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采访：熊韧凯、老月亮，作者：老月亮，头图：Photo by REVOLT on Unsplash
为了避开警察，梅二一行人选择凌晨出发，到达哈瓦那的海边时，太阳正在缓缓升起。
几个没有穿上衣的男子撕开包装，把安全套凑到嘴边，腮帮子涨得鼓鼓的，努力将其吹到最大——六个刚刚好，系在鱼钩上，顺着洋流，可以把鱼线带到足够远的地方。
温柔的朝阳下，渔夫们一言不发，看着安全套在蓝色的海洋中慢慢变小，梅二感慨道：
“这不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吗？”
那是2015年，梅二已年近不惑，他在现已解散的乐队“顶楼的马戏团”做了15年的贝斯手，自称“上海摇滚老卵”。
他和乐评人张晓舟从中国漂洋过海去古巴，本来是要为两位民谣歌手拍摄旅游纪录片，阴差阳错下，竟然变成了一场寻找古巴朋克乐队的魔幻之旅。
而那群用安全套钓鱼的人里，就有梅二要寻找的朋克乐手。
朗姆酒、雪茄、卡斯特罗、切·格瓦拉、配给制、汽油味儿、高昂网费……古巴是一个很难用七十年代中国或者朝鲜一言蔽之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个人人劳动、家家靠着粮本定额领取小面包、买个打火机都得去黑市的地方，因为邻近美国，摇滚乐已经通过“敌台”悄然入侵了60来年，“古巴的音乐从来就没落后于我们。”梅二说。
与古巴朋克第一次会晤后的三年里，梅二帮他们出过专辑、筹过款。去年底，为了拍出一部完整的纪录片，他带着朋克大哥“生命之饼”的主唱吴维、朋克导演阿木尔等人，飞了20多个小时，再一次去到了古巴。
我们找到了返回的阿木尔和梅二，跟他们聊了聊中国朋克的兄弟们。
一、人民不需要切·格瓦拉
梅二的胸口有一个握紧的拳头和破旧的红五星，左胳膊上是切·格瓦拉的头像。
那是还没有“顶马”的时候，梅二刚踏入社会，在广告公司上班，大学的乐队解散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喝一夜的劣质白酒。
在看了张广天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后，他不明白身边坐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傻逼，对着一个红色革命家流眼泪。出于好奇，梅二开始阅读切·格瓦拉的传记，由此竟然成为了一个左派青年。
在媒体“骚客文艺”里，梅二写道：
“革命和左派成了我和世界对抗的一个出口。我还幻想过有一天我去了古巴，当我露出我格瓦拉纹身的时候，那里的人民露出欣慰的眼神并请我一起喝酒。甚至我还幻想过去尼泊尔参加当时的毛派游击队，解放加德满都，成为文化部长，回访中国。”
十五年后，当梅二为了看一场古巴朋克的演出，真的去到切·格瓦拉在圣克拉拉的纪念馆时，他没有像当年想象的那样顶礼膜拜、热泪盈眶，还放了一个极臭的屁，轰动了同游的朋克哥们儿：我们在格瓦拉纪念馆遭受了生化武器的袭击!
