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中神乎其神的犯罪侧写专家，在现实中也能走进现场就猜出犯人的样子吗？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ID：idxgh2013），作者：王槙。
1956 年12月2日晚7点55分，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派拉蒙影院发生爆炸，近1500名观众奔逃四散。
● 50年代的派拉蒙剧院
● 爆炸时影院放映的电影《战争与和平》的海报
这不是恐怖第一次降临纽约。此前几年里，当地的图书馆、火车站、公交车站、电话亭、音乐厅、电影院等各种场所，已发生过20多起类似的炸弹袭击。
● 从左至右，随时间推移，“炸弹狂人”的管制弹药越来越凶险。
制造这些案件的是同一个人。他除了投炸弹外，还以“F.P.”的笔名到处投递恐吓信，被警方和公众称为“炸弹狂人”（the mad bomber）。
● 部分投炸弹地点标记，最初两处均为爱迪生公司
● “炸弹狂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给警局的信：“战争期间我不会再扔炸弹，这是出于我的爱国心。但总有一天，我要让爱迪生公司遭到报应。”
危机面前，纽约警方的调查却陷入了僵局。虽然警察局成立了“爆炸侦查组”，动员了各区350名执法长官、以及他们手下近23000名警官参与调查，但还是无法查明炸弹狂人的身份，只能认定此人与爱迪生公司有仇。
● 当时的爱迪生吞并了近30家电力公司，分散在各处的前员工档案和投诉信件不计其数，人工寻找面目全无的“炸弹狂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无奈之下，警队内部有人建议犯罪实验室负责人霍华德·芬尼（Howard Finney），不妨咨询一下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布鲁塞尔（James Brussel）。虽然警方并无这样的先例，但一筹莫展的芬尼顾不得细想，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
当时大概没有人能想到，对这起案件的咨询将成为刑侦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实践。其代表的破案方法，直到今天还在刺激着人们的灵感和想象力。
“沙发上的福尔摩斯”
在纽约警队中，布鲁塞尔本来就因博学而小有名气。
除了作为精神病学家执业，他还担任纽约精神卫生所的执行助理，负责分析和诊治患有精神疾病的罪犯。布鲁塞尔还业余分析过梵高、狄更斯、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推测他们的个性特点。
● 布鲁塞尔（图左）在为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提供心理评估服务
不过，在罪案中咨询精神病学家的意见，不但对警方来说是无奈之举，连布鲁塞尔本人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以前分析的都是眼前的活人，现在分析一个影子？”
但查看过几封“炸弹狂”写的恐吓信后，布鲁塞尔却真的有了一些想法。经过 4 个小时的分析，他为警方列出了炸弹狂人可能具有的10个特征，并提供了行动建议：
1. 男性
2. 匀称，中等身材，不胖不瘦
3. 中年人，45岁或更老
4. 至少上过两年高中，有金属制造和电工方面的技能
5 外观整洁，看上去礼貌得体，实则狂妄自大，古板固执，是个偏执狂
6. 独来独往，没朋友，没结婚，很可能是处男——「我打赌他都没亲过女孩」
7. 和年长的女性亲属同住
8. 斯拉夫裔，天主教徒，定期去教会
9. 住在康涅狄格州
10. 患心脏
行动建议：公布以上描述，由于猜测可能出错，炸弹狂人看到后可能会无法忍受，而主动暴露信息——他希望自己为人所知。
此外，在来访的警方人员准备告辞时，他还叫住他们，补充了最后一条判断：“等你抓到他时，我敢肯定，他穿的会是双排扣西装，而且扣得严严实实。”
● 布鲁塞尔所著的《一位犯罪精神病学家的案例手册》于1968年出版，收录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对“炸弹狂人”的分析。
可想而知，这种看起来近乎水晶球巫术的判断方式，与当时警方主要通过直观的人证物证破案的做法大相径庭，他们对布鲁塞尔分析的第一反应也绝非信服。
1957年1月，炸弹狂人终于落网。警方发现，布鲁塞尔的猜测几乎全部命中——作案者乔治·梅特斯基（George Metskey）是个整洁得体、中等身材的斯拉夫裔中年人，来自康涅狄格州，未婚，与两位姐姐同住，曾经做过电工。
