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少年，在珠三角城中村

S镇是个普通的珠三角乡镇，Y村是其中一个中不溜秋的城中村。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农民工进城务工已从早期的单人进城，孩子和老人留守在家的家庭模式转变为家庭进城，夫妻双方进城务工，孩子进城上学，甚至老人也一起进城来照顾小孩。由于城中村坐落在城市边缘，距离城市相近、交通较为便利且租房和生活成本相对低廉，大量外来务工及其家庭选择居住在城中村。

Y村最终形成了复杂的人口结构：外地人里，有夫妻双方在工厂打工的普通工薪家庭，有因在村里办厂、开店而居住在村里的个体经营户；本地人里，有年纪大了不愿进城生活的老人，有在村委工作、村里开店等生产在村而居住在村的核心家庭，有未婚而仍和父母一起居住在村里的年轻人。在复杂的人口结构下，Y村的青少年主要由外来务工且家庭收入中等偏下和没有进城的本地家庭的孩子构成。

深入Y村会发现，“手机成瘾”是这些在城中村长大的孩子绕不开的话题，无论是沉迷电子游戏还是沉迷短视频，Y村青少年对虚拟世界戒不掉的“瘾”已然造成亟须重视的青少年塌陷危机。

一、无孔不入的“瘾”

虚拟世界的“瘾”在Y村青少年身上已是随处可见：

Y村有个村民活动中心，村民管它叫村辅楼，一共两层，内设有空调和无线网络，主要是给村民办酒席、村里办大型活动、村民平时娱乐生活用。村辅楼门口是篮球场和小公园，在村里居住的人常常在此社交和娱乐。

走进Y村的村辅楼，会发现除了聚集打麻将和打牌的老人外，还有不少的孩子聚集在此打游戏。这些孩子都是外地孩子，他们平时放学和周末放假了就会来村辅楼，一是可以打球，二则是蹭WiFi打游戏。在村辅楼里不仅有WiFi，也有打球的借口逃避大人的监控。

而这群孩子以小学生为主，四五年级的孩子能独自拥有一部手机的并不多，能带手机来村辅楼玩的孩子自然成为被伙伴们环绕的中心。不能单独带手机出来的小孩们围绕着能带出来的几个，等着他们玩了一会儿后传递到自己手里，没排上队时就看其他人玩，刺激的游戏画面远比动画片和户外运动更吸引人。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在孩子间拥有号召力的重要道具。

Y村许多外来务工家庭选择将老人和孩子一起带到城中村来生活，一来孩子可以接受城镇化的教育，也不需要和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二来老人可以帮衬年轻夫妇照顾孩子，年轻人也可以照顾到老人。但由于在Y村居住的外来务工家庭大多数整体收入水平并不高，属于中等及中等偏下，夫妻双方基本上忙碌于工作，每天想办法赚钱养家，孩子的教育就落在了老人的身上。

Y村有个刘奶奶提到自家的孙子就发愁：孙子已经六年级了，马上要小升初，外地来的孩子如果成绩不好就只能上相对差的私立初中，不仅学费贵，同学也大多不学好，但自家孙子每天沉迷手机，奶奶根本管不住。一开始小孙子只是哭闹，一不给玩手机就缠着大人，有时候实在太忙了给手机给小孩他就安静了，没想到孙子的沉迷是愈演愈烈。

老人不是特别会用智能手机，等孙子长大一点以后根本防不住，手机密码孙子总有办法破解，藏起来也总有办法找到，甚至春节出去走亲戚时都要拿手机哄着才肯出门。一旦不给玩手机，孙子不仅会大声吼奶奶，甚至对奶奶拳打脚踢。

也不是没和孩子的家长说过，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打骂还能短暂地遏制一会儿，但马上又会重演。当孩子越长越大时，棍棒教育已经不奏效了，家长也拿他没有办法，只能任由他玩，“玩手机他就一直待在家里，总好过出去偷、出去抢。”

Y村本地小孩里，手机成瘾也是常态。本地住村里的人家家里经济条件都不差，多少有个备用机，有笔记本电脑，平时给小孩零花钱也不少。有的孩子一开始只是偷偷玩家里的备用机、偷玩笔记本电脑，被家长发现没收了以后有的是和家里吵架非要玩，有的则偷偷攒钱买自己的手机。

现在市面上手机这种电子产品愈发的廉价，不到四百元就能买到一部智能手机，更别提在二手市场上购买，价格更是低廉。青少年攒钱买一部智能机或者二手的品牌手机并不是难事，可以从自己每周吃饭的口粮里面省，从买零食的零花钱里攒，也可以和家里管得宽松的同学借，再用饭卡慢慢还。不少孩子都知道父母的支付密码，甚至有个初二的孩子偷偷刷父母不常用的银行卡在王者消费了近万元，用以购买游戏皮肤、游戏礼包等。

