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 (ID:zhenghedao),口述: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日常的深处》作者),采编:米丽萍,原文标题:《人大副教授:少刷手机,好好生活!》,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 (ID:zhenghedao),口述: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日常的深处》作者),采编:米丽萍,原文标题:《人大副教授:少刷手机,好好生活!》,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明明下班后想好好休息,但打开手机一不小心刷到了十二点,收拾收拾醒来又该上班了。
在物质生活高度繁荣的今天,我们却时常为外物所累,内心越来越空虚。
明明技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我们好像很难感到幸福。
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但身边患抑郁症的人却越来越多。
……
这是无数生活在大城市人的内心写照。针对以上这些问题,近日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日常的深处》作者王小伟进行了对话。
他说,“技术并不中立,我们都在被系统所控制,解药是回归日常,因为日常生活不在系统里”。
以下是访谈内容精编,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一、技术并不中立
问:您是研究科技哲学的,我们如何理解科技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王小伟:科技哲学是哲学下面的一个小方向,关注的问题是科学技术对人、对世界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应用,我们原来觉得它都是好的,有科技乌托邦的想法。现在这几年情况比较复杂了,像核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等,都对我们造成挺大的冲击。
大家可能觉得,在不远的未来机器人会取代我们,人的基因也会被改造,技术风险开始跟每个人的具体生活有关系。
以前是少数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关注这些问题,现在大家普遍关注技术挑战。科技哲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视角,去审查我们面临的这些挑战。
问:有观点说技术是中立的,关键在于人的选择,比如有企业提出了“技术向善”的使命和愿景,您怎么看?
王小伟:我觉得在常识意义上,不少人都觉得技术是中立的,就像刀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做饭,枪可以用来捍卫自己的国家,也可以用来屠杀平民。
但在科技哲学领域,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为技术不是中立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技术内嵌价值。
法国哲学家拉图尔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汽车,你不停地要求大家“前方学校减速慢行”,但是效果非常差,还是会有人超速。后来工程师做了减速带,效果就很明显。
拉图尔说如果每个技术都像人可以说话,那个减速带就在说“不可以超速,超速会给你造成非常不好的驾驶体验”。
拉图尔认为工程师就是在写剧本,然后在物质技术里嵌入这个剧本,当技术布置在马路上的时候,这个剧本就表演出来了,驾驶员就得配合它的表演,就得减速。所以技术里面是嵌入脚本的,不能说它是中立的。
还有一个例子,据说当年俄国的皇太子给李鸿章送了一把金质的手枪当礼物,李鸿章看到它就想拿起来开两枪,但当他拿起枪的时候,注意到周围是万籁俱静、炊烟袅袅的,他一开枪就打破了这个宁静。所以又默默地放下了枪。
有句话叫“身怀利刃,杀心自起”,就是指技术的功能、物质性的安排,对你产生了说服力。你如果是锤子,看别人就像钉子,你手里有把枪,看人都是靶子。技术有那么中立吗?其实挺复杂的。
问:哲学上常说,人具有主体性,物品是人的附属品。一般我们把人看作主体,枪、技术或者物品是客体。但您刚刚说的,减速带也有自己的思想,它好像也是一个主体。
王小伟:我觉得拉图尔不一定会说减速带是主体,他排斥主体、客体的这种二分,因为他认为这是从笛卡尔以来的一种现代性建构。
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怎么看世界?怎么跟世界打交道呢?那就是我是主体,是自由的理性的存在者,技术是客体,没有灵魂,拿过来随意使用摆弄。
拉图尔说这个是不对的,它本身就是个现代性偏见,你应该从更高层面观察我们的行动究竟是怎么生成的。我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比如在一些激情伤人的例子中,有人会说如果当时手里没刀,绝对不会干这事。但从主体-客体的视角来看,你是主体,你拿着刀可以切菜,为什么要杀人?全是你的责任。可是在特定的情境下,有刀的人就更容易冲动犯罪。
拉图尔建议我们用对称的眼光来审查行动的生成,不要只关注人,而是要观察人和物是如何一道构成特定的行动的。
二、回归日常,过简单又扎实的生活
问:从对称的视角来看,其实有点把人抽离出来,从第三视角看的感觉。
王小伟:从第三视角看,也容易把人看成唯一的行动者。人就是很容易把自己看成主角。
人真的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自由、理性吗?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尤其是在现代生活中,人的行动自由是高度受限的,时刻受到其他物质情境、技术情境的深度调节。
在现代的技术情境下,你不想做什么你也不能不做什么,比如说现在的很多算法,都在对你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数字刻画,然后去诱导你。
你明明已经有27双鞋了,但还是买了第28双鞋,为什么呢?因为它每次都给你推新的、符合你趣味的东西,你没控制住就买了,这个也不能太怪自己,你得原谅自己,因为那个技术系统对你造成了很强的说服力。
把任何一个人放在今天的这种技术情境下,都很难做到不去“剁手”,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我是一个堕落的人,我不自律。
问:我们如何突破这种系统性的控制?
