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我们高估了“查知比对”（ChatGPT）对文学艺术的冲击力？

一、“查知比对”热与汉语文学的发展

“查知比对”是ChatGPT（全称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Transformer）的汉语翻译，采取音译加意译的方式生成双模糊表述。使用“查知比对”这个概念进入汉语表述，可以避免直接使用“ChatGPT”英文表述所带来的语言环境违和感。

在汉语情境中使用“ChatGPT”， 会破坏汉语学术表述、文化表述的内在和谐性，“会使人感到汉语在电子文明浪潮面前似乎束手无策。”“查知比对”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一种探索，它兼具音译和意译两方面的意义，并且两者之间高度吻合。这样的尝试如果成功，会再次表明“汉语是一种具有超强承载力与应对表现力的语言。”

“查知比对”对当代人文学术和文学研究已经构成一种有效的干扰，目前，已有部分刊物联合发表声明 ：拒绝“ChatGPT”操作的文章。这一声明反映了学术界面对“查知比对”的恐慌，在网络和大众媒体方面，亦有许多关于科技浪潮对文学艺术创作和人文学术研究造成干扰的呼应性社会议论，这些议论大致指向这一结论 ：作家、艺术家、学术研究者等都将没有出路。

实际上，发表这些议论的大多数人对“查知比对”的运作并不了解，他们只知机器人可以创作诗歌、小说、戏剧，可以写学术论文，却并不了解“查知比对”实际的运作原理、运作功能和运作结果，因此，在恐慌中高估了“查知比对”对文学艺术的冲击力。

二、“查知比对”热的历史“比对”

“查知比对”现象当然可能对文学文化及学术研究产生影响，但这样的影响很可能不如“查知比对”热本身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大。从实际观察中应能看出，当前“查知比对”的技术更成熟了，更新换代更快了，但人们面对“查知比对”的恐慌不仅没有随之扩大，与2022年11月它刚出现时相比反而变淡了。

这样的情形足以说明，在新科技实践和文化实践并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克服“查知比对”带来的恐慌心理，而克服恐慌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找准“查知比对”这样的新科技自身的弱点，这弱点也许是技术化“过于完美”或“能量太大”所造成的悖乎人类思维及创造规律的科学效应。

纵观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与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曲线运程 ：文学艺术对新科技思潮由激烈排斥到逐步接受，然后再走向激烈排斥。这反映了科技发展与文艺发展的并行、交叉与一定程度上的逆反规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机器文明、机械化生产线等，激起了文学艺术的反抗热潮，以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为代表的新文艺思潮都对大机器文明及其所造成的人类劳动异化现象进行了揭露和声讨。

机器和科技文明“异化”了人类的生活，试图主宰人类的生活秩序，甚至毁坏了人伦情感，人类社会本有的价值和意义都在机器粗暴而强势的对待中变得面目全非。这就是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表现的主题。

这样的主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的存在主义哲学中，并在文学中繁密表现，其通行的主题是人的主体性通过文学艺术和人文理念对科技革命实施抗议。

文学艺术和人文文化面临的第二次科技冲击，是电子文明时代的极盛形态——电视的普及。电视的诞生与崛起对文学文化的影响力度远甚于对学术的影响力度。在中国，电视科技发轫于1950年代，主要应用于特殊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特殊领域间的信息传播。

直至1970年代末，电视才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进入文学文化领域所产生的效应基本是积极的，它为接受者提供了一种更普及、更丰富、更直观的途径，同时也有效地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提高了普及率。

但它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即经典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以传统的传播方式即文字阅读方式传输给读者，而是通过电视技术的传播为人们所接受。电视传播的快捷和方便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对文字传播的冷落，文字传播所具有的全方位文化接受效应被电视传播的片面音像接受效应所冲击，看过《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的电视剧，却没有阅读过原著的人不在少数。

