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谢飞：市场上很卖钱的电影，以后可能没人看了

去年11月8日凌晨2点，导演谢飞从北京出发，历经17个小时的飞行，到达欧洲西北小国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作为第27届“黑夜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年过八旬的他，在飞机落地后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看片。

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谢飞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数十年，是众多“第五代”导演的恩师。近些年他虽淡出一线创作，但并未停止对中国电影的关注以及对青年影人的扶持——他每年花大量时间在大大小小的电影节，隔三岔五在豆瓣发表影评，被网友戏称“为中国电影操碎了心”。

秉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谢飞犀利敢言。

他一次次呼吁，电影创作者要尊重文学，因为“多数导演并不具备独立编剧的能力”，在他看来，编剧、导演，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影视导演是在商业运作、技术控制、制片事务的复杂过程中进行创作的，许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找剧本、拉资金、制片、处理合作关系等繁杂事务之上，再聪明、再有才华也很难像作家或剧作者那样沉下心打磨作品，但是“现在把导演捧得太高，对编剧不够尊重。”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走上电影创作之路，谢飞建议大家，“不要从18岁起就一门心思只想、只会做导演，要多做些制作的其他行当。”另外，他建议青年人“电影的内功与外功都要具备，只想着自我表达、技艺探索，对情节叙述、人物塑造、主题开掘、类型把控的内功不下功夫，即使可能偶尔获得赞赏、奖项，也很难走向观众及市场。”而“不连拍三部，不能称之为导演。”

当今年以来全国电影票房超过500亿元时，谢飞坦言，繁荣之下也要看到那些“连宣发费都未必回来”的小制作，“要算一个总账，就是电影局立项通过的所有片子总投资是多少。”因此，不是所有创作者都要在院线电影这一条路上堵死，而是要“尊重市场，按市场规矩算钱。”“市场和法律是使得影视繁荣的两个最大的法宝。”

今年9月，在福建平潭参与IM两岸青年影展时，谢飞就电影行业、人才培养、融媒体观念等方面接受了《新周刊》专访。以下为谢飞的自述。

一、“成为一个好导演，你要先找到活儿”

我今年已经81岁，因为年纪大了，从2003年以后没有再接导演的工作，主要在教书。从事影视制作的人，创作欲望强的都把做导演当作目标，因为导演是“艺术创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但是为什么从2000年之后，导演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成活率”这么低？大家不要从18岁起就一门心思只想、只会做导演，要多做些制作的其他行当，为未来做导演夯实基础。

像我的学生乌尔善、申奥，在今年暑假都特别红火，但乌尔善在2002年、申奥在2009年就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之后拍了长时间的广告，获得了锻炼，也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他们再来拍片，哪怕三五年一部，也拖得起。所以，成为一个好导演，能够赚钱、能够有作品，你要先找到活儿，要有长期的准备，急不得。

传统胶片制片的大电影厂时代，做导演要先从场记、助理、副导演等做起，没有片场实践，不可能坐上导演的座位，而做助手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像李少红当年被分配到北影厂导演室，先给谢晋当副导演，时间差不多了，就会安排她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片子《银蛇谋杀案》。

现在的年轻人，好不容易完成一部长片，有些又是相对个人化的表达，一旦赔钱了，谁还会继续投你？我经常说，不连拍三部，你不是个导演。你不仅要搞作品，还要团结团队，直到发行环节，都要成功，否则偶尔获得赞赏、奖项，却很难走向观众及市场。

现在青年导演自编自导似乎是个时尚。但以我几十年教授导演的阅历来看，多数导演并不具备独立编剧的能力，即使偶尔成功也难以持久。导演们一定要放下身段，找一个好的剧作家。

1986年《湘女萧萧》剧照。

《芙蓉镇》这么好，是因为古华的小说就非常伟大，人物、情节、思想、情感都出自他。我的电影《湘女萧萧》源自沈从文的小说，《黑骏马》是张承志的作品。作家需要长久地观察、体验、分析生活中的人与事，细致地构思、想象、打磨作品。作家刘恒当年曾在导演系听过一个月的课，此后做了《少年天子》的导演，但一次以后，他就不干了，因为做导演，大量精力会耗费在拉资金、处理合作关系等繁杂的事务与人事关系上，要考虑钱，要拼体力。编剧、导演，两个职业完全不同。导演是关键人物，但剧作始终是灵魂。现在把导演捧得太高，对编剧不够尊重。

二、“影院不会灭亡，但影院电影的高潮已经过去”

现在电影节和电影学院非常多。电影节更多是作为鼓励、展示、推广的平台，特别是对商业市场的补充。因为电影观众的积累主要是通过商业市场，但市场又太支持通俗娱乐，一些有人文价值的作品往往得不到足够票房。世界上的电影节，会更偏重支持多民族电影及艺术片，它们和市场各有分工。一些电影在市场上很卖钱，以后可能就没人看了，但艺术片不同。

