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阿钟
韩国媒体最近很忙。
1月底，韩媒 MBC 爆料 Big Bang 成员李胜利所开的夜店发生暴力事件。起初，大家没太在意，结果这个斗殴事件像瘟疫一样蔓延，到今天已经扯出了包括下药迷奸、拉皮条、偷拍女性、吸毒、行贿警方、逃税、赌博等等问题，涉及到不少艺人和政界人士。
整个过程里，除了包括 D社、SBS、KBS 等多家媒体记者的努力调查之外，还要感谢两位猪队友。在夜店当 DJ 的胜利妹妹为证夜店斗殴事件的清白，在网上放出了带字幕的详解视频，结果被吃瓜群众发现了 G水（俗称迷奸水），D社顺藤摸瓜，证实了夜店下药迷奸女性、接待未成年人、行贿等行为。
而另一边，男艺人郑俊英两年前送修的一部手机里被发现了大量偷拍视频，SBS 更是扒出了他所在群组的聊天记录，挖出了一条迷奸、偷拍链条，受害女性都是20岁出头的女孩子。
连锁反应还在继续，最初参与调查的一位记者在 ins 上预告，说要“1至2周放一个料，从小到大”；曾经因被迫进行性交易而自杀的张紫妍事件也重新回到公众视线。今天，韩国民众已经发起情愿，请求延长此案的公诉期。
从1998年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起，靠着韩流创造的附加值，韩国的经济很快被盘活了。2004年，文化产业就已经成了韩国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跟韩国毗邻的我国受到的冲击波最强，1999年已经把“韩流”这个词写进了字典里。
韩流席卷世界，政府大力扶持影视剧拍摄，SM、YG 等音乐制作公司批量招募练习生，再批量产出爱豆，许多年轻人涌入这个欣欣向荣的行业，等待着成为明星。
然而等级制度和父权文化始终盘踞在韩国社会，在这个行业里又被不断强化，身处其中的女性只能接受这个规则，不断被塑造，然后沉沦。
01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刚跻身四小龙没多久，韩国经济就被打回原点。外资撤离、外汇储备急剧收缩、国库几近亏空，政府离破产也就一毫米的距离。刚刚当选总统的金大中感到很头大，为了挽救经济颓势，他一方面努力偿还外债、改革金融体系，另一方面提出了此后让韩流称霸亚洲的“文化立国”战略。
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大幅提升文化部门预算、放宽创作环境、完善文娱设施、整合资源培养人才，一心就搞文化出口，先是主攻亚洲地区，销往亚洲的电视剧占到了其出口额的95.5%。
效果很显著，2002年韩国文化产业的规模就达到了157亿美元。
大环境这么好，搞音乐的人都乐开了花，其中就有在1981年跑去美国留学的李秀满。除了创立 SM 出口偶像团体，李秀满还有一个贡献：首创了练习生制度。1995年，李秀满把本来用作音乐制作和企划的工作室改成了 SM Entertainment ，业务内容加上了一项——艺人经纪。
第二年公司就推出了 H.O.T，偶像男团一举成名。除了韩流鼻祖，H.O.T 也可以被称为初代练习生，在粉丝的描述里，H.O.T 的练习生时期 SM 公司还是个只有6人的小作坊。“成员们挤在连镜子和灯都没有的家属楼地下室里练舞，借着路灯照在玻璃上的影子一遍遍修正动作。”
很快，日后跟 SM 一起制霸韩国演艺圈的 YG 和 JYP 也先后创立了，韩国的造星工厂顺利起航。当明星的诱惑力太大，2000年初，就算在中国，报名参加 SM 练习生招募的群体也已经很庞大了。人人网上一篇回忆韩庚练习生岁月的文章特别提到，当年韩庚报名可是以3000:1的比例入选的。
入选进入公司后，练习生们除了需要安排严苛的训练，还要服从管理。在强调等级制度的韩国社会，大部分公司内部都严格依照前后辈、上下级的尊卑关系行事，见到前辈要行礼、不能顶撞老师、听从公司安排，这些从韩国回来的爱豆们已经身体力行地演示过了。
做到这些只是基本，为了出道，练习生们还要接受公司按照社会偏好的改造和物化。
男性要有腹肌，女性要性感和瘦，即便再有实力的女歌手，也被要求“瘦到一碰就碎的程度”。出道后，绝大部分女团都以短裙和性感舞姿示人，坊间还一度有流言说女团成员会被公司要求看黄片，来提高“魅惑能力”。
除此之外，女练习生们还要多加一条——忍受性别歧视。
去年，从 SM 公司离开的韩裔英国练习生在自己的推特上发文，表示自己“绝不会支持一个充满性别歧视、身材歧视、洗脑又摧毁小孩和大人的制度”。
那么什么叫摧毁？21013年导演崔承浩根据“张紫妍事件”改编了一部电影《玩物》。2009年女星张紫妍自杀，留下长达200页的遗书细数因签了流氓合约，被公司老板殴打、逼迫接待客人的过程和涉及人员名单，但案件最后不了了之。
