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挤爆的武康大楼，不想再当网红

2024年，刚好是武康大楼建成一百周年。但这幢古老的大楼走红，其实也就是近十年的事。在这一个世纪的春秋里，里面的居民就像轮船上的乘客，上上下下，而他们的秘密，大多被掩埋在历史尘埃中。    

作家陈丹燕和媒体人陈保平是一对夫妻。十年前，他们开始为武康大楼的居民做一本口述史，书的名字叫《蚌壳与珍珠》。    

他们始终认为，如今游客围观的只是武康大楼的“蚌壳”，而在变网红之前安静的居民和见证的历史，才是“珍珠”。    

那么，在这栋百年大楼里，到底住过什么人？    

在王勇的记忆里，小时候同班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可以到武康大楼坐电梯。那时候的电梯还配了“电梯司机”，外人不得随意搭乘。

王勇出生于1969年，从小住在武康大楼。如果把他的童年剪成一部电影，那绝大部分镜头都与这幢大楼有关。比如他回忆中最愉快的一个片段，就是每逢中午下课或傍晚时分，顺着楼梯和走廊回家，途中能闻到各种各样的香味，因为每家每户的厨房都朝着楼梯。

再比如站在西面看，伫立在五岔路口的武康大楼酷似一艘劈波斩浪的大轮船。王勇有个同学住在100号室，正好是“船头”的位置，所以他们在这位同学家里模仿过“船长”，开着这艘“船”往前走。

有一回，王勇和小伙伴们真圆了这个梦。大概是在小学二三年级时，某日上海发大水，底下仿佛一片汪洋大海，武康大楼就变得像真的船一样。

这些私密而久远的居民感受，或许是当下围着武康大楼拍照的游客鲜少知晓的，但作家陈丹燕和媒体人陈保平搜集了许多。十年前，这对夫妻在街道政府的支持下，陆续走访了几十位像王勇一样愿意讲出自己故事的居民，整理了一部口述史。

起初，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住在武康大楼》，武康大楼一楼书店就有卖。但陈丹燕慢慢发现，尽管外面每天人山人海，但很少人会买这本书。它在武康大楼的销量，甚至不如放在其他书店。

陈丹燕感到奇怪：大家既然这么热衷于仰望这栋大楼，为什么对房子的内部和居住的人却兴致寥寥？我和陈丹燕与陈保平聊了聊这栋游客最爱打卡的网红大楼。

一、怎么就成了“文青宇宙中心”？

在这本口述史筹备之初，网红尚未到来，流量尚未冲刷这幢古老的大楼。

直到有一天，陈丹燕从淮海中路远远望向武康路的拐角处，发现有很多人围在武康大楼外面，下意识地跟陈保平说：“哦哟！火灾了。”

她想着，上海只有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才会那么多人跑出来。结果到那才发现，原来是游客在跟武康大楼合影。很多女孩子甚至拉上了旅行箱，当街换成旗袍或和大楼气质相符的裙子。

一开始，陈丹燕对这一切感到惊奇。在她的印象中，武康大楼只是一栋历史悠久、造型好看的老公寓，表面像蜘蛛网一样，空调机安得密密麻麻。除了本地人，似乎没什么外省人知道它。

但就在成书这十年间，武康大楼突然蹿红为“文青宇宙中心”，最夸张时，3天内来了40万人。大楼的外貌也改变了，统一安装了空调架，四周凌乱的空架电线也被埋入地下，让大楼在天空下一览无余，疏朗干净。

武康大楼网红化后，居民和游客之间难免发生冲突。有的游客会用长焦镜头“偷窥”武康大楼的阳台和窗户，所以很多住户会在窗前放盆花，或者长期拉上窗帘遮挡。

一些居住于此的老人家也对“当街换衣服”的行为感到生气。陈丹燕曾看到一个老太太对一个穿吊带衫的姑娘说“不是每件事情你都可以在马路上做的”，说完就走，留下小姑娘呆在原地。

武康大楼到底发生了什么？围在武康大楼外面的又是什么人？陈丹燕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就是记者，所以她在采访居民之外，还做了一个关于游客的田野调查。

她发现，大部分外地游客坐高铁过来，第一站就直奔武康大楼，第二站才是外滩。这些围观者倾向于体验都市生活方式——看完武康大楼，买个冰淇淋或喝杯咖啡，拍好看的照片，成为浅尝辄止的“停留30分钟、消费100块”的过客。