这导致原本应由语言文字形式传播的经典文学作品，将主要由电视传播方式抵达公众，而电视传播与文字相比，会造成大量的文化信息流失，从而给读者的文化生活带来影响。

这样的文学文化接受的差异性在当时并没有受到文化界、学术界的深刻反思、强烈批判，也没有激起文艺界对电视传播的有效抵制。可以说，第二波科技潮流带给文学文化的冲击效应并没有引起文学文化界的深刻反思或过激反应，而是逐渐被坦然接受。

第三次科技冲击来源于电脑的兴起。1990年代的中国，个人电脑的普及对文学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有相当一批写作者一开始拒绝电脑，拒绝放下手中的笔，不过总体上来说，文学界对电脑技术多持积极的态度，大多愿意更换文学写作、学术写作的工具和方式。

1990年代初期，北京、上海等地区的作家团体曾发起称为“换笔运动”的文学运作。“换笔”是指作家写作时，不再使用圆珠笔、钢笔、毛笔等传统的书写工具，而是使用键盘打字这一现代方式进行写作。发展到现在，拒绝使用电脑的写作者已经极少，新科技在与文学、学术的又一次较量中全胜而归。

第四次科技冲击来源于多媒体的兴起和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给文学文化界带来了显著效益，但也催生了许多负面因素。相较于前几次的新科技冲击，文学文化界应对互联网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呈现出较为强烈的抵触情绪。

互联网技术下产生的网络文学，以一种毋庸置疑的“终结者”姿态冲击了传统的文学写作秩序，并且和传统的文学文化展开了激烈的读者市场争夺。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精英文学家与网络文学家的潜对抗，传统文学写作与网络写作的暗较劲，成为一种时代景观。

王蒙等一群杰出作家曾签署著名的联合文件，声明拒绝与网络合作，显示出不向网络文学妥协，拒绝文学创作网络化的意愿。这一姿态表明，精英文学界在遭受互联网技术强烈冲击的同时，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写作秩序，坚持将文学当作精英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在电视、电脑技术冲击下的精英文学界已经对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做出了有礼、有节的让步，在市场冲击、剥夺以及文坛舆论矮化的情势下联合抵制网络化写作，实在是无奈之举。网络写作至今仍然体现着时代潮流，不少精英文学家和传统文学写作者也逐渐接受了文学创作网络化的现状。

第五次新科技对文学文化和学术的冲击，便是来自此次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给人们的文学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方面影响，带来诸多期盼，也带来许多恐慌。面对“查知比对”这样的人工智能冲击，文学文化界、学术界不再是持简单的抵制或接受的态度，而是选择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来迎接这场技术挑战。

2023年上半年是对“查知比对”的热议时期，文化文学界、学术界倾向于高估“查知比对”可能产生的冲击力，大有一种“狼来了”的文化心理。

这种“狼来了”的文化心理体现在伦理危机感上，具体表现为技术伦理、科学伦理与人文伦理三方面的危机感。首先是技术伦理方面的危机感。文学文化界对技术化始终秉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在文学界接受技术化冲击能力最强的电脑普及时期，不少人仍发出了反对声音，他们认为键盘削弱了创作主体之于文字的亲近感。

人们对技术存在的伦理性防范反映出这样一种逻辑，即文学艺术与技术之间存在背反性，而且这种背反性远胜于他们之间可能的同一性。书写技术的便捷必然以文化功夫的减弱或丧失为代价，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可能致使文学艺术传统流失部分宝贵的文化要素。

技术层面的书写工具一贯承载着汉语文化的历史与形态，其中包含着的技术伦理往往是对文化伦理的背反。毛笔书写要求写作者经过更多的磨练，具备更加深厚的文字修养，这往往需要更加充分的准备、更加哲理化的领悟，于是与硬笔书写的文字不同，毛笔书写的文字承载着古典、雅致的思维模式。

