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
阎焱的父亲祖籍河北石家庄，母亲祖籍安徽池州，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是南下的老干部，而母亲是1947年当的兵，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解放战争结束后，就一直在安庆，而阎焱就出生在安庆。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阎焱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候的他也走上街头，贴大字报，因为没钱买墨汁，就用黄泥巴代替，字写的也像拖把拖出来似的。这引来了众人的围观，那么小的小孩子，在人群中的中央—那一刻的阎焱觉得自己特别的懂事。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文革”之中，阎焱的父母都是干部，自然未能幸免。父亲的工作没了，在家歇着，但依然会被红小兵拉出去批斗。那个阶段，阎焱的父亲又有严重的肺结核，他的身体也经受不住无休止的批斗，于是，他逃了。
阎焱父亲躲在一个农庄里，而这个农庄的厂长是他当年南下时的部下。阎焱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头用报纸垒起来，像一堵墙，而他和爸爸就住在报纸垒的墙后面。有一天夜里，阎焱被父亲的咳嗽吵醒了，他看到，父亲在吐血，一脸盆的血。于是，就连夜找人，但那时候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那时也没有什么医生，后来，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医生，诊断出来父亲是肺部血管爆裂。
安庆是个老城，有一个民革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但那时，门都被封起来了。阎焱撬开了其中一个窗户，顺着窗户爬了进去，在里面，他看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禁书，《牛虻》、《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封神榜》和《红楼梦》等。从窗户里爬进去，然后再从窗户里爬出来，一天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日子，阎焱过了两个多月。
插队
16岁时，因为出色的身体条件，阎焱被市体工大队看中选进了排球队，成了一名专业排球运动员。那时候，阎焱经常为了自己的队友同别人打架。两年后，阎焱离开了排球队，他跟随着众多的知识青年一样，参与了上山下乡运动，阎焱插队的地方是安徽省潜山县，他是1975年的2月插队的，1978年的2月份离开的，呆了整整三年。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很穷，非常的艰苦，跟常常讲到的美好理想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开始对过去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开始重新思考。“那个公社书记，一手遮天，为了一点的私利，知青们会去买表贿赂他。”
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于是，阎焱就跟随妈妈来到当时的潜山县县长董怀昌的家里，董曾经跟阎焱的父亲一起南下，是他父亲的手下。但父亲嫉恶如仇的性格，是不可能为了儿子去求任何人的，插队三年，父亲也从未去过潜山县一次。
董县长是北方人，媳妇是潜山人，在家里对这个曾经上级的儿子，董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阎焱掉头就走了，此后再也未去过那个县长家里。
1977年,阎焱考上了南航飞机系飞机设计专业并顺利毕业。四年后，他被分配到江淮航空仪表厂担任工程师，但是工厂里的生活很快让他觉得厌倦，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当时我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想改造社会，因为我插过队，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所以特别希望能为社会做点事，能改变这社会；等我分配到工厂去以后，尽管是总工程师，但是工程师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地位是很低的，你发现什么也改变不了。”阎焱回忆说。
转机
做了两年的工程师之后，阎焱毅然决然地转轨了。1984年，他以第一名的分数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理由很简单，他想改造社会，当然，实现这个理想，最好的是进入仕途。
在当时的阎焱看来，中国人对权力的遵从和崇拜远远超过任何东西。“比如说那是我们早年对民主的理解，什么叫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到了北大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民主的精髓不是这个，民主的精髓真正是在于保护少数人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所以北大对我来讲，是我真正的开始在理性上启蒙和觉醒的阶段。”阎焱如此说。
在北大读社会系研究生的时候，阎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北大学生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6年，阎焱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政治学博士学位。“我记得特清楚，坐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过那么多的车，高速公路上全是车，晚上，车灯都开着，就像一条长的光带，非常壮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阎焱说。
初到美国，阎焱的英文不过关，他就搬到了美国的一个老夫妻的家里，交了一年房租。那一段时间，他不和任何的中国人来往，也不看任何的中国文字。一年将近的时候，他有个很有趣的发现，他做梦都能说出来英文，他知道，自己的英文过关了。普林斯顿毕业后，阎焱来到了世界银行的政策、计划、研究部从事中国企业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
此期间，他做了两个研究，一个关于全球的人口生育模型的，他把统计学上的高斯模型，用于人口统计；另外一个则是关于中国的保障性制度改革。
两年后，阎焱跳槽到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在那里，你所积聚的是这个社会最顶端的东西，因此你将来要干什么别的事，从那儿作为起点就很容易；这个是我当年在潜山县插队的时候，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你在农村最底层的时候，你再有本事，想做成一件事，难的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自上而下，就易如反掌。”阎焱说。
1992年，在哈德森研究所潜心做了一年研究的阎焱，他的新书出版了，书名叫《胜利后的尝试》，写的是冷战之后的东亚战略军事。有一天，他躺在床上，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世界，干什么最好？想来想去，世上最好的事情就是花钱，而且不是花小钱，而是花大钱，最好花别人的钱，因为花自己的钱会心疼。”从那时起，基金经理这个职业在阎焱心目中扎下了根，因为“当基金经理第一是花钱，第二是花大钱，第三是花别人的钱。”阎焱大笑道。
1994年，阎焱加入AIG旗下的AIF基金（Asia Infrastructure Fund）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公司，担任该基金北亚和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阎焱入行了。
《东方企业家》还回顾了其与王长田和陈天桥的两段恩怨：
1、2004年底，软银赛富与光线传媒的的投资谈判搁浅。联合IDGVC的软银赛富，出价为1000万美元，占光线16%左右的股份，投资意向书很快签订。此后，王长田向软银赛富提出加价要求，后者接受。但随后，咨询了一些朋友后，王长田还是觉得自己卖便宜了。虽然为难，王长田还是再次向软银赛富的负责人阎焱提出了加价要求。“价格已经重新谈过一次了！”作风强势的阎焱拂袖而去。2005年10月，软银转而投资了另一家民营电视公司欢乐传媒。
2、9年前，陈天桥内忧外患，对外，要应对与韩国公司的官司；对内，面临公司股东的撤资。风雨飘摇之际，阎焱拿4000万美元入股了盛大，一年后，陈天桥的公司纳斯达克上市，陈天桥成为2004年的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