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by Michael Prewett on Unsplash，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press），作者：唐映红。
划重点：
为什么大学生中有那么高比例的厌学？
为什么在青少年时代能展现基础教育辉煌成果，成年后就普遍地平庸化？
为什么我们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普遍缺乏生活的热情，看不到生命的活力？
一
前几天，在从重庆回成都的城际火车上，与邻座的一位老师攀谈了起来。
她是一名小学的数学老师。谈到小学教师的待遇时，她说单靠工资根本没法好好地生活，课余给学生补习数学的收入轻松就能超过工资，而且也不累，每周末半天就够。她给学生补习奥数，每名学生每次课收费160元，现在已经有超过15名学生报名。
她谈到有一名学生，成绩不好，学习习惯很糟糕，但家长死活要求把孩子送进奥数班，她委婉地提醒过好多次，但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坚持，勉为其难把这名孩子也招进来了。她说，有什么办法，家长盛情难却嘛。
其实，教育部门近年来，颁发过数次禁令，严禁中小学在任教师给学生有偿补课；而且，教育部门十多年来也颁发了一道比一道严厉的“禁奥令”，叫停奥数竞赛、取消奥数培训、严禁奥数成绩与招生挂钩。
我问她，你这算不算违规“顶风作案”？她笑了，不允许补课，我就辞职不做教师了呗。风轻云淡。
我无意评价教师私下给学生补课的事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家长趋之若鹜地驱赶孩子去学奥数，包括那些明显缺乏数学天赋，连正常的课业都跟不上的孩子，家长也不惜一切代价要给孩子安排学奥数。
在我看来，家长们之所以会如此踊跃地送孩子去学习奥数，大概率源于多年来中国家长们前赴后继的流行性教育焦虑综合征。任何有可能提高孩子课业成绩，有可能提高孩子小升初、初升高入读名校概率，城市中产家庭的父母们不遗余力，不计代价地愿意Hold住一切机会。至于是不是真的对孩子就是有益，他们其实已经无暇思考。
“禁奥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其初衷是想从源头上掐断家长们教育焦虑综合征的念想。不过，有需求就有供给，这是经济铁律，需求越旺盛，供给就越积极，概莫能外。
二
数年来，一道道“禁奥令”的颁发，确实叫停了社会上公开的奥数培训，以及刹住了名校通过奥数考试来筛选学生的风气。不过，那些中学名校面对乌泱乌泱涌来报名的人潮，要10比1、20比1、甚至50比1地挑选出真正优秀的生源，不让考“奥数”，那就考“超纲”，换个标签的游戏罢了。
既然中学名校招录筛选始终是要通过考试来从高到低录取的，那么提前给孩子“超纲”补习，对于大多数城市中产父母来说就能确保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这就是社会心理的共识，也就是家长们集体对“禁奥令”不以为然，甚至大加抵制的社会心理基础。教育部门管得了学校，培训机构，管不了家长的需求和期望呀。
城市中产父母们的教育焦虑综合征透过前不久罗马尼亚举办的第11届数学大师赛中国队的铩羽而归而集中地表达了出来。数学大师赛是中学生数学竞赛中难度最高的赛事，也是中国以国家队名义组队参赛的3项中学生数学国际赛事之一。相比于历史上中国队在各种中学生数学奥赛上摘金如探囊取物，这次数学大师赛中国只取得团体第6名，个人最好成绩15名。而且，几年来，中国队都未曾取得过好成绩，未曾重现过历史上曾屡屡绽放的中国风采。
罗马尼亚大师赛的“失利”后，家长们的舆论开始集中火力痛批“禁奥令”，顺带地，把“减负”也一股脑儿地杯葛了，一些家长干脆把自己一知半解的“快乐教育”也抵制了。
我的朋友，一位天资聪颖孩子的母亲，侯虹斌老师也加入痛批和杯葛的舆论洪流，在腾讯·大家上发文《作为一个奥数金牌选手的家长，我坚决反对快乐教育》。
客观地讲，侯老师所批评的“禁奥令”确实有其不足之处。任何一刀切的禁止，特别是在罔顾社会需求的语境下一刀切地颁发禁令，高概率会造成“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的窘境。奥数当然不是洪水猛兽，对于那些天资聪颖，学有余力的学生来说，学习奥数能更好地发展他们的智力资源，更好地促进他们成才。
道理其实很简单，“因材施教”四个字足矣。
学校教育的性质是公共教育，公共教育的教学大纲和考试标准无论怎么划线，都不可能适应所有的学生。在自然的情况下，学生的天资禀赋是呈高斯分布的，即大多数学生的天资在平均水平附近对称分布，但总会有一些学生远远超过平均线，另一些学生远远低于平均线。那么，对于远远超过平均线的那部分学生，针对大多数学生水平制定的教学大纲和考试标准显然就浅显了，不足以充分开发他们的智力资源，呈现出“吃不饱”的现象。如果再加上“减负”，降低教学大纲和考试的要求标准，实际上就是对这部分天资聪颖孩子智力资源的浪费。
