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中关村的风云变幻，是中国科技企业发展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一九八几年，正是联想、方正、四通的鼎盛时期，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一个不落的与它们全部进行过合作——张旋龙。张旋龙是来中关村做生意的第一位港商，内地和香港两地“通吃”，优势明显，但他在中关村向来只谈合作，不开公司，作者评价其为“一直躲在幕后，却又一直处在浪尖”。由张旋龙，就此可以展开那个时候的中关村关系图谱。
本文转自公众号“刘韧”（ID：LiuRenNews），本文由作者刘韧写于2003年10月。
2001年8月29日，香港，主席台上的张旋龙再次面临考验，作为方正控股总裁他要代表方正发出亏损预警——“去年为方正盈利1.2亿的奥德，今年上半年亏损8000多万。”
9月19日，被紧急推上方正奥德董事长位置的张旋龙在北京与方正奥德研发人员谈心，给方正奥德总裁耿雪松打完气，张旋龙坚持要和想离开奥德的员工谈一谈：“你们要走，我觉得没问题，但首先，你们要知道方正奥德百分百是方正的，你们是研究人员，这里面涉及道德和知识产权的问题。但你们真的要走，我能理解，也祝福你们成功。我今天第一天上班，不能说，我们之间就有感情……”
张旋龙说这番话的时候，重又想起了1999年那个难熬的夏天他三次和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讨论奥德都没有结果的尴尬。
最后一次在燕山大酒店1716房间，张旋龙约了北大书记一起和张玉峰谈。费尽心机谈了半天，张旋龙看依然说服不了张玉峰，就直接和张玉峰说：“这个事情一定不行，如果你在奥德问题上一定要这样做，我会投反对票，这个我先跟你讲清楚……”
张旋龙说这番话的时候，心中一阵难过。他想起11年前那个飘雪的日子，他和张玉峰在友谊宾馆一起下棋的情景。
张玉峰到之前，张旋龙已连赢了几个北大老师好几盘，正在兴头上。张玉峰上来，很快赢了张旋龙一盘，张玉峰说：“再下一盘。”第二盘，张旋龙赢了，张旋龙说：“再来一盘。”第三盘，和棋。
这是张玉峰第二次和张旋龙见面。第一次，张玉峰想代销张旋龙的Super PC，张旋龙因为已经答应给四通做独家代理，所以，只能一个劲儿对张玉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下完棋，张玉峰又向张旋龙说起了Super PC的事，张旋龙答应了。
张旋龙将Super PC同时给张玉峰做，惹恼了四通，四通将张玉峰的发货记录全都找到，拿给张旋龙看，张旋龙打哈哈：“我说你们这些人啊，人家是个学校，你们不要搞那么多，你做大生意的嘛，去动人家干嘛？”
事后，有人告诉张旋龙，张玉峰和他下的三盘棋中，让了他两盘，张玉峰是北大象棋冠军。后来，两个人再下棋，张旋龙要求张玉峰先让他一个马。从这盘象棋开始，张玉峰交上了张旋龙这个朋友，张旋龙让张玉峰赚到了钱，张玉峰也让张旋龙赚到了钱，两人开始有了交情，两人都姓张，张玉峰经常向外人介绍张旋龙：“这是我堂兄弟。”
张旋龙当时在中关村那样受欢迎，很多人想尽办法和他结交，是因为他是来中关村做生意的第一位港商，而他又长在内地，熟悉内地社会，早去香港，又使他得风气之先，尽享两岸互补优势。
香港金山
1978年3月12日夜，张旋龙彻夜难眠，单人床的那头睡着父亲，单人床的旁边除了书、收音机就是电饭煲，这些之外，再没有放其他物品的空间。
这是张旋龙在香港的第一夜，此前，他在福建泉州高中毕业教高中。到香港之前，家里人一直以为1972年到香港的父亲已经在香港发了财，22岁的张旋龙来香港想读香港大学，弥补没读大学的缺憾。但是，他来到香港第二天就要找工作养活自己，张旋龙先在亲戚的工厂做工，后改做导游。
张旋龙的父亲张铠卿，上海同济大学毕业，1972年去香港，养过金鱼、鳗鱼，卖过牛仔裤，但都不成功。张铠卿学医，但在香港没有行医执照，只能偷偷地做。
张铠卿的转折点在1978年。那一年，他开始做芯片生意。
芯片当时被“巴统”严控，张铠卿偷偷带进国内的芯片最早卖给了株洲电子研究所，研究所用这些芯片做成了CMC-80双板机。这款机器后来被写进六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号召全国科研单位向株洲电子研究所学习。后来，张铠卿帮国防科工委带芯片，这些芯片被用在了潜艇、卫星等方面。这种生意越做越多，香港金山公司就在张铠卿所租的房子里诞生了。“金山”二字是从张铠卿的“铠”字拆出来的。
