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乱翻书（ID: luanbooks），作者：晨浩 。
硅谷是世界科技行业的中心。但轰轰烈烈的亚马逊第二总部并没有把硅谷列为其目标选项。谷歌在纽约扩建办公室，苹果在德州奥斯汀建立研发中心。这些十万人级别的级别的公司开始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2017年46%在旧金山的美国人计划在未来的几年离开硅谷。“逃离硅谷”也成为创业公司一个流行的词语，硅谷在已经离开硅谷的Peter Thiel口中已经不再是创新的最佳地点。
本文希望从城市角度去解释，为什么硅谷正在失去对创新者的吸引力？
创新土壤面临两个重要威胁：
一、固化的意识形态
1. 硅谷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经济向右，意识形态向左
斯坦福大学对美国包括纽约，硅谷在内的科技，创投领域从业者进行了一项关于政治倾向的调查。结果显示，科技界人士并不是人们印象当中持有偏左立场民主党的自由派。调查结果显示，科技人持有比传统传统民主党支持者还要左的政治立场。在移民管控，提供全民医保等政策在科技创业者中有普遍的认同。并且，在一些美国社会存在争议的意识型态问题上，例如保护堕胎，控枪，同性平权等问题上，硅谷的立场更激进，更左。
在财富分配以及市场监管的问题上，虽然大多数创业者都支持对高收入人群（他们自己）加税，并且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福利。但他们却反对政府在市场中扮演过重的角色。64%的受访者认为，支持财富再分配，但反对政府对企业实施监管。与传统民主党的大政府理念不同，科技人怀疑政府制定的监管政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是在劳工权益方面，很多科技公司表示现有的制度下，开除员工的成本过高。同时，作为硅谷主要劳动者的程序员，并没有形成一个类似汽车工人协会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
反对监管的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来源于经济利益考虑。科技行业的网络效应特性使得科技企业更热衷于竞争，成为市场的垄断者，获取巨额利润。政府的监管会使得整个行业的利润率降低，从而影响创始人，投资人，以及从业者的收入。例如，受访的创始人都认为政府不应该对Uber/Lyft进行类似出租车行业的监管。94%的受访创始人认同Uber在高峰时刻提高收费的政策。
只有为我独尊，没有百花齐放
创新来源于不同思维想法的碰撞。人才多样化也是硅谷企业标榜的一个企业文化特征。但是，这种多样化在逐渐演变成人种的多样化，而不是思维的多样化。在硅谷生活20年的Peter Thiel在多次采访中提到，硅谷正在形成一个思维固化的话语体系，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强烈的攻击。在开放的外表下，其实只有一种声音被听见。
这点在2016年大选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硅谷的众多公司形成了一种认知，选特朗普的人就应该被开除。导致很多人想选或者决定要选特朗普的人，不敢跟自己的同事说自己要特朗普。从整个媒体上看，整个硅谷好像一个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没有。但从数据上看，圣特克拉郡（包括帕罗奥拓，山景城，圣何塞，库珀蒂诺等Facebook，Google，Apple总部所在地）在2106年美国大选中，有20%的人支持特朗普。这当然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但绝对不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数字。而公开支持特朗普的Peter Thiel也成为硅谷攻击的对象。所有人都试图跟其划清界限。扎克伯克就因为Peter Thiel的政治立场问题，向这位Facebook的早期投资人，以及董事会元老提出，让其辞职的请求。
Peter Thiel认为高等教育是意识型态单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的大学校园一直是支持偏左的意识型态。包括Thiel就读的斯坦福在内的顶尖大学都会在本科第一年设立西方传统“政治正确”的课程，例如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哲学等。向学生们灌注“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而硅谷恰恰是平均学历最高的地区。经过招聘筛选后，拥有相似教育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使用同一种话语体系，同一种价值体系交流。
虽然为了提高公司员工的多样性，硅谷企业（包括小的创业企业）都会在招聘时设置少数群体指标（少数族裔，不同性向等）（注：中国/印度不划分在少数族裔序列）。但是他们大部分也都来自于斯坦福，伯克利，MIT这些顶尖美国学府。这些被Peter Thiel定义为”被美国教育洗脑“的少数族裔员工是否能够带来新的想法？况且，其中的很多人进入顶级学校也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优势。
受害者变成加害者的问题在硅谷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一边倒的支持少数族裔使得很多少数族裔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受到照顾。形成了一种如果与大多数人有相同的待遇就是被歧视。而且，当少数族裔提出自己受歧视后，由于大多数人不敢反对政治正确，导致政策越来越向其倾斜。例如，少数族裔人群上班时间去搞促进自己群体的政治活动是正确的，不能被反驳的。公司的效率是要为政治正确让路的。
二、高生活成本增加创业风险
旧金山与硅谷所在的湾区已经成为全美租金最高的地区。旧金山一居室的房租均价是3570USD，远高于第二位纽约的2870USD。科技产业在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使得大量人才涌向旧金山。2011-2016旧金山新增50万个就业岗位，而新建的房子只够10万人居住。失调的供需平衡使得房租一路升高。只有在科技公司工作，平均年薪超过20万美元的工程师才能有比较良好的生活质量。从而进一步导致硅谷多样性的缺失。
为什么不能多建一些新房子来满足这些需求呢？答案是，很难。与亚马逊被迫撤销在纽约长岛的市第二总部一样，旧金山本地居民反对建造新的房屋。他们成立了NIMBY组织(Not In My Back Yard，别在我家后院盖楼)。他们的主张是，新的住宅都是高级住宅，会有大量的高收入阶层的进入其社区，从而抬高社区消费物价，使得他们被迫离开。这伤害他们的居住权益。
所有大城市都会面临本地居民与外来人的矛盾。但由于民主制度，这些居民在本地议会占有非常重的分量。同时，硅谷又以保护弱势群体视为其体现政治正确的一部分。在意识型态与选票面前，政治人物如果支持房地产开发商，就会被打为与嗜血资本家同流合污；如果其选择与居民在一起对抗大公司，就会被居民歌颂为锄强扶弱的英雄，从而在政治形象上获得加分。在纽约对抗亚马逊的市议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即使明知道住房短缺，政府还是在立法和监管上针对新开发房屋。有一位私人房主在完全符合市政府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希望将自己的洗衣房改成公寓楼。但由于当地居民反对，以及政府的刁难，使其用了5年时间，花费了140万美元的费用，才刚刚获取到建造资格证。在硅谷，你对自己的房屋拥有的权力不如你对别人房屋拥有的权力大。
超高的房租，以及大公司稳定的高收入，使得人才在面临选择创业还是留在大企业时，更倾向于风险更小，整体收益不比创业低的大公司。因而创业企业在挖人时，薪水待遇要保持足够的竞争力。税前1万的月薪，到手6500。基本只够房租和生活开支。以融资500万美元的A轮为例，要保持10人的工程师团队，包含福利，医保在内的人工支出一年就要接近300万。剩下的资金还要支付其他员工的薪水，房租，AWS，以及各种SAAS产品。创业公司进入融资间隔缩短，容错率下降，风险上升，对人才吸引力降低的恶性循环。
结论
消费互联网领域的机会正在消失。如果下一批Next Big Thing不是互联网公司，那它为什么一定要诞生在IT行业集中如此高的硅谷呢？如果是，那他们要比Google，Facebook的盈利水平更高。要不然，硅谷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参考资料：
san-francisco-mission-housing-crisis
why-startups-are-leaving-silicon-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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