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南方人物周刊（ID：Peopleweekly），作者：张明萌。虎嗅网获授权转载。
“我很高兴在1982年成立了田家炳基金会，将我这一点点收入让全国几十所大学和160所田家炳中学受惠，种种光荣受之有愧”
7月22日下午两点半，距离田家炳先生追思会尚有一小时，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已经人潮涌动。人群里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王志民、香港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等行政官员，有香港各大学校长或其代表，也有田氏族人与各地赶来的民众，占最大比例的一群人，年纪不等、三五成群，他们都是田家炳学校的学生。
参与追思会的人排队与田家炳的人形立牌合照，大部分民众直到此刻才知道他的模样。田家炳很少抛头露面，新闻照片也不常见诸报端。外出活动时，即便走在自己捐资的学校，也很少有学生认出他来。
方正的国字脸、开阔的额头，身材始终如一，瘦削而挺拔，田家炳一生都在严格地自我约束——每天早上，他都会做自创的晨练操，16套，每套64式。98岁时，原本并不饱满的两颊微微凹陷，年轻时整齐的牙变得有些稀落。但每每谈到教育，他眯着的眼睛就会一下子充满神采，目光如炬。
也难怪民众认不出，因为他看上去像任何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去世后，田家炳基金会发布讣告，这位老人的故事第一次得以大范围传播。
1982年，62岁的田家炳放下公司工作，成立田家炳基金会，专心致力社会公益。至今，基金会已在国内资助大学93所、中学166所、小学44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20所、乡间学校图书馆1800余间。他已累计捐资超过10亿港元用于大陆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他还捐出了自己名下80%的资产。
田家炳16岁丧父辍学，到南洋寻找发展机会，开办了印尼第一家塑料薄膜厂。1958年，印尼排华情绪暗涌，田家炳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举家移居香港，隔年在屯门填海建厂，开拓香港人造皮革市场，迅速成为“香港人造皮革大王”。成立田家炳基金会后，他开始系统地推动慈善工作，并在90岁那年决定基金会由家族管理改为由社会人士参与，他只任名誉董事长。
同时，田家炳将余下的物业、资产全数捐给基金会，物业储金作为永久的资助经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他资金周转遇到困难，甚至卖掉居住了37年的别墅，全数用于捐款。晚年只租住公寓，过着他一贯的简朴生活。
讣告发出后，多个官方微博转载，评论转发数量一直上升。田家炳基金会副主席长戴希立本以为，田家炳虽然专注慈善多年，但毕竟是个商人，评论难免会有“沽名钓誉”的负面评价。没想到转发的评论一一看过，竟是众口一词的好评。“人民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你做了什么，大家都看得到。”
非但如此，在筹备追思会时，田家炳基金会原本无法预计到场人数，计划将大剧院四层的场馆先开启两层，第三层供媒体拍摄。然而现场密密麻麻的人头让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将四层全数开启。能容纳1600人的大剧院座无虚席，甚至有一百多名民众无法进场，只能通过门口墙壁的电视观看场内现场直播。他们的到来成为田家炳一生成就的最好证明。
田家炳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中国的希望在教育”，2002年6月26日，他将这句话写成题词，用作田家炳基金会的口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认为，他“重在雪中送炭，不愿意锦上添花”，对于捐助或即将捐助的每个学校，都认真了解必要性、目的与意义。他知道要改变中国的教育面貌，重点在中小城市、广泛的农村和大西北的落后地区。几十年来，田家炳的足迹遍布中国贫困地区，年逾90仍坚持去捐助的师范院校与师生座谈，讲述自己的创业故事和教育理念。弥留之际，据其家人回忆，田家炳身体已十分虚弱，眼睛也看不到东西，双手一直拿着一张印有全国30个省份的田家炳中小学的地图，不断抚摸。
