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假如父亲不爱读小说

我的文科偏好和文科思维，来自父亲的影响，一种不言之身教，甚至可能还有遗传，那就是父亲对读小说的热爱。

如果父亲不爱读小说，我的文科思维或许就会轻一些？

小说，今天按照度娘的解释，是一种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不过，庄子所谓的“小说”，是指琐碎的言论，与今天的“小说”概念完全不同。鲁迅先生曾在他的名作《中国小说史略》里，借文献诠释了“小说”一词的概念流变和影响：

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所谓“残丛小语”，就是末技、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则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活动至晚在唐代演为“说话”的艺术，至宋代而极盛，产生了各种“说话”的底本即“话本”，后来又产生了白话小说。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

对于我的父亲而言，他对小说的认识，与度娘的定义无关。在他看来，小说无非就是讲故事的书，跟传统说书人说书差不多，无非就是印成了书的形式，里边一样有阴晴圆缺、悲欢离合，好看。

父亲看了一辈子小说，如今80岁的他，早上钓完鱼，午休之后闲来无事，依然会在我江南书房的阳台上，翻看我的书，以小说为主，兼看其他人物传记——在他看来，也与小说差别不大。

父亲翻看的这堆书里，并没有什么我认为的好小说及传记，但不妨碍他每天都会在我书房聚精会神读一会书。

2023年10月的一天，我的好友前媒体人何三畏来我故乡见我，在父亲平常读书的桌上，摊开放着一本旧的《收获》杂志，那一页正好是范小青的《名字游戏》。

一

父亲爱读小说的习惯怎么培养的，他老人家也说不清楚。他说，读了书认得字了，就是喜欢看看报纸啊杂志啊小说啊，这些里最好看的，不就是讲故事的小说嘛，谁不喜欢看故事呢？

1943年出生的父亲，是长房独子，小时候是家里的宠儿。1958年他从朱家桥小学高小毕业后，又在该校读了三年农中，相当于农业职业中学毕业。朱家桥小学是鼎革后由推翻神像的东岳庙改建，结合了新学传入中国后毁庙兴学的传统。我小学也是在朱家桥小学读的，和我父亲是校友。

父亲年轻时的中国，文盲居多，农中毕业可以安排工作。父亲被安排到前黄一家公社办的电磁厂工作，岗位是给电线杆上的蝴蝶形磁头绕线圈。没多久，电磁场破产关门，父亲被暂借到前黄公社公安特派员办公室做记录，他那时算是乡村少有的读书人。

“那个时候，批捕人的文件都是我起草的。”父亲说，虽然是暂借，总是想要做好，于是他先看别人怎么弄，毕竟农中毕业，一看就会，后来批捕文件都是他起草，后来又看审讯记录，就像看故事一样，学到了许多东西。

父亲后来还是回家务农了。在农村，他打得一手算盘，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是农民里的小秀才，胜过大多数同龄人，甚至许多民办公办老师。尤其是，像他那样爱读小说的，不敢说绝无仅有，也屈指可数。

那时候，农村不仅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也是如此。除了偶尔的露天电影，还有不多见的评书讲故事。父亲喜欢看听故事，最初可能来自故乡的滩簧戏，那是锡剧的前身。我祖父母曾经在滩簧戏团跑龙套，家里还有滩簧戏团的道具——鼓、钹、幕布。滩簧戏都是乡村故事，通常都是因果报应、道德教化，父亲自然也受影响。

但读小说，父亲是在农中毕业后，这也是读书识字的重要结果，毕竟读小说需要门槛。他读的小说，几乎都是从朋友那儿借回来的，包括被借调到公安帮忙时。我们村虽然号称晦庵嫡裔，耕读传家，当教员的比例不小，但我知道的也只有我的族伯朱文凯喜欢读小说。

文凯伯最初是民办教师，后来转了公办，是父亲最亲密的书友。他经常从学校带回小说，父亲都去借回来读。直到1980年代，父亲才会自己花一点小钱去租小说，更多还是从文凯伯那儿蹭读。我今天喜欢蹭书的“恶习”，大约也是父亲的遗传或身教。当然，作为回馈，父亲打鱼钓到的黄鳝，也经常便宜一点卖给文凯伯。

当年文凯伯和父亲两个老人之间，常分享他们读书的收获，有共同话题。或许，这种乡下难得一遇的知音，是他们愿意共享图书的原因。

文凯伯在小漕小学有位同事，后来当了前黄镇上文化馆图书室管理员，父亲和我托文凯伯的福，在她那儿借过不少书。1980年代我已上大学，我在这个图书室借到的最有名的书，应该是米切尔的《飘》和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我至今仍然没有明白，1980年代中后期，前黄街上的图书室，怎么会有这两本书。

