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教授做“吃播”，到底为了什么？

回望过去，我已经在考古行业耕耘了三十余载。

踏入考古领域，并非我的初心，而是命运的调度。未曾想到，这个当初的无奈之举，竟然让我对考古慢慢生出一股真挚而深沉的热爱。

1987年高考时，我报考的是北大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系。然而，由于分数不够，我被调剂到考古系。最初，面对深奥晦涩的考古课程，我倍感头疼。直至后来参加工作，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听世界各国的考古讲座，参观世界各国的文物展览，我才慢慢体会到这门学科的独特乐趣。渐渐地，我确信我喜欢“挖土”，前往荒村野岭，在那些沾满泥土尘埃的古迹中寻找我们祖先的足迹，领悟历史的厚重与生动。

我从事的主要是中国和欧亚大陆青铜时代考古，因为留学、学术交流，曾踏足数十个国家，主要在伊朗和俄罗斯做考古发掘。但是无论是做国外考古还是国内考古，充裕的经费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二者缺一不可。

曾刊登在《文物调研》的一篇文章，揭开了我国考古行业面临的从业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我国国土广袤，算下来每名考古人员需要承担4571.4平方公里的考古任务。专业要求之高，以及囿于经费支持，让这个行业的壁垒显得愈发厚重。

然而，在这些挑战的背后，仍然有一群忘我的坚守者，他们的坚守，让考古这门学科在时代的洪流中得以传承。

我就想做这样忘我的坚守者。同时我发现，挖掘历史的同时，也需要耕耘现实。

于是，我就有了新的身份——美食探店视频博主。

我想要通过短视频平台向大众讲考古，让更多人了解考古的温度和乐趣，争取更多人对这门小众学科的理解和支持。

至于为什么选择美食这个主题，一方面在考古学的领域里，许多我们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美食，实际上都蕴含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结合美食、文物、旅游这些大众接受度更高的领域，更容易传播有趣的考古知识。

张良仁教授正在讲解茶叶知识

我前几年看了一本书，名为《中国文化中的饮食》，这是我的导师的导师、著名的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主编，几位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大咖写的。这本书深入研究了先秦到明清时期，尤其是考古资料和历史史料都较为丰富的汉代和唐代的饮食文化，向我们呈现了一幅相当全面的古代饮食画卷。

阅读这本书时，我醍醐灌顶，“人在吃喝中，又在吃喝外”。其实饮食并不限于满足生理需求，还是人类生产、加工和烹调活动和礼仪的载体，更是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镜像。它渗透在考古学的方方面面。在我们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经常发现动物与谷物残骸，发现饮食器具和古代庖厨的图像，有时甚至能发现藕片汤、饺子之类的食物本身。

决定制作短视频后，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我组建了一个团队并开设了账号。我们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先确定选题，再由团队成员实地考察店铺并起草脚本，我负责审核其中的历史和考古知识，结合公众兴趣点，完善脚本。然后我和团队出去探店，出镜和配音，最后由团队剪辑、修改和打磨。

我们从南京当地老百姓熟悉的美食入手，选择了历史悠久、口碑极佳的小摊小店。我会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讲解这些食材的源流、制作方法以及背后的历史文化。

看似普通的食材其实都有不少历史典故可讲。

世界上最早的面条

在第一期视频中，我们去拍摄了牛肉面，吃面的时候，职业病让我想起了喇家遗址那碗世界上最早的面条，它被学术界赞誉为“中华第一面”。

喇家遗址地理位置相对优越，得天时与地利，南邻黄河，西有积石峡，东隔寺沟峡，三条河流纵横，为这片平坦的小盆地注入了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喇家先民也在这片土地上广泛种植了粟、黍、大麦和小麦等农作物。

2002年11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蔡林海在喇家遗址东区挖掘出一个橘红色陶碗。揭开碗盖，发现下面居然藏着一种面条状的遗物，后来经过证实，它就是小米粉做的面条。这碗古老的面条，向我们直观展现了喇家先民齐家文化时期的生活图景。