1981年，张旋龙放弃一个月近1万元的导游收入，帮父亲打理金山公司。除去芯片，金山还做显示器、苹果电脑生意。
四通
1984年冬，身为香港金山公司总经理的张旋龙走上了来中关村的土路，当时的那条土路还没有现在街道的一半宽，路的两边都是麦田。首先映入张旋龙眼帘的是四通的铁皮房子，两层楼的铁皮房子，里面是木头的，外表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万润南、万润南父亲、沈国君、王安时等人。
天很冷，大家靠一个汽油炉取暖，汽油炉老灭，一灭，王安时就喊，“蒋敏美啊，又灭了，又灭了。” 蒋敏美上来重新将汽油炉点着。
到1984年，香港金山发展到十几个人，营业额不到100万美元，业务有组装机器，代理IBM机器，但不是IBM的正式代理。香港金山太小，IBM不让它做代理，所以，只能做IBM代理的代理，或者IBM代理的代理的代理。
但是，张旋龙走进中关村，香港金山就是大公司。张旋龙当时主要和部委做生意，有株洲电子研究所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招牌，张旋龙混在各部委如鱼得水，此时，他主要帮部委和科研院所做进出口贸易。
张旋龙和万润南一接触，就发现四通和国家单位不一样。张旋龙卖给四通的IBM机器，四通会将机器拆散了，看看哪张卡是真的，哪张卡是假的，以及硬盘是什么牌子的。张旋龙过去将机器卖给国家单位，卖过去，就卖过去了，卖过去就收钱，哪有人看这些。张旋龙因此觉得四通这帮人很厉害。
第一笔生意，万润南没钱，他问张旋龙敢不敢让他代销，卖完再给钱。张旋龙沉吟了一分钟，说：“当然可以。”张旋龙觉得四通是一群干活的人，他愿意赌一把。张旋龙和万润南越走越近，到1987年，张旋龙和四通合资成立天津四通，张旋龙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旋龙当时也接触过科海，科海就在四通旁边，“比四通大多了，也牛很多。”科海旁边还有一个海科，后来这些公司的人都成了张旋龙的朋友。张旋龙全和他们做生意，但张旋龙最看好的还是四通。
张旋龙和中关村做生意，部委那边也不放弃，但一进中关村，他就觉得今后的重点应该在中关村。那时，张旋龙和中关村的创业者们一起将部委来人调查中关村叫做“鬼子进村。”当然，部委的人也管中关村叫做“骗子一条街”，扯平。
燕山大酒店
中关村，畅春园，什锦火锅，七八个人，七八十块钱，六块钱一瓶的二锅头，一人弄一瓶，中关村朋友喝得快一点，张旋龙喝得慢一点，但张旋龙最后会喝完。酒过三巡，剩下的菜，都倒进什锦火锅，全部吃完。张旋龙以前不吃羊肉，后来他最喜欢吃羊肉，中关村朋友总对他说，北京比较干燥，吃羊肉大补。
张旋龙进中关村的时候，燕山大酒店的顶层还没有盖好。他来的时候，燕山大酒店总经理带他到正在施工的顶层看。燕山大酒店一盖好，张旋龙就从友谊宾馆搬到了燕山大酒店1711。1711后来成为张旋龙的常包房，直到张旋龙在1711大病了一场，才改住1716。张旋龙喜欢17层，香港金山电脑大厦一共有17层，张旋龙在17层办公，燕山大酒店一共也是17层，张旋龙在17层会朋友。
早在10多年前，张旋龙就花65万美元在首都机场旁边买了房子，那是国内第一批卖给海外人士的别墅。但张旋龙一直没去住过，张旋龙觉得他在中关村做生意，就应该在中关村住。张旋龙将燕山大酒店当作自己的家，他一进门，开门的、提行李的都和他打招呼，他想吃什么，酒店就给他做，早餐送到房间，在一个餐厅就可以任意点其他餐厅的菜。
酒店的服务生都喜欢张旋龙不仅因为张旋龙是常客，还因为张旋龙从来不忘给服务生小费。张旋龙以前做导游，小费对他很重要，所以，他不会忘记给别人小费。
张旋龙喜欢让大家高兴。他做生意，本来六四分成，结果变成了四六，他也做，他不怕一时吃亏，他一直觉得，对方占了他便宜就还会来找他，他的算法是两个四成要比一个六成多。分钱方面，张旋龙一直显得不太认真，但他十分认真地提防被骗。刚到中关村的时候，张旋龙被小骗过，后来，他十分在意对方的记录，非常仔细地查。
张旋龙爱讲话，喜欢和人打交道，精力充沛，可以连续几天不睡觉，但完了以后，他要补觉，一连睡上四十多个小时，饿醒了吃几块饼干，继续睡。张旋龙日常就这样在中关村打拼。
王选
北大，王选办公室，张旋龙终于见到了慕名已久的王选，但两个人没什么共同语言。和以往重要的拜访一样，张旋龙总是坐着总参挂军牌的苏联轿车，径直开进去，军人在旁边当司机，张旋龙派头很大，王选也不敢太怠慢。但张旋龙想和王选谈大的合作，王选不想谈。最后，张旋龙卖了两台IBM 550给王选，王选客客气气将张旋龙送出办公室了事。
张旋龙第一次知道王选这个名字是在日本。
