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ID：fhzkzk），作者：王齐龙。
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打赢大清帝国这一庞然大物，日本武士阶层的特性以及民族性格或是关键。地处于亚洲边陲的日本历来注重学习，早在与中国爆发白江口之战后就开始重视向周边国家学习，到了近代才有能力向区域外的其他国家学习。
清朝外交官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手稿时有感而发，赋诗一首，“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他本希望借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来给清朝统治者做镜子。
可惜的是，与许多主张“睁眼看世界”的书籍一样，《日本国志》遭到中国当权者的冷遇。直到败于日本后，清朝统治者才拾起这本研究“蕞尔小国”的专著。1895年，清朝迫于军事压力与日本签下《马关条约》，不过是在追赶西方的工业文明的赛道上中日国势逆转的一个缩影。
与清政府相反，同一时期遭受西方文明重压的日本“如梦初醒”，在内外因素叠加下，催生了明治维新，迅速开启现代化。“求知于世界”，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以此总结当整个东方都在沉沦的背景下，日本何以如彗星那般耀眼。从幕末的肩舆时代发展到汽车时代，日本仅仅花了十几年。
中国学者在解读150年前的这场变革时，常常强调其“二重性”。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对此表示赞同。“它带来了急速的现代化，也带来了不好的事情。”他在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说，明治维新期间出现了方向上的错误，如高度强权，有时让许多人丧命；但反过来说，如果不迅速实现现代化，恐怕日本早就像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沦为殖民地了。
不过，凭借过去的积淀，二战沉落后的日本借“冷战”地缘政治之机快速崛起。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东瀛。直至70年代逐渐开启国门、融入世界后，中国才得以迎头赶上，并于2010年在综合国力上超越了日本。百余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日两国时而枪口相向，也不乏彼此镜鉴，最终在40年的开放大道上找到了共同的节拍。
继19世纪遭遇西方文明带来的压力后，中日再度面临西方世界内部巨变带来的巨大挑战，作为亚洲的重要两大邻国，此时能否携手共克时艰，将影响到未来亚太地区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走向。
曾经的“中国老师”
一间不大的研究室里，两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思想家吉田松阴生前所写的著作和相关研究文献。被问及最喜欢这位明治维新先驱的哪句话时，74岁的野村兴儿不假思索地翻开《留魂录》，指着其中一句念道：
“春播良种，夏植嫩苗，秋收硕果，冬储食量。人亦是如此，亦有四季。人之生命，非以岁月长短而计。”
结束长达24年的萩市市长职务后，野村兴儿仅休整了一年，又担起重任。2018年4月，他就任当地至诚馆大学校长一职。仅一个月后，该校开设了“吉田松阴研究所”，野村兴儿兼任所长。校方希望通过发布期刊和密集举办研讨会等方式，将研究所打造成国内外吉田松阴研究的研究基地。
吉田松阴雕像。来源：网络
萩市位于日本山口县北部，毗邻日本海，相较于经济活跃地带，这里的交通较为闭塞，年轻人多前往东京等大城市工作。但作为明治维新的胎动之地，萩市历史上曾是长州藩的主要据点，一大批维新志士出生于此，也成为这座人口不到5万人的小城吸引观光客的魅力所在。
如同前身“萩国际大学”的校名，开设于日本海一侧的这所私立大学，目的是为了吸引海内外学生来此就读。更名为“至诚馆大学”，取自吉田松阴的座右铭——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野村兴儿说，希望把明治维新的精神和理念传承和发展下去。
和许多萩市人一样，野村兴儿不直呼吉田松阴其名，而是称他为“松阴先生”。在他眼中，日本的现代化是从吉田松阴开始的。其主持下设立的松下村塾，培养了诸多幕末明治时期的中心人物，建构起了日本的新时代。萩市博物馆的展厅内壁上，是一幅巨大的历史时间轴，吉田松阴“端坐”中央，由他发散出枝叶，延伸出整部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史。
吉田松阴创办的松下村塾。
因“安政大狱”于1859年被处死前，吉田松阴在松下村塾里教授了92名学生，其中的佼佼者包括“维新三杰”中的木户孝允（原名桂小五郎）、创建奇兵队的高杉晋作，以及日后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
长州五杰，后列左起分别是：远藤谨助、井上胜、伊藤博文；前列左起分别是井上馨、山尾庸三。
吉田松阴当年教书时的课室、被幽禁的旧宅，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以他名字命名的松阴神社也被设立起来，供来访者祭奠。2009年吉田松阴去世150周年之际，神社内的宝物馆“至诚馆”开馆，当中珍藏了他生前留下的书信、看过的书等。吉田松阴极深的儒学基础，可从中了解一二。