尤为惊人的是，他确实穿着双排扣西装。
● 乔治·梅特斯基，爱迪生分公司的一名前员工，1931年因工伤带薪休假一段时间后，遭以“消极怠工”开除。梅特斯基认为工伤导致他患上肺结核病，多次向爱迪生公司索赔无果，1936年向劳动保障局的申诉也以失败告终。恐吓信上的笔名F.P.是Fair Play的首字母缩写：公平玩法。
布鲁塞尔这种在常人看来如有神通的精确分析，使他被当时的媒体誉为“沙发上的福尔摩斯”。
他是怎样推测出这些特征的？
首先，他根据恐吓信的内容，以及投弹地点扩散的规律，发现炸弹狂人非常符合偏执狂的诊断标准，而偏执狂具有缓慢而持续加重的被害妄想，一般要在30岁之后才会极度恶化。炸弹狂人1940年第一次作案时病情已相当严重，如今16年过去，保守估计年龄应在45岁以上。
此外，这类精神病人大多身材匀称，炸弹狂人有85%的可能符合这一特征；恐吓信上的字迹规整干净、几乎没有涂改，这种习惯会偏执地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整洁得体、待人礼貌、遵守规则等。
而且，偏执狂疑心重，总担心别人迫害自己，因此很可能独来独往，没有伴侣和朋友。
其他的准确分析，则来自布鲁塞尔识人断物的丰富经验：
1. 炸弹狂人的信中从不使用口语，英文表达老套，这说明他可能是移民，或在非英语母语的社区中长大；
2. 炸弹狂人同时使用炸弹和刀具，二者都是斯拉夫人的惯用武器，因此他可能是斯拉夫裔，也就很可能是天主教徒；
3. 恐吓信全部来自纽约和威斯特彻斯特，而多疑的偏执狂不是从居住地直接寄信，如果他确是斯拉夫裔，则来自纽约和威斯特彻斯特附近最大的斯拉夫聚居地——康涅狄格州——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 梅特斯基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在中途的韦斯特彻斯特或目的地纽约投递恐吓信。
4.“炸弹狂人”在信中表示自己长期受到病痛折磨，当时最普遍的慢性疾病是心脏病、癌症和肺结核。十几年下来，癌症的存活希望不大，而肺结核早在1950年代初即可药物治愈，布鲁塞尔因此推测炸弹狂人患有心脏病——这一点他猜错了，作案者患的是肺结核，只不过被妄想和仇恨冲昏头脑的偏执狂，有多大可能乐意让医院治好他的病呢？
5. 最玄的“双排扣西服”，则是出于布鲁塞尔脑海中浮现的想象画面：一个谨小慎微、穿双排扣西服的中年男人。他认为这个形象有合理的根据：偏执狂保守谨慎，流行的着装总要等到过时之后，他才愿意尝试，双排扣西装正是这样一种选择。
● 相对保守的双排扣西装在美国1920-30年代非常流行，40年代之后逐渐没落。
● 50年代纽约街头最流行的是牛仔裤配黑色皮夹克
他作出这些分析时使用的方法，就是后来刑侦中的“犯罪侧写”（crimina lprofile），只不过这一名称在当时尚未出现。
所谓犯罪侧写，就是通过分析罪犯留下的活动痕迹，推断罪犯可辨识的行为个性和人口学特征。
其基本原理，就是认为人的生理特点、行为习惯和个性特征之间，存在着推此即彼的规律。
人类社会对这种观念早已不陌生，在现代科学萌芽前便不乏实践——如15世纪末天主教会出版的《女巫之锤》，就介绍了用胎记、独居和养猫等特征来判别女巫的方法，被今天的犯罪侧写研究者引为蒙昧时代的先贤。
● 这本《缉巫指南》在200年内再版了近30次，销量仅次于《圣经》。
● 教士在寻找 “魔鬼的标记”
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oroso）又采用实证研究，对数百名罪犯和大量尸体的特征作归纳分析，总结出了“天生罪犯”的体质特征，如面部不对称、下颌和颧骨奇大、鼻子歪扭、齿系参差不齐、两侧颅骨不对称等。
● 龙勃罗梭和他所分析的罪犯头骨，面部特征
更加接近现代犯罪侧写的，可能是1888年伦敦“开膛手杰克”连环杀人案后，外科医生托马斯·邦德（Thomas Bond）提交的分析报告，与布鲁塞尔的分析至少在外观上已经十分相似：
“强壮，冷静，大胆；性欲亢奋；看上去安静无害；中年人，穿着整洁得体；有穿斗篷或大衣的习惯；性格孤僻古怪；无固定职业，依靠临时工或救济金；不少周围人知道他间歇性地精神不正常。”
● “开膛手杰克案” 悬置了100多年之后，一位DNA鉴定专家从犯罪现场的一块可能属于凶手的披巾上提取了部分DNA片段，这些片段与当时的嫌疑犯艾伦·柯明斯基（Aron Kozminski）姊妹后代的遗传物质高度重合，而披巾上的精液提取物表明凶手是一名黑发的犹太男子，这也与艾伦·柯明斯基的特征相符。
事实上，即使是极为成功的早期侧写者如布鲁塞尔，也难免会使用今天看来不大靠谱的方法，比如认定斯拉夫人喜欢使用炸弹和刀具。
作为老一代精神病学家，布鲁塞尔经常使用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方法，认为偏执狂的被害妄想大多源于不顺利的“俄狄浦斯期”。正是基于这种分析，他认为梅特斯基仍然无意识地爱着自己的母亲，因此不会有伴侣，而是和母亲或与之类似的女性长者同住。