1984年，张旋龙做成了当时业内的第一大单，一次进口500台NEC机器。1985年，NEC请张旋龙去日本。在日本筑波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张旋龙看到世界各国参展的都是机器人、微型汽车等高科技产品，而中国馆里尽是些陶瓷、剪纸之类的工艺品，“实在有点痛心。”“突然眼前有一样东西把我的视线揪住了，那是一个用有机玻璃箱装着的激光照排系统。我是做电脑生意的，见到我们中国的电脑技术达到这种水平，心中实在有一份难言的惊喜。”
张旋龙去找王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样合作。他只是觉得整个中国科技馆就两样高科技，一是长征火箭，一是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长征火箭，张旋龙没办法打主意，王选的汉字系统，张旋龙不想放过。但一谈，张旋龙发现“和这个书呆子没法谈。”
王选认识到张旋龙的能量，是在他和张旋龙都加入了方正之后。
1995年，当上了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王选对当上了总裁的张旋龙说：“张旋龙啊，你香港做得不错，你应该到马来西亚开拓方正照排系统的市场。”张旋龙问：“马来西亚有什么市场？”王选说：“马来西亚有800万华人。”有钱赚，张旋龙就去，一共投了200万港币做了起来，现在马来西亚方正即将成为中国第一家在马上市的企业。
1995年9月，张旋龙和王选一起到日本参加展览会，王选说：“我们现在可以做日本了。”张旋龙就去了，带了50万美元过去。到2000年9月，软银向日本方正注资1000万美元占17%股份的时候，日本方正的估价已经近6000万美元。日本方正也拟于明年或后年在日本上市。
不仅如此，张旋龙还将王选的照排系统卖到了韩国、台湾、美国、加拿大，方正所有海外分公司都是张旋龙一手建的，所有海外分公司张旋龙都是董事长，所有的海外分公司历来都赚钱。
后来，有人问张旋龙：“王选挺看不起商人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和他关系那么好？”张旋龙总是笑而不答。
后来，张旋龙对人说：“王选会的，我都不会；王选不会的，我都会。”
Super PC
1986年，珠海吉大莲花山莲山巷8号，一幢6层的楼房里。Super PC的生产线正在这里不停歇地运行着，闻名一时的Super PC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关村。当时一台IBM PC卖3万，一台长城0520卖2万多，张旋龙的Super PC价格是1万多。
Super PC让香港金山第一次在中关村出了大名，Super PC让张玉峰费尽心思接近张旋龙。在中关村，Super PC一直是286计算机的代名词。
张旋龙从中关村采集回香港的信息是国内计算机太贵，市场还承担不起。此前，张旋龙做过日本Super PC的代理。这家日本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了。此时，香港金山在苹果PC上赚了几百万港币，香港金山决定生产自己的Super PC，低价杀进中关村。
从Super PC开始，张旋龙开始和四通紧密合作，授权四通做Super PC独家总代理。Super PC空运到北京，四通的人用板车将它拉回中关村。因为Super PC便宜，所以，出现了四通门口排长队购买的情景。
四通搞定后，张旋龙老往北大跑，希望捕捉新的合作机会。一天晚上，张旋龙从北大回来，看到四通办公楼的灯还亮着。第二天，张旋龙去四通，底下的人见张旋龙来了，赶紧拉他看一样东西——Super PC一启动，原来的“金山汉卡”几个字变成了“四通汉卡”，而且，还加了几个字，字体也比以前的漂亮。
张旋龙问：“这是谁做的呀？”他们说：“哎呀，我们这里有一个搞电脑的，挺厉害，叫求伯君。”求伯君第一次出现在张旋龙面前的时候，很腼腆，不怎么讲话，一讲话就紧张地咽口水。张旋龙直觉到这是个人才，就开始跟他聊。张旋龙不太懂技术，求伯君就直说张旋龙：“你不懂嘛。”一次，求伯君在展览会上三分钟就搞定了大家很长时间束手无策的问题，更让张旋龙相信求伯君是个技术天才。
张旋龙在1988年断然停掉Super PC是因为建行朋友的一句话。当时张旋龙用Super PC打下了很多建行的单子，一天，建行电脑处的处长对张旋龙说：“每次投标都是你中，但是你的Super 机简直就是‘修吧修吧’机，整天坏。”张旋龙暗自思量：“这帮兄弟这么帮我，我老是坏不行啊。”就干脆不做了，张旋龙在一个星期之内决定不做了，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和李汉生代表的HP在拼单。