喇家遗址出土的面条

我们知道饮食考古难就难在食物难以保存，但是这碗面条真真切切地留下来了，就这样生动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是什么让这碗四千年前的面条得以重现？这就不得不提那场令人心痛的灾难。

喇家遗址位于我国黄河上游，是以齐家文化为主的遗址，也是一处史前灾难遗址，对于我们理解上古时期的自然灾害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2000年，我的考古同行在喇家遗址东区发掘出多座齐家文化房屋，这些房址就像时间胶囊一样，定格了灾难发生的瞬间。其中的三座房屋中发现了人骨遗骸，在一处房址内，竟然发现了14具人骨。这些骨骼以不规则的姿态分布在地面上，展现了灾难发生时人们的各种反应。其中一对母子的遗骨尤其令人心痛，母亲无助地倚墙跪坐在地上，右臂用尽全力支撑在地上，左手将幼儿紧紧搂抱在怀中，试图保护自己的孩子。

看到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人骨遗骸，没有人会不为之动容。根据发掘中的迹象，专家们猜测喇家聚落先民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可能与当时的一场强烈地震有关。通过对当地地质的考察与研究，考古学家们在喇家遗址内发现了洪水的棕红色黏土和砂质沉积物，推测出4000年前这里曾发生一场触目惊心的地震，在上方的黄河河道形成了堰塞湖。紧随而来的洪水冲垮了堤坝，使得这个聚落遭受灭顶之灾。地震发生后，淤泥把陶碗倒扣在地上密封起来，隔绝了空气，故而面条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一碗面条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在灾难降临的瞬间，定格的人性光辉和爱的伟大，让我们不禁反思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渺小，以及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坚韧与爱。

一碗“转瞬即逝”的藕片汤

我很喜欢一种秦淮小吃叫糖粥藕，不只是因为好吃，它还让我想起了马王堆汉墓的鼎里的藕片汤。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听说过马王堆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是在1972~1974年发掘的，在我国考古史上堪称奇迹。不仅仅因为它的出土文物多而精，最让人咋舌的，还有一号墓中出土的漆鼎里的千年藕片汤。

马王堆1号汉墓墓主人叫辛追夫人，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她是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的夫人，平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爱吃。

她的陪葬品中，不仅有大量的动物、餐具，还有一份详尽的菜单。随葬的动物有兔子、家犬、野猪、梅花鹿等24种动物。出土的菜单表明，她的餐桌上有多达89道菜品。

她的死和吃也脱不了干系。辛追夫人在去世前不久曾食用大量甜瓜，这导致了多种并发症，如消化不良、腹胀、腹泻等，让她原本就脆弱的身体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了她的离世。

在清理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的云纹漆鼎时，专家听到了里面的水声。大家既惊喜又疑惑，这里面不会是食物吧？打开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被震惊了，里面真的是食物！完整的藕片清晰可见，呈乳白色，孔眼清晰，和今天的藕片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因为多次搬动以及暴露于空气中，鼎中的藕片不断地减少，等到用卡车运到博物馆后再看时，藕片竟然全部消失了。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藕片汤

当考古队打开东边厢第133号陶罐时，一阵淡淡的杨梅香气扑面而来。这个陶罐内居然装满了杨梅，颜色紫红，果肉丰满，带着青绿色的果柄，仿佛是刚刚采摘下来的样子。有人忍不住品尝，却发现杨梅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酸甜味道，带有一丝苦涩。这是两千多年前的杨梅，虽然外表依旧新鲜，但时间的流逝却夺走了它最初的味道。在江南五月的时候，正是杨梅飘香的季节，而墓主人可能是在五月前后谢幕人世。

螺蛳粉里“臭”的始作俑者

我女儿很爱吃螺蛳粉，在她的“熏陶”下，我也爱上了这种奇怪的味道，还特意研究过它的历史。我国考古学家在广西柳州的白莲洞、鲤鱼嘴等遗址发现了大量的螺蛳壳，古人在吃螺蛳的时候还特意敲掉了尾部，以便吸出螺肉。这说明两万年前的人们就开始捡螺蛳、吃螺蛳了。