因此，无论邦德医生还是布鲁塞尔，都是基于人生经验和特定的知识背景作出分析。真正将这些知识和经验集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则始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FBI的犯罪侧写
1958年秋天，炸弹狂人梅特斯基被捕一年半后，一个叫霍华德·特顿（Howard Teten）的年轻人从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警官。
从警后，特顿逐渐在犯罪现场调查中发现，通过凶手留下的痕迹，可以推测他们的性格、生活方式、作案手法等。在他的脑海中，这些印象逐渐相互联系起来。
对于刚刚在这一领域大放异彩的前辈布鲁塞尔，特顿非常钦佩，曾跟随他学习侧写技巧，但也不再认同其惯用的弗洛伊德理论。
1972年，特顿利用FBI丰富的已侦破案件为资源研习犯罪侧写，已经有了七年的积累。他开始在FBI新成立的行为科学组担任培训讲师，与变态心理学家穆雷尼（Patrick Mullany）合作，为FBI培训的学员传授侧写经验。
很快，他们就在学员咨询的真实案件中提供了可靠的侧写，并引起FBI当局的注意。
1973年6月，7岁的苏珊·耶格（Susan Jaeger）与家人在蒙大拿郊区露营时，深夜被人劫走。家人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勒索，警方持续搜查也无果，他们担心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
10个月过去了，参与调查的一名特警听了特顿和穆勒尼的课，便向他们请求帮助。穆勒尼了解案件详情后，对凶手作出侧写：
“本地人，高加索男性，曾在亲密关系中受挫，性格孤僻，有参军经历，绑架苏珊之前就杀过人，喜欢收藏受害者的肢体作为战利品，苏珊之后可能会有新的受害者。”
警方发现，这一侧写和他们调查过的一名23岁的越南退伍士兵大卫·梅尔霍夫（David Meirhofer）颇为一致。但此人被调查时相当配合和热心，回答问题清晰明确，还顺利通过了测谎，因此未被当做嫌疑犯。
特顿提醒蒙大拿警方，梅尔霍夫可能是典型的“反社会变态”，能轻易通过测谎。他建议监听苏珊家的电话，凶手可能会在某些特殊的日期打来。
在特顿和穆勒尼的帮助下，警方最终掌握了梅尔霍夫杀害苏珊的铁证——电话录音，以及从他家里搜出的一只苏珊的手。
● 1974年9月，梅尔霍夫被捕，这是FBI首次通过犯罪侧写的帮助抓获连环杀人犯。
此前，特顿也曾给学员提供过侧写，但因为没有得到FBI的官方认可，所以只是口头传达，从不形成书面文字，“不能让调查局难堪。”此案成功之后，特顿和穆勒尼的方法开始在FBI内部得到推广。
1978年，行为科学组正式对外开放犯罪侧写的咨询服务。
1980年代初，行为科学组已经积累了大量连环杀人/奸杀案的侧写经验。行为科学组后来的领导人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等人综合分析这些案件之后，提出了暴力犯罪的有组织力/无组织力二分法，成为FBI犯罪侧写的标志性成果，在重大案件侦查中广泛应用。
行为科学组还发展了著名的惯技分析，即通过分析特殊的犯罪手段，推断出罪犯的专业技能、生活经历、与受害者的关系等。
他们还可以对罪犯做标记分析，也就是分析罪犯在犯罪时做出的、对完成犯罪没有帮助、而用来满足特定的情绪需求的行为，可以反映罪犯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
通过对惯技和标记的分析，FBI还对强奸犯作出归纳和分类，根据作案动机可分为五种：补偿型、淫威型、愤怒型、施虐型和机会型。
● 泰德·邦迪（Ted Bundy），美国最为臭名昭著的连环奸杀犯之一，典型的施虐型强奸犯。这一类型的强奸犯善于角色扮演，通过诱骗接近或转移受害者，事前周密计划，在侵犯过程中通过造成对方的身心痛苦获得快感，通过捆绑等方式实现性奴役和各种折磨，且最有可能杀人。
FBI的大量犯罪侧写实践表明，犯罪存在着不同的模式，而且这些模式与罪犯特征之间存在着联系。这无疑对刑侦工作大有助益。
● 犯罪侧写咨询正式开放三年后，FBI于1981年收集了接受过服务的54位执法官员的反馈，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各地办案人员对犯罪侧写有较高的满意度，侧写分别在72%的案例中帮助执法者专注于调查重点，20%的案例中小范围锁定嫌疑犯，17%的案例中直接指认罪犯。
但是，犯罪侧写也长期广受诟病：用约翰·道格拉斯自己的话来说，犯罪侧写与其说是“行为科学”，不如说是一门手艺。“人们无法在学院习得做侧写的素质。”