拼单中，他清楚，组装的Super机的确和西方流水线生产、全世界销售的模式没法比。很多人认为，张旋龙没有坚持将Super PC做成联想可惜了，张旋龙却认为，“拖下去就惨了。”张旋龙知道，他不是做生产的人，他只是做生意的人，他见好就收了。
求伯君
求伯君在台上演讲，讲了几句，讲不下去了，张旋龙冲上去，帮他讲。后来，张旋龙老听人在旁边称赞求伯君的演讲，张旋龙总是微笑着说：“是吗。”然后暗自得意一番。
1988年，求伯君患了肝炎，四通老要花医药费。一天，万润南对张旋龙说：“我把这家伙给你管吧。”张旋龙笑道：“花钱的事情，你才给我？呵呵。”万润南说：“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管好。我也怕对面科海将他挖去，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张旋龙说：“好吧，那就过来吧。”张旋龙得了人才，还得了人情。
求伯君过来，告诉张旋龙，他想搞一个汉卡。张旋龙说：“长城汉卡都快不行了，你还做汉卡有什么用？”求伯君说：“不一样，是兼容2401的汉卡。”张旋龙一听兼容2401，眼睛都亮了。四通2401打字机是当时四通第一挣钱的产品，Super PC让四通第二挣钱。而且，求伯君告诉张旋龙:“搞这个花不了多少钱。”
张旋龙在深圳蔡屋围酒店为求伯君定下了501房间，让求伯君在那里开发汉卡。此时的所谓投资，就是养着求伯君开发。治肝病的药很贵，一次就要两三千元。求伯君没日没夜地干，黄志昕医生警告张旋龙，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会死掉。张旋龙就去劝求伯君劳逸结合，求伯君不听，他肝炎复发过三次，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就把电脑搬到病房继续写。
1989年初，软件写了出来，需要投资10到20万美元“烧字库”，做汉卡。万润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张旋龙做可以兼容2401的汉卡，因为那会冲了四通打字机的生意。碰巧1989年初，909排版软件面市，张旋龙借机对万润南说：“你看，你不让我做，别人做出来了吧。要不我们一起投钱做，打909？”四通内部讨论，还是不同意张旋龙做汉卡。
燕山大堂，张旋龙对万润南摊牌，“你不干，我也要干。”张旋龙要去找首钢，万润南反对，说首钢太大了，当时首钢一年缴税就是十几个亿。张旋龙和万润南还有很多别的生意要做，也不敢得罪万润南。后来，张旋龙找到了张玉峰，再后来，就“六四”了，万润南出事，跑到了美国。
张玉峰很爽快，立即同意和张旋龙各投8万美元“烧汉卡”。16万美元让张旋龙一个人掏，他也能掏得起，但是，他担心风险。“我虽然很看好，但也不一定成功。”而且，张旋龙一贯不喜欢单靠自己的力量做事情，他就是想找一家一起做。“他要掏钱，他的利益就和我绑在了一起。”方正金山汉卡上市，卖得非常好，占到了整个汉卡市场的55%，挣到了一个多亿。
1989年之后，四通开始走下坡路，张旋龙决定将重心转向方正。
张玉峰
1992年，深圳新都饭店，张玉峰最后一次和张旋龙谈判。张旋龙将金山投资办的子公司、资产、应收账款、银行存款全部打印出来，交给张玉峰看。张玉峰逐条看，不时地对张旋龙说：“这家子公司我不要；这个是别人欠你的钱，你自己收吧；这栋房子，我觉得真的不值，又没有用，我不要。”
整个谈判过程，张旋龙总是乐呵呵地说一句话：“不要就不要吧。”最后，张玉峰说：“行了，你这些东西，我打八折，一共八千万，我出四千万。你一半，我一半。”
香港金山合并进香港方正，张旋龙弟妹起初都不同意。父亲创办的香港金山就这么没了，他们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张旋龙说服了他们。张旋龙看好北大，看好王选，看好张玉峰，所以，愿意全面合资。合资后，张旋龙任香港方正总裁、方正集团副总裁兼执行董事。但此后，张旋龙精力就不在中关村了。
张旋龙看得很清楚，“国内那么多人了，又没有官位给我做。”他将精力放在了香港以及方正排版海外市场的开拓上。
张玉峰早在1991就到香港成立了公司，本想自己做，后来发现不行，开始找人合作，很多人找过张玉峰，张玉峰最后选择张旋龙，因为他觉得张旋龙人好。张旋龙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张玉峰说：“张老师，我有这么多钱，我自己花，肯定只能花上面几张，下面几张肯定花不着，我要这么多钱干吗？我就希望能把方正的事情开开心心做好。”在方正资金紧张的时候，张旋龙曾动员一家人拿房地产做抵押，帮方正从银行贷款。
