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腔年代走出来的人

小说家理查德·耶茨很关心口红。有一篇小说的开头，他写一个小男孩看着精疲力竭、又对生活还怀有希望的母亲，“口红每次都涂到嘴巴外面去”。

在后面改编成了电影的《革命之路》中，男主人公弗兰克见到不喜欢的中年女邻居，一眼就觉得这人脸上的粉底太厚了，而“她的妆像是很不耐烦地胡乱涂抹上去的。”弗兰克的父母过世有几年了，如果不抬头去看五斗橱上摆放的照片，弗兰克无法想起他们脸部的细节，留下的印象是他父亲有点谢顶。

而母亲呢，弗兰克记得她“在嘴唇上小心翼翼地涂抹着口红”。有多小心翼翼？她涂口红时戴着无框眼镜，头发上罩着一个发兜。这个女人可不会把口红涂到嘴巴外面去。唇线也不会潦草，更不会容许头发蹭到嘴上，被口红粘住。

我们看见了这样一位小心、有些古板、追求受人尊重、也如愿得到了他人尊敬的人物。作为规矩的化身，弗兰克感念她让他也又规矩又平安。他因此觉得自己比妻子更成熟、在道德上更优越——归功于那平静、愉悦的童年（的一小段），他认为自己比妻子更善于控制情绪，就仿佛受人尊重是可以遗传的。

如果就这样模仿小说家的笔法来写我舅妈，我会写她的抹布。

八纬路28号院是狭长的。是一道狭长的折线，折角锋利，这和我们对“院子”的印象不同。一般来讲，一想到院子我们就觉得是方的（虽然听起来是圆的，但实际上几乎都是方型的）。八纬路28号有点像我们拿出一把折刀，打开刀刃，把它开到150度的样子。

刀把手最外侧是传达室，有个小花圃，侧身面对着八纬路。你可以把它的样子想象成一把打开后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刀，刀把安置于底座，底座就是八纬路，它在我的印象中是条小道，春天两侧梨花盛开，我们上学时就走在花瓣碎片上，鞋底滑溜溜的。现在它经历了一次次的城市改造，在文化、设计工程、“点亮H城夜晚”项目陆续进入后，则是条很像样的街道了。那么底座和刀之间那个竖直的小立柱——用于隔绝、固定，也用于展示——就是传达室、花圃，以及传达室门口的空地。

我到长大后才发现“单位”和公司的差别，也就是家属院和商业小区的区别，也是内外关系的差别。小区门口的保安，岗亭设在门外，或者半内半外，人肯定是在门外的，脸也向外。就算是冬天，哆哆嗦嗦地抱紧大衣，也在外面。

而在单位门口的人（就算如今已经外包给公司，是保安，而不是“值班人员”在那儿）是在大门以内的。无论是站，是坐，是在值班室内待着收拾信件报纸，还是在值班室门口吹风，他都在单位大门里。脸也不冲外。要等你唤他，他转过头来，“什么事”“找哪个”“什么单位的”。他是内部人。不能笑迎八方客。要是冲外，那岂不是谁都能来了？我想象了一个相声式的场景，相声演员故作惊愕地张大嘴，眼睛也是圆滚滚的，黑眼仁转上一圈，下巴挑起来捧哏，嚯，想来的都能来？

八纬路28号院的传达室大爷，根据气温、心情、忙活的事情不同，有时在屋里，有时在屋外。他也住在那儿，白班夜班都值，花圃也归他打理，他在那儿种菜。花圃边的土道，挨着他砖头平房的墙角，立着几排蜂窝煤。这侧墙没有窗户，面前方空地的那扇墙上才有漆了绿窗棂的两扇玻璃窗，跟屋门挨着，这就是单位传达室的配置，窗台上放着他罩着绿尼龙罩的暖水瓶。