古巴年轻人并没有相似的、为切·格瓦拉疯狂的青春，即使圣克拉拉树立着格瓦拉的雕像，到处都贴满与梅二胳膊上的同款头像，提起格瓦拉时，他们只表达了尊重，说：“他是一个好人。”
而对于梅二自己来说，他早已了解了英勇光环背后的残酷，也亲眼看到革命之后，赤裸裸的古巴人民生活。
“破败”，这是梅二对古巴最深刻的印象，年久失修的建筑、随便一拉把手就会掉下来的出租车门……一切都是破破烂烂的。
他在采访中又一次提到了此前写过几遍的龙虾，“那条龙虾与世长辞很久了”，从海边被打捞上来之后，龙虾不会立刻被送入嘴中，它还要坐着运输车，在政府的仓库里等待被分发，被端上国营餐馆的餐桌时，龙虾已经度过好几个忌日了。
在古巴，不光是食物，所有的物资都被严格管控着，用安全套钓上来的鱼只能偷偷送到黑市上去卖，每个人都必须劳动，而工资则被牢牢固定着，一个普通古巴人想要买一双鞋，得攒一年的工钱。
也不是没有高楼大厦的。梅二也曾路过卡斯特罗居住的区域，“像是在欧洲，一排洋房别墅”，只是，这些都与古巴玩朋克的人无关。
被朋克乐凝聚在一起的那一群古巴人，有农民、除草工、保洁阿姨，也有大学教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赚得不如出租车司机多。
梅二说，在古巴，想要挣到钱，要么家里有多余的房子可以办民宿，要么家里有车，才可以开出租，而办民宿需要装修材料跟官员有特殊关系才能弄到，开出租不被罚款，也得通通门道，“在古巴，知识分子不值钱，知识特别不值钱。”
在这样的环境里，下班之后，音乐是唯一的出口。
除了收听来自美国的电台，古巴的黑市里流转着一些珍贵的硬盘，都是从游客手里走私过来的，里面装满了“资本主义毒草”。
古巴没有墙，但网费贵得惊人，上一回得花掉一个月的工资，古巴年轻人最友好的打招呼方式就是连蓝牙，最近存了什么新的歌，拿出了大家一起分享。
做乐迷都如此艰难，搞乐队更得花一番心思。
没有吉他，就请人造一把指板 5 厘米厚的假 Rickenbecker ，买不到琴弦，就把自行车闸线抽出来做一根，从上一辈乐队那里继承的架子鼓骨皮破了，还好医疗是公费的，去照一张大号 X 光片安上……
靠着自己创造条件，到被梅二发现时，古巴朋克从 80 年代至今已经续存三代了。
梅二对朋克的热情并不比他们少，顶楼的马戏团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上海朋克圈的排头兵，除了写歌、演出，梅二还办了自媒体“敌台”，采访国内外朋克乐队，科普朋克知识，但收效甚微，并没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了解一种不讨巧的文化。
在那篇叫做《我居然没在格瓦拉的墓前痛哭》的文章里，他说：
“我觉得我来晚了十年，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左翼青年，我会在格瓦拉的墓前痛哭，并感受那种回家的感觉。可是，我在38岁的时候，梦早就破碎了，看到格瓦拉的一切都像是看到一个符号。”
在中国，“切·格瓦拉”这个符号从当年的滚青最爱演变了一次又一次，印着格瓦拉头像T恤、军绿背包早已经过时了。
更年轻的人们在听到这个名字时，脑中浮现的不是那个带着帽子一脸坚毅的英雄，而是穿着狱服的卷发男人对着镜头说：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从反抗标兵到时尚标签，再到最后的戏谑，第一次去古巴，梅二也许就察觉到，切·瓦拉格在中国的命运和顶楼的马戏团太相似了。
二、“虚无个屁”
梅二从古巴回来不久，顶楼的马戏团就宣布解散了。
这个乐队最初在迷笛上向橘红色的天空叫喊过“我们永远地年轻，我们永远地纯洁”，后来玩起了朋克，用三个和弦骂“朋克都是娘娘腔”，主唱陆晨想学臭名昭著的美国朋克 GG Allin 在舞台上拉屎，脱光了全身的衣服，可惜没拉出来，在警察来之前溜走了。
顶马第一张专辑采样过 AV ，有说吃了拉、拉了吃的《方便面》，也有全是上海脏话的《陆晨》，找了个工厂独立发行，刚连送带卖出200张就被勒令追回了。