张玉峰他们喜欢张旋龙这个人并不代表喜欢他的一切。香港金山与方正合并，并在香港成功上市，求伯君却被搁置在了合并之外。临别，张旋龙对求伯君说：“你在珠海新成立一个金山，给你一半股权，珠海的房子给你用，没有钱，我还会给你。只要你还想做，我就支持你。我现在最怕你不想做了。”“你不想做的时候，你也告诉我，你也一定有碗饭吃。”求伯君说：“我肯定有饭吃，你放心。”
张旋龙总觉得技术人员很可怜，“一辈子写软件，写不出来，啥都没有。搞销售，卖这个不行，还卖那个，而且，还天天有酒喝。”张旋龙后来又将自己的一半股份分出去很多给求伯君手下的人。香港金山并入方正后，求伯君接过香港金山的品牌，继续用WPS打造出了国内金山的品牌。张旋龙得了方正，并没有丢金山。
张旋龙和张玉峰一起经历了很多风浪。那年，海关出了点事，张旋龙与张玉峰火速赶到天津。张玉峰很紧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对方指着张玉峰鼻子说不能抽烟，张玉峰气得手直抖，久在江湖行走的张旋龙说：“张老师你先回去，我来和他谈。”张旋龙开始和那人聊，张旋龙当年做芯片的时候，认识很多要害部门的人，聊到最后，张旋龙抽雪茄，那人帮着在旁边点烟。
张旋龙和张玉峰做了10多年兄弟，第一次重大分歧出现在收购奥德上。作为香港方正总裁，张旋龙一直对收购奥德持保留态度。在讨论方正收购奥德的会上，张旋龙一直没吱声。张玉峰主导性意见发表完，说：“张旋龙，你还没有发表意见呢。”张旋龙说：“我有什么办法啊，第一，我是小股东；第二，你们都同意了，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张旋龙最后一个同意方正收购奥德。
但在方正收购奥德同一天，张旋龙将他持有的所有方正股票一抛而空。方正股票4块多的时候，张旋龙没卖过，此时，方正股票1块多，他全卖了。“钱对我来讲当然很重要，但我还有很多我的性格。”张旋龙承认渠万春很能干，但他认为，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和他一起共事。
1999年7月，整合进方正的渠万春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要求王选辞职。张旋龙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张玉峰谈了第三次，希望他多听听“老哥们儿”的意见，不要都信年轻人的。
1999年8月，方正这边开始反击。方正电子、方正研究院、方正集团的一些中高层领导联名给北大校方写信：一、抗议渠万春损害方正的形象；二、要求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下台；三、要求留下王选。此前，方正中层干部开了一个会，张旋龙讲了话。张旋龙这话很难讲，他说：“张玉峰当年对我有恩，你们不要管我什么事，按你们的意愿投票就是了。我也不希望做什么思想工作，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也不知道我对不对……”
让张旋龙下决心投张玉峰反对票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业已代表方正请李汉生到方正，而此时张玉峰要让“横空出世”的渠万春做李汉生的老板，张旋龙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没办法向李汉生交代。就在燕山酒店大堂，当着张旋龙与张玉峰的面，渠万春问李汉生：“同不同意我做你老板？”李汉生说：“不同意。”渠万春起身，拂袖而去。
李汉生
1999年1月，香港铜锣湾，张旋龙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约好了李汉生晚9点见面，一直到11点半，李汉生还没有露面。
张旋龙又仰头喝干了杯中的酒，思量着该怎样和李汉生说。这之前，张旋龙、张玉峰、王选已经在燕山大酒店1716决定请李汉生进方正，解决方正长期积累的管理问题。
张旋龙早在1988年就认识李汉生，张旋龙在建行系统卖Super PC的时候多次遭遇代表HP的李汉生，他知道李汉生的厉害。