倘若不是冬天，窗户上没蒙着水汽，他门上也没挂着比军大衣、比棉被还厚的棉门帘挡风，只悬着挂历纸包着小陀螺形状的珠子串起来成的长珠帘，就能透过珠帘看见那屋里炉子上烧着开水。他灌了开水，把小凳儿拿出来在门口坐着，唠一会儿，加口水。屋里一张两边堵墙壁的床——现在想来，也许是炕，无从得知了，那时我们小孩是不进他屋子的，尤其小女孩。进去多闷，多黑，又没玩的。他倒是坐在小凳上招呼我们：过来啊！给你糖吃。

走过，或者推着自行车经过传达室大爷门口的这块方形的空地，就到了车棚。车棚恢复了折刀的形状，和八纬路28号院的住宅楼一样，是狭长的，带一个锋利的钝角。九个单元，而不分楼，全部组成一栋长楼。同样，九个单元的自行车，顶上共享一条狭长的、带钝角的雨棚。

大家都是把自行车停在自己单元对过，但如果硬要往别的单元对过停，也不是问题。何况许多家庭都沾亲带故，院子又这么长。从一单元娘家，要扛一袋大米去九单元的自己家，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扶着过去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因此车棚不隔开，也不编号，隔几米立一条柱子，顶起雨棚，也有点秩序。自行车分内外两层放。在理想状况下，早到家的甘愿推到里边去，现实中，大家都乐意放外边那层，明早推出来方便。因此柱子两侧最拥挤，大家认为那是两全之地，自己推进推出方便，并且呢，也不那么算碍了别人。

在这九个单元的自行车中，就有我舅妈的。我和我母亲随着我爷爷姥姥住在一单元，她和我大舅住在八单元，不在一个单位，都算属于一个大系统之内，都是国家的一部分。一二单元上年纪、快退下来的人多些，多数家里有儿孙辈同住，比如一楼的佟爷爷，他在阳台外面圈了个花园，我上幼儿园大班那年，班级组织学农，要踩进水稻田，就跟佟家的小孙子冬冬借了一双雨鞋。

二楼的住户，不记得是哪个单位的了，总之老人家里有儿子，儿子和儿媳生了孙子，叫定定，妈妈几乎每天放学后都会吼孩子，基本是为不练钢琴、练不好钢琴的事。孩子小的时候凄哭不止，很快长成一个硬汉，再打都没声音。

我叫孩子，是以今天的眼光去看过去。其实定定比我要大几岁，因此在我母亲买来钢琴的时候（她为此很骄傲，下血本买了三千元的星海，需要四个人抬上楼），我相当恐惧。尤其因为每次牵我上楼时，听见定定妈妈在二楼打他，我母亲走到三楼后都会说，“这儿媳妇在婆家怎么还打孩子这么厉害。又不是女儿在娘家。”

到五六单元开始，就是年轻人多了。到八九单元，都是刚结婚的年轻人。在其中，我舅妈人端庄，工作体面，当然也就是正常的体面，在H城的这个区里的这条街的这个院子，没有哪个人是没有单位的。传达室大爷都是有单位的，拿退休金。今天，在我母亲看来，大爷比我强，也比我更“要强”。

闲话少叙，返回说我舅妈——她在端庄、戴一副眼镜、坐在办公室里上班这普通、正常的几点之外，还是外地人，来自一个沿海的小城市，也不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也不是“干部家庭”。因此她受到应有的尊重，却没受到格外的尊重，也不算受艳羡。我母亲会高傲地说，“工农兵！”此时指的不是职业或阶级身份，或成分，指的是恢复高考前的工农兵大学生，她认为含金量不高，前途不光明，且混进了没有文化或者家庭没有文化的人。

我姥姥会高傲地指出，不受艳羡只限于在八纬路28号院。倘若我舅妈回到她家庭、回到她出生的城市，就不一样了，她的两个姐姐都在当地工作，都进了厂子。在我姥姥看来，我舅妈是个相当、相当幸运的人。可说来奇怪，人们从不因为别人的幸运而尊重他们，就算那幸运是我们自己也真的十分想拥有的——例如中了十分了不起的大奖彩票——最多，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每天，我舅妈擦她的自行车，擦得锃亮。赶上下雨到家，她更要擦，把挡泥板也要擦干净。她说，趁着湿好擦，过一夜泥就泞上了。若逢下雪天，她会缓一缓，不那么急于早晨早下去一会儿擦车，早晨冷，再说了，擦完也会落雪。就算擦好了，把车停起来以后，也看不出哪辆车是谁的，都蒙着雪呢。

