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罗屿。
9月 7日，相声艺术家常宝华去世，享年88岁。
9月 7日，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去世，享年77岁。
9月11日，评书大师单田芳去世，享年84岁。
9月15日，表演艺术家朱旭去世，享年88岁。
9月19日，音乐人布仁巴雅尔去世，年仅58岁。
9月26日，粤剧名伶吴君丽去世，享年84岁。
9月28日，相声艺术家张文霞去世，享年84岁。
9月28日，摇滚乐歌手臧天朔去世，享年54岁。
9月28日，相声艺术家师胜杰去世，享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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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8日，相声艺术家师胜杰因病离世。图为2014年08月30日，相声名家齐聚天津，纪念马三立诞辰100周年，师胜杰在会上表演了相声《杂学唱》，图/视觉中国。
九月似乎被下了咒语，一个又一个艺术家离开了我们。在常宝华的告别仪式上，冯巩表示：“我听的第一个作品是常老的，那时候我上初中，它引领了我一生。哪怕是在很多困难的时候，常老都给观众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笑声，创作了很多经典相声。”
清白做人，认真演戏，是那一代艺术家的共同特点。在下面这篇怀念北京人艺往事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演员是如何诞生的。
斯人已逝，经典永存。那些相信“戏比天大”的演员，他们对艺术的敬畏与谦卑之心，不会也不该随大幕落下就离我们远去。
作为演员，有人说方子春是“含着玉”出生，史家胡同56号北京人艺家属大院是她从小生长的地方，她对众多人艺老人有着最贴近的观察与体悟。
即便过去几十年，方子春仍清晰记得儿时的某个傍晚，放学后的她推开家门，见一屋子的人正在对台词，有吕恩（1920~2012 ）、舒绣文（1915~1969）、吕齐（1925年生），父亲方琯德（1921~1994）……
1962年1月20日，在北京电视台举办的第二次“笑的晚会”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方琯德（左一）在开场白中说道：“其实我不是喜剧演员，我是一个悲剧小生“。图/新华社。
她忙往外缩，却被方琯德叫住：“唉，你回来得正好，小春姑，给爸爸说一遍‘娘们儿’。”
娘们儿？方子春搞不懂父亲怎么让自己说这么难听的词。脸上热辣辣的她，使劲摇头捂嘴。
“春儿最乖了，就说一句，来。”
方子春被大人们哄得没办法，只好小声说：“娘们儿……”
“娘儿们”“梁们”“娘儿们儿”，方琯德他们学得南腔北调。方子春笑出了声，一遍遍大声教“娘们儿”“娘们儿”。大人们跟着认真学“娘们儿”“娘们儿”……
几个月后，北京人艺经典剧目《伊索》上演，扮演格桑的方琯德有这样一句台词——“这个娘们儿。”
在人艺大院长大，方子春常在不经意间就听到长辈们说出艺术真谛，她也见过他们从接戏开始就进入“神叨叨”的状态：黄宗洛会边炒菜边喊“修——理——皮鞋”；金雅琴练习跳大神，整日“天门开，地门开，我蛤蟆大仙下山来”，跳得全院出名；全院上下几乎每人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差不多哪都响的自行车上下班，一路探讨角色，车可不锁，但车筐里的水杯、剧本不能丢……
自2008年起，方子春用近十年时间探访、写作那些看着她长大的人艺前辈。在《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一书中，她写道：