2006年，田家炳站在自己捐助的大楼前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我认为田家炳对中国教育的支持、捐款的广度、深度和历史的跨度以及灌注个人心血的力度及其背后的深刻教育理念，我想在中国当代，没有人能出其右。”在追思会现场，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发言悼念。
这个来自广东梅州、长居香港、普通话带着客家口音的老人，比大多数人更关心内地的教育。他初中辍学，却拥有众多“博士”、“教授”的名誉称号。这些彰显身份、学术和成就的称号，放在田家炳的身上似乎恰如其分——几百座“田家炳大楼”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1993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在地球上，除了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认识这颗星星，就如茫茫人海里，没有几个人认识田家炳一样。
长子田庆先望着从各地前来的民众，感慨道：“父亲常说，自己已经很满足了。我想，他的满足，就是他的幸福人生。”
2018年7月10日，田家炳逝世，享年99岁。
7月22日下午，田家炳追思会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全国及海外各界人士前来缅怀
家父遗风
在梅州大埔县，坐上的士或电动摩托，一定不能说去“田家炳大桥”——这里共有126座田家炳大桥，它们在韩江流域依次排开，让这块一度只能依靠水路的“瓷土之乡”彻底告别了摆渡过河的历史，也结束了行人常因粗木作桥而落水淹死的惨剧。
在1978年田家炳捐资100万港币兴建湖寮大桥（后改名田家炳大桥）前，田氏宗族已经在大埔绵延了800余年，到田家炳，已经是第18代孙。父亲玉瑚公排行第二，开设“广泰兴”，主营砖瓦与油盐茶米等生意，乡里闻名。三叔翠珊公是清末最后一科秀才，四叔、五叔经商。在贫困的大埔，田家是富裕的家族。
父亲48岁那年，田家炳出生，是家里惟一的男孩。老来得子的父亲希望孩子能“彪炳百代”，为他取名“田家炳”。尽管陪伴田家炳的时间并不长，但父亲在他生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为他的人格打下了基础。
玉瑚公着重培养田家炳的品行。每日教导田家炳两句《朱柏庐治家格言》，背熟体会后，再教两句，并嘱咐他长期牢记并实践。这篇524字的治家格言田家炳倒背如流，并一生奉为圭皋。“这篇家训字字珠玑，涵盖面广，无论是待人接物、生活小节或个人修养，都有许多提醒，是行事为人的准则。”田家炳曾回忆。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是田家炳践行到极致的一条。招待用的矿泉水全数倒入随身携带的水壶；住酒店一定自带肥皂，出门只选乘公共交通。《明报》总编辑采访田家炳时，想试穿他的西装。穿上一看，衣服内侧绣着裁缝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竟是6位数——这是1976年前（这年香港的电话号码由6位换成了7位）的西装。四子田荣先写过父亲的衣着：款式过时二三十年不说，最要命的是裤子破了，他便找一条颜色接近的来配衣服，只道人人都是色盲，哪会察觉有异？看得见的西服尚且如此，藏在里头的袜子，修修补补更是不在话下。
田家炳幼时偏食，不吃苦瓜。玉瑚公便讲述其母下田种苦瓜到收成的经过，教导他吃苦瓜，还说偏食会令母亲思量儿子少吃一样菜而感到不安。田家炳改掉了偏食的习惯，更特别喜爱苦瓜，从此对食物的唯一要求便是营养。“父亲教导我，做子女不仅要孝敬父母的身体，更要孝敬父母的心。把好菜让给父母吃，是孝敬父母的身体，而做父母的总希望孩子长大以后，有好的身体，能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点好的事业，所以，多吃点好东西，身体健康，就会减少父母的担忧，这就是孝敬父母的心。”
田荣先回忆，田家炳的饮食定时且节制，偏爱高纤维的粗菜及红米，菜谱40年不变，自他懂事起，父亲就是以四片面包涂果酱作早餐。“父亲非常注重健康，他认为健康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责任。”