硬笔书写带来了技术性的革命，带来了工具意义上的方便与快捷，但笔尖如刀划落在纸面上的体验，与毛笔书写用蘸着墨汁的柔软笔尖描画在轻盈宣纸上的体验完全不同，后者鼓励温文尔雅的思维，而前者呼唤革命性的、反抗性的、批判性的快捷思维。

因此，不同的书写工具及纸张带给写作者的感觉和心理暗示也就不同。书写的技术手段的进化往往以伦理方面难以避免的缺失为代价，新技术出现之前或技术发展史前期的书写技术更能得到人们的同情，而革新后的技术，特别是电脑操作普及以后的书写方式，往往得不到人们基于技术伦理的同情。

越早产生的技术越能得到人们的同情，这体现出人们文化心理上的一种向艺术伦理回归的取向。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查知比对”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写作速度和写作的智能化水平，但却让人们在技术伦理感方面遭受较大的挫折。

在文学、文化和艺术方面，随着艺术手段的提高与技术力量的介入，人们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想象力和文学表达力将会付出较大的代价。在这种技术伦理影响下，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会唤起人们巨大的危机感，并促使人们回顾和反思1970年代至今积累起来的技术力量所带给文学文化界的冲击影响。

文学文化界虽然有条件地接受了第五次新科技的冲击，但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冲击效应普遍怀有“狼来了”的文化心理，体现出人们对科学伦理状况的担忧。从克隆科技可以看出科学伦理的底线可以不断破防，“查知比对”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无人能准确地预测十年之后它会发展至何种程度，甚至它是否有可能替代人的艺术思维和文学思维。

每当新兴技术对人文艺术和学术造成某种较大冲击时，人们便会产生科学伦理上的危机感，正是这种危机感与新兴技术最终共同形成了对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的一次次冲击效应。现在很少有人还在观看电视，大多数人都选择使用包含观看功能的智能手机。人们远离电视并不等于远离技术，只是更加依赖于另一种新型的高级技术罢了。

“查知比对”的诞生是一项巨大的技术创新，它正在逐渐进入人们熟悉的生活领域。

若承认前四次技术冲击部分地削弱了人们文学创作与学术写作的思维能力，那么，“查知比对”则可能引发全社会的一种普遍担忧，即它可能剥夺人们的思维优势，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甚至影响人们文学思维和学术思维的创造力。其次是科学伦理方面的危机感，可以这样表述：科技被认为是邪恶的，它使得人们逐渐远离自然，背弃自然，失去自然赋予人的福祉。

从西方文化的某些角度而言，远离自然等于离开上帝，背弃自然等于背离人类健康优美的生活方式，失去自然赋予的福祉就是失去人性的健康和优美。人类关于科学伦理的危机感，主要体现在意念中的科学技术常会释放出不利于人性健全发展的信息。

在这方面，包括克隆技术、粒子科技、基因编辑等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人们的忧患意识极具代表性，即认为造成人类发展障碍和人类心理忧患的科技所体现的就是“恶”的成分，释放出的往往是人性中最愚弱的因素。

“查知比对”作为现代尖端科技，会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便捷，包括书写的便捷甚至思维的便捷，因而在一定范围内被迅捷地接受，不过同时也带来了一部分人基于科学伦理的恐慌：“查知比对”是否最终可以替代人的思维，甚至进入反人类思维的邪恶操作？

科学伦理的危机意识已经揭示了这样的悲剧的可能：科学的发展有一种“恶”极导向效应，那些非常复杂、高端的科技发展往往会在一种并不复杂的逻辑推论上将人类社会推向整体的危机之中。

例如，人类对高度的征服，人们利用科学技术不断建造高楼来扩展土地使用空间，楼层向上攀升的现象正是科学发展的象征，科学技术不断突破各种条件限制，克服各种技术难题，令建筑高度的攀升变得无穷无尽。