方正决定请李汉生和柳传志、杨元庆很有关系。方正内部开会，讨论能不能在外面找到一个像杨元庆一样的人，董事会开玩笑说：“张旋龙你本事那么大，你能不能将杨元庆挖过来？”张旋龙笑：“这不是害我吗，我和老柳那么好。” 说起杨元庆，张旋龙想到杨元庆经常说：“从HP学了很多管理。”
后来，一有机会和杨元庆聊天，张旋龙就和他聊HP。杨元庆客气地说：“李汉生不仅是我管理上的师父，也是我打高尔夫球的师父。” 张旋龙又到柳传志那里去印证，柳传志说：“这个人真好。”张旋龙又多方打听李汉生的人品与能力，一直问到HP的代理商那里，所得信息一致。
张旋龙久等的李汉生终于出现了，李汉生对张旋龙连声抱歉：“大老板和柳传志会面，我做翻译，无法脱身。”
张旋龙已经喝了不少酒，他直接说：“时间也很晚了，我开门见山，你有没有想过到方正来？”
李汉生吓了一跳：“真的？假的？”
张旋龙一脸严肃：“我说着玩，也不用等你这么久吧。”
张旋龙开始向李汉生介绍方正的情况以及未来的打算，张旋龙劝李汉生：“你在HP，到了这个位置，再刺激你的还有什么？你已经38岁了。”两人聊了一两个小时，李汉生说回去想想。
三个多月后，李汉生同意，但李汉生要很大的权力，李汉生说，否则没办法做事情。张旋龙起初吓了一跳，后来，在张旋龙多方努力下，1999年4月，李汉生走马上任方正电子总裁。
方正数码
1999年5月，香港。张旋龙一口气谈完方正与雅虎合作的.com上市融资计划，新鸿基老板郭炳联问：“张旋龙你投不投钱?”张旋龙一下被问住了，方正集团常务副董事长魏新等人都在，张旋龙不能下不了台，他一拍胸脯说：“好！我投。我投一千五百万。”郭炳联说：“那好，我投六千八百万。”
“第二个问题，谁当CEO？”张旋龙随手一指李汉生。郭炳联问：“是不是啊？”张旋龙说：“是啊。”前后不到15分钟，事情就定了下来。
互联网泡沫起来以后，张旋龙在香港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神气过。香港大富豪纷纷给张旋龙打电话，请他吃饭，坐游艇。张旋龙说：“你们干吗？我没觉得我对科技有很深的见识啊。”张旋龙越这么说，找他的人越多，人们不相信一个和方正、四通、联想、金山都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会不厉害。
张旋龙在饭桌上和香港富豪们谈完他们的.com，下面和李汉生连续去了美国两次，游说雅虎。杨致远和张旋龙很投缘，谈完合作，两人谈起，一个男人仅事业成功，家庭不成功，不算成功。
2000年5月17日，方正控股与雅虎、香港郭氏兄弟新鸿基集团旗下的新意网(sunevision.com)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荣文科技，改名方正数码。方正收购荣文时，荣文已停牌，股价只有1.2到1.3港币。收购完成后，跟着配发新股，通过变更与发行新股，总共在股市圈到了3亿港币的现金。
方正数码主要由张旋龙与李汉生一起运作，经过1999年9月的高层人士“震荡”与是是非非，李汉生于2000年8月，离任方正电子具体管理，出任方正数码总裁。对于这次人事变动，张旋龙说：“李汉生第一次给方正带来了规范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对方正的长远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
当然，方正公司内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还会有一些差异，这些对底下的员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后来，刚好有Internet，也很重要，也是另外一家上市公司，方正不能错过互联网这个机会。”李汉生一身轻松地重新开始，张旋龙对李汉生有了交代。
在这次整个股市运作中，方正控股以股权置换形式，把全资子公司方正数码注入荣文科技，作价4.3亿多港元（到注入前，方正数码一共仅投资了2000多万人民币），占到了39.62%的股权；雅虎把所持的与方正数码合资公司AD Targeting 的20%股份全部注入荣文，换回荣文新股，占股11.41%，荣文原来的主要股东荣智鑫等共占股16.31%，荣文以每股1港元的价格配售7560万新股，香港郭氏兄弟新鸿基集团旗下的新意网认购超过6000万股，占股7.4%；张旋龙认购1500万股，占2%，加上期权，张旋龙个人占4%。
李汉生没认购，给了李汉生一些期权。荣文科技在一年内卖掉其他业务，成为一个专事互联网及电子商务业务的公司。
