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成为女性主义者的男性，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和他的朋友们聊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心中冷笑。”

这是一篇学者写给学者的缅怀文章，也是一篇妻子写给丈夫的悼词。与传统意义上的悼词不同，这份文字除了追忆逝者，亦坦率地表达了一个妻子的愤懑与委屈。

她怀疑起他们婚姻的价值：“我曾经也是多么地热爱哲学和理论，如果我们不结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赏他的思想和行动？……我曾经跟我的心理医生说，嫁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怎么可能幸福。你们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2023年12月12日，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学者，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在美国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中英文学术界开始了一系列纪念徐晓宏的活动，其中，陈朗博士缅怀丈夫徐晓宏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在这份极度克制的文字中，女性在婚姻生活中主动或被动的牺牲，一览无余。

一、困在婚姻制度中的女性

实际上，陈朗与徐晓宏之间所反映的情况并非首例，也更非孤例。知识分子家庭的婚姻中，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一直存在。婚姻削减了女性的自我，也收窄了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空间。

谈及中国的学术伴侣，不少人会第一时间想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以来，人们普遍将梁思成视为“中国第一建筑史家”，而在以男性为主的建筑世界中，林徽因往往只被冠以“梁思成妻子”“梁思成助手”“才女林徽因”等名号，出现在历史书的边缘。

但实际上，林徽因的学术光芒并不输梁思成。

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一文中提到，梁思成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数都经过林徽因润色。在学习和工作当中，经常是林徽因交代设计想法，梁思成完成画稿，最后再由林徽因撰文，甚至在许多了解林徽因及其丈夫工作关系的亲近好友看来，梁思成著作背后流淌的大部分灵感，都来自林徽因。

性别不平等的苗头，在两人进入高校时已有显露：两人回国后，林徽因被聘为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教授职位，而她的丈夫梁思成则被任命为该系的系主任。在写给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说：“我已经以我的方式帮助了（梁思成的工作），虽然没有人会相信它。”

文学界也同样如此。人人都知道鲁迅，却鲜少人了解许广平。甚至大多数人知道许广平，还是因为她是鲁迅的妻子。但是，如果了解许广平的生平就会明白，即便不依靠鲁迅的名气，许广平也能独立发光。

从学生时代开始，许广平便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运动，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之一，但是在大众心目中，许广平更多被作为“鲁迅妻子”而被记住。

在鲁迅和许广平共同生活的10年里，许广平无微不至地照顾鲁迅的衣食起居，为鲁迅誊抄稿件、校对文稿。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更扛起了独自养育后代、照顾鲁迅原配朱安和鲁迅母亲的重任，以至于在《纪念还不是时候》一文中，许广平向去世的鲁迅倾诉：“你曾说过：‘我有一个担挑，一边是老母，一边是稚子。’自你死后，不自量力然而也逼于无奈的我，硬担起来了。”

由此可见，即使是文化程度极高、且对女性相当友好的男性，也难以摆脱男权思想的安排与束缚。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将婚姻制度形容为“人类奴隶制度的最后一环”。

或许这种比喻有些过激，但从现实生活来看，男性之所以能全身心将时间和精力投身在学术、社会、经济上，通常是因为另一半承担了家庭中的隐形责任。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这样的琐碎事务，总是自然而然地落到女性头上。

置身于婚姻和家庭中，男性往往可以更自然地致力于“扩大自己的生命意义”，而女性却很难做到。即便聪颖如陈朗、林徽因、许广平，也或多或少要靠“爱情”说服自己。

二、男性何以成为女性主义者？

在这篇缅怀文章中，陈朗认为丈夫“是一个在男权的结构内，却要做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男人”。这种婚姻中的零和博弈，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你的另一半坐在沙发上，和朋友们高谈女性主义，但对洗碗槽里沾满油脂和污渍的碗碟熟视无睹。

问题来了，在男权的社会结构内，一个自称女性主义者的男性究竟是什么样的？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为女性发声的男性并不算少。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写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在《关于妇女解放》中呼吁女性争取地位和自身解放；动画大师宫崎骏在作品中提倡生态女性主义；股神巴菲特形容女性为天生的投资者……但他们似乎并不能称得上是一名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在婚姻的家庭事务和性别分工中，他们不仅未体现出女性主义的实质，还让另一半负担了更多的重荷。言与行的割裂，让他们注定无法真正踏入女性主义的范畴。

那么，什么样的男性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2022年6月，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后，一篇《男人可以为女性做的35件实事》（以下简称《35件实事》）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其中列举的事件以实际生活中的小事居多，包括不找借口且自觉承担一半（或以上）的家务、不要对女性的外表指手画脚、在照顾孩子方面至少承担一半的工作等。

女性主义者的身份，不来自和朋友侃侃而谈的女性主义议题，不来自社交媒体自我介绍里“女权男”的标签，更不来自对外宣扬的性别平等观点，而是源于生活中的落地实践。就像《35件实事》里说的，“如果说女性主义是理论，那么刷盘子就是实践”。

比起谈论宏大事务或议题，男性或许更应该从小事出发，做出实质改变。

调和分析、解析数论、偏微分方程……华裔数学家陶哲轩所研究的领域，可以说和“女性主义”的理论毫无关系，但他在婚姻生活中却比许多挥舞性别平等大旗的男性更加“女性主义”。下班回家后，陶哲轩会花大量时间陪伴家庭，承担像换尿布、陪子女玩耍这类家庭事务。能够这样放下“身段”的男性，虽然这些年在逐渐增加，但还是太少了。

随着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人们对于相关议题的讨论会更多，对恋爱和婚姻中的平等也会越来越敏感。但针对此事，无论外界怎么评价和臆测，逝者已逝，苛责逝者不再必要。归根到底，这份悼词是极为私人的表达，其中凝结的爱意与怨念只有当事人才冷暖自知。和其他被遮掩的性别议题不同，它只是在互联网上显露了出来，得到了舆论的发酵。

与其再去苛责和批评逝者“不够女性主义”，或许我们更应该看到现实，映照自身，从自身的实践上做出微小但确切的改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张文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