巴比塔的传说在当今社会很可能会走出神话，重新成为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即人在不断往高空攀升的同时，也不断威胁着“上帝”，而有朝一日“上帝”终会施于人严厉惩罚。在一种悲观的科学观察下，科学伦理的邪恶甚至会超过其他伦理的邪恶，如核武器和其他核试验可能带给人类毁灭性灾难，这样的情形及想象便构成了“恶”极导向。

“查知比对”作为人工智能如果真的能发展到不仅帮助人类进行思维表达，而且替代人类思维的地步，甚至像好莱坞科幻电影所描绘的那样产生反人类思维，那么，它带给人类的灾难性后果较之其他科技灾难将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次是与并不遥远的科技史以及相应的科技伦理的危机感相联系，面对“查知比对”的“狼来了”心态中包含着人文伦理方面的危机感。学术研究、人文思维、文学艺术创作，都是人类高端的智慧体现，是审美和情感的表达，是人类思维最应该拒绝模仿也是最能够拒绝复制的领域。“查知比对”以毫不含糊的技术企图挑战这样的认知，甚至也已部分地挑战了现实。

人工智能已经在一些无关要紧的节点早早地胜过了人类思维，过去它偶尔在人类创造性思维方面牛刀小试，结果往往令人尴尬或啼笑皆非，令我们感到人的审美感性和情感表达遭到了粗暴对待，类似的电脑书法、电脑绘画、电脑讲故事等莫不如此。

而现在，“查知比对”试图在最关键的创造性思维方面胜过人类，以电脑的“硅基”思维覆盖人类的“碳基”思维，正是这样的科技企图完全颠覆了人与机器、人与电脑的关系，造成了人文伦理的危机，导致人们内心的恐慌，同时也带给相当一部分人兴奋与期待。

人们面对新兴科技的冲击所产生的技术伦理、科学伦理、人文伦理三方面的危机感，衍生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警惕心态以及相应的防范机制，这种警惕心态和防范意识提醒着人们“狼来了”，而且使人以夸大的方式看待“查知比对”及其他新科技产生的后果。

而且，与历次科技运作的冲击有所不同，这次来自“查知比对”的冲击同时又给一部分社会成员带来一种兴奋情绪甚至期待心理。“查知比对”所代表的新科技对人们的心理冲击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复杂，人们的心理反应呈明显的撕裂状态。许多人面对“狼来了”产生“查知比对”过激反应，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文化报复心理和逆反心理的结合。

报复性心理源自长期以来文学文化界带给社会的疲惫感，以及经院式学术文化带给读书界的巨大压抑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学作为社会教化的重要资源，作为调适社会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某种经典化和神圣化的姿态出现在文化认知和文化接受活动中。

同时，无论是否有足够的资格和素质，各类文学家也常常会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文章千古事”“人类灵魂工程师”等理念代表的责任感、使命感所附带的某种优越感、神圣感，会让社会其他行业对读书界长期积累起一定反感。

“查知比对”又一次给出了证据，既然机器生成的文学有时可以比人类创作的文学更出色，甚至有可能替代人类的创作行为，那么，长期处于经典式创作理念和经院式学术文化压抑之下的人们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虚拟的报复感。“查知比对”的设计企图、想象和象征意义，或许正吻合了这样的深层心理。

“查知比对”运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查知”手段，调动库存量极大的文献记忆，通过“比对”方式，进行“学习”“模仿”，可以迅速完成那种格式化的拼接、程式化的写作和规约式的表述。这样的功能让人们对它以及它所代表的新科技很自然地产生期盼心理。

不得不承认，当代文明的文字形态中大量存在并且结构固化地存在着格式化、程式化、规约化的写作文体，形成了虽然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从文风和文章气息方面审视常常会令人生厌的“文八股”现象。受限于各方面的条件，人们无法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文八股”的口号，但对于“文八股”的厌腻心理可以说与日俱增。

在这样的情形下，“查知比对”不仅描绘并且事实上部分地做到了那种“机械”式写作，这种写作不仅可以瞬间产生，而且常常比普通人的“秘书写作”更符合格式、更恪守程式、更全面地遵守规约，即更加标准地体现“文八股”。