我也知道了螺蛳粉“臭”的始作俑者是酸笋。其实把笋泡酸这种做法早在明代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海南岛上的住民为了保鲜，就开始泡制酸笋，泡出来的酸笋由于爽口开胃， 还小火了一把。

张良仁教授正在吃播螺蛳粉 

酸笋的酸又如何溯源？酸是五味之一，也是古人用来调味的重要媒介之一。在还没有醋的古代，古人如何驾驭酸？是梅子。曾侯乙墓中曾经出土过一条鱼骨，缝隙里面发现了一颗梅子，显然是调味用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去除鱼的腥味。“酸味”是秦朝最流行的口味，梅成了一种网红调味品。《尚书》中武丁曾说：“若作和羹，惟尔盐梅”，意思是如果想做肉羹，就选盐和梅子。

既然讲到调味，我再说说辣。我自认为很能吃辣，但是有一次我在南京一家以辣著称的面馆挑战时，竟然被打败了。据说这家店的老板收集了全国各地的辣椒，分为微辣、微中辣、中辣等多个级别。我原本想挑战最辣的，但这种辣度需要在品尝之前签署免责协议，很少有人敢尝试，面馆也就不做了。于是我选择了中辣，结果吃了几口就放弃了。为了不浪费食物，我把面条打包回家用清水冲了两遍再吃，但仍然辣得不行，这真是颠覆了我对辣的认知。

1492年，哥伦布的远航不仅发现了新大陆，也逐渐给全世界带来了辣椒。明朝末年，辣椒进入中国。其实“椒”这个字，最早指的是花椒。花椒在商代出现，在北魏时期，人们开始大量使用花椒。到了明代，花椒在菜谱上的占比达到三分之一。当时宫廷从四川采办花椒，一年就能达到8000斤，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美食从单一发展为丰富，少不了调料的功劳和我们祖先的智慧。

烤肉的魅力

我很爱吃烧烤，没事就会叫上朋友出去搓一顿。烧烤这种烹饪方式，与人类制作熟食的进程是同步的。它不仅在烹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影响深远。

根据历史传说，商纣王心狠手辣，尤其会用刑。他曾发明了一个名叫“炮烙”的酷刑，这便是借鉴了烧烤之法。由此发明出了燔、炮、炙。

所谓燔，就是直接将食物放在火上烤；炮，就是把食物事先用草或湿泥包裹起来，和“叫花鸡”异曲同工；炙，就是把食物切成小块，再串起来烤，算是最早的“烤串儿”。在《诗经·小雅·瓠叶》中，招待客人的主家便用这三种烧烤方式轮番整治一只可怜的兔子：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

王仁湘先生认为，青海喇家遗址发现的灶是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一座烤炉，这个灶的上面有一块薄石板（有点像烤盘），上面放食物，下面烧火，可用于烤鱼、烤肉。

此外，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也曾出土3件青铜烤炉和配套的铁链、铁钎、铁钗，它们是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烧烤用具。这3件青铜烤炉外形大体相似，炉盘呈方形或长方形，设计精巧实用，烤炉的四壁都安装有兽首衔环铜铺首，方便用链子提起来自由搬运。炉子的底部凹陷，可以放置炭火，上面摆放肉串。炉子的四角微微上翘，以防止烤串滑落。每个青铜烤炉都有四足，为了坚固起见，炉子的炉沿和底盘之间还有铜柱支撑。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烤炉和铁钎

现在大家都喜欢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日常，晒晒美食的照片，其实古人也爱晒。不过他们可没有朋友圈，就只能请画师记录了。江苏徐州汉画像艺术馆有3幅画像石，上面都出现了烤肉的场景。一幅是老馆挂的《宴饮》拓片，整个画像石图案分为上下两格，上面一格是两人在堂中对坐饮酒，下面一格是宾主两人对着炉子吃烤肉，右边一位手拿一串烤肉对着火炉正上方烧烤。

山东诸城前凉台村东汉孙琮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面也有烤肉串图。该图将杀鱼、切肉、串签和烤肉等一连串的细节过程刻画出来，极为罕见和珍贵。画面中下部3人正在案板上切肉，右下角4人皆跪坐于地上，2人在串肉串，1人手持扇子在烤炉旁煽火，1人翻动烤串。十分生动。