在田家炳看来，玉瑚公爱得深切，也爱得理智，更难得的是在生活中教爱合一。他会在严冬早上谈渔翁钓鱼的事例，告诉田家炳“六月炉边匠，三冬水上翁，彼岂不知寒暑，只因业在其中”的道理。遇上乞丐乞食，他会分析沦为乞丐的多种可能性——幼年不好好学习、壮年不务正业，并指出如果不好好自爱，老年自身难保，富者也沦为乞丐，怎能谈孝？
他全然沿袭了父亲的教育方式，对子女严格又开放：坚持在家讲客家话，因为客家人“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让子女学，却从不逼他们讲；坚持祭祖，却也尊重子孙的宗教信仰，祭拜时免去跪拜之礼；要求子女自立，但选择权交给他们……田家炳基金会副董事长、与田家 认识近三十年的戴希立说：“他的儿子、孙子跟普通人真的没有差别。普通人要工作，他们这个年纪也要打拼。从来不会讲自己的爸爸、爷爷是谁。这是他的家教，从一个普通人开始，这是他们家族最重要的教育。”
“我深信财产太多，反而削弱子女吃苦的能力及向上的奋斗心。我留给子女的是‘知识’——子女全都接受大学教育，拥有专业技能，相信可以自立；还有，就是‘志气’——我不让他们依赖父母，要他们创立自己的专业。”田家炳说。
广东省梅州大埔县高陂镇银滩村，韩江河畔的田家炳祖居拱辰楼
玉瑚公是德高望重兼知识博、交友广的长者，他家还订有当地权威且难得一读的《汕报》，广泰兴除了生意交往外，更成了当地民众长知识、谈国事的场所。田家炳长期在侧，侍候父亲、招待客人，浸淫在世情时局的谈论中，视野扩展很快。田家炳晚年回忆，当时局势不稳，往来客人多谈论国家安危，分享真知灼见，“日积月累、见多识广，我的智慧自然比一般成年人甚或久历人生的长者还要高。”
他深知视野的重要性，也明白子女没有自己幼时成长的条件，便变换方式拓展他们的见闻。儿子田文先记得，1960年初，香港举办“空中游”，父母带他们坐飞机环游香港，飞机在云层中随气流升降，吓得兄弟姐妹们大呼小叫。他惊讶又感动：平时连坐巴士的钱都可省则省的父亲，为增加儿女见识，竟舍得花那么多钱。
15岁那年，田家炳念完中学二年级，玉瑚公去世，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学业，结束短暂的求学之路，肩负起持家重任，母亲继续管理砖瓦厂的生产和家务，他负责广泰兴商铺及对外往来事务，两年时间，事业蒸蒸日上。
海外创业
大埔境内山多田少，粮食不能自给，工商业不发达，当地人谋生不易，多到海外打工。田家炳分析家乡瓷土前景后，决定开发海外市场。
18岁那年，田家炳乘船前往越南早翁市，开始了海外创业的历程。这是他第一次旅行，十几个月后，他成为越南最大的瓷土供应商。
在他看来，越南缺乏上乘原料，产品品位低，销路不好。大埔高岭土质优而藏量丰富，运往越南，可进一步扩大家乡瓷土产业，并使越南的瓷器厂得到好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品位，而祖传的瓷土山地地处韩江河畔，比他人在深山开采的成本低，因此前景广阔。
许多大埔同乡在越南做家用窑厂生意，年轻的田家炳将家乡的瓷土加工成面浆，运到西贡，卖给开瓷器厂的老乡。他创办了泰安龙瓷土公司，此时早翁市有三家同类公司，货源都是经过多层经销商从大埔的小型瓷土公司买进，品质层次不齐，产量小，成本高。田家炳的瓷土自家生产，质量稳定，产量充足，又减少了中间商分账，不到一年便占领了越南瓷土市场的六成以上。1938年，田家炳计划扩大公司业务。此时，另外三家公司的老板找到他，表示愿意合作。田家炳牵头组建了茶阳瓷土公司，他占60%，剩下三家占40%。四家以相同的价格售卖，利润平均分配。经营一段时间后，三家公司不愿意再为40%的货源奔忙，将自己的货源供应权让出，田家炳得到了全部供应权。不到20岁的田家炳成为了越南最大的瓷土供应商，创业第一步成功了。
田家炳离家时，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6月，日本侵略汕头，田家炳往越南运瓷土的出海口被占领，运输线被切断，第一次创业结束。
印尼义兄田家烈在万隆经营一家土杂洋货商店，希望他去照料生意，同其子田沧先经营商店，自己则准备回乡。但未动身便身染重病，田家炳初来乍到他便因病逝世。田家炳只好开始自学印尼语，经营洋杂货和土特产。
当时印尼仍是荷兰的殖民地，大企业或大型进出口生意由荷兰商人掌握，中下层生意则90%以上由华人经营。当地人对华人还算友好。几年时间，田家炳积攒了不少资产。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春，日军占领了印尼，田家炳经商的地区被划入戒备森严的军事区，日军限令华侨一个月之内必须撤出，而且不允许带走任何财产。苦心积攒起来的财富没法带走，田家炳将现金一部分就地掩埋，一部分送给侄儿维持生活，两手空空离开万隆。