这样，人们长期形成的对于“文八股”的逆反心理得到了大幅度的疏解，也使得长期从事这种“文八股”制作的职业秘书以及需要进行刻板式文章撰写的文化工作者获得了有力帮助，有效地缓解了他们对重复单调的文案工作的逆反情绪。

就新科技对于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造成的冲击而言，此次来自“查知比对”的力度堪称最大。历史上的四次科技冲击都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群体认知撕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和大机器生产引发了文学界和劳工界非常一致的批判和抗议热潮，在工人们捣毁机器并抗议大机器和生产线的同时，文学艺术界兴起了全面声讨机器文明及其造成的异化现象的热潮，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意象派等都将工业文明及其带来的科学技术视为共同敌人，未来派则以另一种反讽的方式展示对机器文明的抗议。

面对电子文明，人们产生了后现代的情绪，对于电视化、电脑化采取谨慎的欢迎和配合的态度，在文学上则向历来就非常强大的大众文学作出了巨大让步，由此甚至完成了“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可“查知比对”的冲击像一颗巨大的彗星撞击了文学的星球，导致裂块分迸、碎片弥漫，人们的认知和态度五花八门，长期积淀的复杂的人文心理被撕裂。但是，科技特别是具有展望意义的科技所天然拥有的想象自由，可以使人们打破思维规矩的约束，或许，这样的意义比“查知比对”自身的进化发展更有价值。

三、“查知比对”与汉语文学关系的理性分析

对“查知比对”所带来的文学冲击力的估计，取决于我们对其所具有的“写作能力”的理性估算。人工智能的“写字能力”甚至“绘画能力”早已得到确认，但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文学构思能力和艺术思维能力在它那里是否真正存在，这是我们判断“查知比对”与文学之间冲突关系的基本立足点。

在汉语文学领域，无论出于恐惧还是出于复杂的期待心理，人们已经开始频繁地使用“查知比对”做各种各样的“创作”试验，所产生的许多作品不乏令人耳目一新者，但这样的评价又都是在让步性地理解人工智能写作的前提下所得出的印象，带着姑且为之的欣赏意味。

具有这种心态的人们通过“查知比对”进行文学实验、诗歌实验和学术实验，生成相应的作品，实际上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可以视为一种游戏，新奇、戏谑和有趣的感觉成为这一过程的主导心态。

或有这样的判断将进一步强化人们对“查知比对”的期待心理或恐惧心理——“人工智能的发展其速率和强度无可限量”，待到“查知比对”进入第X版的时候，其能量和能力将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不过当谈论到奥特曼在OpenAI复制的话题时，分析家依旧判断：要使得“查知比对”真正具有人的思维能力，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等待。

如果将“查知比对”运用于汉语文学进行所谓替代性的创作，则需时更长，因为，“查知比对”的“创作”是对庞大的数据进行“学习性”复制和模仿处理的结果，它并不具有真正的思考和构思能力。而据一般统计，人类储存的电子数据中汉语数据所占比例还非常小，只有3%左右，而汉语资料、汉语文化又极其丰富，由此，汉语文学的“查知比对”操作在成熟过程和成熟度上将大大慢于、弱于其他语言文学。

这样的判断还须基于以下的“假言”判断：“查知比对”或者类似的AI写作有朝一日可以达到成熟，并且能够自如地运用“拟人化”的思维甚至是“超人化”的思维替代人的思维与文学创作。“查知比对”神话的建立，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可能事实基础之上：机器的思考和思维能力达到了人类思维的创造性水平，具有高度的幻想性或想象性素质。

曾有人认为，“查知比对”这样的机器写作最难以越过的障碍，是无法表现人的情感，其实不然，人的情感既然可以进行类型分析，也便可以数据化，可以通过类型定位做虚拟性的设计和表现，由此可见，机器人完全可以根据这种虚拟性的设计、定位进行相应的文字或其他语言的表现。