但电影节短的也就三天，长的一个星期，电影人才与技能的培养不是靠一个电影节就能促成的，电影教学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特别是当下，胶片被数字取代，视听视觉制作被送到每一个人手里。我们在赞赏数字技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造成的图像泛滥。大量的人拿着手机乱拍，合格的不多。就像大家都会读和写，但只有少数人可以成为作家，一些人只能成为写手，因为作家是需要才华的，电影创作也一样。

我甚至认为，视听写作应该进入中小学课堂，第一节课就是“如何拍一张合格的照片”。所谓合格，有技术上的景别、角度、采光、曝光标准，还有这张照片讲的是什么。是拍一个人还是一棵树、一个景？是想歌颂、美化还是贬低？只有过了基础关，你才能更好地运用视觉，记录生活、表达自我。

1995年《黑骏马》剧照。

正是因为人类已经进入了视听写作的新时代，而国内影展还局限于“电影”本身，我觉得还是保守了。就像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作为视听叙事，影院电影就是中、短篇小说的篇幅，电视剧就是长篇小说的篇幅，大家本就是一个艺术种类。所以，电影节本身也在探索，比如如何以影展的方式支持融媒体视听作品。就像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增加了关于剧集的评选，只是规模还不成熟。

北京电影学院1950年建校，建校前20年基本延续莫斯科电影学院的细分科、精英培养模式，近40年来学习了一些欧美的综合培养、多层次教学的方法。就是说，在欧美，学生在本科阶段什么都要学，但是你可以偏重编剧、摄影或剪辑，等等。

我在20世纪80年代当（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时候，提出想将北京电影学院更名为“北京电影电视学院”，因为有50%以上的毕业生在电视领域工作，而我们现在新建这么多学校，其实准确定位就是“传媒大学”，像国外很多院校，就叫“电影电视学校”或“电影电视新媒体学校”。我们本科教育坚持综合培养，也不光是电影制作综合培养，还要包括融媒体制作综合培养。所有电影人都应该有融媒体观念，只是因为销售方式、观赏方式不同，造成了戏剧作品长短、规格的不同。

我们老把影院电影放得最高、最大，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影院不会灭亡，但影院电影的高潮已经过去。就像《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下称《封神》）破25亿元票房，按票价50元左右来算，观影数大概是5000万人次，如果在电视、网络上播放，关注人次会更多。我们的艺术创作是为整个社会服务，如果还基于影院电影这样一条路，会很狭隘。

三、“我们要尊重市场，更要按市场规矩算钱”

所以，导演、制片人从一开始就要明白，你的作品是为谁而拍。为电影院、电视台，还是网络？受众都不一样。现在最大的毛病，就是大家只看影院能回收点钱。但是仔细想一想，如果两个月公映80部影片，只有票房前5部还能挣钱，赚大钱的更是少数，大家为什么还要扎堆到影院去做？

我的一些学生花几百万元拍摄，我说，你这个电影从题材到内容，就应该直接找网络，做成网络电影。大家不要把自己套死，要有融媒体的开阔视野，而且要讲究市场规律。

今年夏天，我在豆瓣夸奖了《封神》《孤注一掷》的票房。在中国，有一批做商业电影的人，已经形成了规模、有了方法，这是让人高兴的一件事。这拨“年轻人”经过10年、20年的历练，学会了怎样在影院这种商业市场做能够赚钱的东西。

但是小制作，有些能有几十万元票房就不错，宣发费都未必能回来，你又何必在一条路上堵死？

在IM两岸青年影展上，台湾地区的创作者就提到，他们拍一部戏一定明白在台湾这个市场能回收多少，卖到奈飞又能有多少钱。在这个范围内，演员、明星该得多少，都是有控制的。咱们现在就很虚，投资都那么大，演员报酬又那么高，但是有些小明星演的影片，1亿元没到就下片，肯定是要赔大钱的。

我们讲今年（2023年）电影总票房已破300亿元（编者按：截至11月14日，2023年全国电影票房已突破500亿元），但是我们要算一个总账，就是电影局立项通过的所有片子，总投资是多少。假如总投资600亿元，现在回来300亿元，那么有300亿元就是赔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研究如何控制成本，用市场的方式想出挣钱的办法。电视剧也一样。多年来，中国电视剧90%都是非期货。可是你要清楚，你到底投入多少、收回多少，甚至5年、10年后又能收回多少。

国外的电视剧90%都是期货，也就是拍摄时就知道，明年或者后年几月几日在哪个电视台会播，而且大量剧集都以电视台为主出资，投资方时刻关注投资回报。另外，投资上百万美元的作品，银行都要担保，要清楚如何回收成本，以及谁来播出。

所以，市场和法律是使得影视繁荣的两个最大的法宝。我们要尊重市场，更要按市场规矩算钱。

至于创作者本身，要关心社会、关心历史，视野再开阔一些。现在，创作者的思想活跃度以及对创作规律的尊重，还是不够。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有思想，对现实有肯定、有批判；不仅是把故事讲清楚，更重要的是塑造人物、触及人性。你的东西无关痛痒、不敢碰触社会问题，你永远出不了有价值的作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