二

我开始认字后，也跟父亲一样喜欢读故事。上中学之前，除了在朱家桥小学读到的《木偶匹诺曹》《卖火柴的小女孩》一类的书，其他的都是父亲借回来的书，父亲读什么，我就读什么。

通常父亲会把他借来读的这些书，放在他的枕头底下，或者母亲梳妆台的抽屉里。而我在认字之后，总能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找到这些书，无论字认不认识，遇到不认识的字便跳过，囫囵吞枣，估个大意，快速浏览。

快速是怕父亲发现，责怪自己不好好读书——读书和读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后来反省，今天自己阅读时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毛病，大概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后来我们父子聊天，父亲说道，他当然知道我偷偷看他拿回家的书，只是没点破。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个规矩的好孩子，学习干活都不用家里人操心。我后来写过一篇《那些年和父亲一起读过的书》，回忆了我们父子共同读过的小说：

我最初跟父亲阅读的那批书，大概有两类。一类是反映上海知青在东北的故事。知青小说之外，还有反映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与农村地富反坏右斗争的小说，后来有朋友提醒我说这书叫《虹桥战斗史》。另一类小说，是反映江南地区新四军游击队抗日的故事。至今回忆起来，似有些纪实性质。

那个时候还有手抄本，父亲藏得严实，我没能看全，当年若是流传出去，可是麻烦事。有一些我当时也没看懂，只是觉得奇怪，大人们怎么看这书神神秘秘的。

到我上中学，跟父亲一起读的书就多了。印象深的也有两类，一类是现代小说，比如《刑警队长》，我至今尤为书中女主角和刑警队长错过感到遗憾；还有一部叫《魂兮归来》，讲的是五四运动前后大学生的故事，其中还记得那个辅导员叫叶啸。那个年代流行的小说，父亲看过的，我也大致都草草翻过。

另一类是传统的话本小说，《三侠五义》《续小五义》等，都是托父亲的福，以至于跟同龄人谈南侠北侠五鼠闹东京时，常有自得。当然还有《水浒传》，我上小学时就被要求背关于水浒的点评，但小说却是上了初中才读到。

文革之后，人民公社解体，家境渐好，社会上的刊物也越来越多，父亲也借阅了一些江苏出版的刊物，我也跟着翻看了不少。这个时期，父亲和我已经开始互换各自阅读的书籍，父亲不仅从文凯伯那里借书，还从镇上的文化馆借书，我则从学校借书借杂志。

互换图书阅读，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我们父子俩共享的图书，最多的是各种武侠小说，从梁羽生金庸古龙，到还珠楼主等。另一类互换的书，则是1980年代以来的小说，比如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以及那个年代流行的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选及各种杂志。

不过，从上高中开始，我与父亲的阅读出现明显分野，我有了自己的阅读兴趣，比如《永远的尹雪艳》《克莱默夫妇》《敦厚的诈骗犯》之类，父亲一概不关心，应该也没听说过，他依然守着自己的兴趣：武侠小说、战争小说、回忆录。他到北京暂居的时候，我给他找的也是这些书。

三

在农村，读小说是件非常奢侈的事。尤其是一个农民，天天为生计奔忙，哪有时间读小说，务农的父亲爱读小说，颇有点不务正业的另类。

我上高中的时候，寒暑假跟农闲重叠时，父亲和我常常各拿一本书，各据一角，各自翻看，祖母总是忍不住嗔怪父亲：“这么用功，难道要像大儿子一样考大学吗？”祖母不知道的是，我常常读的也是小说。

但父亲并没有因为读小说耽误家庭生计，农田里的活他是一把好手，打算盘算账也是一把好手；我记得当年生产队过年前分红，并非队干部的父亲，总是在记账；此外他还自学了打鱼杀猪钓黄鳝摸甲鱼……尤其打鱼，是闻名四邻八村的大师傅。

后来经济管制放松后，父亲不仅卖自家种的水芹菜，夏天还卖冰棍，还去大菜市场批发豆子茭白到前黄镇上卖，甚至还捉蛇拾荒货（即捡垃圾）。这是那个年代一个无所凭恃的农民，所能够闯出的路子。

如果父亲年轻时有更多机会走出去，他所拥有的世界，应该远不止于此吧。可惜生不逢时。

四

父亲自电磁厂破产被借调到前黄公安特派办公室后，一直与武进公安系统的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我们成长阶段最缺粮食的时候，也是当年前黄的人武部长张先生帮父亲渡过了难关。

父亲回家务农后，当了大队的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后来因为跟大队书记站一线，成了“保皇派”，又被“靠边站”。