松下村塾讲义室。
他的书信，乃至被处刑前写下的《留魂录》，均以汉字书写。这都得益于其年幼开始积累的学问。据至诚馆的公开记载，天资聪颖的吉田松阴9岁就在藩校明伦馆见习，11岁就向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讲解了《武教全书》战术篇。其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16岁那年。1845年，他向兵法家山田亦介讨教长沼流兵法时，第一次了解到外国威胁的学说，山田亦介还赠给他一本由兰学学者编写的世界地理书《坤輿图识》。
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军官佩里叩关前，200多年日本都处于锁国时期，仅允许与特定对象国进行贸易，包括通过琉球与中国做贸易，以及经允许荷兰在长崎经商。与出岛上的荷兰人交流所获得的信息，成为日本人在锁国政策时期得以了解西方科技与医学为数不多的渠道，由此发展而来的学问，也被称为兰学。
虽然幕府一心拒外力于关外，但随着航海技术的提升，以及西方列强谋求通商的热情高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俄国、英国和美国等国海军先后前来，迫使幕府在1825年发布《异国船打拂令》，凡外国船进入日本海域者，一律以武力驱逐。
鸦片战争撼动日本
拥有大量博物馆的横滨中区，像是日本近代化的一个橱窗，展现着近两个世纪以来日本发展历程中的珍贵瞬间。1931年建成的英国总领事馆旧址，矗立在距离横滨港的不远处。日本人在一旁建了新馆，两馆合用成了如今的横滨开港资料馆。而这里，也是1854年美国将军佩里与日本幕府代表缔结《日美和亲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的地方。
展馆的设计师特意将一段走廊设计成休息处，参观者可以坐在窗旁，透过落地玻璃欣赏中庭里树冠丰盈的玉楠树和栖息在此的鸟雀。这棵玉楠树，见证了《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据说原树树干毁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但根部却再次萌生新芽。日本人并没有将被迫开国视作耻辱，相反将这株玉楠新芽原地移植，培育保留至今。
佩里舰队随行画家1856年描绘的玉楠树。
横滨开港资料馆也是俄罗斯旅行团的热门目的地。他们的祖辈最早对日本动了念头。1792年和1804年，俄国人先后前往北海道及长崎，要求幕府给予通商权利。这只是一个前奏，此后数十年间，来自英国、美国、俄国、丹麦等国船只曾造访过函馆、松前、江户、浦贺、长崎和那霸等日本沿海地区。
西方文明的压力逐年骤增。1842年8月，扰攘多年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下《南京条约》宣告结束——中国须割让香港岛于英国，赔款2100万两银元，并开放广州、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
一水之隔的日本，统治者并非懵懂不知。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鲁·戈登研究发现，1844年荷兰人给予幕府的年度贸易报告中，附上荷兰国王威廉二世致幕府的一封信，其中指出世界形势已变，西方的外交体制及通商活动遍及全球，日本将无法独善其身，应积极参与。
尽管幕府没有接受荷兰人缔约通商的建议，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放宽了《异国船打拂令》中的限制，规定西方船只若因海难进入日本水域，地方官员可以提供燃料及食物。
1845年，对海防问题有着危机意识的阿部正弘出任首席老中（幕府最高官职）后，引进有力大名到中枢工作，以分散政治上的责任，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在他的主政下，幕府在各要地建立海防，也容许包括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等人发展军备。
但在是否开国的问题上，幕府以拖延战术来应对荷兰和俄国等提出的通商诉求。
俄罗斯游客在横滨开港资料馆内观看黑船来航的资料。
然而，由于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前如此不堪一击，让得知此事的日本民众内心为之撼动。通过中国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一批批“汉译西书”传入日本，影响了一大批着意于开眼看海外的年轻人。
至诚馆里展示着《海国图志》亚墨利驾洲（现译为“美洲”）一册。除了印有“吉田”二字的红色印章外，内页还有吉田松阴写下的花押，他还在“弥利坚国”（美利坚国）、“佛兰西”（法兰西）等地名旁边附上假名，可见努力阅读之功。
这部由清朝思想家魏源1843年编撰出版的图书，介绍了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世界地理知识，在中国面世后没有引起关注，却成为日本维新志士们洞察世界局势的必读刊物。
吉田松阴阅读的《海国图志》。
致力于中日近代史研究的香港公开大学学者赵雨乐告诉《凤凰周刊》，《海国图志》写的正是枪炮的样式、射程，以及制作的方法等，以前的书籍很少这么讲解，但魏源编辑的这部书让日本人意识到，船坚炮利才是最好的武器，于是开始学习和制造枪炮。