平日里，她在车座底下塞一块小抹布，擦车用。Well，其他人也塞，但也就擦擦车座，保证裤子不蹭脏了。或者加上车把手，雨雪天车把手总是湿漉漉的，能把手套也沾湿了，那雨棚带着缝，能挡住的雨雪，十之六七。我舅妈则是整台车都擦，包括车管，包括轮框，包括蹲下身擦辐条，甚至包括车座下面那个座管，女式26寸车的座管短短的，寻常人根本看不见。她说，抹布不是得塞回座位下面，捎带手就擦了，不是事。

到下雨天，许多好人都烦恼的事是，世间有坏人。干净人在自行车座底下塞了抹布，不干净人出门看见了天，喊一声，这么大！从背的涤纶兜子里拿出来雨衣穿上，到人家车座底下拿了人家抹布，擦自家的车座。有的人，湿漉漉地又塞回去了，对于好人来说，这是一条干净立整的抹布换了一条脏抹布，干抹布换了一条湿抹布。还有的人会把抹布塞到自己的车座底下，干脆骑走了，想着，到单位还得用呢，下班还得用呢。

有的人心想，我现在着急上班，着急去亲戚家，着急上医院，正好凑手，等用完了，就还回来。到晚上回来，也就忘了，没忘的，也可能想着，就一块抹布，还擦脏了，还回去都怪不好意思的，再说，就一块破抹布，谁稀罕这呢，别还了，那台车还不好找。甚至多用了几次，人还会生出新习惯，更觉得不必还了。你能想象得到，一个人看着那块从别人车座底下拿来、原本打算借用一次的旧抹布，心合计着——仍是以相声的语气，“还怪好用的咧，还怪好看的咧！”

大约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下，这种担心陌生人，也多多少少担心着邻居、熟人，同时跟邻居和熟人又比现代的城市小青年更为关心、更为注意、更为熟稔的情绪下，我大姨和我母亲长到了现在。

到今年，我大姨72岁了。我母亲，就算按照她户口本上减了一岁的错年纪，也68岁了。这个月我带她们俩去澳门玩。想去澳门，是因为我这一年住深圳，我母亲没去过澳门，我大姨呢，当年在单位里工作，年年要办招待活动，像年底酬宾一般，像团建一般，有时会带征订杂志的大户——都是各省相关单位的代表，不是个人订户——去港澳旅游。

她的印象是，那些单位，倘若这一年去的是武夷山、是西安、是张家界，通常就派个科员作为代表来。倘若这一年目的地包括港澳，那么，部长就亲自来了。通常来讲，在澳门仅一天，当天下午大巴车开去大三巴牌坊，拍好照吃团餐，当夜各地领导钻进澳门赌场，第二天出来，大巴车离开。这期间我大姨要做会议服务工作，帮着换钱、发方便面，向来不出酒店的。所以她对澳门的印象是极小，就一个牌坊，以及酒店里的赌场。

我们商量周末的安排。她们念着，你也不会总在深圳，你总要回北京的。我说，那我再带你们去香港、澳门看看。也去东莞的虎门，林则徐销烟的地方看看，还有松山湖，华为总部。她们说，说起来港澳，以前去都觉得没啥意思，澳门特别小。不过这就是最后一次去了，这辈子也不可能再去了。我就更说，那咱们去香港、澳门都看看。

有一个周日，我加班，找了台车在香港等着，她们从深圳北站出发，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下车，上我包的那辆车，游览一番中环摩天轮、蜡像馆、紫荆花广场、天星小轮、太平山顶，再坐高铁回来，二十几分钟就到了。另有一个周末，我自己和她们一起去了澳门。我也是第一次，走到哪里算哪里，搜索看永利皇宫有空中缆车坐，晚上灯光很好，我跟她们开玩笑，“你们不是最喜欢免费的？这就是免费的，咱们去吧。”