2009年，那首挖苦世博会、传到境外的《上海不欢迎你》“玩”过火了，顶马一年没有在上海任何场地演出过。
乐队解散前，陆晨的声带断了一根，他们唱不动朋克了，开始了劲歌金曲和小清新。
一直用沪语唱歌，顶马甚至还吸引了一大批中年人，有乐迷告诉梅二，他爸想要一个《苏州河恋曲》的伴奏带，在公司年会上表演。
乐迷记得的还是那个“不要脸”的顶马，在演出时脱衣服不再是乐队的自我解放，变成了顶马演出的保留节目，很多人会在台下讨论“今天陆晨会脱吗”，他一出来就会起哄“脱！脱！脱！”。
殴打观众也没什么稀奇的，大家都有默契，这是“朋克”，乐队成员一跳水，大家就开始嬉闹，推推摸摸。
“摇滚乐在中国是一种快消品。”梅二说。
主唱离开之后，梅二和剩下的成员组了个有歌词的后摇乐队叫“反狗”，对于梅二来说，乐队要转型，首选肯定还是朋克，可是自己都四十了，“鼓手打不动了，我也弹不动了”。
心心念念的，还有古巴一身劲儿没有乐器可施展的兄弟。他接受采访，自己撰文，为古巴朋克众筹，捐款的人可以得到他托人翻译、设计的实体专辑《愤怒 虚无 朗姆酒》。
得知此事的中国兄弟们血也热起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的把这事办下来了。第二次众筹时，他们的钱已经够再去一次古巴，可以完成那部未竟的纪录片。
纪录片的名字叫做《愤怒与朗姆酒》，梅二告诉我，专辑名“愤怒 虚无 朗姆酒”引自一个研究古巴摇滚历史学者的文章，当他们第二次去到古巴时，朋克们真的一点也不虚无了。
“虚无是诞生在富人中的，现在的古巴朋克，就是穷人傻乐，每天都得讨生活，虚无个屁。”
第一代古巴朋克出现在80年代，那时的古巴还有苏联的援助，年轻人们不用每天跟饿瘪的肚子作斗争，他们想解放的是自己。
VIH 乐队的佩德罗就是在那时出现的。
西语中的“VIH”就是 HIV 的意思，古巴政府发现艾滋病毒之后，把所有的艾滋病人都关在一个医院里隔离，一批古巴年轻人为了和自己的亲人朋友团聚，主动用注射器注入了艾滋病毒，医院变成了无政府的乌托邦，也是古巴朋克最早的培养皿。
有先驱带路，现在的古巴街头，冒出一个鸡冠头、画眼线的孩子终于没人报警了，他们不必再用自毁彰显自己。
不过，哈瓦那平民街区里，唯一一个摄像头，还是正对着朋克乐队“里卡多的色情片”的主唱。这个乐队批判卡斯特罗的专政，从歌名就能看出来：《主席同志》《文化警察》。
讽刺的是，警察真的曾拿着假毒品上门，指控主唱吸毒将他逮捕，他对梅二说：在这个国家，我仅仅因为思考就被捕入狱。
第二代古巴朋克中，最有名的还有圣克拉拉的威廉。
对于朋克们来说，威廉才是领导人民独立的切·格瓦拉。威廉创立的“矿渣”是古巴第二代朋克中最有影响力的乐队，在古巴，每一个朋克乐队都会唱那首《Eres tu》（《是你》）：
“别相信演讲，也别相信某位大人物的甜言蜜语，不管你反对的是战争还是死刑，他们只给你两种选择，成为奴隶，或者士兵。”
朋克在古巴是代代相传的，一个成员去世了，就纳入一个新成员，一点一点带起来，卡洛斯就是那个被大哥威廉带起来的鼓手。
第一次见到卡洛斯时，他每天向梅二索要朗姆酒，喝得烂醉如泥，跑到街边调戏小姑娘，梅二离开的三年里，他和一个意大利女孩结了婚，在意大利住了一阵，可最后又回到了古巴。
卡洛斯觉得欧洲全是假朋克，生活得那么好，喊出来的愤怒都是演戏，他在那里失去了创作动力，就跑回来了。
梅二对卡洛斯说：“这就是我们生在这样的国家的好处，我们天生就有一个敌人，有反抗的根基。”卡洛斯表示完全同意。
回到古巴之后，卡洛斯完全戒了酒，想喝酒的时候就用酒洗洗脸。他的乐队里全是十几岁的孩子，卡洛斯想像威廉一样，教他们远离艾滋病、毒品和酒精，以身作则，为后辈树立一个好榜样。
不虚无的古巴孩子们就这样，白天扮演锄草工、清洁工、农民的角色，晚上排练、演出，等广场上的嗨曲放完，冲上舞台叫喊自己的愤怒。
每一个聚会都是一棵奇怪的花草，生长在这片培育痛苦的、贫瘠的土地上，天一亮立刻就枯萎。
就像纪录片的结尾所说：一场宿醉之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了。
三、朋克在别处