几年以后，日军撤离，印尼独立，田家炳当年埋钱的地方已经建起了大片房屋，他一无所有。
田家炳在印尼创办的超伦树胶厂
田家炳转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去同宗族人田国璋创办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当时市面的进口货缺失不在话下，连印度尼西亚本国的制品也奇缺，可以说是投资工业的大好时机。”印尼出产天然橡胶，百姓熟悉橡胶生产，拥有充足的原料和人力。树胶用处广，可用于生产雨衣、胶鞋、轮胎等日用品，刚好能满足战后物资需求。在田国璋和其他族人的援手下，1946年，超伦树胶厂建成投产，田家炳第二次创业开始。他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再次得到印证，超伦树胶厂销路一路走高，成为印尼实业界的典范。
1951年，田家炳还清了全部贷款，并于次年创办了南洋树胶有限公司。1954年，他注意到聚氯乙烯（PVC）生产的人造革产品，绝缘、防水性能和外观都比天然橡胶强，决定从天然橡胶生产转向塑料薄膜生产，开拓塑胶薄膜市场。同年，在日本考察PVC生产后，田家炳订购了全套生产设备，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1956年正式进军PVC薄膜生产，三十多岁的田家炳成为印尼工业界的突出人物。
1958年，田家炳决定将蓬勃发展的印尼厂务留给侄辈管理，举家迁往香港。他曾数次回忆那次“迁徙”：“战后，华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原住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原住民不奋发图强，反而认为他们的贫穷是华人造成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长，再加上文化的巨大差异，引发了原住民对华人的强烈不满……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我看到局面对华人越来越不利，华人也随时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牺牲品。同时，我也希望子女能够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但当时在印尼，根本没有正规的华文教育。香港社会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出入境、金融贸易都很自由，具国际城市的基本条件。人民安全得到法律保障，生活习惯完全与大陆一样。经多方考虑，我决定全家移居香港。”
1960年，印尼大规模排华，1962年达到高潮，数万华侨经中国政府派船接载回国，由政府统一安排，分配到海南岛、云南、广东等地的华侨农场安置。
香港皮革大王
1958年，田家炳一家来到香港。在陌生的城市里，田家炳夫妇带着九个孩子，挤在80平米的房子中。长子田庆先回忆，“当时只有两三个房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是上下床堆在一起住，生活看起来也比较紧张。”
田家炳开始第三次创业，他计划重操故业，发展塑胶薄膜及人造革。当时香港工业以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业为主，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塑胶化工业无人涉足，曾有几位想投资的企业主都放弃了。香港寸土寸金，难以找到适合生产人造皮革的工厂用地。在新界乡议局主席陈日新的帮助下，田家炳找到了一块30万平方英尺（约2.8万平方米）的土地，但这块地在屯门海滨，想要利用必须先填海。香港从未有过私人填海的先例。很多人都认为这一行投资大、技术高、获利微薄，他的行动被看成是往海里扔钱。
在田家炳看来，这件事必要且有前景：“我觉得这种工业在香港应该会发展下去。但是那时候，香港没有塑料薄膜的下游加工业，主要因为它没有这种材料工业，当时可以向日本和台湾地区买材料，但毕竟这个东西太复杂，下游加工工业始终发展不起来，我想在香港自己生产，来扶持下游加工。”