我要通过这支拙笔，告诉人们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如今我这一招一式是跟谁学的。“清白做人，认真演戏”这刻骨铭心的教诲，是我从父母和众多叔叔阿姨的言传身教中得来的。
《说角儿》书影，作者方子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一、“演员没有扎实的文化基础怎么行？”
虽然没有成为人艺演员，但焦菊隐、夏淳、董行佶一直被方子春视作艺术之路上的恩师。
董行佶让她知道什么是吐字归音，为什么字正了腔就圆。夏淳告诉她，作为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有激情只是最基本的条件，关键在于当激情达到极致时，如何控制和运用它。
当初想考文工团时，方子春本想让焦菊隐教教自己朗诵技巧，但焦菊隐却给她讲起《史记》。他说：“一个演员没有扎实的文化基础怎么行？”
“人艺是个学者型剧院，人人家里书多。”方子春记得，人艺老人们总讲演戏最后就是拼修养，搞文化事业的，没文化不行。
当年焦菊隐给方子春讲课特别认真：“《触龙说赵太后》的‘说’字为何读shui，他一遍遍站起，走到高高的书堆旁，打着手电从书堆里找出各种版本的字典，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这是哪年出版的字典，里面是怎么解释的……”那时十几岁的方子春偶尔会发小孩脾气：“行了，我知道了，咱往下学吧。”焦菊隐却说：“别急，要吃透弄懂。”
焦菊隐（1905年12月11日~1975年2月28日），中国导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者之一。
焦菊隐在排戏时，同样也讲究吃透弄懂。他要求每个演员走进生活，以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的本源和力量。
方子春采访时，人艺人常会提到当年体验生活的情景：胡宗温演《山村姐妹》中金雁这个角色时已经40多岁，而金雁的年龄设定是24岁，怎么办？只有练。“体验生活时她在农村苦练，回来拍戏时筐里放上砖头，从一楼挑到四楼排练场，天天挑，天天练。”
1979年，夏淳复排《茶馆》，李光复坐中间桌，一句词也没有，可就是演不对，被导演轰下去好几回，让他去好好找找老北京老头儿的感觉。黄宗洛排《龙须沟》，故意在排练厅门口弄堆泥，要进排练厅了，先在泥上踩踩，带着人物感觉走进排练场。
1979年，《茶馆》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图/新华社。
方子春和黄宗洛有过一次合作，是在杨洁导演的《土家第一军》里，方子春扮演国民党特派员，黄宗洛饰演一名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采药老人。
“他房间里有好多好吃的，他会热情地请大家去吃，但有个条件，吃完不能一抹嘴就走，要和他好好聊戏。”方子春记得，第一天拍黄宗洛的戏，副导演亮开嗓子喊：“黄宗洛老师，到您了。”
就在大家东瞧西看地寻找他时，从导演身后不远处的犄角里站起一个裹着包头的老乡，嘴里说：“哎哎，我在这儿呢，嘿嘿。”
“只见他背着一个大箩筐，筐里有些野菜和一把锄头，头上用长长的布条缠了一圈，一件看不出本色的破布衫用布条扎在腰间，上边插的又是烟袋，又是放羊鞭子，还有草绳什么的，总之插满了七七八八的小道具。再加上他那一高一低的两个裤腿，腿上还抹点泥巴印，脚踩一双破草鞋，往本地人里一站，还真分不出来。”黄宗洛望着大家咧嘴一笑，露出两颗涂黑的大门牙。
黄宗洛（1926年9月26日－2012年6月30日），话剧代表作品有《茶馆》、《三块钱国币》，电视代表作品有《西游记》的铜台知府、《水浒传》的郓城知县、《笑傲江湖》的平一指、《新天仙配之七仙女正传》的槐树精等，被誉为“龙套大师”。
