，2021；韩旭东等，2023），这一方面要保障农民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以农民的利益诉求为发展的目标和前提开展经营；另一方面要发挥创新精神和改革精神，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本地的经营领域和发展模式。

（有删节，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原文：陈蕾，姚兆余. 2023.嵌入性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机制——基于浙江省G村的案例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4-3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ID：cau-skxb），作者：陈蕾（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姚兆余（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