张旋龙很自豪他赶在互联网泡沫破碎之前，让方正仅花了2000多万人民币就在香港又搞到了一个控股的主板上市公司，并拥有了3亿港币现金作为方正发展互联网的后盾。所以，王选听完报告，最后对张旋龙说，“那你就当董事长吧。”
柳传志
1998年，香港，晚餐。在求伯君催促的眼光下，张旋龙最后对柳传志摊牌：“如果不行，大家还是好朋友，干一杯就完了。”柳传志说：“行。你说个价钱。”张旋龙报了个价，柳传志让张旋龙等会儿，推门出去，给杨元庆打了个电话，回来，柳传志说：“稍微压低一点价格就可以了。”
1998年8月12日，联想完成对金山的注资。金山估价为3000万美元，联想以现金和商誉折价方式注入900万美元（其中商誉450万美元，现金450万美元），持有30%股权，成为金山单一最大股东。联想本想多买一点金山股份，张旋龙不让。
金山要引资，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方正。张旋龙负责引见，到讨论的时候，张旋龙说：“我在金山有股份，不方便参与董事会讨论。”张旋龙说完，推门出去。第一拨讨论，王选等高层都同意，后来，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谈成，像上次拒绝求伯君合并进入方正一样。张旋龙操起电话，拨通了柳传志。
从燕山大酒店到香格里拉，从北京到香港，从早餐到午餐，张旋龙和柳传志谈了三次，张旋龙说：“我没再找第二家，你有没有兴趣？”柳传志说：“你张旋龙的人品在中关村谁都知道，愿意和你合作这个事情，但具体价格的事情由杨元庆和他们去谈。”
张旋龙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谈成，他和柳传志互相知道的时间比较久，但没打过什么交道。当年联想和四通为广告牌子“干仗”的时候，张旋龙因为和四通是生意伙伴，还帮四通动过手。所以，张旋龙和柳传志交情一直不是特别深，顶多一起吃吃饭，吃饭的目的是交流一下对中关村街上所发生大事的看法。
1995年，联想股价最差的时候，张旋龙介绍过两个金融界的朋友给柳传志，这两个朋友帮过方正在香港上市，这两个人后来为联想将国内资产注入香港联想帮了不少忙。柳传志很感激，觉得张旋龙“够意思”，这次张旋龙找上门来，柳传志也不能驳他面子。
现在，张旋龙手上的方正股票已经很少了，还好，杨元庆说，金山可以让张旋龙发一笔，张旋龙也觉得金山的股票一定能够赚到钱。
张旋龙现在依然喜欢在中关村转悠，不知他又在动谁的脑筋，打谁的主意。
问答
作者：喜欢什么人？
张旋龙：喜欢赚过钱的人。第一次不赚钱，没关系；第二次不赚钱，也没关系；第三次不赚钱，就不行了。我是个商人，你不能说每次都运气不好，都不能赚钱。
作者：不喜欢什么人？
张旋龙：最不喜欢坑蒙拐骗、讲假话的人。做生意可以讲一些虚的，底价八十，报价一百，这不叫假话，这叫生意。
作者：靠什么在中关村立足？
张旋龙：我不善管理，但善于找人。方正很多优秀员工都是我找回来的，找完了，让他们去管理。我已经45岁了，不应该这个时候还让我管理。
作者：怎样看中关村公司的潮起潮落？
张旋龙：四通、方正、联想，我都在他们最鼎盛的时候和他们合作了。我对方正仍然有信心，第一，方正有产品；第二，北大人就是不一样。联想确实很优秀，但我也有一句话，叫风水轮流转……
作者：怎样用从中关村挣来的钱？
张旋龙：以前的钱都用来投资公司了，我比较喜欢做生意。我没有炒过一分钱股票，我希望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过瘾，股票没有什么过程。
作者：当“名”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选择哪一个？
张旋龙：那当然“名”更重要，“名”是信誉的问题。如果我现在的财产全没有了，我相信我可以重来。所以，我会保持我这个“名”。以前，很多部长对我说，求伯君都比你出名了，我说，我手下有十个求伯君，我更高兴，“名”留在关键人物心里比落得尽人皆知的“浮名”要好。
作者：怎么看王选与张玉峰矛盾？
张旋龙：王选与张玉峰其实是有很强互补性的人物，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经营理念有一些不一样。但到后来收购奥德的时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了。
作者：张玉峰离开方正对方正是否是一种损失？
张旋龙：张玉峰是使方正内部发生分歧的原因，他的离开是解决这种分歧的一种结果。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不是很愉快地离开，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