● 约翰·道格拉斯，1990年起担任行为科学组负责人，将组名改为调查支援组，以摆脱人们对“行为科学”的偏见。2014年解散后，该组织的侧写经验在国家暴力犯罪研究中心的行为分析组继续发挥作用。
这是因为，无论布鲁塞尔还是FBI，在犯罪侧写方面始终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和方法体系，主要依靠零散的个人经验。FBI的侧写更强调洞察力和办案经验形成的直觉，在内部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长期以来都缺乏有指导作用的体系。
这种工作和传习模式，在影视剧中无疑会表现出极大的魅力，但在现实中如此处理人命关天的刑事案件，自然免不了受到质疑。
尤其是，法庭在听取犯罪动机、行为特征和刑事责任能力等方面的评估意见时，侧写专家们基于纯主观经验的判断论述，难以得到法庭的采信。
如FBI以犯罪有组织力/无组织力二分法来描述案件现场、据此推断犯罪动机时，就受到过法庭的质疑：是否有数据说明该分类的有效性？不同FBI专家对案件的分类有多一致？根据犯罪现场推断罪犯动机时，基于哪些专业知识和一般性原理？
FBI侧写专家对这些疑问的回应，没能得到法院的认可。
● FBI行为科学组前成员在2001年为一起案件提供专家证言时，试图以“侧写在执法界供不应求”证明其有效性，被法庭驳回
而且，这种主观性极强的犯罪侧写，本来就重点针对那些缺乏或无法有效利用物证、且犯罪特征明显的连环重罪案件。进入21世纪后，这类案件断崖式下降，而且DNA鉴定、微量物证分析等刑侦科技迅速发展，提供了高精度的物证分析，犯罪侧写的重要性也就直线下降。
● “绿河杀手”盖瑞·里奇韦（Gary Ridgway）在20世纪80-90年代残忍杀害了约49名年轻女性。FBI的犯罪侧写曾在嫌疑犯中重点锁定了里奇韦，但无法作为有效证据将他定罪，直到2001年的DNA鉴定提供了他犯罪的直接证据。
困境面前，推理小说般见微知著的传统犯罪侧写逐渐衰微。不过，侧写作为一种刑侦手段，并未随之消失，而是在FBI以外走出了一条新路。
进击的专业，退散的手艺
90年代以来，犯罪侧写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新的侧写者不再依赖主观的经验直觉和大胆推断，而是严格基于物证分析和正规研究成果，作有限的演绎和推理。
如在犯罪侦查学家布伦特·特维一起杀人案审判中提供的部分侧写，与传统侧写中常见的“30岁上下，外观不整，和父母一起生活，没有驾照……”的论断大相径庭：
心理学家还将各种定量研究的方法引入侧写。他们也像FBI那样收集大量连环重罪案件信息。
但不同于FBI的是，他们分别提取出犯罪现场的特征和罪犯的特点，将之数据化，并通过统计模型分析哪些特征之间具有确切的相关性，相关的程度如何，哪些犯罪特征倾向于同时出现并能预测罪犯的哪些特点，相应的统计模型的稳定性如何等等。
● 针对墨尔本地区的100起持枪抢劫案，犯罪心理学家量化了当地抢劫犯的一些特征。
● 在90年代末英国利兹发生的一起系列强奸案中，侧写通过分析作案地点的分布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等信息建立统计模型，确定了强奸犯最可能居住的两个街区，帮助警方找到了真凶。此后，这种类型的侧写被广泛应用于连环重罪案件。
通过引入研究方法和专业知识，建设行业准则和同行评估，从业者们还在继续努力提高侧写的专业化程度。像布鲁塞尔那样放飞想象，在脑海中浮现 “炸弹狂人”身穿双排扣西服的场景，大概会成为专属上个世纪的传说。
然而，侧写在司法领域日渐严肃的同时，它在影视作品中却越来越魔幻。谜案、神探与当下热门的心理学相结合，造就了侧写在大众心目中玄幻形象。
● 以侧写专家为主角的常青美剧《犯罪心理》
不过在太平洋彼岸，老式犯罪侧写似乎仍然大有可为。
1980至1990年代，中国连环杀人/奸杀案激增，但直到2002年左右，犯罪侧写才开始引入国内，目前仍然没有较为集中的侧写团队和综合性的侧写经验。而作为传统手艺的犯罪侧写，似乎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土壤：
主要参考资料：
1.The Mad Bomber of New York: The Extraordinary True Story of the Manhunt That Paralyzed a City, Michael M. Greenburg, 2011.
2.Criminal Profile: Into the Mind of a Killer, Wayne Petherick, 2005.
3.犯罪心理画像——行为证据入门分析，布伦特·特维著，李玫瑾等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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