还有一些年轻人，小时候父母到外滩留影，但他们自觉比父母更富裕、更有文化，所以就到武康大楼这种能够展示上海都市生活的地方，显得自己更像一个有文化的游客。

游客们对这种时尚经济趋之若鹜，但绝大部分人都不了解武康大楼的人文历史，也不好奇这座大楼曾住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风云故事。

而陈丹燕和陈保平想要做的，就是把这段历史置于显微镜之下，仔细端详其真实模样。

二、“鸡飞到宋庆龄的花园里”

走近武康大楼，陈丹燕像是回到了她嬉戏游乐的童年。

小时候，陈丹燕和家人住在武康大楼所在的街道。这个街区的光线、气味乃至每个窗户的大小和形状，她闭着眼睛都能描绘出来。

武康大楼底下的理发厅叫“紫罗兰”，陈丹燕妈妈日常去烫发的地方叫“红玫瑰”，与“紫罗兰”就像姐妹店，只相隔了两三个街口。

念小学的时候，陈丹燕还在武康大楼附近的一个小学排练合唱。她至今仍记得武康路上一栋漂亮的南欧式小洋房，有一种“暗藏杀机的浪漫”，小格子的玻璃门里面挂着白色的针织窗纱，还有一个被常春藤爬满的半圆阳台。一位朋友曾指着它说：“那是罗密欧要爬的阳台。”

图片来源：陈丹燕，1994年，冬天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阳台伫立在武康路街边。

陈保平对武康大楼的记忆跟妻子不太一样。他今年71岁了。在他的印象中，这幢大楼从前并不出名。在他的少年时代，上海最为人敬仰的建筑是24层的国际饭店，“大家只说抬头看国际饭店，帽子会掉下来。”

和武康大楼一样，国际饭店也是邬达克设计的，但那时候的邬达克寂寂无名，也鲜有人知道这位匈牙利建筑师是个出逃的战俘。1914年，21岁的邬达克作为炮兵军官加入奥匈帝国的军队，两年后不幸被俄罗斯军队抓获。一直到1918年流亡到上海，他才在一家美国建筑事务所工作，从此开启他与魔都的一段奇缘，陆续设计了超过100幢闻名海外的建筑。

只是邬达克不曾料到，武康大楼在建成后的一百年间，像一本巨大的集邮本般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阶层的人。其中不仅有作家、艺术家、医生、大学教授、企业总裁、公司职工，还有不少电影界名人，包括王人美、赵丹、孙道临、王文娟等等，呈现了一系列丰富的世界性样本。

图片来源：《蚌壳与珍珠》，张霞和亚当是一对住在武康大楼的作家夫妻，分别是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当时一起来中国研究法租界历史。

虽然每个人的身份不同，但当陈保平夫妇跟他们聊起往事时，发现很多居民都有共同的回忆。比如几乎所有受访者都会提到宋庆龄故居，他们在阳台或窗内就能看到对面的花园和花匠，也记得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到上海探望宋庆龄时，淮海路晚上就会熄灯，汽车直接拐进大门。

很多居民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武康大楼的居民也得在阳台养鸡，因为那时候鸡蛋紧缺，价格也贵，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那时候在一楼还有红卫兵守着，他们总在大楼里溜达，甚至三更半夜“登门造访”，不少住户受到冲击。

图片来源：《蚌壳与珍珠》，很多居民家从窗户就能看到宋庆龄故居。

许宝英奶奶是1959入住的居民。她回忆道，刚入住不久，有一只鸡突然飞到对面宋庆龄的花园去了，幸好工作人员把它送了回来。

还有一只鸡飞到楼下，因为分量太重摔昏了，醒来后直接跑进了紫罗兰理发厅。一开始，理发店的人谎称没看见，许宝英坚持说“你们这样不行，这不是吃白食了吗，”对方才把鸡拿了出来。

在这百年间，一些居民已经搬离这里了，和他们取得联系就要费九牛二虎之力。陈保平印象最深的，是曾住在602室的沈亚明，他们大费周章找了各种线索，才找到她在美国的邮件地址。

沈亚明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搬进武康大楼，住了30多年。她的父亲沈仲章是刘半农的学生。当时的北平被日本人侵入后，沈仲章曾冒着生命危险翻墙进入北大文科研究院，抢救出了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国宝。

图片来源：《蚌壳与珍珠》，1985年沈家合家欢照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仲章只身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从地方语言、戏曲、民族音乐到宗教音乐，录了不少一手音响资料，在武康大楼的家里做了个录音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私人录音棚，而他做这些事不要名分、不计报酬，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有名分地位，就麻烦了，我就不能做事了。”