成为英国殖民地后的香港，也成为日本窥视中国的窗口。1862年，福泽谕吉作为遣欧使团一员途经香港，在向上船来卖鞋的中国小贩讨价还价时，一旁的英国人走了过来，二话不说抢过中国人手中的鞋塞给他，并要了两块钱，随即把中国人赶下船。
“这些西洋人在东洋诸国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地。”福泽在22年后写道，“禁不住产生一种血气兽心的想法，希望有朝一日，我帝国日本也能做几万亿元的贸易，拥有几千艘的军舰，让日本的国旗飘扬在中国、印度的海面出入西洋诸港，大大地光耀国威。而且像英国人压制中国人一样压倒英国人，捆绑其四肢像奴隶般对待。”
赵雨乐说，当时的日本观察家到访香港，看到这个地方从中国的领土转变成另一种面貌，认为中国早晚会亡国，并还将这种情形投射到日本。
打赢了庞然大物
毗邻关门海峡的一处高地上，依山面海修建的割烹旅馆“春帆楼”很受日本上流人士的青睐，现任首相夫人安倍昭惠也不时光顾。1888年，日本政府解除两百多年前丰臣秀吉颁布的河豚食用禁令后，这里成为第一间合法提供河豚料理的餐馆。其店名为伊藤博文所题，取义为“春日海上之帆”。
春帆楼为中国人所熟知，则因这里是中日《马关条约》的谈判和签署地。1895年，清政府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此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展开了长达29日的停战及议和谈判，签下这份被后世唾骂的《马关条约》。
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展出的《马关条约》文本。
为何日本人选择在山口县下关进行谈判，史书上没有过多着墨，仅从电报中得知这是当年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主张，并得到首相伊藤博文的复电同意。
不过，对于伊藤博文和许多山口县出身的维新志士而言，下关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这一扼守本州和九州之间的重镇，见证过日本多场历史剧：平安时代末期的坛之浦之战、剑客宫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在岩流岛上的对决，以及1864年8月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为报复“攘夷”的长州藩，炮轰下关的炮台。
伊藤博文曾竭力阻止长州藩与联合舰队开战，但未能成功，眼见家乡遭遇苦劫，倍感气馁。在给“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的信中，他写道：“迄今为止，虚度光阴，一事无成，有愧于世间”。
30年后，当伊藤博文以胜利者的姿态在春帆楼迎来大清重臣李鸿章，再望着海峡上的点点帆影，想必有不一样的滋味。
时过境迁，春帆楼早在1945年的二战盟军空袭中化为乌有，矗立在原址上的是一栋钢筋水泥的四层楼房，现用作旅馆。与旁侧赤间神宫烧香祈福的信众络绎不绝相比，这里显得极为寂静，唯有一旁“日清议和纪念馆”留存的牌匾，以及当时谈判会场的陈设，向游人诉说着123年前发生在此的波诡云谲。
山口县下关市，“日清议和纪念馆”留存着春帆楼旧时的牌匾。
《马关条约》规定，大清帝国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予大日本帝国，并赔款二亿两白银，以及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此后经由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但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名，趁机将势力伸向中国东北地区，诱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告诉《凤凰周刊》，面临相同的外来压力，日本的反应显得十分迅速。近代中国的开国比日本还要早，却不那么顺利。“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的舆论很乐观，认为日本那么小，我们随便一弄，他们就败了。结果打了9个月，日本倒是打得很轻松。”王新生说，甲午战争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4年的年度预算，日本出兵仅花了1/3而已。
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打赢大清帝国这一庞然大物，武士阶层的特性以及日本的民族性格或是关键。“日本人是非常‘柔软’且懂得变通的民族。”萩市博物馆主任学艺员道迫真吾解释，地处于亚洲边陲的日本历来都注重学习，与中国爆发白江口之战（公元663年）后，日本就开始重视向周边国家学习，在此基础上，到了近代才有能力向区域外的其他国家学习。
日本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在萩市博物馆可见一斑。除了有当地历史民俗的展品外，这一地级市博物馆还开设了海洋生物的展区，其中包括一条在西日本地区发现的全长4.38米的皇带鱼。
博物馆中还展示了江户时代毛利家兴建的萩城的模型。但这座有着260年历史的古城，1874年因明治政府颁布“废藩置县”政策后被当地人拆除，只留下了石墙和护城河。