所以，我能理解侯虹斌老师作为一名天资聪颖孩子的母亲的焦虑和不安，作为一名思考者和写作者，侯老师从对自己孩子的担忧升华到对国家教育的担忧，难能可贵。在反对一刀切的“禁奥令”问题上，我与侯老师没有分歧。
对于近年来越来越严厉和高调的“减负”，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谈自己的看法，《把“减负”的权柄交还给家长》，标题就足以彰显我的观点。公共教育提供适应大多数学生的普适性教育，这样的教育标准和要求肯定要“低”，使绝大多数学生通过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绩。但是，是给孩子“加负”还是“减负”，权柄应该由家长来掌控，而不应该是教育部门，也不应该是学校。
侯虹斌老师恰好有一名天资聪颖的儿子，他“没有上过任何训练班，都是在家里自学”，就能“跳级参赛”，并且“拿过两枚全国总决赛金牌和几枚银牌，还有多枚省级金牌银牌”。
没错，任何有这样天资聪颖的孩子的父母，都应该有在学校教育之外给孩子提供进一步智力开发的资源和机会，例如奥数培训班。如果一刀切地禁止社会培训机构举办奥数培训班，天资聪颖的孩子父母将无法真正的帮到自己的孩子。
可是，有多少孩子像侯虹斌老师的孩子那样天资聪颖呢？从智商测试的指标来看，智商超过140的孩子占人群的比例为0.5%；智商超过160的孩子占人群的比例为0.04%。能够在省级乃至全国比赛中荣膺金牌，智商应该在160以上，平均1万名学生中，有4名。
还有99.5%的孩子呢？还有99.96%的孩子呢？
三
确实，历史上中国组队参加各种中学生学科奥赛，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IMO）、国际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IPhO）、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IChO）、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OI），曾经以碾压式优势垄断榜首，常常是参赛3名选手，摘取3枚金牌；甚至垄断个人成绩的前三名。
这其实就是社会舆论对前不久中国队在罗马尼亚大师赛铩羽而归而感到愤怒的主要原因。
可是，二十多年来我们的中学生取得如此佳绩有意义吗？看看近40年，中国教育可曾培养出一名数学菲尔兹奖的得主？没有，0！中国教育可曾培养出一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没有，0！中国教育可曾培养出一名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没有，0！中国教育可曾培养出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没有，0！
0！0！0！0！
为什么青少年时候的辉煌总是昙花一现，成年以后就迅速平庸化？
与国外接受奥数教育的只是少数天资聪颖的学生不同，一度中国社会城市里学习奥数的学生几乎是“全民皆奥”。可是，为何数学成就不能像“全民皆乒乓”的乒乓球运动一样辉煌呢？别说“辉煌”，我们是0记录，甚至无法揣度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在我看来，这次罗马尼亚大师赛的铩羽而归，才是中国队的真实水平。
历史上，中国通过层层选拔，通过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化学竞赛、物理学竞赛挑选一等奖中的优秀者，集中强化训练；然后从集训队中一次次，一轮轮比赛筛选，跳出最优秀的几名学生组队参加国际中学生奥赛，与其他国家全凭个人兴趣，自己掏腰包参加培训，民间组织和选拔组队的选手同场竞技，多拿几枚金牌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可想而知，能够代表中国队去参加国际奥赛的都是绝顶的天才，他们的天资聪颖水准算得上是千万里挑一。我们不妨看看其中一些例子。
柳智宇，高中毕业于华师附一中，曾代表中国队于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参加IMO，分别摘取2枚金牌，其中第二枚是满分金牌。后保送北大。入读北大后，厌学、厌世，身体痛苦，精神萎靡，以致沉溺佛经。北大毕业后放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以居士身份到京郊龙泉寺入住，并在不久后落发为僧，法号贤宇。