山东诸城前凉台村东汉孙琮墓画像石上的烤肉串图

高淳与茶——二三事

没课的时候，我很喜欢驱车去南京高淳区转转，沉溺于石臼湖的碧波荡漾，老街的画栋雕梁，以及扑面而来的烟火气。

我上次去高淳时，去一家茶馆品尝了当地有名的碧螺春。

碧螺春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民间叫它“吓煞人香”，后来康熙南巡时偶然品尝，觉得此茶甚好，就是名不够雅，于是亲自赐名“碧螺春”。

高淳还有个著名的景点叫乾隆古井，缘起就是一壶碧螺春。乾隆皇帝第三次下江南时曾游历高淳，就住在高淳县衙内。当时的县令叫刘启东，他拿出本地最好的碧螺春来招待圣上，乾隆皇帝抿了一口，立马被茶汤的清甜惊艳到了，就询问水的来历。县令说泡茶的水取自中街井，水质极其清澈，用它泡茶，茶香能飘到千里之外。

乾隆喝了甘甜的井水，龙心大悦，就问起这古井的来历。县令悲悯地说道，古井其实来自一场天灾。当年，高淳县大旱，连续多个月没有一滴雨，田里颗粒无收，接踵而至的瘟疫更是雪上加霜，百姓们饥渴难耐，叫苦连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亲自带领全县人民挖井，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乾隆古井。经过大半个月的辛勤劳作，水井终于大功告成。

乾隆被触动了，他盛赞刘县令爱民如子，造福一方，可谓甘棠遗爱，还叮嘱县令好好保护古井。乾隆离开高淳后，他品尝井水的事情流传开来，乾隆古井也因此而得名。

张良仁教授溯源乾隆古井

其实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西汉晚期《僮约》里的“脍鱼炮鳖，烹茶尽具”，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关于饮茶的记载。在考古学上也有明确的证据支撑，汉景帝刘启的阳陵的丛葬坑里就曾发现过茶叶。山东大学考古队在一篇考古报告中宣布，在山东济宁的邾国故城遗址发现了茶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这一发现将我国饮茶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三百多年。

时光涓涓流逝，茶悄然渗透至中国人的精神领域，成为风雅之士的情感寄托。茶文化在宋代尤其盛行，因为茶先苦后甜的物性与那时文人的人生际遇、品行有着天然的契合。

茶，乃是宋人心头之爱，从皇帝公卿，至平民百姓，皆对其钟爱有加。徽宗一度挥毫绘就《文会图》，画龙点睛之处，皆为文人雅士齐聚、品茗而谈。画卷下端，侍者恭侯、点茶之景跃然纸上，折射出时光中士大夫们对茶之深情款款。

北宋王室更是对茶情有独钟。派遣转运使穿越千里赴福建北苑，监督贡茶制作，那一团名为“龙凤”的香气弥漫之茶，被徽宗誉为“龙凤团茶，名冠天下”。他更亲笔书写《大观茶论》一篇，成为中华历史上唯一一位为茶自撰文章的皇帝。

而在那幅气韵生动的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图》中，汴京街头繁华无比，茶肆之影遍地可见。这些茶肆，已然成为满足北宋市井百姓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灵动胜地。茶，已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冬天还得是涮羊肉

一入冬就格外想念在北大读书的日子，那时候天气冷了就会叫上同门，风风火火地吃一顿涮羊肉。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这叫“入冬的仪式感”。

要想理清这涮羊肉的历史，绕不开火锅。

火锅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古时，火锅被称为“古董羹”，因为食物投入沸水时发出的“咕咚”声而得名。

东汉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鼎，为人们带来了早期的火锅体验。用餐时人们将肉切成块，放入鼎上的容器中，再在下方用火煮熟。这可以看作中国早期的一种火锅雏形。而在三国时期则有了进一步改良的炊具，被称为“五熟釜”。这种炊具分为五格，可以调配五种不同的味道，食客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选择不同格子里的食材，类似于现在一些火锅店的“五宫格”火锅。经过南北朝、唐宋，火锅逐渐得到了完善并在民间广泛传播，人们开始尝试不同的烹饪方式和食材搭配，发现了与羊肉碰撞所产生的独特美味。