这些故事几十年不为人知。在陈保平看来，这些居民的叙述就像是打开了手电筒，本来历史有很多黑暗、模糊的地方，突然就被照亮了。

三、西方白领的“样板房”

深入武康大楼内部，除了拾获一箩筐历史碎片，还会看到一百年前西方白领的“样板房”。

据《上海法租界史》记载，武康大楼恰好坐落于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边界，建筑目的主要是为解决增多的侨民，包括法租界管理官员的居住问题，所以整栋大楼室内都是按西方高级白领的生活方式来设计的。

林江鸿在1954年入住武康大楼，退休前是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职员。他说，这栋气势恢宏的大楼竣工于1925年，工期前后只有一年。

图片来源：《蚌壳与珍珠》，保存至今的武康大楼设计图纸。

如果放在今天，或许不少人会怀疑这是豆腐渣工程。可武康大楼不仅外表美轮美奂，内里也像被精心雕琢过的艺术品。比如所有窗框上都有一层毡，关窗时就不会发出“嘭嘭”的声音；各家各户都有暖气，甚至走廊也有，没有暖气的，也会设个壁炉。

最典型的是，从前每家门后都装有一个可折叠的烫衣板，方便西装革履的职场人可以每天熨衣服和领带。

最初，陈丹燕对武康大楼的户型有很多疑问。比如很多房子只有一间大房间，既是卧室又是客厅，显然是给没有孩子的年轻人住的，像个高级宿舍。一位住户甚至因为房间太小，只能让女儿睡在衣橱顶上，为她做一个栏杆。

图片来源：《蚌壳与珍珠》，一位居民的居室内部。

后来在口述史采访中，一位叫童明的租客启发了陈丹燕：武康大楼本就是为在城市漂泊的人设计的。童明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在武康大楼一楼开了家公益画廊。他说，传统家庭更多是四代同堂，吃喝拉撒都在封闭的院落里。但武康大楼是一种城市生活的表达，是为小家庭和单身人士准备的。人们白天外出上班，不需要一天到晚维持柴米油盐的生活。

这正好对应了彼时的上海历史。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逐渐从一个码头城市向现代主义都市进化。但西方高级白领的生活，必然会有一系列辅助空间和设施。比如，一楼的后楼是仆佣房，保姆并不住在主人家中，只是每天来上班，负责清洁和做饭。一些屋子还有专门的厨房入口，这样客人就看不见工作中的保姆和佣人。

这意味着，武康大楼内部必定存在社会分层。武康大楼的汽车间，曾住过无数佣人、汽车司机、烧锅炉的工人和清洁工。直到1949年之后，汽车间才正式改成住房，陆续住进了100多位居民，但基本都是跟主楼住户阶层不一样的普通百姓。

图片来源：《蚌壳与珍珠》，住在汽车间的居民。

四、商铺变迁史，也是社会进化史

如果说武康大楼的内部藏着时代前进的秘密，那大楼底下的小商铺就是一窥上海传统生活样貌的窗口。

作为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武康大楼的商铺都隐藏在一个连着一个的拱形门洞中。它们支撑着楼内居民的日常需求，也是最直观的社会文化缩影。

大楼刚落成时，这里有面包房、咖啡馆、洗染店、药店，主要服务于楼内的高级白领。现代生活方式在这里迅速发酵，住户甚至可以叫面包送上楼，就像今天的外卖。

商铺中最著名的，是始建于1936年的紫罗兰美发厅。在武康路住了半个世纪的巴金屡次在日记中提到它。比如《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提到，“三十日（阴、雨）八点三刻前起。十点去武康路邮局寄书，到紫罗兰理发厅理发，等了将近一小时。十一点三刻散步回家。”可见当时紫罗兰生意之火爆。

紫罗兰也是居民提及最多的商铺，据说蒋经国也在这里理过发。1926年出生的黄淑芬是访谈者中最早住进这栋楼的，她还记得自己结婚时就是在那里做的发型，她的妈妈也常常到紫罗兰烫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咖啡店、洗染店相继消失，日用品商店陆续登场，以满足楼内和周围一般工薪阶层的需求。至今，墙上仍能看到未铲尽的字样，如“徐汇区第八粮油商店”“鞋店”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商铺像走马灯似的不断变化着。有些新奇的商品，其他地方没有，但在这里可以买到。陈丹燕就常常到武康大楼底下的药店，帮父亲买糖尿病人吃的代糖。

如今，武康大楼的商铺呈现出消费主义倾向，小资气息渐浓，整体经历着更快的兴衰起落。比如不久前，开了多年的“大隐书局”宣布，由于租约到期，书店将于1月8日关门。不少作家和文化界人士为此扼腕叹息。后来相关部门出手相助，书店才起死回生。