其实，机器人写作最难克服的是如何从“查知”模仿和数据性“比对”，转而成为以创造性思维进行人类所擅长的虚构、联想、想象、幻想，并且将这样的心理行为以富有个性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替代人类思维创造的可能性非常小，“查知比对”完全替代人类进行文学创作甚至文学创新的可能性同样比较小。

可以从科学理性、人文理性和文学理性三个方面，分析并解释如下命题：“查知比对”对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影响将局限在较小的范围之内。

首先，从科学理性的角度分析，包括“查知比对”在内的人工智能在多个方面具备远超人脑的优势，比如记忆资源的调动，数据存量的扩大，运算速度的加快，以及数据分析能力的提高等。在文献处理和学术综述等领域，“查知比对”的确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

人们不应恐惧“查知比对”在记忆存储、数据检索、资源调动、计算速度、可能性分析等方面具有超越人类思维能力的现实，而应该将“查知比对”纳入人文学术研究的文献整理、学术综述和文献处理的范畴，将机器处理与研究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

如果完全依赖“查知比对”处理文献，进行文献综述，研究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可避免的、非专业性因素的干扰，从而产生文献学方面的错误，应当利用“查知比对”的技术，结合专家的思维，使之在专家控制的条件下完成。

“查知比对”可以在应用型写作方面发挥作用，各种公务性、事务性的函件或文件的撰写，可以通过向“查知比对”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及系列指令生成。但“查知比对”用于文学创作，用于创造性的和个人性的写作的可能性，还是应该被锁定在游戏状态之中。

文学创作和文学的学术研究，在理论上属于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维劳动，加之必要的个人风格的考量，基本上不适应于类似“查知比对”这样的技术操作。“查知比对”在人类创造性思维面前只可能扮演工具性的角色。说“查知比对”所撰写的文章即将超越人类，甚至无法被人类辨别出来，这种观察带有相当的偏见，因为它不符合科学理性的逻辑。

可以将人工智能系统设想为一个人造的完型大脑，即便这个大脑非常健全，其能力也只是体现在计算、记忆、调动记忆资源，以及数字分析和处理等方面，但其创造性思维、灵性思维，包括想象力、联想功能以及相应的表述力，都难以达到人类大脑的水平，更不用说超越人脑了。

特别是人们在文学写作中的思维活动，面对情感突转、悖论处理表现的能力的调动，面对巨大思维欠缺作出的调整和适配，以及由此激生的可预期或不期然的创造性及相应的风格特性等，都不可能经由“查知比对”进行机械运作完成。

从汉语文学角度而言，由于汉语文学是由意象文字承载的，文字的意象内涵层面相对复杂、丰富，这会成为逻辑化、程式化运作的“查知比对”较大的运作障碍。因此，汉语文学受到的“查知比对”之类的人工智能写作的冲击可能相对还小一些。

科学理性的判断告诉我们，人工智能基于数理逻辑、形式逻辑等思维逻辑的基本原理而被人工创造，它在具有某种模拟的思维能力之后，必须按照上述逻辑的原理进行工作，而这样的逻辑都本着一般性的原则进行运作，其本质特征便是排斥个性，甚至认为个性化、个别性的思维现象和文学现象都是反逻辑的。

这样的运行逻辑不符合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思维逻辑，因为，文艺创作首先必须倡导和坚持的是创作思维的个性化、风格化，一般化、逻辑化的思维是反创作、反文学、非诗化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查知比对”不可能融入人们正常的文学创作，更不可能取代文学艺术的创作，不可能承担起文学的研究和学术分析的责任，因为它们之间的逻辑、原则从根本上就是相悖或背反的关系。

正因为“查知比对”无法回避一般化、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及其表达，它在模仿性写作中无法真正进入个性化的境界，无法体现个别性、偶然性的思维，更不用说体现灵性思维，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歌之敌”“文学之敌”。