这些青少年一旦手机成瘾，尤其是游戏成瘾，家长的管束将迅速失去效力，不少孩子会因为玩手机和家长吵架，不给玩游戏则不去上学，更有甚者不给玩游戏要跳楼自杀，家长只能用纵容孩子玩游戏交换孩子相对正常的生活。

Y村有个小女孩，今年17岁，拒绝去学校也拒绝去工作，自称“抑郁症”。家人带她去看过医生也看过心理咨询师，做心理测试的结果也是有抑郁倾向，但怎么治疗都没有效果。在家里她并不走出房门，不参与家庭劳动，每天只打游戏、上网，每天只有饭点走出房间吃饭，吃完饭就回去接着玩游戏，但有朋友约着出门玩时她也会出门，今年还当了她一个好朋友的伴娘。

家长尝试过禁止她玩游戏，或者让她减少玩游戏，她则闹着要自杀，一旦不管束她玩游戏则不再哭闹。如果不让她吃饭让她停止玩游戏，她也能真的忍耐饥饿和家长对抗。家长实在管不了，只能放任自流，想着养着她几年可能长大一点就好了。

但这样的例子在Y村并不是少数，甚至有读完大学毕业回家开始“家里蹲”的青年，每天只在房间里打游戏、上网，不出去找工作也不参与家庭劳动，好似一块“滚刀肉”，家人怎么说都没用，逼得紧了则表现出轻生的倾向。久而久之，家长只能暂时搁置问题，养着孩子就好。

二、“瘾”从何而来

Y村青少年大范围的手机成瘾，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解读：

第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多元化，但监管和规范缺位。

信息技术发展之迅猛，远远超越了其规范与监管体系的建立速度，虚拟世界的混乱和无序会侵蚀现实世界长久以来形成的规范，使得尚未完全习得社会规范的青少年堕入其中不可自拔。现实道德规范在虚拟世界的失效是其混乱和无序的一大体现，匿名化的网络机制为个体在虚拟世界中罩上了肆意放纵的面具，产生了众多与主流思潮相悖的小社群。

个人情绪在虚拟世界的肆意发泄产生了大量反道德的话语，网络世界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和极快的传输速度让“流行”的制造变得轻易，而这种流行网络文化的产生是不需要现实道德成本的。“躺平”“摆烂”“及时行乐”“奢靡消费”等网络文化对于成年人可能是现实生活中压力发泄的出口，是一种自我调侃，而对于尚未能明辨是非的青少年而言，则形塑了其不正确的三观，成为其逃避现实生活的正当理由。

网络世界让全年龄段的人处于同一平台之中，而其中的信息却不加分别地展现在各年龄段不同特征的人群面前，对处在青春期特殊阶段且没有形成正确三观的青少年而言，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同与牛鬼神蛇共处无异。有些平台更是存在针对性地对用户进行个性化的信息推送模式，而不顾道德世界的需要，一味地刺激用户发言来增加话题度和流量。青少年面对这样的网络平台谈何自保？只能慢慢被引导为网络情绪的工具。

2007年苹果手机的革命性诞生引发了一场科技变革，其中也包括了依托于手机革命而走上蓬勃发展期的电子娱乐产业。电子游戏的不同载体决定着它的客户群体，硬件设备的革命式发展自然推动了游戏产业的变革。

传统的电子游戏以家用主机、街机和个人电脑为主要平台，这种设备在家庭日常中并不常见，青少年要接触到它们一定门槛，且并不便携。具有便携性的掌上主机同样价格昂贵，不是所有青少年都承担得起。而智能手机不同，它既具备便携性，同时具有极高的日常性，糅杂了日常生活、工作必需功能的手机在现代社会几乎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

2007年后，融入了电容触控理念的手机令“手游”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中，手机的便携性、日常性和必需性让电子游戏的门槛大大降低，青少年接触电子游戏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电子游戏也广泛地嵌入了大多数手机用户的生活。

但各大电子游戏所谓的青少年模式，并没有为青少年真正地锁上诱惑的大门。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了应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游戏的实名认证等，该规定实行至今，实名认证已成为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重要防范举措。

但青少年绕开实名认证的方式也同样简单，可以选择使用父母的身份证进行账号注册，或者使用渠道服进入游戏，也即授权已经实名过的手机账号登录游戏则可免去实名认证，许多孩子使用的是父母用过的二手手机，登录渠道服即可逃避实名认证的监管。