1960年秋，田氏塑胶厂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开业。投产第一年就荣获“香港新产品奖”。田氏塑胶厂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下游加工业也如田家炳预料那样跟着发展，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塑胶业成为香港很大的出口行业。“香港人造革大王”的称号自然落在了田家炳的头上。
1960年秋，香港屯门，田氏塑胶厂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开业
每次提及这个称号，田家炳都会摆摆手称“过奖”，“香港其实就是我这一家，也没有大王小王问题了，我开业以后，成立了五六家，好像看到田氏推销怎么成功，开发怎么成功，觉得可以做这种行业。结果他真正投资下来，客户要求都很高，几家都做不下去，还是我自己做，所以这个因为没有什么比较，也不能说我大王了。”
几十年来，田家炳和其他众多企业家一样经历了许多考验：1965年银行风潮， 1973年股市崩溃，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1976年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同行经受不住冲击，纷纷倒闭的时候，田氏企业都能顺利渡过难关，成为香港企业一块不倒的金字招牌。
1982年，拥有数亿家产的田家炳，从商海中隐退，把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共同管理，自己专心慈善事业，捐出十多亿元资产，成立“田家炳基金会”，成为了少有的“职业慈善家”。
外人无一不盛赞田家炳的眼光与对时局的把握，但在戴希立看来，田家炳不仅仅眼光独到，“他内心有一套想法，觉得这样做才对。加上他的宏观眼光，二者合起来，每次关键时刻做的大决定一定是对的。他在最恰当的时候离开了印尼，一点也不留。在香港举目无亲，还是做人造皮革。这不是赚钱最多的，为什么做？这不单是一个商业决定，他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香港找工作，他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给这些人。后来证明这也是正确的。”
田家炳做慈善教育也被戴希立认为是他“内心那套想法”的展现。他问过田家炳为什么要做教育，田家炳对他讲了十多分钟，最后说了四个字——“改革开放”。
在这之前，田家炳的慈善事业都在香港和台湾，1959年，他担任香港新界最大慈善机构博爱医院的总理。1965年，他又出任香港华人最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总理，参与推动社会福利工作。他还成立了台湾田家炳文教基金会。“1977年看到这个变化，他感觉机会来了。中国的希望在教育，现在是时候去内地投资教育了。他每次做的决定都是和整个世界的趋势相关联的。”
尝试“造血”
改革开放后，田家炳做的第一件事是建设家乡。从田家炳大桥开始，他接连捐资兴办各类有益民生的工程，创办医院、电视台、电视广播中心、少年宫、妇幼中心、轮渡码头、水电站等民生项目，捐助幼儿所、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卫生学校、电视大学等学校。
田家炳对家乡的要求尽量满足，为了配合家乡建设，甚至同意迁移祖坟。1992年，田家炳的侄孙田玲发时任村委书记，负责每年大年初一给田家炳拜年以及转达村内需求。这年他代村民提出希望田家炳将乡道修缮完成。按照田家炳的计划，乡道将按两次分批修建。接到电话后，田家炳要了一份计划书，完成了乡道建设。田玲发说：“银滩村两公里的乡道，除了一位印尼华侨建设的200米，都是田家炳出资建成的。他说话算数，你要多少他就给多少，但超出的部分由我们承担。”
比起捐助实体的项目，田家炳更希望村民能够自强不息，让他可以从“输血”变成“造血”。
1980年，田家炳在出生地捐资建设水力发电站，希望银滩村能早日通电。他委托当地水电局全权策划，但在施工期间，村民为一己私利，造成浪费，水电站发电量不高，管理不完善。完工后村民以公益企业为由不交电费，还争相照得更亮。
为增加村民经济收入，田家炳请堂弟与田庆先几次实地考察，计划捐款创办银滩村经济发展基金会，请县镇两级领导参与协助政府管理，资助乡亲发展种植业。但借款到位后，并未落实到计划内，政府不得不停止贷款，该项目无疾而终。