危机面前，日本上下形成了高度的一致性。道迫真吾说，相较于中国，日本国土太小，危机感更重。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全国广建学校，采用统一的教科书，力求让普通人也能接受教育，这恰恰是国民危机感的体现。
出门看世界的顿悟
吉田松阴生前曾提出“不分身份差别均应进入学校学习”“建立工科大学”，这些主张触动了当时长州藩的藩主毛利敬亲。1863年他批准了井上馨、山尾庸三等人赴英国学习海军的申请。长州藩此前从英国公司收购了一艘汽船，但发现全员并不熟悉航海技术，士官井上馨心生远洋学习的念头。
尽管批准了申请，藩主仅赐予每人200两做经费，而当年滞留英国一年高达1000两。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等5人冒死挪用了购置武器的经费继而出发，并留下告别信和请愿书，向藩主道出缘由。一年后，两人为了阻止下关战争率先回国，毛利敬亲并未处罚二人，还分别赐予15两和10两作为英国之行的慰劳金。
山口县立山口博物馆学艺课长山田稔说，这是因为毛利敬亲19岁那年在偶然的情况下当上了藩主，此前没有学到当藩主的规矩，因而愿向长者请教，并乐于听从下级武士的谏言。
山口县立美术馆，毛利敬亲生前穿着过的阵羽织。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吉田松阴当时的一些理念激进、极端并富有煽动性，很多大胆举动也是常人难以效仿的。虽然导师倡导“尊皇攘夷”，伊藤博文却愿意专研西洋之术，选择“开国”，看似有违师命。道迫真吾却认为，这是因为外界对吉田松阴有误解。“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攘夷派’，而是在充分了解外国的基础上，愿意与外国通商贸易，再以日本的方式超越对手，实行‘大攘夷’；而非走喊打喊杀的‘小攘夷’路线。”
正是眼见着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以“尊皇攘夷”为口号推翻了幕府体制后，维新志士们慢慢将目标导向要建立西方式的强国。这也是为什么明治政府成立仅4年，就派出107人的庞大遣外使节团进行环球访问的原因。
出访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能为修改当年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做一些预备性会谈，结果到了第一站美国就被拒绝。对方以日本没有实施法制为由，不承认其谈判的资格。
这对日本人来说是极大冲击，但他们并没想要推翻西方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反而想方设法融入到欧美国家制定的国际法律体系中。王新生说，当年万国公法会（国际法学术团体“国际法协会”前身）召开会议时，日本都会派代表去，“去了就拼命地解释我们已经文明了，你看我哪个地方不文明，你告诉我，我要改正，一定要变得跟你一样。这甚至让有些西方人觉得很可笑，像是猴子学人似的，还学得那么快，学得那么彻底。”
明治维新的口号之一“文明开化”，不仅仅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是制定一套法制制度。1880年至1898年间，日本先后制定了《刑法典》《大日本帝国宪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民法》。“六法”出台，包含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法，以及明治新政府条约与协定的国际法。
1889年（明治22年），浮世绘画家杨洲周延所绘《宪法发布略图》，这是日本基于近代立宪主义而制定的首部宪法，是明治维新的重要成果，主要由伊藤博文起草。
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上述“文明开化”建设取得了国际上的认可，日本和英国签署《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提高关税。到了1911年，日本通过谈判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成功废除。
“中国学界对岩仓使节团的评价较高。”王新生说，通过这一环球外访行程，新政权真正确立了日本近代的发展方向。“在1年10个月里，岩仓使节团访问了11个国家，收获三个经验：实施工业化、打造有实力外交以及建立宪政政治。”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博则认为，岩仓使节团给日本带来的影响深远，有些举措甚至被误认为并不是学习西方的成果。但对于新生的明治政府来说，破坏完之后如何来进行建设，他们需要向西方学习当时最先进的经验。
1882年3月，伊藤博文出发前往欧洲进行宪法调查时，已经在思考如何以德国宪法为范本，将其修改以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得益于岩仓使节团的经验。
欧洲宪法调查中，伊藤博文受德国国法学者史坦恩影响最大，他将当年欧洲先进学说思想“君主机关说”引进到日本的立宪工作中，即主张君主与立法、行政机构一样是国家的一个机关，皆依一定的“组织纪律”来运作，如此一来，既限制了天皇的极权，又能将天皇塑造成能调停政府和议会矛盾的角色。后来这被发展成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下的学说“天皇机关说”。