1984年，一组出土于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的辽代早期壁画生动展示了一场千年前契丹人涮羊肉的场景。画面中，三位契丹人围坐在火锅周围，其中一人正用筷子在锅中涮羊肉。桌上摆放着羊肉和各种调味料，勾勒出一幅美味的画面。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关于涮羊肉的图像资料。

辽代契丹涮羊肉壁画

稍晚的南宋时期，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详细描述了涮兔肉的烹饪方法和所用调料，并以诗句赞美了兔肉在汤中色泽如晚霞一般的明丽。在文中，他还补充道：“猪、羊皆可”，这成为了涮羊肉最早的文字记载。根据书中描述，林洪介绍的涮肉方式与现今存在一些差异，他是将肉切成薄片，用酒、酱、辣椒浸泡后，再入沸水中烫熟。

尽管涮羊肉的烹饪方式在历史上有所变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美味已经深植于人们的美食记忆中。明代弘治皇帝曾在御花园设酒宴，其中就包括涮羊肉。到了清代，涮羊肉更受皇室和贵族的宠爱。嘉庆元年，太上皇乾隆在清宫内设“千叟宴”，涮羊肉成为了这场盛会的独特主菜，火锅的香气在宫廷弥漫，将宴会氛围推向高潮。这场“千叟宴”不仅是对百姓的一次难得的盛情招待，也标志着涮羊肉从宫廷走向民间。

能饮一杯无

对考古感兴趣的朋友，对《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应该不陌生。它从博物馆里的文物入手，通过情景剧的形式，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河南博物院推出了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它是世界上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其实，骨笛只能算是贾湖遗址的冰山一角，这个遗址还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令人惊喜的发现，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比如世界上最早的酒。

专家从贾湖遗址发掘的大量陶器残留物中研究发现，一些距今约8600年的陶器碎片的内壁上，留有疑似为酒的沉淀物。从1999年开始，中美学者合作对16个陶片标本上的沉淀物进行化验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沉淀物含有酒类挥发后的酒石酸，且残留物的化学成分与现代稻米、米酒、葡萄酒、蜂蜡、葡萄单宁酸以及一些草药所含的某些化学成分相同，其中还包含有蜂蜜和山楂的化学成分。由此得出结论，这些陶器曾经盛放过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合发酵而成的酒饮料。

贾湖遗址出土的陶罐

2004年12月，中美学者将这项合作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确认这是最早的酒类饮料的沉淀物，从而将人类酿酒的历史提前到了距今约9000年前后，这个发现不仅使世界酒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也使得贾湖遗址成为了文明之饮的最早见证。

无独有偶，在伊朗一处距今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队还曾发掘出土两件盛有液体的陶罐，经检测，确认这是当时所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白酒。这表明古代人类早在数千年前就具备了一定的农业和酿酒技术，而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早已融入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

餐具的流变

在人类绵延的历史长河里，吃饭向来是头等大事。然而，在我们享受美食的同时，是否曾好奇过眼前的锅碗瓢盆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在火尚未被发明的年代，远古人类将不经烹饪的食物原料直接送入腹中。直到火的发现，人类才真正进入了熟食的时代。随着谷物成为主食，人们渴望一种新的烹饪方式，让谷物变得更加美味。陶器就是在人类的这种探索中被发明出来的。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脍炙人口的七步诗表达了曹植对于骨肉相残的悲愤之情，但诗中提到的“釜”，是什么？

“釜”就是“锅”的前身。它的形态大致类似于今日的砂锅，既可以煮粥，又可以烹羹。炊器中陶釜的发明具有重要意义，后来的釜不论在造型和质料上发生多少变化，它们煮食的原理都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许多其他类型的炊器几乎都是在釜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成的。

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釜

甑的发明使饮食生活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釜熟是指直接利用火的热能，而甑烹是指利用火烧水产生的蒸汽能，是一种蒸的方式。蒸法是东方和西方饮食文化的重要区别，已有近8000年的历史。