80年代中期，田家炳拟捐出数千万元在大埔成立“田家炳基金会”，由县政府全权策划及管理，投资有利就业及利用当地资源的营利事业。但大家对利润稍薄或投资期较长的事业并不感兴趣，该项目胎死腹中。
1989年，离开家乡47年的田家炳第一次回到银滩村时，原本风景秀丽、聚族而居的家乡已暮气沉沉，满目荒凉。连他祖辈世代居住的拱辰楼，都只剩堂侄一家居住，其余子孙均在大埔境外定居。
一系列的“造血”计划未能实现，田家炳唏嘘半生。“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对家乡人民没有做好扶贫工作，迄今，我的捐献都是治标的，如你没饭吃就给点米，这点米吃完了，困难仍然还在。”
回乡数天，田家炳请大埔县政府特别成立了“家炳建设工程筹建委员会”，统办一切他捐资的项目。十年间工程金额超过一亿元，完成了四百多个项目。被大埔人称为“前无古人，难有来者”。
田家炳几乎贡献了大埔县大部分的基础建设，其中包括6条公路、23所医院、33所学校和126座桥，这些工程星罗棋布，遍及大埔城乡内外。大埔县政府决定，从1991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田家炳系列工程落成和奠基典礼。现任大埔县政府新闻秘书刘招迎曾是列队中的一员。据他回忆，在田家炳参与的几次庆典中，都有数万群众夹道欢迎。
戴希立跟着田家炳参与过庆典，在他印象中，只有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时，他在电视上才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一次庆典途中下雨了，戴希立打车回酒店，司机提出先去接参加庆典欢迎队伍的女儿。他问女儿是不是被强迫去的，还淋着雨，会不会有意见？司机回答他：“老实讲，我的女儿参加欢迎会我有意见。但田家炳我没意见，他做的事情很多，还那么低调。”
田家炳去世后，大埔县和银滩村各办了一场追思会，银滩村那场，当天只要在家的人都来了，五六百人挤在广场上怀念田家炳。在政府工作人员田厅祥印象中，只有每年正月十四村里祭拜祖先时才会有这么多人参与。按照大埔的规矩，96岁以上的老人去世算高寿，是按喜事来办的。仪式现场甚至没有用白色的灵堂，几百人也没有陷入沉痛与哀悼，都带着怀念与追忆。田家炳医院的护士穿上了白色医护服，学生穿上了田家炳学校校服，以各自的方式感恩田家炳。
“校长在哪里”
或许是对家乡捐助计划给了田家炳一些启示，也或许是从小读书少的遗憾挥之不去，田家炳在大埔捐建学校，渐渐扩及广东省，1995年后扩展到全国，他最乐意到内地经济较差、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去捐款。
他深受父亲玉瑚公的影响。“老人家、孤儿寡母来到我家，对我爸爸跪拜，感谢他的救济，我想如果自己有点力量，能改善别人的生活，是很好的事情。”他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总结更多的标准词汇，说得最多的是“我应该这样做”。
中国慈富并不多，社会仇富情结也存在，富人阶层对社会的漠视或无所贡献，常常遭到谩骂，即使有所贡献，也被人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提款机”，或被嘲讽“沽名钓誉”。
数年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田家炳对此的评价很谨慎：“我不方便批评人家，各人的看法不同。我觉得追求名利是很应该的，不然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了。有人喜欢把钱花在古董名画上，花在个人享受上，而我花在学校上。”
戴希立去仁爱堂田家炳中学面试校长时不过三十多岁，他提出“学生为本，教师治校”，得到当时校监田庆先的支持，将他选为仁爱堂第一任校长。这也成为他与田家交往的开始。
在通信中，田家炳与戴希立达成了“己立立人”的共识，并将此作为仁爱堂的校训。第一次见面，田家炳带全家人访问学校。在校门拍照时，田家炳让家人把位置空出来，“第一张留给我跟校长。”戴希立吓了一跳。
很快他发现，对于校长和老师，田家炳十分尊重且重视。在内地，学校剪彩都是领导参与，校长很少安排位置，能够担任司仪已经非常难得。而田家炳每次都会问：“校长在哪里？”不但安排座位，还一定要校长上台参加剪彩。但看到学校施工图校长办公室过大时，田家炳又会提出，“留出更多的空间给老师和学生。”