伊藤博文。来源：网络。
“从未有过宪法的非西方国家能够建立宪法、开设议会，这对世界而言都是极具意义的。对于所有有立宪想法的国家，日本的经验都值得借鉴。”位于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泷井一博告诉《凤凰周刊》。
实施宪政体制初期，政府和议会的斗争激烈。赵雨乐认为，天皇握有最终拍板权的设计，让党派矛盾能够在国家大业前达成统一。1892年，由于前两届内阁关于增加军备开支为主的财政预算案被议会否决，新组阁的伊藤博文策动明治天皇发下诏书，迫使议会让步。这份谕令让扩军预算案得以通过，但也为此后伊藤内阁借朝鲜事端发动对华战争、未来走向军事扩张道路埋下伏笔。
融入世界后的腾飞
位于东京都港区的六本木新城（又称六本木之丘），云集着包括谷歌日本总部在内的众多尖端企业，日媒喜欢将在这一带居住的高科技公司职员称为“新城族”。他们时常西装革履，步调较快。闲暇时，不少人会在新城49层的会员制图书馆坐一上午，或透过落地玻璃，远眺东京塔。
六本木会员制图书馆。
“新城族”的生活步调放在70年前难以想象。同一层的办公室里，法政大学大学院教授米仓诚一郎打开笔记本电脑，向记者展示了二战后六本木满目疮痍的黑白照片。二战尾声，因六本木一带设有大量的军事设施，成为盟军轰炸的目标之一。如同战后的图景，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就是在这一片废墟中重新成长起来。
借助地缘政治之利，日本在冷战序幕下率先启动重工业复苏。从1955年开始，日本相继迎来三次连续五年的经济发展高峰期。到了明治维新100周年的时候，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段经济高速增长期也被称作“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
但米仓诚一郎并不认同。“‘日本奇迹’是不存在的。”他指向窗外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风光说，日本资源匮乏，经济之所以能再次腾飞，是明治时期推动的城市化基础——教育所带来的结果。
法政大学学者米仓诚一郎。
统计数据显示，1870年日本的义务教育率仅为30%，但到了1910年，义务教育相当普及，达到98%，同年受教育人口占比超过15%，与英国相当。此后日本教育继续发展，1930年这一比例超过了20%，大幅抛离英国，逼近美国。
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极大提升日本国民的素质和技能，也为战后经济的复苏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明治维新之初，日本资金、资源匮乏，但有留学经历或努力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年轻人兴办了许多企业。与此同时，明治政府为减轻财政压力，开始奖励民营企业，对国家急需的航运、邮政、造船等领域给予辅助金，继而促成包括三菱、三井等一大批企业的崛起。这些企业依靠技术和组织架构的革新，逐渐成长为旗下拥有各式事业子公司的财阀。
明治时期经济体制的影响也持续到战后。日本最大企业征信机构“帝国数据”2016年对有百年历史的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创立在明治时期之前的企业占比为11.5%，明治时期到1916年创业的公司占到88.5%。
财阀的兴起给予处于“婴儿”阶段的日本经济极大促进，但米仓诚一郎认为，实力强大的财阀也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先兵”。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牵连到日本。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写道，日本丝绸的出口从1925年的8.5亿日元减少到3.42亿日元，而丝绸占到全国总出口的35%。除了依靠生丝生产的农家收入受影响，日本整体经济也受到重创。
米仓诚一郎说，由于经济低迷，日本财阀对在中国、印尼和菲律宾等国扩张版图的意愿日益强烈。紧接着，日本军队也不得不跟随企业出兵，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富国强兵’的政策中，‘富国’是为了独立，这很重要，但‘强兵’显然做得太多了。”他评价说。
数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吉田茂在书中写道，日本毅然向美英发动战争，因为当时的领导人们错估了欧洲的政治动向和美国的想法，也体现了明治以来政治体制的缺点。
开放道路上的中日联动
曾因打破国际秩序尝到恶果的日本，二战后积极融入到自由经济体系中，综合国力获得长足进步。但邻国的这番经济图景，直至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才为中国民众所知晓。
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内，展出了1945年9月2日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时任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照片。