人们可以考虑在自主状态下适当地使用“查知比对”作为自己的写作工具，主要是在搜集材料、整理文献方面，不必对“查知比对”所具有的“生成”文章的功能感到过于忧惧或恐慌，因为这样的“写作”只能在模仿、复制、虚拟意义上进行，无法调动想象性、联想性、幻想性等思维能力，无法实现风格化、个性化以及个别性的思维处理，也便无法真正进入人类文明的文学创作状态，更无法最终取代人的构思力而创作出超越人类的文艺作品。

除此，我们也不必过分紧张于“查知比对”在人文学术研究等方面造成的冲击，它所做的只是在一定的逻辑规定下的资料调动和数据处理，而非创造性和个性化的思维运作，其写作成品的一般化及在类似指令条件下的雷同性是必然的结果。

因此，具备模仿人类写作能力的“查知比对”所操作出来的文章，完全可以通过“反搜”的程序和方法被揭示出来，一篇文章到底是由人撰写还是由机器编写，是否运用了“查知比对”软件系统，或者是否采用了“查知比对”相关的手段与方法，都可以通过一定的“反搜”程序予以“查知”。

人们甚至可以按照“查知比对”的程序、原理，设计出类似于“查重”软件的“比对”软件，将那些利用“查知比对”生成的文本检示出来。

根据科学理性的原则，人脑被人工智能模仿和超越的速度远远慢于人的外形被机器人模仿和超越的进程，因为人的大脑的复杂性尤其是其思辨思维的能力和灵性思维的能力等，至今还无法进行解剖学的描述和复制，而人的外形、器官、生理结构等，早已超越了解剖学的描述阶段，相当部分已经进入科技复制或再生的研究阶段。

现实中机器人的制作在外形和外在动作方面尚不能完美地模仿人类，此时讨论或试验人工智能模仿人的思维功能，甚至要求它超越人的大脑活动，则完全是一种奢言和想象，因为模仿人类大脑所需要的科技发展程度，应该比模仿人类外形所需要的科技发展程度要高深得多。

既然人造的电脑所形成的计算机结构尚无法在有限的条件下具备与人类大脑相同的功能，既然机器人的设计制作在外观上尚难以达到自然呈现的程度，甚至在发声方面的非生物性缺陷也尚未克服，则“查知比对”获得人脑的完全功能并且超越之的想法便属于奢侈的科学幻想。

其次，从人文理性的角度分析，就写作而言，文章创作需要经过人的审美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进而用语言表达。人的审美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已经是人性和灵性的高端集合的结果，不易接受机器处理和人工智能化处理。

从人的审美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到语言的表达的完成，是一个经过大量的信息处理、信息选择和信息遗失的过程，这之间存在的信息损失率和信息选择性，实际上就是文学艺术个性化的呈现。当这些信息处于一种优化选择状态（包括审美、风格等方面的优选运作），那么，这样的结果便会通向优秀的、精彩的甚至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反之，则是不怎么成功的作品。

这之间流失的内容和被选择的内容是由主体的兴趣、语感、审美爱好、文化伦理和风格倾向决定的，因而根本无法通过机械程序来决定，同时也拒绝机械程序和机器运作的介入。

而“查知比对”输出的是对大量的记忆数据进行模拟调配的语言文字表述结果，其内容选择是基于工程师设定的逻辑方式和运算方式，与人脑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选择差异性巨大，因而从人文理性的意义上分析，“查知比对”不可能真正模拟人脑的创造性思维，当然更无法真正进入人脑的审美思维。

就思维本身而言，表述过程的复杂性涉及知识和联想的互动，以及依赖各种联想产生的知识调适。若将大脑比作处理器，其中最关键和最难的部分是联想功能，这部分功能更为机器所无法企及。人脑在思考中具备自然的联想功能，而机器只具备根据关键词来调动和处理数据的功能。