手记
想起张旋龙，就想起张玉峰，就想起1997年底采访完张旋龙，张旋龙喊张玉峰、张兆东一起在燕山酒店吃的那顿晚饭。那是我第一次见张玉峰。那时，方正的业绩还很好，饭桌上三人有说有笑，在外人看来，三人亲如兄弟。张玉峰当时是老大，说起话来掷地有声。
其后，一直未见忙海外市场的张旋龙，倒多次采访过经张旋龙介绍的张玉峰，1999年8月，我在燕山酒店咖啡厅再次采访张玉峰，此时，张玉峰与王选的矛盾业已显现。张玉峰在那个晚上对我说：“办企业不能是业余的。”此前，张玉峰与王选都十分小心地避免冲突，说到对方都是“好话”连篇。我当然知道“办企业不能是业余的”是指向王选的，但直到那时，我都没预料到后来的“事变”。
所以，我写《变革方正》依然还将张玉峰、王选、张旋龙、李汉生放在一起写，写完后，没想到会遭到多次修改，看来各方都不满意。最后，张玉峰打电话过来说：“这篇稿子暂时不要发了，一个月后就会有结果。”正当我猜测这个结果是什么的时候，我又接到了张旋龙的电话。
我在香格里拉见到了张旋龙。张旋龙那次放弃一贯住着的燕山大酒店改住香格里拉，让我感到有些诧异，现在想起来，原因大约是那几天住那不太方便。张旋龙也对我说：“稿子不要发了。”他没说原因，改谈别的，谈起别的，张旋龙又有说有笑了，很开心的样子。
后来，吃饭的时候，正说着别的，张旋龙突然没有上下文地对我说：“张玉峰对我有恩，让我赚到了钱，但是这次我没有向着他，我们这帮老哥们儿 都没有向着他……”后来，再没了两人的消息；后来事情就闹大了；后来张玉峰就“下台”了；后来，听说张旋龙又和张玉峰碰过几次面，据说，张旋龙每次见到张玉峰，老想起西安事变；后来，方正很多人出局，据说，是因为“站错了队”。
其实，如果可以不站队，谁又愿意站队呢？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无奈与牺牲。
方正事变，据我所知，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张玉峰，还是王选都没预料到事情后来会变得那么不可收拾。“战争”就是这样，一旦开始，就不会再被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意志所左右。尽管张玉峰与王选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尽管他们办好方正的初衷一致，尽管他们都有着超人的智慧，尽管两个人都知道妥协，但“战争”一旦开始，“战争”自会沿着它自有的轨道向前行进，有时候即使双方都想喊停，也停不下来，这正是“战争”的残酷所在。
所以，没有损失的“停战”只能发生在“战争”之前，所以，一个组织里面很需要一个到处“和稀泥”的人，四处调停，做消防队长。张旋龙在方正一直是“和稀泥”的角色，很多话也只有以他的身份说出来才合适，可惜的是，那次事变，张旋龙成为一方利益的代表，他身处其中了。
张旋龙尽管混迹江湖多年，但依然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眼里没有对错，只有朋友。让一个性情中人处理张玉峰问题，他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张旋龙毕竟是个成熟的商人，一个商人不可能仅为了表现自己的痛苦而失掉自己的利益，所以，关于和张玉峰的事情，张旋龙不愿多说。他不能说自己错，也不愿违心地攻击张玉峰，所以，他闭口不谈。
张旋龙作为一个商人，他的本事在于使人需要，让人高兴。让人高兴最低成本的手段是低姿态，自己不摆谱，创造机会让对方摆谱。张旋龙这些本事可能得益于他干过导游。姿态低，见谁都乐乐呵呵的，时刻不忘照顾别人，让别人舒服，使张旋龙的朋友遍天下。
在中关村，你可以从很多人嘴里听到“我的朋友张旋龙”，张旋龙为此得意，为此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张旋龙手机上如果有一个陌生的未接电话，他一定会打回去，问：“谁打张旋龙电话？”张旋龙朋友太多，他无法知道这个陌生的电话是不是一个久违的好友有急事打来的。
张旋龙使人需要，让人高兴，不仅靠人缘好，更重要的是，他手里始终掌握着对方需要的东西——四通当年需要张旋龙的Super PC；方正当年需要香港金山的壳上市，还需要张旋龙打海外市场；联想1998年需要金山的软件概念提升品牌。张旋龙的本事在于他总是知道何时何地何价将何物卖给何人，几乎从没错过。这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