到了那里，前面排队一同“免费”的能有几百人，一共十数个缆车，每个轿厢能乘坐六人。我用当年找工作准备面试时学的技巧算了下，虽然几分钟能转一圈看不太出来，也觉得总要一两个小时才能排到。这时，旁边靠近了一个小青年，“我有房卡！拿房卡免排队，走前边住客专属通道，过去就上。我就收你们每个人30块钱。包一个缆车200。”

我将信将疑。小青年看我有点动心，说，“怎样，不信我这个卡呀？” 说着，攥紧了，在我眼前晃晃。

我说，主要不太信你。真能进？别是无效房卡。

小青年说，没事，不讹你。你跟我一块过去，下了缆车再给我钱就行，这还能讹你？保你坐上。坐完给钱。

我边琢磨，边排着队向前挪。

排在我们后面的是一对年轻人，非常漂亮的一对情侣。他们听着动心了，问我，凑一个？反正先坐后交钱。有别人一起，我好像就不那么怕被骗。我说好。排在我前面的一家人也动了念，说，还有空位吗，加上我们，我们这儿四个人，能坐下吗？我说，就一个位了。这时甚至觉得黑市交易有点像特权。

和小情侣一起，跟上小青年，去了专属通道外面。居然一个人也没有，小青年得意地说，你看！拿上卡，去吧，下来给钱，加我微信，下来以后联系，卡还我。情侣中的男孩拿了卡，向通道守门人一晃，对方问，几个？他说，五个。我们就上去了。

缆车陡然升高，经过一只伟大的龙头，咯噔一下，还有点吓人，再拐弯，便看到城市远处的辉煌与脚下耀眼的灯火。确然有火，音乐喷泉是喷火焰的，配着“好一朵茉莉花”的音乐，一片生动灿烂。我大姨问那男孩，你房卡等一会儿怎么给他？

男孩说，我加了他微信了。

我母亲说，这个生意倒好，生赚我们150块钱。这缆车又不是非得坐。

女孩说，双赢，我们也值呀，我看排队得三个小时起步。

我大姨说，我还是合计，他们这个买卖还是不靠谱。

我说，靠谱，咱们都上来了。他不是假的。

我大姨说，我是说这买卖不靠谱——他不一定能赚着钱。要是谁拿了房卡上来了，不还给他怎么办？

女孩说，拿着这房卡也没用呀，不还给他干嘛呢。

我大姨说，那要有人也想做这生意呢？或者就是怕麻烦。就扣手里不还，坐了一圈缆车，下来拿房卡走了。也不给他钱。出去到垃圾箱扔了。

男孩说，我加了他微信了。他可以跟我要钱。

我母亲说，那不是删了就删了。硬不给他钱也就不给了，还能落张房卡。

女孩笑，要这房卡干嘛呀！

我大姨说，他还是应该先拿到钱再让上来。人要是就不给他呢！

我有点怕小情侣录窗外景色的视频里都是在谈房卡，就很硬梆梆地说，现在这种事应该很少见了。来排队的都是要坐缆车的，谁是要抢他这个生意，偷他房卡的呀。

我大姨说，那也有就想白坐，不排队，下去就跑了不给钱的。

女孩又笑，就是，这种人应该见不到的吧。现在都挺诚信的，男孩说。

音乐渐弱，我们拐过了两道弯，快到终点了。我把我们三人的钱转给那个男孩，他下车后去还房卡。

是多少次抹布事件教育了我大姨和我母亲，让她们担心？一团热闹、好谈理想的社区里，常会发生利己主义的事件。抹布事件是真的，经常发生。尤其我舅妈是干净人，车干净，抹布也干净，她时不时拿回家去洗洗，晾干了再塞回去，这就更成了一块容易被借用的抹布了。中文里的借和劫是同一个发音，在现实中有时也颇为近似。