炊具经历了礼器化的过程，有的甚至被赋予了政治概念。例如鼎，在商周时作为王权的象征，是最重要的青铜礼器。陶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早在7000年前就已广为流行，几个最早的文化集团都用鼎作为饮食器。陶鼎大一些可作炊具，小一些可作食具。

浙江杭州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甑

炊具无论在形状还是用途上，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改进。从石烹法到陶器的发明，再到釜、甑的出现，每一步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为我们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奠定了基础。

东方饮食文明的载体

中国人，不可一日无筷。这也是我将筷子放在最后的原因，筷子是最能体现中国人饮食文化和美食情感的象征。

在传播学的视角中，媒介可被理解为人类的延伸，而筷子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手的延伸。

我国大概已有3000多年使用筷子的历史。商朝最后一个君主纣王就使用筷子，并且是较为精致的象牙筷子。《韩非子·喻老》中就有“昔者纣为象箸而萁子饰”一说，这里的箸就是筷子。

筷子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称为“箸”，先秦时期又被称为“荚”或者“挟”。隋唐时期“筷子”称为“筯”，诗人李白《行路难》诗中有“停杯投筯不能食”的词句。

春秋时期的铜箸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还出现了公筷的概念，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餘》说，宋高宗赵构在德寿宫进膳时，“必置匙箸两副，食前多品择取欲食者，以别箸取置一器中，食之必尽；饭则以别匙减而后食。吴后尝问其故，对曰：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意思是，宋高宗每在用膳时，都要准备两套匙箸，多余的那一套是用来拨取菜肴和饭食的，就是现在说的“公筷”。

“筷子”的称呼是明代以后出现的，之所以“箸”被称为“筷子”，可能与“避讳”的习俗和“谐音”有关。按明代《菽园杂记》中说：吴地的百姓忌讳说箸，因为吴地是以行船为生，船“住”了就没有生意；同时，船都是木头制造的，害怕虫“蛀”。所以改称为“快子”，后逐渐被称为“筷子”。

远古的筷子，多是就地取材，用树枝或是竹棍，有时候还用动物骨角。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使用刮削之后的木筷和竹筷。夏商以后经过琢磨的牙筷和玉筷开始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铜筷和铁筷，考古发现的筷多半是铜筷，因为易留存下来。

进入隋唐时期，金筷和银筷的出现使得筷子不仅仅是餐具，更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些精致名贵的金银筷，一般人家望尘莫及。到了明清时代，筷子的制作工艺更上一层楼，竹木筷镶银成为时尚，湘妃竹、乌木、红木等材质的筷子镶银成为绝代风华。上下双镶箸、三镶箸等设计更是奢华至极。

筷子的名称和材质形状都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发展变化，如此丰富多彩的历史，让筷子成为了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这一简单而神奇的餐具，在岁月的洗礼中，早已超越了其实用性，演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传承至今。

尾声

这样看来，考古实际上是一门极具魅力的学科，它为我们提供了直接触摸历史的机会，我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一幕场景，摄影师在兵马俑的嘴唇边发现了2200年前工匠的指纹，那一刻，他激动到哽咽，这令我颇有共鸣。我自己在多年的考古发掘中，也常常沉浸在这些与古人心灵相通的时刻。

近年来，随着与考古相关的节目在电视和网络上的热播，考古学逐渐走进了年轻人的视野。然而，我必须诚实地告诉那些对考古产生兴趣的年轻人，考古研究并不是在镜头前挥舞铁锹和刷子，而是需要付出长时间的孤独和艰辛。在真实的考古现场，没有电视剧般的悬念和精彩，只有沉默的遗址和辛苦的汗水。热情只是迈入考古领域的第一步，而真正的考古学者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有追求知识的执念，持之以恒的责任感和精益求精的精神。

在这个崇尚科技与快速变革的时代，我坚信历史的价值不应被忽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愈发显著，因为它是我们社会的灵魂和记忆。正是通过对历史的传承，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梳理文化脉络，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这也是我做美食博主的初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张良仁，编辑：王婧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