“他会觉得你是领导，你应该做个榜样。其实他非常简单，三句话：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关键在校长和老师；德育为先。他很清晰，一直坚持。”戴希立说。
2007年，时任江西省教育厅财务处副处长刘秋生带着奉新、丰城、南康三个市县的校领导找田家炳对图纸，内地过关不便，田家炳一大早搭地铁从罗湖排队过关。找个平常与人谈事的餐厅，点几个菜，长话短说。看了图纸，田家炳说：“设计很好，但是课室之间距离太近，相互干扰，为什么不是一字排开？这样可能不好看，但是，阳光和空气对学生与老师来说永远是免费的。”
师范院校也是田家炳重点捐助的部分。他认为“要办好教育，必须要有好的老师。师范大学是培育教师的重要基地。”1995年，他向四川、东北、华中、山东、南京的五所师范大学与杭州大学各捐资800万创建田家炳教育学院/书院，又向山西、西南、云南、贵州、广西、江西的六所师范大学，以及广东省的惠州大学与嘉应大学（后都改称学院）等八校共捐4800万元。
1997年，田家炳捐助国家教委师范课程改革计划，时任国家教委师范司司长马立向田家炳赠送字画
1999年，各省市师范大学热情推荐、重点中学慕名申请资助，还有学校自愿减少资助金额，接受拨款时间向后延伸，但务求加入田家炳中学的行列，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
当时，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房地产市价较高峰期下跌过半，但田家炳居住的大宅外观不俗，保养适宜。这套豪宅位于香港九龙塘高尚住宅区，面积超过700平米，带有游泳池、私家花园和运动场等，田家炳在此已度过了37个生日。据地产公司估算，可卖过5000万港币。按照田家炳的计划，能够资助二十余所中学。为了恪守捐资承诺，他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卖掉房子。在洽谈过程中，对方得知了田家炳卖房是为了助学，还多付了300万港币的房款，最终以5600万成交。
田庆先回忆：“爸爸觉得我们都搬出去了，这房子留着给谁住呢？我跟弟妹都同意把房子卖掉，这也是对他的孝心。爸爸最会计算，每天盘算着自己住那个大房子，每睡一晚要多少钱，不合算；如果卖掉，租小屋住，就划算多了。”
卖房所得款项全数捐资教育，80岁的田家炳成为无产者，租了一间130平米的公寓，窗户还能望到之前的豪宅。
2003年，香港教统局宣布，拿出10亿元实行“等额补助计划”，若大学取得私人捐款，则可获政府一对一配款。第一期基金截止日期为12月底。香港理工大学与城市大学找到田家炳，他一口答应捐资300万，但因现金不足，计划分三年付清。两所学校向田家炳说明等额补助计划，田家炳向银行借贷，筹集资金600万，捐给两所学校，使他们获得了足够的等额配款。
2005年，为增加资金扩大捐资，田家炳将13万平米、24层的田氏广场售出，得款近3亿元，为数十所大学、中学提前付清捐款。
如今，国内39所师范大学里面，都有一个“田家炳书院/学院”。类似的教学楼，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面，共有九十多栋，加上他捐建的中学166所、小学44所，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田家炳。田家炳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百校之父”。
江苏盐城，田家炳与田家炳实验小学学生合影
“捐我的生活费”
田荣先怀疑过父亲到底是节俭还是吝啬，“以他的身家财富，根本不应该活得这么寒酸，为什么他老是怕过分享受，怕宠坏自己，自约得近乎自虐？及后才体会，吝啬的小人是省自己的钱而慷他人之慨，绝不会像父亲那样，连宾馆里的肥皂、抹手纸、蒸馏水或电源都替人家珍惜。长大以后，看见父亲倾囊为善的义举，更深深敬佩他薄己厚人、坦荡无私的情操。”
田家炳将基金会交由社会人士参与、自任名誉主席后，仍会参与捐助项目的讨论。他没有决定权，但每次总坚持“都要捐一点”。如果基金会不批准，他就会说：“捐我的生活费，我不需要这么多。”
“在一些人眼中，我不会用钱。但我想我是很会用钱的人，我在家乡、祖国大陆、香港，无论是捐校舍、盖医院、造桥，都是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田家炳不喜出门远行，又起卧有序、作息定时，最怕出门打乱生活规律。但为了多去鼓励关怀受捐助的单位，他几乎每年都会到各地院校拜访。又因为怕打扰对方，行程总安排紧凑。以2006年9月的行程为例，他只有7天在香港，余下时间奔赴了13个城市。几个陪同的儿子都吃不消，接班轮流陪他，他却莫名兴奋。
