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 (ID:iceo-com-cn),作者:何伊凡,编辑:李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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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知,大企业转型是死亡率颇高的蹦极运动,如果要提高一点生存概率,那就是创始人要拿出“献祭”自己的决心,第一个先跳下去。
2024年初,用友网络公告,其创始人王文京,将辞去所担任的公司总裁职务,由入职公司超过20年的老将陈强兵接任,王则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
有趣的是,王文京在2019年1月曾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还是由陈强兵接任。但两年之后,2021年1月,王又从陈手中接过总裁,再次自己亲自兼任,直到这一次再翻转。
两番调整,可解读空间很大,如果阴谋论地去解读:陈最初上位,是王文京向后主动退一步;2021年又复出,是因为对陈的业绩不满意;2024年再交接,则是因为过去三年业绩出现巨亏,还不如把难题甩给陈。2020年至2022年,用友网络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9.89亿元、7.08亿元、2.19亿元,同比下滑16.43%、28.18%、69.03%。2023年前三季度,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超10.3亿元,由盈转亏。
但若了解王文京过去三年做了什么,就不难发现,类似调整恰是对陈强兵的保护。最艰难的变革必须是一把手工程,无法假手于人,因为不管事成与否,变革的主导者若没有对公司的主导权,大有概率是会被牺牲掉的。
王文京重新出山的这三年,是用友变革最剧烈的三年。2020年前后,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出现了集群式、交互化发展,引发了一场浩荡的数智化革命。用友所在的ERP领域身处受冲击的第一道海岸线,王文京嗅到了生死一线的味道。
在他的主导下,用友通过战略投入,规模研发,打造了全新一代服务企业数智化产品——用友BIP。公司从平台技术与应用架构、领域与行业应用、生态体系三个层面都与之前发生了全面变化。这离不开高额研发费用投入,资本市场相应配合,以及组织架构大调整。
2022年,用友网络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分别同比增长24.04%、10.26%,而当期营业收入仅增长3.69%。在此期间,它还定增53亿元加速用友网络云业务升级,同步频频推动旗下各成员分拆。2023年,用友又启动了自创立以来最大一次组织变革,成立23个行业客户与解决方案事业部。
变革效果需要时间来检验,至今用友仍难说利空出尽。可最艰难的部分,花钱最多的部分,触动利益最多的部分,是王文京一手完成的。在此基础上再交还给年富力强,更擅长在市场上冲杀的陈强兵。
身处关键转折点,总会面临艰难抉择,创始人才能作出承受短期损失,甚至最终失败的决策。如果王文京仅是授权陈强兵,会出现两种可能:陈无力或不敢大动刀斧,或者更在意中短期业绩压力,导致变革成为一场表演;陈也有可能极具魄力,完成了变革,但变革中所积累的所有矛盾,最终都指向他。
这就是企业大转型中的“商鞅悖论”。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了铁血变法,这是战国时期大激荡大变革的巅峰之作。经过18年,秦国实力大增,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但商鞅触动的利益太多,加之峻急冷酷,几乎得罪了从贵族到平民的每一个阶层。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不久商鞅即被车裂处死。惠文王杀其人却沿用其法,商君必须要杀,而秦法不可以废。
革自己的命,最终需要自己动手,企业大转型,最考验的是一把手的决心与韧性。陈春花老师曾分享过东鹏特饮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核心要素,就是公司一把手亲自主导——东鹏自2015年启动转型,至今公司董事长林木勤从未缺席每个月一次的相关会议。
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创始人面对老弟兄,以及多年沉淀,盘根错节的利益无法下手,索性请一个或几个“商鞅”,先把水搅活,甚至浑一点也无所谓。
国内某饮料巨头,曾在2017年前后从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成建制请来了空降部队,改造流程,重塑渠道,设计产品与营销。外来高管与原团队不出意料发生了激烈内斗,此刻创始人却抽身出国读书近一年,内部先优胜劣汰,自己先斗出一个结果。等他回国之后,两败俱伤,各有重要人物离开牌桌,他再出手收拾残局,统一思想,还真打造出了第二增长曲线。
真实的商业世界现实而残酷,不难发现类似案例多有发生,互联网大厂也不可避免。
是否也有职业经理人主导变革而没有被“献祭”掉的案例?典型的国际化公司如微软,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1月12日,微软当天股价收盘报388.47美元,涨幅1%,以2.89万亿美元市值超过了苹果公司,重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第三任CEO萨提亚·纳德拉2014年上任之初,微软正面临巨大困境。经过他不懈努力,微软从一个软件套装产品公司,转向了前景更为广阔的云平台Azure和Office365等云服务,进而在通用人工智能大战中拔得头筹。
国内白电巨头美的转型,也是在职业经理人方洪波主导下完成的。2012年,方洪波接印于美的创立40余年来最凶险的时刻,他从做加法变为做减法,从以规模为中心变为以产品为中心,从注重销量变为注重毛利,而且大动刀斧削藩,改变了“诸侯分立”的局面,迄今已过十年,美的完成了全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纳德拉与方洪波所面临的变革局面比王文京更复杂,他们没有成为“商鞅”,重要原因是虽然不是创始人,可已是实质意义的“话事人”。
纳德拉由第二任CEO鲍尔默一手培养和提拔。鲍尔默通过自己的卸任,还推动创始人比尔·盖茨彻底远离公司,给纳德拉留下了足够空间。有人说鲍尔默搞砸了微软,唯一做对的事就是发掘了纳德拉。
美的创始人何享健,二十年中把方洪波 “甩”到不同岗位进行锻炼,再加之十年的信任考验,双方建立了一种类似师徒甚至父子的感情。把美的交给方洪波后,他没有“垂帘听政”,不再参加美的集团会议,甚至几个月都见不到人。
可见,如果职业经理人还只是“经理人”,依然不敢冒或不能冒巨大风险,更无法承受转型不力带来的冲击,最多是另一个商鞅故事的翻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 (ID:iceo-com-cn),作者:何伊凡,编辑:李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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