1980年代早期，按照当时的政策，父亲被重新安排到公社一个部门，上班第一天，因为看不惯领导的做派，不肯给领导送烟，摔门就回了家，好多朋友相劝都不回头。这个脾气，我和弟弟都遗传了。

我后来想，父亲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风骨，除了本性，应该也与他对小说的热爱有关。他读过的最有名的小说，无非《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以及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这些小说里，多的是为人和侠义之道，父亲深受影响。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论《水浒传》的话，也可以用来点评父亲喜欢读的小说：“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废弛，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田野语以自慰，复多异说……”

那些小说，多为弱者的救济梦，正义终究会取得胜利。如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父亲的不畏强权，急公好义，温厚忠良，一如其名“忠善”，除了天性家教，也有侠义小说的耳濡目染。他没有跟我谈过读小说的影响，只是说看着玩玩。但是，就我读小说的经历来观照父亲之读小说，我相信影响是有相似的一面。

父亲成长的时代，物质精神生活都极其匮乏。那个年代的小说，即使写得很不堪——包括价值观，今天的我完全无法接受，无论是武侠小说、战争小说，抑或知青题材，都向我们打开了通向不同世界的窗口，让我们知道不一样的生活的存在。虽然今天看来，许多小说文字粗糙甚至不堪，宣教意味浓郁，但相比同时代的报纸，可谓温和有趣得多了。

我觉得，小说其实是我们父子走出当下世界的一条路，那些书中的故事场景，让我们父子比同地方同阶层的人见识了更多的世面，即使只是纸上江湖，也让我们长了见识。父亲喜欢读小说的习惯，虽然没能改变他的农民身份，但他比其他农民生活得更丰盈，更幸福。

五

2023年10月17日晚，在成都有杏书店，我谈到了自己的自我构建，一如我在“假设的人生”之《假如我上了南京大学》一文中的设问和回答，如果我回到了故乡，我现在大概率会是一个从并不重要的地方岗位上退休、不用为物质生活操心的含饴弄孙的幸福胖老头，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心里仍然有股勃勃不平之气，但我不可能想象我今天的生活，今天我的灵魂的模样，一如我曾自许的，在我前黄中学同届校友中，在精神世界，我可能走得最远。

所以我从不后悔失去幸福平静的晚年。我相信，喜欢读小说的父亲，也有类似的自傲。

父亲喜欢读小说的习惯，更是影响了我。一如我前面提到的，也许是遗传，也许是耳濡目染，他养成了我对阅读的偏爱，后来更是对文科和文科思维的偏爱。

我赶上了时代之变，有机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因为随了父亲对阅读小说的喜好，我自上初中开始，就有效地利用起了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从连环画报到各种文学杂志和小说，再到当时报纸上连载的各种小说。

我的中学订有羊城晚报，当年连载了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非常吸引我；同样通过报纸连载，我读到了亨利克·显克维奇的小说《火与剑》；我还和父亲要钱订了武术报，读了上面连载的《火烧红莲寺》。

《七剑下天山》

梁羽生 | 著，朗声图书 |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火与剑》

[波兰] 亨利克·显克维奇 | 著，林洪亮 | 译

漓江出版社，2014年6月

而我读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是在一份连环画报上，至今还喜欢模仿这小说的开头，“尹雪艳总也不老。”我在杂志上读到了《克莱默夫妇》，尽管无法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那种婚姻观；在杂志上读了日本小说《敦厚的诈骗犯》……

可以说，父亲爱读小说，不只是耳濡目染让我也喜欢读小说，而小说里那些陌生的遥远的故事，激励了我对远方的想象。

回望我的人生，小说于我，不只是一种文学作品，也是不同的新生活新世界的图景，更是一种历史的记录，一种社会生活史，一种个体心理史和社会心理史，也是政治史。

在那些小说的主人公的命运中，我也能够观照到自己可能的命运，同时借鉴他们对抗命运的努力，寻找自己抗拒命运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我无法成为小说评论家和小说作家的根本原因。

父亲对小说的热爱，也是我走向远方的起点，小说首先让我从低首专注于眼前这块土地，到逐渐抬起身子，能够用眼睛借着书里主人公们的生活，打量那些纸上的遥远的陌生世界，并把它们当作一种真实的生活去追求。

尤其是1984年程乃珊《蓝屋》对我的影响，让我从此相信个人奋斗，自我奋斗，形塑了我的一生。

在几乎无书可读的时代，我的那些今天看来大多不堪的小说阅读，其实是我最早主动踮起脚，看见窗外的垫脚石；也是我在农田里，直起腰，看见蓝色的帆影的开始……

这真是一种命运的拣选，天注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朱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