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枪稿（ID：QiangGaooooo），作者：杨时旸。
胡锡进先生在9月24日凌晨的微博中评价了贾樟柯的新片《江湖儿女》，为其总结中心思想，认为这是一部“用灰暗镜头讲的好人不得好报的平庸故事”，感慨“看完了心里有点堵得慌。”并将其比作“臭豆腐”。胡先生透露，也没人逼他，还是自己买票看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为艺术片贡献了票房，值得鼓励。
胡锡进微博截图，该条微博现已被删
《江湖儿女》上映后，各种评论不断，喜欢的，不喜的各自有之，但是那些都属于美学意义的探讨，探讨故事主线与背景的镶嵌方式，探讨廖凡与赵涛的演技，探讨“贾樟柯宇宙”到底成不成立云云，而胡锡进先生这篇短短的文字之所以引发了广泛关注，是因为这些看起来随性的、甚至率性的评语超越了美学范畴，而让人们嗅到了典型的意识形态评价的气息。
胡先生说有人非要拿着臭豆腐放在人们鼻子底下，“要我们习惯欣赏那股特别的臭味”。
把文艺作品区隔为香风和臭气，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批判语言，已经多年鲜见了。客观地讲，胡先生去看什么电影，发表什么观点，大可不必上纲上线，他的这些文艺评价也不见得代表某个团体或者官方判断，只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绑定为一种象征，无论怎样，胡先生的这些言论也确实映射了一些人对于电影的认识。正好，可以借这个契机聊一聊电影艺术的功用问题。
张艺谋当时在国外参展，一度被有些人称为“卖国贼”
几十年前，张艺谋的电影去往海外电影节参展的时候，就传出过“贩卖中国阴暗面”的论调，这样的论调从那时开始从未绝迹，而后，这个锅被所谓的“第六代”接盘。
为什么会有人本能地产生这样的焦虑？是因为在这些人心中，他们认为电影是一种战略工具，用于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瓦解敌人，拉拢战友，但显然，这种文艺战线论调并站不住脚，这也不是电影的应有之意。
电影可以是单纯的感官娱乐，可以是抽象的哲学思辨，可以成为诗性的意识流动，也可以只是一声愤懑的怒骂或者无奈的叹息，又或者它干脆就是这平淡、真实、广阔又深邃的生活的镜像。作为一门娱乐品类或者一种艺术门类，它首先和工业、生意以及艺术家的个人表达欲相关，而不是首先属于国家和民族的战略物资。
艺术作品有时就像民族的秘史，电影也可以成为外界观看一个国度的渠道，但那是经过艺术滤镜的渠道，但总有人计划将这个渠道打扮成一个无菌的橱窗，用以展现国家的美好，强大与幸福。
那些一直在构造出的虚假圆满有谁愿意享受？
而他们不会明白，愈发是这样的装点，就越会让外界的人本能地怀疑。一个自由国度的观众之所以愿意去看那些所谓的“黑暗面”不是因为他们的恶趣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敌对感，而是因为那些观众想打碎被装点过的橱窗，掀起用以遮蔽的幕布，观看到一些更真切的、灵动的、没有被篡改和修饰过的生活真相与人心点滴。
谁愿意看到那些故作的大团圆，谁愿意看见那些虚假的光明尾巴？谁会相信木偶般的笑脸和高呼的口号？我们都是正常的成年人不是吗？
胡先生说《江湖儿女》是一个好人没好报的故事。这真是一种朴实的话语体系，真正的成年人看待世界的角度不应该如此狭窄，什么是好人？什么又叫好报？小三不能上位，早恋不许成功，小偷不可讲方言，警察不能小眼睛，艺术作品如果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处理，世界会变得多么无聊又多么无趣。
“积极向上”是意识的流动而非对艺术的评定
艺术的功用到底是什么？艺术应该负责呈现的是人性暧昧，人心幽微，是命运的不可名状，所有高级的作品都是因为呈现了人心中的明灭不定，悬而未决，是那些“微妙”成就了作品，所有黑白分明的都不是艺术，只是宣传和鼓动。时至如今还用臭豆腐去形容一部艺术作品，还在用是否“积极向上”这样的小学生话语体系去框定艺术，是对艺术的矮化和窄化。
改革开放数十年，变化的到底是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我们默默承认了“灰色地带”的存在，生活中的灰色地带，人心中的灰色地带，人性中的灰色地带，那些灰色是真实的颜色。
贾樟柯所有作品的特质不就是“无限接近透明的灰”吗？那犹如淡雾般的忧愁色调不就是我们生活真实的质地吗？你可以选择猩红的滤镜，正红的滤镜，粉红的滤镜，你可以喝下鸡血和鸡汤，但我们也应该明白，比这些更有价值的颜色是那层意味着真实的无限接近透明的灰。
对于“灰色地带”的呈现才是电影的灵魂所在
胡先生希望中国的电影人学习好莱坞和宝莱坞，拍出那些他认为的可以感动他的作品，而之所以那些地方可以出现让胡先生喜欢的作品，是因为那里自由的创作环境，不将作品区隔为“向上”或者“向下”，“香”或者“臭”，而是让市场说话，让不同的作品抵达不同的人群，让人们自由地观看到自己想看的作品。
只有那些符合真实人性和人心的作品才能够成功，而事先要求反应某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再根据此去罗织故事的方式永远不会奏效。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枪稿（ID：QiangGaooooo），作者：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