柳智宇是偶然的个案么？NO！
比柳智宇还要聪颖的付云皓，高中毕业于清华附中，曾代表中国队于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参加IMO，蝉联满分金牌，整个IMO历史上，只有2人能做到。他之后也被保送北大，可是一入北大就厌学，厌学到多严重呢？第一学期的《军事理论》课就挂了，全年级唯一挂科的学生。后来因挂科太多被劝退。
付云皓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曾因价值观引发网络热议
绝顶的天才尤为如此，那么多天资平平，没有数学天赋却被父母驱赶着去学奥数的学生呢？我在高校教了10多年书，可以负责任地说，历届我教过的学生中，厌学的比例没有低于过50%。如果说我执教的只是一间普通的二本院校，那么北大情况又如何呢？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徐凯文博士曾对北大新生做过普查，其中超过30%的学生厌学；超过40%的学生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甚至生无可恋。
试问天下父母，谁愿意自己家的孩子厌学、厌世，没有生命的活力，没有生活的热情？问题是，超过四成的北大新生就是这样的孩子！
四
所以这么多年来来才有“素质教育”的提法。
早在20多年前，我还在中央教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时，就在倡导“素质教育”。记得当时对“减负”的要求就是小学一二年级不允许把书包背回家。
所谓的“素质教育”不是简单地把孩子塞进各种特长训练班，学钢琴，学古筝，学国学，学拉丁舞，等等，而是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的素质。“素质教育”是针对“应试教育”提出来的，其要义是相比于课业成绩，考试分数，学生的热情、兴趣、好奇心、思维方式、探索精神是更为重要的质素，而不仅仅是会几种乐器，会跳拉丁舞之类。
当越来越多国外中小学教育的比较教育信息传播进国内，“快乐教育”又被提了出来。侯虹斌老师旗帜鲜明地反对“快乐教育”，固然有她自己的担忧和理由，但是，她与很多家长一样，误解了“快乐教育”。
“快乐教育”的要义不是望文生义的玩乐，其实是对教师和学校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教育要建立在使孩子感到快乐的基础上，要求在游戏中、活动中开展教育，寓教于乐。
为什么我们高校的大学生中有那么高比例的厌学？为什么在青少年时代能展现基础教育辉煌成果，成年后就普遍地平庸化，乏善可陈？为什么我们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普遍缺乏生活的热情，看不到生命的活力？
在我看来，“素质教育”与“快乐教育”本就是一脉同门，这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作为孩子的家长，当然可以在自己的家里践行“虎狼教育”或者“精英教育”，但是，对于普适性的公共教育，如果教育官员、校长和教师没有“快乐教育”的共识，那才更可能是民族的灾难。
简单地说，“快乐教育”就是要致力于让每一个学生能把学习行为与快乐体验联系在一起，把勤奋感与成就感联系在一起。道理如此之简单，一个孩子，他更愿意对快乐的事情感兴趣和孜孜以求，还是对痛苦体验的事情感兴趣和孜孜以求？一个孩子，他更愿意对付出努力后得到赏识和赞许继续保持努力，甚至更加努力，还是付出努力后承受压力，感到羞辱继续保持努力？这在心理学、教育学里是如此简单的常识，行为主义最基本的强化原则，这么多年来竟然被无视。
问题是，我们现时代的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一个付出努力，只是没有取得好成绩的孩子大概率会受到训斥和羞辱；大多数孩子是在沉重的压力负荷和须臾也不敢放松的焦灼中感受学习带来的情绪体验。进入高校后厌学和厌世不过是这样的教育自然而然结出的苦果。
因为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的未来发展不便就反对“快乐教育”，罔顾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大批孩子在厌学、厌世中煎熬，这是我要批评侯虹斌老师文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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