于是，我舅妈又改进了她的抹布方案。她在车座下放一块较大的抹布，自己包里再放一块小的。这样，大抹布令雅贼垂涎染指之后，她还能有一块备用抹布。而如果大抹布安全，那正好，用于擦轮轴等会染上泥、会在雪水雨水中滚上几道的部分，小的用于擦和身体接触的部分，譬如车座和车把手，更干净。这一套方案的考虑，是她用语言讲过的。这一套方案的实施，是我在一单元楼下见到过的。

没下雪也没下雨的晴天，她下班后回公婆家来吃饭，在楼下先这样锃亮地擦了一遍，擦得很简约，车本来也不脏。她再把大抹布叠叠，成细长的一条，折一下，塞进后座。吃完饭，我跟她和我大舅一起下楼，以便再玩一圈，就看见她从包的内兜拿出小抹布来，形式主义地拂了车座，带过去车把手，又塞进包上安了个暗扣的外兜去，想必是污物区。之后，他们二人便一起向八单元而去，左脚上了车踏板，右脚在地上紧蹬几下，车滑行起来，没等人骑上车，就到了。

我母亲看好我舅妈那块大抹布。她说，又吸水，又不沾灰。有时候她会专程骑到八单元楼下去，用我舅妈那块，擦完了车，再骑回一单元楼下停好。

你车上那抹布真好，我母亲说。

不是抹布呀，是手巾，我舅妈说。

有一天，接我回家时还下着毛毛雨，到家时雨停了，我母亲便径直骑了过去准备借用。然而这一天，车在，那块大抹布却没了。到家后我母亲就打电话给我舅妈通报这项消息。我听不到对面的反应，那时电话的效果比如今手机好，除非对面喊话，否则话筒堵在耳朵上，旁边的人是窃听不到内容的。反过来也可以说，那时电话的效果实在不如今天的手机——话筒声音小，并且不可调。

总之，后来我舅妈也改了办法，一条都不遗留在楼底下，每天都是带抹布回家，第二天再带抹布下去。只有骑在路上的那一段时间，抹布才安顿在车后座下面。

后来，八年以后，我们搬到八纬路南端、临八经街的院子，从靠近三经街的28号院搬过来，按照美国人的算法，会说是“向南搬了四个街区”。我只觉得是同一条街，并且还是和我母亲随着我爷爷姥姥住在一起。随着他们，是因为始终是他们分的房子，我们是其中的人口。不像如今，很多时候是老年人到异乡去，随着儿女住，即便其中有些自己要出力，或者出钱又出力，帮衬儿女带孩子，这是新的流动带来的。

我们还是和我大舅、舅妈住在同一个院子，这次是相邻的单元，我爷爷和我大舅特意选的。楼下的车棚小了很多，这个院子年轻人少，很少能见到儿童，因为已经房改了，不是纯粹的分房福利，而是单位出资、个人配一点，协助部分人去购买，政策先惠及有一定资历的人，于是离退休老人多，用不到那么大的车棚。我母亲出出进进，还会看到我舅妈的自行车，她说，你看，你舅妈都不骑了，还擦车。她那个车，那么干净。

在那时我舅妈换了工作，还是宣传性质的，换了单位后更为“对外”了。我大舅的工作也有了提升，她已经很少骑车了。随着这些变化，我姥姥对我舅妈的态度也有改变，更尊重了一些。我舅妈当然也有她的高傲，这时逐渐更多表现出来。不过她和我大舅没有孩子，到这时，42岁了也是没有，老人总有理由在背后表示不满。

那时不流传丁克的概念，没有孩子不是一种选择，都是失败无能和不幸的表现。甚至类似于所谓“鸡猴不到头”的民间说法，人们用没有孩子的后续事实，反回去说明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配。带着不满，我姥姥管我舅妈新的状态叫“扬巴”。这是我姥姥新习得的东北话呢，还是她老家的山东话？我不知道。

总之，如果孩子穿了新鞋，洋洋得意，可以带着戏谑和爱娇说，瞧这小兔崽子，瞧他扬巴的。如果街头推车，车里放个煤气罐，胶合板上架个锅，卖现炒鱼香茄子、现炒锅包肉的，现在盘下了饭店，对点菜少的老主顾没那么尊重了，进门时不是主动迎上来喊姐、喊大姨，点菜时不是自己过来，是让小姑娘来，一问三不知，结账时没提抹去零头的事，还得主顾自己去问、去商量，那么也是“扬巴”了。