在知识性的处理方面，人脑同时涵盖了人文性和技术性，而计算机只能进行数据相关的技术性处理。人脑在处理人物形象的时候会非常自然而本能地考虑到其与自身的利害关系，但“查知比对”及相应的人工智能则不可能有类似的利害考量。

相比之下，人类的思维过程更注重人文因素，包括一定的词语是否具有贬义或褒义。因此，人脑在运用知识对事物进行判断方面与计算机完全不同，计算机无法模仿这种方式。人的思维之所以复杂，是由于人的许多思考是非逻辑性的、偶然性的。与之相反，计算机编写的程序是基于逻辑性和必然性的。

尽管人类的思维也包含必然性和逻辑性，但时常表现为非必然性和偶然性。人们经常进行冥想以超越逻辑思维，进入一种非逻辑的、偶然的想象状态。一位瑜伽大师曾在演讲中指出，冥想是人类进入非逻辑状态的行为，即人类任由意识处于偶然连接的状态，使思维得到放飞。这反映了人脑活动无法真正通过机械化运作而完成的原理。

人类大脑在记忆、处理能力和速度方面无疑不如计算机，但科学技术所面临的难题是无法对能量进行适当的限制性应用，这类似于雷电能量过于庞大，人们无法确定其能量的边界并加以利用。

人类大脑的优势在于有十分明显的限制性边界，而这种受限性，也就是人脑的缺陷，这样的缺陷使得人在逻辑思维、思辨思维、感性思维和灵性思维中会实时发生思维的断裂、错误、陷落与破败，然而在断裂处可以产生奇思妙想，在错误中可以产生幻觉幻思，在陷落中可以搜求弥补的想象，在破败中可以向往美好的复原，这样的运作就可能产生精美绝伦与想落天外的文学艺术。

相反，人工智能包括“查知比对”在逻辑上是稳定的、无缺陷的，一切的推算和分析都完美无缺，因而较少产生断裂，也不易有错误和塌陷，这样，它的“思维”就会显得非常平稳同时也平淡无奇，表述亦如此。

再者，从文学理性的角度分析可知，文学表现和表达鼓励人们采用多义性和模糊性的文字处理方式。在文学艺术创作中，语言文字的表达有时并非需要极度精准和精细，而更需要展现多义性和模糊性。意识流的作品天生具备这样的条件，其经常运用心理联想将语言文字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发挥到极致。

一般的文学作品有时在主体部分之内或之外，也可以兼容逻辑性和模糊性的表述，然而“查知比对”所设计的语言处理方式不可能存在多义性和模糊性，因为这不符合其运作的逻辑，若“查知比对”允许存在多义性和模糊性表达，计算机在收集资料方面则将显得不合格。

人类大脑的幻想性和联想性与语感密切相关。尽管人类与计算机表达的语义可能相同，但不同语感所造成的文学联想，计算机却难以处理。语义联想是文学思维中一项非常特殊的功能，也是较难实现计算机化的。

文学中的语义联想极其丰富，如中国人在描述冬天时，便与其他国家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学联想。在古代中国，冬天的生活环境较为恶劣，因此，中国人常将冬天联想为负面的；然而，欧洲的冬天人们常在温暖的房间中品尝啤酒、点燃炉火、唱歌跳舞，因此，欧洲较少抱怨冬天的文学作品。

欧洲人不像中国人那般期待春天，因此，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欧洲鲜为人知，在中国却家喻户晓。这些都反映了由语言联想所造成的文学理性，人工智能难以处理好全部的语言联想信息。在面对一个关键词以及相关的素材和资源时，研究者具备基本的价值判断力，然而，机器却难以直接作出判断。

通过对文学理性的分析可知，“查知比对”无法完全取代或战胜人类创作思维，也无法真正替代人类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汉语文学领域，意象化文字的表述更加有利于具有汉语文化修养的人脑创作思维，而会对“查知比对”的机器逻辑思维和数据处理方式下的所谓“写作”设置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朱寿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