王小伟:我觉得普通人反对技术诱导/挟持的空间特别小,我自己尝试的一个方法,就是回归日常,因为日常不在系统里。
你不能想着说我不看手机,这么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跟手机对抗,对抗它的同时也在放大它。越想忘记手机,可能越忘不了,更容易有挫败感。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找一个你热爱的东西,在上面投入精力,手机自然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手机现在不是我的焦点,我更关注我的那缸鱼,鱼缸每天的生态都不一样,给鱼喂喂食、刮刮藻,都挺幸福的。
问:其实现在科技的发展也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在各方面都在侵占我们的日常,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地走到生活里边去?
王小伟: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我是养缸鱼,很多人就会说,你挺有时间,我们朝九晚五的,哪还有养鱼的时间。
有一个事我特别疑惑,比如说生活在一个特大型城市中的上班族,他/她是真的没时间,还是在表演繁忙?有的人是真没时间,但有的人可能还是有半小时的时间来过日常生活,但却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忙碌、很上进、很努力。
现代生活带有表演性质,不少人要努力扮演一个忙碌的人?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家想要成为一个所谓的更好的自己,实现一个更充实的人生。
然后你可以再问,更好的自己长什么样?更好的人生是谁告诉我的?这是我自己谋划出来的,还是说社交媒体不知不觉渗透到我心里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忙碌的痛苦不是外界的一个X导致的,而是人的自我逼迫。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说我们这个社会的暴力不再是逼迫、监视,而是鼓励。
社会中充满肯定,大家总是鼓励说要乐观、要勇敢、要奋斗,处处给人点赞,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特殊”“有才华”,终将必成大业,这导致大家现在都在自我逼迫,我不要放松,我要扮演那种很忙碌的人生。
这样一来,就把整个的日常生活丢弃了,可能慢慢地,到了40岁之后,你会发现演得好累,自己成不了爱因斯坦,也不会成为马云,那时候就会逐渐地回归日常。
我身边很多五六十岁,在学界很成功的人,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特别单调,他们不想扮演谁了,慢慢接纳了自己,接纳自己以后生活立刻就调转了,开始钓鱼、爬山、甚至干农活等等。
年轻人可以把城市看为一座雨林,年轻人体力比较好,而且探索欲比较强,对很多事情抱有好奇。列斐伏尔指出现代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橱窗。城市里最核心的区域都是消费场所。大家都在买买买,在不停地消费。
怎么能超越消费主义呢?列斐伏尔说可以把城市看作一个艺术品,艺术品不是商品,更多具有超越性的维度,就是它既没用,也不能用来换钱,只能用来观赏。
艺术品当然好,但是如果你把城市看成一个有生命的状态,看成一座雨林,或许更彻底?就能看到钢筋水泥背后的一些东西。
其实城市里有很多缝隙,比如说你走到楼下,会发现好多缝隙里长了植物,甚至还有一些动物活着。原来它们不在视觉的焦点里,完全是被忽视的。但从整个地球的表面积来看,城市反倒是缝隙,它不是整个地球的主要面貌。
同理,你看自己人生的地貌,应该把别人眼里所谓的成功人生看成一个缝隙,它绝不是生命的整个模样。我们的生命里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比如做顿饭、散个步,这些都是生命自然长出的状态,是简单扎实的生活。
山里的小草不想长成大树,也不想假装鲜花,它不太在乎别的植物状态,它就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不卑不亢的,不会去想自己在生态位里只是一个非常低阶的小草。
问:您的书里有一种描述是,“过简单又扎实的生活方式”,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王小伟:生活为什么要简单?因为生活本来就是特别简单,它有自己的节奏,太复杂了不太像生活。
现代社会里,普通人的物质生活还是能得到保障的。我们现在每天都能吃饱,甚至还能经常吃到肉,还可以喝奶茶、点外卖,喝不同品牌的矿泉水,穿的衣服款式也特别多。
但是我们似乎把生活弄得特别复杂,我就经常想是不是应该再读一本书,是不是应该在未来五年有个大变化,我和我同事的关系要怎么微妙地处理。于是捧起《孙子兵法》,捧起《人性的弱点》《自卑与超越》,生活要这么复杂吗?它可以不这样。
人生不是难题。你看小鹿在山上跑、小兔子打洞、小孩子在花园里闹腾,他们都没有题目要做,我们现在却每天都在解题。
这可能是忘了生活本来的样子。也很难强求大家放松,大家都在卷,不然心里还不踏实。但是你可以保留另一个向度,生活本来可以很简单的,老把自己活在难题里,会非常遗憾。
三、放弃“断舍离”,对物产生感念
问:现在是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也出现了断舍离和极简主义等理念,您如何看待日常物品与我们生活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与物的关系?