当时的中国正朝着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混合所有制方向发展，逐步开放国内市场，融入到世界的经济版图中。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标志。此后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态势，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工业文明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近代一些国际规则也是由西方人规定的。要融入这样一个工业文明的世界体系，必须服从他们的规则。”王新生评论说。
到了明治维新150周年的当下，日本也在经历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并做出了各式探索。为了鼓励生育，日本政府提出包括育儿休假制度、扩大育儿补贴、增设保育设施在内的多项专门措施。政府还考虑推出鼓励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新政，以减轻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带来的重负。
尽管仍不愿在移民政策上松口，日本政府为应对劳动力不足问题，今年6月公布《经济财政运营及改革的基本方针》，扭转过去只接纳专业技能外国劳动力的相关政策，大幅度调整劳动力接纳方针。有媒体评论说，日本将迎来“劳动开国”的时刻。
野村兴儿说，小小的萩市也开始引进研修生，招来的越南年轻人到制造业或者水产加工业来工作。眼见地方上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不禁感叹，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萩市前市长至诚馆大学校长野村兴儿。
时常往返于中日两地推动医疗交流的鹿儿岛米盛病院院长米盛公治向《凤凰周刊》感慨说，通过近代的发展，日本社会的成熟度比中国社会更成熟一些，“日本是哥哥，中国是弟弟”。譬如在卫生方面，日本是高龄、少子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中国也会面临这些问题。“如果中国在医疗改革中能够借鉴到日本处理这类问题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相信中国在医改中可以减少混乱，少绕弯路。”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日本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给予后进中的中国极大支持。野村兴儿至今记得，当时日本大藏省（财务省和金融厅前身）负责对华融资问题的官员提出了47项工程。其中，以1979年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为标志，日本正式开启对华直接投资。双方的合作延续至今，2004年宝钢和新日铁共同出资成立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之时，也给本国企业抢占中国市场提供先机。但这些经济合作受到政治关系起伏带来的考验。2012年秋季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中日民间对立激化，两国关系陷入低谷。受此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2012年的历史峰值73.8亿美元大幅下滑，直至2017年才扭转连续5年下降的趋势，增长了 5.1％，达到 32.7亿美元。
随着中日关系的转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今年10月25日对华开启任内首次访问。这让很多日本企业欢欣鼓舞。
“听到这个消息，觉得终于实现了，两国领导人早就应该互访了，这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正面影响。”日本经团联中国委员会企划部会长仓内宗夫向《凤凰周刊》感慨。
目前有超过3万家日企在中国，投资总额累计超过7700亿日元，这个数字仅次于香港，位列境外对内地投资第二的地位。日企雇佣的中国员工人数也超过1000万。“这都体现出日本企业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仓内宗夫说，进入2001年之后，虽然日中仍是共存、共荣的局面，但也出现互有竞争的现象。如何在竞争的情况下保持合作、争取双赢，将是接下来面临的一个课题。
在他看来，突破口恰恰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上。“这是日中两国都关注的热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提出“印度-太平洋”战略，如果相互让步，在可合作的领域达成共识，实现双赢，是再好不过的。”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ID：fhzkzk），作者：王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