哪怕年至耄耋，田家炳依然积极奔走在全国各地，84岁时，他还乘坐了7个多小时的火车从兰州到天水，参加田家炳中学捐赠仪式。为了方便内地的受捐单位，他常常跑到深圳会客，作为捐资介绍人的卢乃桂教授，经常和他一起坐火车。“每一次要去深圳，他就说，我们早上8点钟，在大学站第二个车厢见。你看得到，打开门，田先生就在火车厢里面站着。”
2004年3月2日，田家炳（左）与来访的饶宗颐教授交谈
在田家炳看来，以“田家炳”命名学校，是因为田家炳有些事可以影响到一部分人，或者大家共同研究怎么发扬这种精神。“我要达到这种目标，首先要真正把学校办好，办不好不但没有给我光荣，反而丑化了田家炳。家长就会说，我们儿女千万不要送到田家炳学校去念书。这样我就会觉得不知道怎么报答大家对我的爱护与热情。我很希望确确实实把学校办好，不要辜负大家厚爱。”
他关心学校真实的创办情况。每到一处虽有领导陪同，人群簇拥，但他总提前知会随员，私下观察下学校的真实情况，并向他做汇报。
戴希立觉得，对于名声，田家炳在意又不在意。“人有三立，立名立功立德。他不重视名利，但不反对学校用这个名字。因为立了这个名字，对自己就会有要求，起码要立功，再立德。用了他的名字，他要一辈子做好事，做好人。”
田家炳曾对戴希立讲，现在中国强大了，有钱的华人越来越多，将来会更多，但是怎么处理财产才没有麻烦？这样的例子很少。“我心想，你现在就是先做一个榜样。比他有钱的多，但像他这样处理好大家都没意见的少。他身体力行，很多人都是最后一刻还将财产话语权留在自己手里，他不是，这不简单。”
陈日新卖给田家炳屯门的土地后，两家成了世交。田家炳去世前，陈日新的儿子从英国飞回来探望田家炳，见到戴希立，第一句话便问：“医药费谁付的？”得知是从田家炳生活费中扣取之后，询问为什么捐了了那么多钱还要扣生活费。戴希立只得解释，他问过田家炳，老先生有自己的原则。
98岁后，田家炳的身体不复从前，无法按照过去的规律生活，早上再难做自创的体操，腿脚不灵便也无法再每天散步，身体的病痛甚至让他按时入睡都做不到。生活失控的自己常与规律打架，这让他倍感痛苦。
田家炳基金会从去年开始策划庆祝田家炳百岁寿辰的系列活动，希望展示基金会的项目成果和田校的跨越式进步，使田家炳获得精神的慰藉。“即使知道近期他身体状况不佳，我也始终心怀侥幸，他走过的难关不计其数，这一次也会挺过去。”田家炳基金会干事甄眉舒在悼文中写道。
在这一天到来前，田家炳先生逝世。关于他的影像资料停留在基金会为他录制的98岁心语，在那段3分44秒的影片中，他说：“我今年已经98岁，以传统历法计算，每五年两个闰月，每30年就可以多增加一年。我现在98岁，第四个30年，这样算我已经102岁了，几十年来我都没有什么建树，只是做小生意小工业，累积了一点财富，我很高兴在1982年成立了田家炳基金会，让大家将我的一点点收入来为国家为民族的事业做贡献。让全国几十所大学和160所田家炳中学受惠，还有几十个省市颁赠的荣誉市民，种种光荣受之有愧。我现在留下来的资产，四座大楼的收入，每年有八九千万租金收入，用长期稳定收入办点好事，我觉得将来还有很多自己要努力的地方，我很希望大家把田家炳基金会的事业，共同努力做好。这个收获也是你们的收获。”
田家炳与长子田庆先
7月5日晚，甄眉舒在电梯遇见田庆先，聊到田家炳，田庆先说：“现在一不回去看董事长，他就会打电话来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去看他。我被他批评反而好开心，觉得他想念我了，觉得他是很在乎我的。”
家庭成为田家炳最后的牵挂，临终前，他提笔，颤抖着写下：“每逢礼拜六晚，全家将回家住，作全家聚会，以表亲情为盼。”
（参考资料：《生命的赏赞——为田家炳先生感恩》《夕阳穿树补花红——溥施隆教的田家炳》《我的幸福人生》《名标星座的田家炳》《泽荫华夏的田家炳》《田家炳基金会银禧纪念集》《德被华夏的田家炳——田家炳访谈录》《有一颗行星以他命名》《传奇人生：田家炳》。感谢邢人俨、戴希立、徐咏璇、陈婉莹、王睿、唐林珍、马吉池、冯招迎、田玲发、田厅祥、甄眉舒、李泽晗、汪一川、徐梦雨、刘虹言、冼丽影、何钻莹、田云鹏、肖宪裕在采访中提供的帮助，实习记者薛秦骞、冯震华、殷盛琳、李艾霖、曹彦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南方人物周刊（ID：Peopleweekly），作者：张明萌，编辑 ：孙凌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