王小伟:我不反对断舍离,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拒绝东西,而是要发自内心地崇敬东西。
断舍离的侧重点在把什么东西割舍掉,让它离开我的生活世界。《日常的深处》里谈的是我们要用心审查和哪些物品可以建立深层的链接,让它进入我的生命体验中。这两个角度不一样,但得到的效果可能差不多。
日本有“针供养”的做法,当针用了很多年断了以后,会把它插在豆腐上,让它在最软的东西上待着。
对物的感念,中国当然也有。我老家那边会晒腊肉,有一天我妈回来之后跟我说,这两天把肉拿进来,让太阳歇几天。日出日落,太阳有自己的节奏,不需要歇着吧。需不需要是一回事,有没有态度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对万物的深层次的感念。
对物产生感念,对物的态度很严肃,你自然而然地会让比较少的东西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客观上也实现了断舍离的效果。
为什么我觉得断舍离不太好呢?一是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兜售。 你看断舍离的图片,常常是一个特大的房子,家里放着设计师单品的家具,这是一种十分昂贵的生活。
另外,我觉得当你去努力拒绝一个东西的时候,拒绝本身会把那个东西放大。当然每个人处境不一样,有的人用断舍离的效果就特别好。
有一个读者看了《日常的深处》,给我留了一个言,我特别感动。她说他爸走了以后,火化完他们要整理遗物,有的要扔了,有的要烧了,有的要留下来。
她要扔东西的时候,她母亲就夺回来,每件东西都要讲一个故事,说她爸当年穿这件衣服的时候跟谁吵过架,跟谁下过棋、喝过茶,都讲出来了,她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
其实在她母亲眼里,每件衣服都对应着一个过往。我能在这里面感觉到很多温存。
问:现代社会虽然物品过剩,但现在的人普遍感到缺乏和不足,很多人通过买买买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这种缺乏和不足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该如何消除这种不足的感觉?
王小伟:这可能是一种现代病,不仅在中国,在欧美国家也很严重。马克·费舍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指出这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困境,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也在谈论这个问题。
现代社会里我们传统的价值都被解构了。上帝已死,传统已死,剩下了一堆松散的选项:要不要结婚?要不要买房?要不要读博?要不要创业?要不要“断亲”?我们逐渐失去了一个整体性的意义和叙事,要把个人的快乐当成为正确生活的唯一标准。
快乐等于幸福吗?如果能划等号的话,现代社会的快乐肯定比以前多一点,但为什么不少人感觉不幸福呢?为什么抑郁症患者的比例那么高?或许以自己快乐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生活方式是不健康的。
技术在这里是个帮凶,给你提供大量的便利和商品,让你尽量快乐起来。我不反技术,但或许有必要反思技术。
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其实有不少保守主义者,非常重视家庭、基督教价值,他们认为适度地回到传统,适度地回归仪式,可以帮我们缓和内心的空虚和痛苦。
我自己也正在经历这种痛苦,也时常感觉到意义感的丧失,我还没有标准答案,但在尝试用日常进行对抗,目前看效果还可以。
问:您认为现代人在追求幸福时容易陷入哪些误区?如何在物质丰富的时代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王小伟: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找到,但我明确知道快乐不等于幸福。幸福可能含有一部分快乐,但快乐肯定不等于幸福,如果你把所有的生活内容都当作是追求快乐,很可能会带来不幸。
叔本华曾说人生摇摆在两极,得不到会痛苦,得到之后会空虚。能让我获得持久满足感的其实不是快乐,而是看到一种关系的生成和强化。
比如说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快乐是短暂的。但如果全家人可以一起分享,就可以长久地获得充实感。
真正能让人感到幸福的,是爱而不是真理,当然更不是快乐。加缪就是这种看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 (ID:zhenghedao),口述: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日常的深处》作者),采编:米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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