电影质量虽然一般，但在结尾放了两个数据：韩国女艺人中有45.3％曾被要求陪酒，62.8％表示曾被节目关联者或社会有势力者要求进行性接待。
比起娱乐圈里一些你情我愿的被“潜”，还没出道的女练习生是被性侵的重灾区，受害者还有不少未成年人。
2017年首尔地方检察厅批捕金某，指控其非法监禁、性侵公司旗下十几岁的女练习生，并以数亿韩元违约金为要挟；2016年，一家叫 Open World 的娱乐公司老板在办公室、车上等多个场合多次性侵女练习生，并以出道为要挟封口，一同参与的还有旗下一男子团体成员。
把年份再往前或往后推，这样的事层出不穷。权力压制、下药、拉皮条、偷拍影片、强迫练习生吸毒……到了开夜店的李胜利这里，他和他的同党们集所有成就于一身，活学活用，发扬光大。
02
如果演艺圈的女性有幸避开了这一切，刻苦训练顺利通过考核出道，接下来需要面临什么？
有另一项数据补全了《玩物》的结尾，2010年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发布《女艺人实际人权状况调查》，提到在拒绝提供性服务的女艺人里，有将近一半的人在角色分配或主演广告方面蒙受了损失。
如果你能扛住压力接受损失，作为女性，想在演艺圈活动还要避开以下身份：单身母亲和女权主义者。
2008年10月，女星崔真实被发现在公寓里自杀身亡。从2007年到2009年，短短两年内韩国演艺圈就有多达11人相继自杀。在去世的艺人里，KBS 电视台的主持人马雪发现了一个“巧合”，包括崔真实在内，去世的女星基本都来自单亲家庭。
对大部分中国观众来说，崔真实应该是他们接触韩流的前站。1997年，由她和安在旭主演的韩剧《星梦奇缘》在韩国创下收视纪录，没过多久，央视就把这部剧引进了，播出时照样创了纪录，播完一轮后央视又开始重播。
在韩国，崔真实有“第一代玉女”的称号，她的演艺经历也有一定代表性。因为资源有限，造星工业创造的艺人又一批接着一批来，激烈竞争下经纪人的作用就很重要。在崔真实的经历里有两件事，跟她同期的女艺人基本都遭遇过：被经纪人当众责打；借钱做整容手术。
在她自杀前一天晚上，这位女演员还因为脸肿了没有拍成广告而焦虑，觉得自己老了、不好看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个念头，在重压之下，她选择了自杀。
崔真实去世后，除了家暴离婚、借高利贷、被传买凶杀人等流言，《时代》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讲到她生前面临的状况。从2004年民众得知她离婚后，带着两个孩子的崔真实就成了电视剧制作人和节目主持人排斥的对象，“他们不愿意让单身母亲担任主角或突出角色”。
一位专栏作家就说过，“韩国社会不喜欢强壮的女性，对他们来说，单身妈妈有人格障碍”。然而十年之后，韩剧居然还能出现对这句话的最佳注解，在去年底大热的《天空之城》里，编剧笔下的单身妈妈金珠英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人格障碍”：自负、好强、心理阴暗。
十年之后，除了“单身妈妈”，女性还要警惕新的戳不得的社会 G 点：女权主义。
因为在韩国，女权主义会被视为挑战男性权威。除了严格遵守等级制度外，父权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更大，直到2005年为止，韩国的户籍政策都还规定只能以男性担任户主。
男尊女卑早已经是定论了，为了维护这样的氛围，韩国社会尤其是男性对“女权主义”极度排斥。
2017年，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的赵南柱出版了一本探究现代韩国女性生活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畅销书获得了包括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内的多人推荐，登上 Billborad 榜的男团 BTS 队长南俊也在直播时向大家安利这本书。
然而就是这本总统和男爱豆都鼎力推荐的书，到了女艺人身上就成了黑料。
去年，少女时代前成员秀英和女团 Red Velvet 成员 Irene，分别在采访和粉丝见面会上表示最近正在读《82年的金智英》，还跟大家分享了读后感。没想到之后就被粉丝骂是“女权主义”，部分激进的男粉在评论里上传焚烧她照片的过程。
