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 FigureVideo 授权发布。文章原标题为:《张玮玮：乌托邦里那个孤独的白银人 ｜Figure》
大理的清晨，八九点钟，张玮玮起床后就出门了。他总是戴着帽子，从人民路这头慢悠悠地溜达。路上不时会遇到熟人，笑着打个招呼。沿着人民路一直走，就是繁华的小菜市场。清澈的阳光和微风刚刚好，嫩生生带着露水的蔬菜，红色黄色和绿色交织成一片。
早上出来买菜，是张玮玮在大理最享受的时刻之一。这个生于旷远粗粝的西北高原，集体主义大熔炉中长大的音乐人，终于在四季如春的自由之地，找到了一直在寻觅的“乌托邦”。
白银
白银，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上世纪50年代，因为“白银”等稀有资源的开采，在当地聚拢起一个陌生而特殊的群体“矿业工人”。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绕着同一个圆心。从集体中获得的安全感，从小就深深根植于张玮玮心中。
但他的父亲却是个很不合群的人。父亲是学音乐的，生得白白胖胖，跟整个城市的氛围格格不入。张玮玮形容就是“在那个地方特别拧巴，一辈子都没和谐了。”
晚上，全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下跳棋、烤花生时，父亲总是远远地坐着，一个人趴在写字台上抄谱子。7、8岁的时候，父亲用家里攒了两年的钱，买了白银市第一台私人钢琴——从广州运来的珠江牌钢琴。从这天起，张玮玮被迫开始了“音乐生涯”。他再没睡过午觉，晚上也再没看过电视。
摄影｜安娜伊思·马田
每晚，妈妈和姐姐看电视，父亲在那抄谱子，他就被逼着练琴。沉迷于港台剧的小男孩，找了面圆镜子放到钢琴前面，正对着电视的角度，一边看电视一边在琴键上乱按：“七八十年代的9岁小孩儿，怎么可能会理解巴赫？这两个字看的都奇怪，前言不搭后语。”
因为学琴没少挨打，童年的张玮玮恨死了音乐，现在却明白了是父亲把他推到了一条更好的道路上。
有时候照镜子，张玮玮会被吓一跳，“跟我爸一模一样，笑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动作都一模一样。”两个人的性格也很像，“我爸不太跟人来往，他一辈子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就是挺孤独的一个人。”
现在张玮玮每年都回家乡白银住两个月。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了父亲当年抄的谱子。他张开两只手臂比划着，“这么高，四、五摞，装了几个大箱子。全是手抄的五线谱，用纯蓝钢笔写得整整齐齐。”
河酒吧
工业化的气质融入城市性格中，与西北的彪悍民风相互渗透。这里的男孩自幼被灌输要有血性、要硬、要糙。张玮玮却从小就有多愁善感的苗头，喜欢安静读书、喜欢一个人呆着。
怕被人笑话，他专门去学别人走路的姿势，学抽烟和使用不屑眼神，逼自己流淌出专属于西北男人的血性。他模仿的第一个姿势就是单手插在裤兜里，直直地看一个人，再往地上吐一口痰。“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很能体现那种气质的，但发现自己怎么都学不了。”
除了气质上的格格不入，白银这座“与世隔绝”的工业乌托邦，注定无法实现张玮玮的音乐抱负。长大后的他，为了不重蹈父亲孤独沉寂的人生，决定为了音乐梦想远走他乡。
北京的“河酒吧”是张玮玮真正摸到音乐门道的地方。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群朋友：小河、万晓利，野孩子乐队等。
“河酒吧”里有不少西北人，氛围朴实，谁也不摆架子，大家在一起非常轻松。每天晚上，他和朋友们玩即兴音乐，不像练solo那么死板，也不用考虑用爵士还是布鲁斯。张玮玮突然发现，只要抓住一个核心的律动，全身心投入到那个律动里，就知道每一个音该怎么用了。
“就像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乐器就是你说话的方式。这个方式能把你表达清楚就足够了，很简单。出旋律的时候，不是拿出一个多么华丽的乐段，就把自己拿出来。”
他感觉一下子打通了音乐的“任督二脉”。
在童年记忆中，影响他最深的音乐，不是一板一眼苦练的钢琴曲，而是鲜活的“牢歌”。这种歌曲相传源于吉普赛人，随着吉普赛人西迁之路传到了俄罗斯，后来又借由丝绸之路传入新疆伊犁，最后传到西北。
这种歌曲的特点是首尾的词一模一样，中间由演唱的人随意加词，这正是歌曲的魅力所在。“这种叙事的民歌，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进去。民歌是真正扎在土里的东西，一个农民、囚犯、工人都能掌握，甚至掌握的比任何人都好。”
有次张玮玮乘着酒兴奏起“牢歌”，在场的30多个朋友每人即兴填词唱了一遍，一个歌足足唱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震惊于原来每个人都有写歌词的能力，太神奇了。
于是他开始在“河酒吧”唱那些牢歌，所有人就非常喜欢。张玮玮意识到，这些民歌的旋律、西北的音阶，把他自己从小感受到的，别人不知道的东西都用出来了，比弹一个标准的布鲁斯solo，要有意思得多。