陈保平对这些变迁有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大隐书局”的重生当然是好事，但书店最重要的是要有书卷气，现在许多书店开得过于时尚，重装修设计，轻内容特色，缺乏读书人喜欢的气息。

从前他去欧洲看书展，发现许多书店的设计简朴，但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内容特色——有介绍世界旅行的，有研究城市发展历史的，有卖各种老地图的，进去可以随便翻书。印象特别深的，是泰晤士河边一长排的旧书摊，不同年代、各种版本的书无所不有。他觉得，如果“大隐书局”总能找到其他书店找不到的书，“大隐”会更名副其实。

他知道，如今武康大楼卖得最好的是昂贵的冰淇淋，但他个人最喜欢的还是童明主持的“UNO”画廊，经常有一些个性化的小型展览、讲座、资料片放映等。尽管常常赔钱，童明却一直坚持着，因此画廊也在一众商铺中显得卓尔不群。

五、网红化的蚌壳之下，被历史遗忘的珍珠

为了整理这部口述史，陈保平夫妇前后花了五六年时间。到了后面，他们越发有紧迫感，因为这里的居民，大多也和武康大楼一样徐徐老矣。

在口述史推进过程中，有几位在采访计划里的老人都住在了医院里。其中一位姓邵的老先生在武康大楼住得最久，大楼开工时他只有7岁。大家一直在等他恢复健康，最后还是没等到。他在2016年刚满100岁时去世了。

著名的越剧演员王文娟，在接受访谈时也已经九十多岁了，随后在2021年辞世。

图片来源：《蚌壳与珍珠》，王文娟家中摆放的夫妇旧照。

因此，有读者把这本书称为老年版《繁花》。尽管同样见证了历史巨轮的一段航行，但这些故事中没有光怪陆离的舞厅、风兴云蒸的股票，几乎都是平凡的人们和真实粗粝的生活切面。

是不是每一个剧烈发展的城市，都应该留下一份类似的居民口述史？2023年10月，深圳《晶报》总编辑胡洪侠在看了《蚌壳与珍珠》后，与陈保平、陈丹燕进行了一次对谈，聊到深圳和上海两座大都市之间的比照。

在胡洪侠看来，深圳的问题和上海正好相反：上海是房子在，老人却正在离开；深圳是人还在，房子却一批批倒下。

胡洪侠提到，1992年他刚来深圳工作，单位就租在一栋二十层的“兰光大厦”。但在二十余年后的某天，他忽然发现找不着兰光大厦，原来它早就已经被爆破拆除了。

胡洪侠一问，才知道如此崭新的大厦被炸掉，是因为要盖一个六十层的新楼。兰光大厦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回忆。当年深圳股市刚兴起时，大厦里有一个著名的证券公司——华夏证券，很多人在那儿圆了一夜暴富的美梦。

胡洪侠还曾住在当时号称中国最大的临时住宅区——深圳黄木岗又一村，那个地方曾住过几十万来闯深圳的人，但如今也没有了，变成了绿草如茵的笔架山公园。

对深圳人来说，人们记忆尚在，但急剧扩张的城市让很多建筑消失了。建筑是故事的容器，房子没了，找人就像大海捞针，记忆可能很快会被个人或社会认知篡改。

因此，趁着人和楼都还在，抢救居民记忆非常重要。也许只有在公众的微观历史中，才能直观看到时代的巨变给具体的人带来了什么。

相比之下，武康大楼是幸运的，因为上海市曾颁布64条“永不拓宽的街道”法令，要求保留历史路形，连棵树都不能拔，窨井盖的尺寸都不能换。

如今，武康大楼这艘历经百年风雨的船，永远停泊在了这个五岔路口。阳台上每一朵枯萎又盛放的花，既是历史的印记，也有关于未来的征兆。

而每天来打卡的成百上千的年轻人，看到的都只是“蚌壳”；被忽视的居民生命史，才是真正的“珍珠”，是百年上海沧海桑田的见证。要读透上海这座城市，看见这段漫长而丰厚的历史和鲜活的人，仅仅在武康大楼前找一个好看的角度、拍下美照是不够的，还要找到进入真实人生和历史的裂口，才能看见更震撼的图景。

“蚌壳是不断被海浪冲刷的，但珍珠是磨砺出来的。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被冲刷、被磨砺的过程。”陈保平说。

参考资料：

[1]《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陈保平、陈丹燕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04

[2]《上海的风花雪月》，陈丹燕，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0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花瓢白， 编辑：腾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