这事还没完，小说被立项成电影后，曾出演《熔炉》的郑有美确认加入担任女主角，消息出来后，郑有美的 SNS 立刻被攻陷，评论里都是指责她的声音：“你怎么会去出演女权主义作品？这是在宣传厌男思想啊。”
比起上述这些因为一本小说引发的惨案，女团 APink 的成员孙娜恩的遭遇完全是冤案，因为在 ins 上分享的个人照片里，被发现使用的手机壳上写着“Girls can do anything”，孙娜恩被网友攻击为女权主义者。
这件事以孙娜恩删掉照片收场，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向粉丝“证明清白”，所属社特意出来声明：手机壳是品牌方赠送的，并不是她主动买的。
03
既然不能当单身母亲和女权主义都做不得，那么什么样的女性最受欢迎呢？
韩国的流通货币或许可以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韩元纸币面值最高为50000元，上面的头像是一位女性——申师任堂。
既然面值最高，地位自然也跟毛爷爷一样重要，申师任堂被推为韩国“贤妻良母的典范”。得此殊荣除了在书法、绘画、诗歌上有所成就外，还因为她培养出了朝鲜时代著名的儒学者李栗谷，也就是被印在5000韩元上的李珥。
李珥对韩国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经过他和他师傅的宣传，儒学思想在16世纪的朝鲜王朝蓬勃发展，并且融入生活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直到今天，朝鲜半岛依然是除中国外儒家化最为彻底的地区，韩国社会的道德体系和生活方式都深受此影响，除了各种冠婚丧祭等礼仪外，等级制度和尊卑观念也紧跟着进入了民众生活当中。
对韩国社会来说，女性最重要的职责其实就两个，维持家庭（贤妻）、教养孩子（良母）。
香港某传媒曾经报道过，2016年，韩国行政自治部推出了一个叫“大韩民国生育地图”的网页，把全国17个市、道按可受孕女性数（20岁～44岁）做排序，就差没把网页改成“生育机器排序图”。
似乎是为了不被韩国行政自治部抢去风头，第二年，天天操心国民结婚、生娃的韩国社会保健院就发布了一份报告，称“韩国结婚率低说因为年轻人太过于热衷’提升自我价值’，其中以高学历、高收入女性为首”。
更惹怒民众的还在后面，这个晕了头的机构把女性“无法结婚”的原因归结于“未婚女性学历、收入都高于未婚男性”，因此在报告里建议企业对这些“不必要的自我投资”给出更加不利的雇佣条件。比如聘用曾出国留学、研修的女性时，给的薪资低一点，好让她们放弃出国，乖乖进入社会，早点结婚生子。
而对于政府和社会，保健院也有要求，要让整个社会一起引导高学历、收入的女性做“下向选择”，使“高配置女性”与“低配置男性”结合成为一种常识。
这种完全把女性当作工具的行为当然惹了众怒，好在韩国民众脑子还很清醒，一些女权团体就直接抗议回怼：“政府再催也没用，比起结婚，我更愿意养猫。”
同时，就在保健院强调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增多的时候，韩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被盖章为“最低”。尤其在职场上，女性遭受的歧视更加严重，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里，韩国社会同工不同酬的情况最严重，女性的平均收入只有男性的63%。
在韩国统计厅自己发布的数据里，男性的平均月薪也是女性的1.7倍。此外，先不说推崇“整容”、消费性感女团这种物化女性的做法一以贯之，女性遭受性暴力和约会暴力的比率在过去里也几年大幅飙升，甚至有自称“厌女者”在街头拿刀杀人的极端案例。
而职业等级还排在律师、医生、老师之下的演艺圈，情况也没有好到哪去。去年，从好莱坞开始的 Metoo 运动席卷全球，韩国社会却一直没有动静，直到一位在检察院任职的“精英阶层”女性主动上节目讲述被性骚扰的经历开始，整个社会才开始被引爆。
在这位女受害者的自述里，她说自己花了8年时间才从自我责备里走出来，并且有勇气站出来面对这个把道德耻感加在女性身上的社会。
时至今日，Metoo 运动已经被翻篇了，女权主义在韩国依然敏感，性感女团还是韩流的招牌。每一年希望成为明星的未成年练习生们前赴后继，她们接受整容、接受苛刻的合同条例，但在踏进公司大门之前，偏偏没有人告诉她们要去看一部叫《YG 战资》的情景喜剧。
只要看一眼，她们就会知道前辈们行走演艺圈的法宝，“要小心（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