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么多医生向学术造假低头？

最近医疗领域有两条略显荒唐的新闻。

其中一条发生在不久之前，一篇来自西安市红会医院的论文刷新了学术圈的三观，在这篇英文综述文章给出的三幅AI绘制的插图中，大鼠长出了四个巨大的睾丸和一根堪比身体长度的阴茎，细胞信号示意图更像是电路图，配以各种不知所云的文字标签，一些插图元素更像是“甜甜圈”“披萨”。

在网友及医疗同行的冷嘲热讽中，这篇奇文在发表三天后即被撤稿。AI绘图有硬伤，这并非新闻，人们的疑问是：三个来自脊柱外科的临床医学从业者，为何要发表一篇精原干细胞有关的综述？作者为何能投稿如此荒唐的论文？期刊又为何能过审？

另一条与基金申请有关。2023年11月24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报了24起不端行为案件，其中有一起案件的当事人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的一位科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及其研究生。通报称，这位副主任要求研究生代为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后者却从第三方机构购买得到他人的申请书后稍作修改，作为导师的2023年基金项目进行了申请。

蹊跷的是，他们这个项目标题与南京一家医院几名医生多年前标书的标题一字不差。进一步调查发现，南京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份投了多年未中的标书，不知为何流传到网上，竟成了基金标书贩卖商口中“国自然五大经典中标案例”中的一个，还附上了“国自然3年内包中，不中100%退款”的承诺。

两个案例对于公众来说可能都有些“炸裂三观”。但实际上，类似案例在医疗领域并不罕见，涉及论文工厂的论文买卖更是泛滥成灾——近年来被撤稿的论文中，医疗领域始终是重灾区。

不得不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医生，这个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群体，有相当一部分被困在了论文和基金项目中。

没有论文，医生无法评副高职称；没有基金项目，在很多医院很难评上正高；反过来，如果没有较高的职级，就不容易拿到基金项目，也更难进行高质量的研究并发表高层次论文。这形成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而正高职称不仅意味着更高的工资、退休金和更多的荣誉，还意味着手术级别的不同，以及更多的话语权，甚至，退休返聘在很多医院都是正高级医生的权利，仅具有副高职称的医生都很难染指。

如是，我们大致能理解三个来自脊柱外科的医学从业者为何会去发表一篇精原干细胞综述——无论是否为自己所擅长或理解，这些论文都可能为作者获得更大利益加分。而那位恩施的副主任医师为了自己能晋升主任医师或升为主任，一个国自然项目无疑会是重磅加成。

问题是，擅长发论文的医生一定是好医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个业务精湛的临床医生必然是无数台手术（及其它临床实践）磨练出来的，他的门诊也必然摩肩接踵，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科研写论文？同时，做科研是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需要全力以赴才可能有所成就，而如果耗尽心力去做科研，他哪还有时间来为患者诊疗，岂不是必然弃主业于不顾？

在一档相声综艺节目中，一个来自名校的理工科博士搬出自己写的三本关于相声理论的书送给了郭德纲，博士指着其中一本书对后者说：“估计您能看懂这本。”这是舞台上的笑话，但在医疗领域，某些手术刀拿不好却著作等身的学术权威会去对临床业务更精湛的一线医生指指点点。

很多年轻的临床医生为了职称，不得不绞尽脑汁去发表论文，没有时间和精力怎么办？买论文就成了捷径，这就是医学领域成为论文买卖重灾区的原因。

追溯这一问题的上一层无疑在于医院，更上一层，则是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制定以论文评职称的评价体系，是医院利益驱动所致：在上级行政部门的评估中，在医院排行榜中，科研水平都是一个重要的指挥棒，这就让医院无法不跟着这个指挥棒打转。

如此，球就踢给了医院的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只有上级的指挥棒更加合理，才有可能扭转乱局。

在这个层面上，相关部门并非一直没有作为。在2022 版《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试行）操作手册》中，18个评价指标中的创新增效部分共有二级指标4个，均为定量指标，其中涉及科研的只有“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这一项，且该指标的评价对象仅限三级公立医院。有业内人士解读，这个操作正是为了破除一直以来唯论文论英雄的评价导向。

然而，破解唯论文导向并非一纸文件就能实现。据了解，北京某三甲医院早在一年前就试图打造科研、临床分类管理的评价体系，这也是借鉴了一些发达国家现有的评价体系，即临床医生不必以发表论文为晋升指标，只有科研型医生需要发表论文，然而这个新政策一直悬浮至今，无法落地。缺乏进一步的硬性政策推动，没有哪个院长有“万事开端在我”这样的魄力，毕竟科研项目经费离不开论文发表，一旦“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指标因论文发表或其它科研成果不足而大幅下滑，其后续影响可能是医院领导无法承担的。

也有医院开始尝试推动科技成果评价“立新标”。比如有医院将考核指标改成了新技术、新方案、指南和共识，并鼓励开展专利申请、鼓励进行成果转化，这又让人担心：医生会不会更累，并开始“卷”各种新技术、新方案、专利、指南和共识？这样做的难度、意义、风险和医护人员需要具备的能力及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完全值得另写一篇文章来探讨。

在一些医院的职称评价中，科研论文的占比已经有所降低，医德医风、临床工作量、援藏援疆、支援基层、抗疫以及各种荣誉和社会学术地位（学会委员等）也成了考量的因素，但当有些人仅仅是为了晋升职称而争着去援藏援疆的时候，动作显然已经变形。

现实困境早已呼唤医生评价体系回归初衷、以主业论道。就像媒体人，一个好的记者只有拿作品说话才有说服力，同行自然知道其水平如何，没有哪个同行会觉得一个记者发表了多篇论文就厉害。同理，一个医生是否优秀，同行当然能够评价，只有手术台等临床实践战场才是比较之地，而不是论文。

有人说，如果对医生进行同行评议，很难有可以量化的指标，也未必能做到公平。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管理者（评价标准和流程的制定者）的难度，而低估被管理者（医护人员）的难处，以及这套评价体系长远的社会效应。

当然，如果一个医生更适合科研，完全可以转去另一个赛道，专门从事与临床有关的研究，甚至基础研究。

一言以蔽之，对于医生业务的评价，我们需要完善的是同行评议机制，以及政府层面相应的、对医院的配套奖励政策。

参考文献：

[1] https://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jd/04/info90956.htm

[2]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cell.2024.1386861/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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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清涛（科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