每天的即兴演出，不仅让张玮玮找到了创作灵感，也造就了“河酒吧”里糊里糊涂的学术气氛，每个人都想着法儿摸索自己的风格。“它是一个小学校，一帮坏学生凑在一起。乍一看群魔乱舞、一塌糊涂，全是臭小子的荷尔蒙发泄，但其实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在往前走。万晓利的《走过来走过去》，小河的《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好多旋律都是在酒吧即兴出来的，现在听还是特别好。就像是在大学宿舍里面干出来的事，将来到了社会上再也干不出来了，那股莫名其妙的、一根神经地跳动。”
摄影｜安娜伊思·马田
那时许多音乐人住在北京郊区。每晚演出结束后，他们回到村子里，整晚聊音乐、聊人生，聊到天亮，然后跑到庄稼地里看日出，再回家洗个脸，骑个自行车出去找活儿干。他们心里怀揣着小地方的自卑感，又觉得生活里充满了激情和希望。这种激情最终在“河酒吧”里成熟，绽放生命。
张玮玮说起“河酒吧”，脸上依然会流露出几分神往。“它在中国独立音乐圈、北京独立音乐圈留下那么强烈的一个记忆，到现在那么多人忘不了。”
尽管怀念当年的创作氛围和与志同道合者相聚一堂的快乐，但积累于集体中的安全感，在北京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中，太容易被现实打碎。经历了几个乐队的解散之后，张玮玮选择远离城市，定居大理。
云南大理
2012年底，听说大理人民路有个院子在出租，张玮玮和房东见面15分钟就交了定金。
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小院子”，50多平的二层小楼，有个小小的天台，天台和楼下的小院，都只够坐4、5个人。要割舍北京的整个朋友圈和一直习惯的生活方式着实突然，但他“一冲动房租一交，这事就落定了。”2013年初，张玮玮搬到大理，一直定居到现在。
那时很多朋友劝他留在北京，“在场”见证音乐圈的重大时刻和变迁，张玮玮却执意向南。他觉得大理是个很神奇的地方：“无论在外面多么风起云涌的人，到了这儿你要无聊也没人搭理你；你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失败者，你只要真的是一个好玩的人，在这儿也会特别受大家欢迎。”
大理是个很小的圈子，干净纯粹，小到每天上街走一圈，所有住在这的人全都碰着了。这座小城唤起了张玮玮“与世隔绝”的生活记忆，像跨越了时空。整个古城超然脱离，“住在古城看微博，一看朋友发的北京、上海那些事，感觉像是隔了特别特别远，两个国家甚至两个时空的那种感觉。”
搬到大理之后，乐队计划重组，张玮玮一周中有六天都在和乐队排练，持续了四年。他们经常去旁边一个老院子排练。听说院子的主人曾经是个特别厉害的历史人物。他们去的时候，院子的一角已经完全破败，砖块散落得到处都是，院里满满一人高的杂草。张玮玮和乐队在中间清了一块地排歌，被一堆杂草围着，望出去就是屋子的房檐。
有段时间乐队排练完把水果放在桌子上，走的时候没收，第二天发现全都被啃了，大家还以为有老鼠。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只松鼠，才揭开食物被偷吃的秘密。于是他们每天走的时候在桌子上撒点瓜子什么的，第二天一看全被吃了。后来这只松鼠也不怕他们了，排练的时候就在旁边跑，在杂草和大石头墙里钻进钻出。
这几年张玮玮一直忙于乐队排练。上午买菜，练琴，下午提前10分钟出门，2点准时开始排练。下午4点开始踢毽子，锻炼半个小时再继续，每天6点收工。
然而近一年多来，他却想要远离人群和乐队，专心从事写作。乐队对张玮玮而言，“还是兄弟意气的成份大于实际工作。”他特别害怕团队里人跟人的纠缠，但要摆脱集体却很难。他实在太喜欢和朋友在一起待着，早上在那棵树下泡茶、吃水果，然后买菜做饭，一起吃饭，慢慢悠悠地聊天。
与之相反，写作完全是“自己跟自己”在工作。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文学天赋，也没有什么文学的知识，“我觉得特别丢脸，差太远了。我反正就想自己一个人好好的，我适合孤独的工作，所以才写东西。”
尾声
三十岁之前，荷尔蒙让人坐立不安。42岁的张玮玮，已经有了足够的智慧，又不迷恋青春的昂扬和激荡，内心舒服。他希望能完全进入到自己的世界，把有限的余生真正按照内心的需求度过。
“细胞全部打开，跟所有的光线、天气全部融成一体的感觉。心里的激情冲撞，特别乱。只要一开始进入那个状态里面，就控制不住自己。”张玮玮站在自家阳台上，抽烟的时候他手抖的停不下来，大理满天彩云，“只要能克服一些东西，应该会有一个样子的。这个状态要是持续一年，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张玮玮记得，每次排练临近结束的时候，都会把最后一首歌《旭日旅店》连排两遍。节拍器哒哒地打，太阳从山上落下去，房檐渐渐没了光亮，歌词还在唱着：
"冬天的旭日河边来到旭日旅店，
告别昨天的城市我一路孤单，
陌生的姑娘唱着一首陌生的歌，
谁把酒喝进嘴里从眼里流出来。"
本文由 FigureVideo 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