扬巴以后，我舅妈是什么时候擦车的，我不知道，但人总不会让开轿子的司机去擦平时不用的自行车吧？她肯定还是自己擦的，一定是偶尔去，所以我见不到。

我大舅在48岁时因为胰腺癌去世。伴随的是一团糟的葬礼、有争无吵的争吵、被隐藏的社会关系一个月一个月地露出来，让我自诩看到了人性的真相。我舅妈在当地又工作了几年，之后调动到北京，过几年再申请提前退休，出国了——出国和她的外甥女住在一起。她没有小孩，从她们初中时期开始，扶持她的两个外甥女——我姥姥看不起的家乡小城的外甥女，一个很早去了美国读书，是很早的90年代去读寄宿制高中的那一代，另一个高中在国内读完，去了澳大利亚。

她选择了与美国的那个共度余生，那个外甥女叫她“二妈”。我还记得，澳大利亚的那个，一直学习很好，我舅妈常常提起，令她很荣耀。那个女孩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走在街上，楼上掉下一扇玻璃正好砸在她头上，很险才救回来，住了快一年的院。

这件事是我小时候听说的认识的人中间最大的灾祸，可能因为它的意外性质，感觉比那从黑龙江来H城看病时住在我家的，8岁的女儿得了白血病的一家亲人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小孩子不太懂得痛苦，也不太懂得死，甚至不怕死，掉玻璃砸破头这种意外则更为血腥，而且很城市化、很小学生，不知道哪天就降临。而且白血病无可防范，只能听之任之，接受偶然，接受宿命论，而掉玻璃这件事，让我上小学的那些年都走在马路牙子上，这样不会被楼上掉下来的东西砸到，又不会被车撞到，也算和命运搏一搏。

可能因为大舅检查出来胰腺癌是在9月，转年2月他就去世了，正好跨越了变冷的过程，现在想起来都是寒气。我也会想起，在八纬路28号院时，有一次我和我母亲到我舅妈那里去。她当时积极学英语，一是在新岗位的需要，有时要接待客人。面对港澳来宾，有时也是说英语更好交流。并且会英语对发展比较有利，会带来尚看不清的机会。二是英语好一些在当时看来较为国际化，也洋派，总之是进步的。

我母亲在大学英语系工作，和我舅妈走得比家里其他姐妹要近，可能也有她们都有点像这个家里的外人的缘故，有时被视为累赘，对这个家庭的父母产不出那么多无需质疑的信赖感情。

在我眼中，我舅妈是十分洋气的，她烫发，有时会讲起刚刚见过哪个国家的来宾，句子中间插入英文去说那个国家的名字，衣服花色也多。那天我们没坐在放饭桌的客厅里，是在他们家的一室户房子的卧室。邻门做了一墙的木质大衣柜，我舅妈拿出几件西装，让我母亲试穿。这边搭在毛衣外面，鼓鼓囊囊地整理，那边，我舅妈看看墙上的挂钟，说，“五点半我还得出去，六点钟有个约会。”

那是翻译腔的年代——No，和你想象的或许不一样，那不只是玉米碴子飘香的年代，还是“正大综艺”、中央电视台国际影院、考虑是否下海的年代，纷纷地在电大和函大学英文和粤语并且自己对词语作翻译的年代。人们自己去理解政策，自己去安置词语。约会还不限于男女浪漫的含义，更靠近约了人见面的意思，带着异域情调，听起来很文明。

她说出来，就像说“我和春天有个约定”一样自然，也像“我说好了今晚下班去同事病房看看”一样敞亮。我记得那种混乱——语义和道路微妙的不确定，以及混乱中一丝不苟的希望。那时她们多么年轻，生活中的不满和希望像分别挂起上衣和裤子一样可以共存，并行不悖，打开衣柜时迎向一排灿烂。那片灿烂，伴着奇特而不知所云的“约会”，也曾向我打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作者：淡豹（1984年生，小说及随笔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