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柏林一年中最寒冷、天气最恶劣的时候，全世界电影人聚集在波茨坦广场，只为庆祝新电影的诞生。
人群中没有张艺谋的身影。
《一秒钟》因技术原因撤出柏林电影节，导演张艺谋对此不做进一步回应。而在颁奖礼上，全体评委会专门上台向他致辞。主席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说：
我们需要艺术家来帮我们理解历史与情感，电影艺术可以转变我们的思想与生活。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想念这部电影。
今年凭新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入围全景单元的第六代导演娄烨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道：电影应该是自由的。
但事实上，即便是欧洲三大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的诞生背景几乎都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紧密相关。威尼斯电影节的创办是因为墨索里尼需要一块艺术阵地来赞美法西斯政权；而反对意大利法西斯的自由世界亟需创办新的电影节与之对抗，最终重任落在了法国南部的旅游城市戛纳身上。
而二战后创办的柏林电影节又是这三者中最具政治性的。
1951 年 6 月创办的柏林电影节初衷是在一个分裂的城市，向东德展示自由的价值，成为“自由世界的橱窗”。尽管这种喊话的宣传方式在美苏冷战时期寸步难行。
1961年，柏林电影节海报贴到了勃兰登堡门的西侧，似乎在向东柏林宣示什么。电影节原本计划在东西柏林交界处放映露天电影，借此展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东柏林坚壁清野，立刻竖起了铁丝网予以回击。
此外，柏林电影节的每一次内容环节的变化都与政治紧密相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冷战对峙的高潮，直接催生了柏林电影节的论坛单元，而此后的二十年，在乌利希·格雷戈尔（Ulrich Gregor）的主导下，柏林电影节为了补充主竞赛单元的政治全面性，开始遴选苏联影片。
在柏林电影节，影片所反映的政治立场也引发过若干次争议。
1970年，柏林导演迈克尔·维尔霍文（Michael Verhoeven）的竞赛电影《O. K. 》改编自一部越战纪录片，讲述了四名士兵将一个女孩先奸后杀的故事。彼时的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乔治·斯蒂文斯在二战时曾在陆军通信部队服役，看片后感觉受到侮辱，要求《O. K. 》撤出竞赛单元，否则辞职。而得知此事的意大利知名导演贝尓托鲁奇和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为声援维尔霍文，相继撤回了自己的竞赛电影。事态难以控制，最终，评委会在没有颁发任何奖项的情况下，全体辞职。当年的柏林电影节被迫中止。
16年后，1986年，德国导演莱因哈特·豪夫（Reinhard Hauff）执导的《大审判》入选竞赛单元，剧情围绕署名红色兵团（RAF）的审判以及最终死于斯特加特监狱的故事展开。对于红色兵团的创建者，有人认为他们是自由战士，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罪人和凶手。
该片最终在柏林警方的保护下才被授予金熊奖。而当年的评委会主席则公开拒绝颁奖给这部“无聊、缺乏想象力”的电影，最终被保安架离现场。
直到今天，政治性的诉求依然突出反映在影片筛选的倾向上。1998年，柏林电影节把论坛奖颁给了贾樟柯导演的《小武》；2002年，论坛选片人设立了“注视中国”为题目的电影展映，包括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章明的《秘语十七小时》、王全安的《月蚀》、李玉的《今年夏天》等是13部影片。他们无一例外是中小成本的艺术电影，甚至带有某种地下属性。
2017年，华语电影有10部影片入围了柏林电影节，清一色都是反映社会与现实问题的独立电影。
不仅如此，柏林电影节有意识的与代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国文化进行区隔。
“如果华盛顿的政治议题是反对同性恋，那我们这边就会站起来支持同性恋，泰迪奖单元（遴选LGBT主题电影）就是为此设置的。”彼时的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Dieter Kosslick）说，“柏林电影节已经看起来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电影节了。”
2017年10月，#MeToo 运动在好莱坞爆发，在当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一位德国女演员在请愿网站上“Change.org”上发起活动，要求把典礼上的红毯换成黑色，有2.3万名网友联合署名表示支持。
对此，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Dieter Kosslick）表示拒绝：
我们（柏林电影节）不想要符号政治，而是希望用实质行动深入探讨#MeToo运动的议题，这样胜过换掉地毯的颜色。
奥斯卡更像是个圆融的中年人。尽管在颁奖礼上，许多演员、导演都在强调自己对政治和性别议题的立场，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一场聚会、一个娱乐场，所有人都明白，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愤怒都将在盛宴的觥筹交错中消解。
而柏林电影节仍然是一个严肃、板起脸孔的欧洲青年，带着尖锐的目光注视电影和其中的人。
参考文献：
[1] 柏林电影节主席：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电影节了[N].欧洲银幕,2017-2-28
[2] 电影节的政治[N].好奇心日报，2015-4-24
[3] 抗议和被抗议：柏林电影节政治简史[N].南方周末，2014-5-31
[4]王田.欧洲电影节的角色[D].国际视野,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