其实那天导演只需要黄宗洛在院子里走个过场，他那身行头全都没用上。但黄宗洛却对方子春说：“导演可以什么都不要，可导演要时，演员不能什么都没有。”
创作起来“极度忘我”的，还有演员田冲。人艺成立时曾排过一部波兰戏，田冲饰演剧中裁缝。道具组从著名老店普兰德借来一块上好布料，上台前嘱咐田冲：“别弄脏，别弄破，太贵，咱赔不起。”田冲满口答应，可戏演起来，他就全忘了，演到兴奋处，三下五除二，把名贵布料剪了，剪得一塌糊涂。据说当时负责道具的人差点晕过去。
人艺人不仅演戏忘我，还特别爱琢磨。
一个角色能琢磨几十年的郑榕，说自己“80岁以后才会演戏”。天生结巴的朱旭，之所以能把台词说得行云流水，在于他会用多于常人的时间把台词化成自己的语言。方子春采访吕中时，吕中提到，当年每次去外地巡演，于是之、英若诚、朱旭他们准会提溜着一瓶酒，端着夜宵，找个地方喝上一口。大家天南地北一通聊。
于是之讲：“今儿你那场戏，特……特……特棒！”有人回：“我当时就感觉，你给了我一个反应。”吕中他们端着饭在旁边看，特别过瘾。北京人艺甚至因此流传着一句话：“聊天是学习和增长知识非常好的方式。”
朱旭（1930年4月15日－2018年9月15日），1952年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的第一批演员。1996年，凭电影《变脸》成为当年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影帝。朱旭还曾荣获一次百花奖影帝，并五次入围金鸡奖影帝。
二、戏比天大，有什么话不能直说？
在方子春眼里，那些看着她长大的叔叔阿姨，不仅在艺术上才华横溢，生活中也单纯有趣。
史家胡同56号大门口有个外绿内白的搪瓷灯罩，春夏秋三季，夜晚的灯下总围着一圈人，这群人里准有朱旭。他要么笑呵呵地坐在棋盘前叫人家臭棋篓子，要么一脸认真地拉胡琴。春夏秋冬，日月更迭，朱旭带在身边的，从儿子变成孙子，然而即便成了爷爷，田冲撞见他，还会拍他后脑勺。
方子春有一次看牙医，碰到董行佶。“小董叔叔就站在走道上任人们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从大夫如何撑开你的嘴开始表演，喉咙里还时不时发出电钻的‘吱吱咭咭’声和感觉疼痛的呻吟声，加上他痛苦地用手捂住腮帮和欲哭无泪的表情，我的牙真的痛起来了。”
而这时，董行佶突然从夸张表演回到常态，诚恳地对方子春说：“回家吧，不到万不得已，别看牙！”
董行佶（1929年4月8日~1983年6月21日），1951年加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1980年代初，董行佶主演电影《廖仲恺》，凭这个角色获得1984年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热心的董行佶有一次却“败”在了更为热心的金雅琴手上。某日，董行佶、陈国荣夫妻吵架，金雅琴先是在人家门口大喝一声：“住手！谁动手我就打谁。”
只是，她非但没劝成架，反倒加入“混战”。“她抓过又干又瘦的小董叔叔，把他头向后、腚冲前往自己腰间一夹，捶鼓似的一通打……小董叔叔似干鸡般被高大壮实的雅琴阿姨夹得不能动，早已四脚离地一劲儿乱蹬。”
最终，还是陈国荣开了口：“雅琴，你别打呀，你不是来劝架的吗？”金雅琴听罢，“嘎嘎”大笑。
即便打成这样，大家心中也并无芥蒂。做人如此，做戏亦如是。
因为人艺排戏，多是几个人轮演一个角色，方子春有一次问蓝天野，大家难道就真没矛盾？
蓝天野倒也不绕弯子，他说演戏谁多了、谁少了，会有意见产生，但一般来讲，这种情况确实很少。“为艺术上的分歧争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很正常，过后便不是问题。”
方子春对此也有同感，之前她看人艺60周年纪录片，里面提到苏民排《蔡文姬》时，徐帆为了一个观点在排练场和苏民吵起来。