回到中国之后，他们的宿醉还没有醒。
阿木尔和吴维是去年和梅二一起去的古巴，阿木尔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平时靠接一些商业短片赚钱，吴维在阳朔帮别人看管酒吧，三个人能够凑在一起，都是因为朋克。
“武汉没有朋克，如果有，就只有吴维一个”，生命之饼是武汉第一支朋克乐队，主唱吴维在朋克届是公认的大哥，那句“我不会洒了我手中的酒，更不会松开我的拳头”一直鼓舞着后辈们。
阿木尔是内蒙孩子，他在家乡的旱冰场、歌舞厅和篮球场都办过朋克演出，到北京之后，他一边工作一边组乐队，也亏着钱为到台湾演出的大陆朋克乐队拍过纪录片《有朋克自远方来》。
他告诉我，自己看着古巴朋克那么穷，还要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歌唱，他也想去找点力量。
“现状总让我有种无力感，朋克是我喜欢的文化，我喜欢的东西，可是已经没几个人在乎了。”
的确，如果说朋克掀起过什么波澜的话，还是九十年代末，“无聊军队”们在五道口影响过一批青年人。短暂的辉煌过后，脑浊换了主唱，反光镜上了电视晚会，在接受Q杂志采访时，他们说：大家听音乐是为了高兴，我们不想传播负能量。
无聊军队之外，只剩“不过为了钱”的新裤子，和流量明星大张伟了。
他们也反思过朋克本身，朋克的形式固化，内容也止于表达不满，朋克只是一种年轻人的文化，脱离了穷困的环境、荷尔蒙消退之后，要一直做一个朋克乐队是很难的。
“就像电视机，过了几年换了很多牌子，那东西还是那东西。”阿木尔说。
谈起朋克的未来，梅二和阿木尔很通透：
“朋克这种音乐形式其实不会有太大发展了，要说死了也可以。
“可朋克是不会死干净的，永远有一部分年轻人还有改变世界的想法，而社会也永远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反抗，反抗有什么错呢？反抗是没有错的。”
在纪录片中，古巴人也表达了同样的默契：我们不期待改变，都六十多年了，什么都没变，我们是审问，审问政府，审问周围的一切。
这个月，《愤怒与朗姆酒》在北京第一次内映了。
这不是一个年轻人的聚会，到场的人都是老朋克们的老朋友，有 P.K.14 的主唱杨海崧，也有同梅二第一次去古巴的乐评人张晓舟。
古巴朋克让杨海崧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南京凑钱买乐器的日子，他说，年轻人现在可以接收到那么多信息，都没有时间一一去思考，玩摇滚没有那么稀奇了，其实音乐也没有那么重要，做手工业，种种花，都比做音乐强，如果只是年轻气盛，还是别做音乐了。
张晓舟调笑道：希望这个片子能够放映一百场，让那些整天只会迷笛草莓、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铁托们看看另一个世界，现在的摇滚乐都轻飘飘、软绵绵的。
他聊起声音碎片乐队砸吉他的事，主唱马玉龙问吉他手：你他妈的吉他弹得再好有什么用呢？再好的音乐形式，承载不了自己的表达也没用。
现场发言的人不多，梅二一直坐在黑暗的角落里。
Seven shut 的主唱王旭突然说，看完这个片子，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点希望呢？
他在一片安静中举起了拳头，这是朋克Pogo的标准动作，说：为了胜利！身边有一些笑声，也有几声应和：为了胜利！
放映结束，在朋友的簇拥中，阿木尔又喝大了，他一个人离场回家，在五道营迷了路。
阿木尔的工作室在完成这部纪录片的两天后关闭了，他说自己太累了，受不了了。同一天，“反狗梅二”因为发微博纪念海子逝世三十周年被炸了号。
一场宿醉之后，中年朋克该如何回到各自的生活，比他们的古巴兄弟起床锄草要复杂得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采访：熊韧凯、老月亮，作者：老月亮，图片来源：阿木尔、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