“进了人艺排练场这里没有什么叔叔、大导演、老前辈，也没有说不得的名演员。人艺排练场里贴着四个大大的字：戏比天大。这四个字下，有什么观点不能阐述？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在这里，人心还是那么干净。”
2011年，人艺复排《蔡文姬》，苏民、濮存昕父子齐上阵。右图为1950年代的苏民。2016年8月28日，苏民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三、毕业就演大主角是一大灾难
十年间，方子春不仅采访人艺老人，也采访了不少同辈。
发小濮存昕被调到人艺后排的第一个戏，是蓝天野导演的《秦皇父子》，其中有段独白，蓝天野认为濮存昕演得“假大空”，重排了十多遍。休息时，郑榕一招手：“小濮，过来。”濮存昕就像落水时有人搭救一般向郑榕走去。“小濮，说话别那么说，放松，先解决放松，这是基本的……”
喜欢给年轻人讲戏的郑榕，可不总是这么温和。排练《秦皇父子》时，还是人艺学员的冯远征和同学们一起演大兵。冯远征他们在后面看激动了，窸窣有声，只听郑榕说：“谁在后面讲话，滚！滚出去！”舞台监督立马将这些学员从排练场轰出去，在楼道里罚站。冯远征说，人艺是讲规矩的剧院，是规矩不是规定，规矩靠的是口传心授。
《秦皇父子》剧照（摄于1986年），郑榕饰秦始皇，濮存昕饰扶苏。
和冯远征同在人艺85班的吴刚，显然就受了这规矩的影响。2004年排《合同婚姻》时，他只有一个要求——排练厅要绝对安静，打电话请到外面。“大家干戏就好好干，不干就回家睡觉去。”
同辈演员和方子春说得最多的，就是老一辈的“传”“帮”“带”。吴刚记得，当年夏淳给自己排戏，排了二十多遍还是过不了关，吴刚有点抵触，可夏淳不急不恼，依然用不大的声音慢吞吞地说：“再来。”直到真正上台演出那天，观众掌声响起，吴刚才知道夏淳的用意：“他这是在磨演员的性子，让你知道什么是演戏。”
钱波说，老一辈演员一接到饰演的角色，就开始从里到外找感觉,甚至上午排完戏，中午回家吃饭服装都不换。“他们让我们知道，当演员演戏和名利无关，所有人都好这口，如痴如醉。什么是‘本’？这就是‘本’。”
人艺85班五虎，左起：冯远征、王刚、丁志诚、吴刚、高冬平。
濮存昕记得，《甲子园》刚建组，朱旭就拿着《易经》在读，领会角色。“因为老艺术家生活中只有这一件事。但我们能做到吗？能把周围的事全放下？不可能。什么都想得到，钱要挣，戏要演，名要有。”
何冰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人艺排演《鸟人》，7点30分开戏，4点45分林连昆就已经在后台，“沏了碗茶，点了根烟，抽几口，喝口水，慢慢地默戏，找人物状态呢。你说和这样的先生同台演戏，怎么能不进步，怎么能不努力？！”
何冰和所有演员一样，进人艺先跑龙套，在舞台上戳大杆（站在台上举旗杆）四年。杨立新在30岁前没演过重要角色，在剧院就是踏实地学戏演戏。杨立新和方子春强调，北京人艺有句话——“毕业就演大主角是一大灾难。你没那能耐，站在台上会哆嗦，私心杂念太多，肩膀扛不起这大梁。”
2009年7月29日，新版话剧《鸟人》上演，何冰饰演剧中经典人物“三爷”。
梁冠华一直觉得前辈们不光教他们演戏，还教他们如何做人。当初他们班跟着剧院排《吴王金戈越王剑》，有几个同学演了小角色，没他什么事。他想不通，把想法写进日记。
苏民看了，告诉他，挑上别人，可能是形象合适，作为演员都有局限性，要有准备，不能患得患失。“老先生之间有什么矛盾咱不管，但是他们没有把不好的教给我们，只把做人的好品格教给我们。这是北京人艺深沉的一面。”
方子春记下的人艺往事，向我们讲述了真正的演员如何诞生。人艺那些经典戏剧从最初的磨砺，到成就光芒，时间是最权威的裁判。而戏剧背后那些相信“戏比天大”的演员，他们对艺术的敬畏与谦卑之心，不会也不该随着大幕落下就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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