从本质上看，电子游戏和防沉迷之间在根本逻辑上就是相悖的。电子游戏作为被开发出来用以娱乐的商品，其底层逻辑就是诱导消费，因此所有游戏活动、玩法、角色的设置都是为了留住用户，不断增加用户黏性。在此逻辑下，仅从游戏开发商的角度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使用是远远不够的，未成年人只需要在网络上掩饰自身的未成年身份即可绕过监管，并改变不了未成年人对游戏的过度迷恋。

第二，青少年占据家庭地位上风，同辈群体示范效应加重手机成瘾。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们不再苦于基本生存，孩子们在家庭的地位也从改革开放前的散养转变为主导家庭的中心，以孩子为中心逐渐成了现代家庭的结构。“父母永远犟不过孩子”也成了现代家庭教育的无奈。

在围绕手机成瘾的争吵中，一旦孩子相对强硬或者成为“滚刀肉”，父母就将落于争吵的下风。因为父母不可能真的不顾未成年孩子的基本生存，也不可能使用过度的暴力遏制孩子的行为。在青少年心理问题频发的当下，父母更会担心过激的教育手段会导致孩子产生诸如自杀的极端的行为。因此很多父母会选择息事宁人，实在没办法时就维持现状，只要孩子还能去学校就行。

而青少年的同辈群体间尽是围绕网络世界的话题：电子游戏、动漫番剧、时尚潮流、明星八卦等，这些话题借着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快速地席卷了青少年，成为青少年间流行的“时尚”。而一个不了解这些话题的孩子，显然会和班里的绝大多数小孩格格不入。为了“合群”，孩子们会主动接触这些事物，大大增加了游戏沉迷的可能性。

尤其在乡镇，孩子们现实生活中的娱乐非常有限，居住在县城的孩子既不能像村里的孩子一样上山玩耍，也没有太多的公共娱乐空间，县城只有少数几个的公园、篮球场、羽毛球场等运动场所。甚至一到假期，在S镇的图书馆都是跑来连WiFi打游戏的孩子，这些小孩外放着手机音量打游戏，也并不会受到图书管理员的制止。当网络世界远比现实世界精彩、现实世界的朋友都讨论着网络世界时，手机成瘾好像成为乡镇孩子逃不开的大网。

第三，家长教育手段匮乏，家庭教育缺位。

当前青少年的家长普遍出生于七八十年代，S镇家长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70年到79年出生的家长学历以小学到初中为主，80年到89年则以高中到大专为主。这些家长在时代的巨变下仍然保留了相对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要么过度溺爱和保护，要么过度管制和暴力。普遍的低学历让家长在面对孩子在新时代下全新的教育问题时更是力不从心。

乡镇家长也往往没有做好言传身教的工作。乡镇家长的娱乐生活也被手机填满，短视频和电子游戏是乡镇家长最常使用的放松方式，下班后并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孩子，就算陪伴孩子也不知道带孩子做什么好，最后往往落于家长和孩子每人一部手机、老人看电视的局面，大家都不吵不闹、相安无事。

第四，学校对青少年的约束力减弱。

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下，道德发展了——人们意识到不能使用暴力手段教育小孩；舆论严苛了——教育事件受到广泛舆论关注和审判。直接结果就是学校的教育手段变得谨慎而温和，“避责优先”成为教育界的潜规则。

在孩子过早地接触网络世界的当下，孩子也开始“早熟”。但这种早熟是片面的早熟，空增长了见闻却没有增长心智，导致了孩子自以为成熟，甚至追随网络潮流来表达自我，但实质上并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青少年的自我在网络话语的刺激下过度地膨胀，和老师对着干也成了自我表达的一种渠道。

在S镇的初中里，孩子们都不怕老师，私下对老师直呼其名，几乎没有他们喜欢的老师。拒绝写作业、同老师吵架的行为并不鲜见，老师和学生仿佛成为敌对的两派，师生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

疫情时间的网课制度，更是让很多青少年开始沾上了手机的“瘾”。孩子一天都在电脑、手机前看网课，而家长不可能一整天盯着孩子是否认真，许多青少年就此钻空子疯狂地玩。再来是现在许多的作业都在网上布置，使用线上系统做作业和批改，青少年与电子产品接触的频率大大增加。对于乡镇本就缺乏优质家庭教育的青少年而言，学校教育的信息化同样是孩子手机成瘾、家庭教育尖锐化的诱因。

三、“瘾”与S镇青少年塌陷

毋庸置疑，网络成瘾是当今亟须重视的青少年问题，有必要重申网络成瘾带来的危害，也即青少年的全面塌陷。

第一，个人层面的塌陷。乡镇瘟疫式的手机成瘾令孩子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而在当今社会，显然读书仍然是乡镇青少年改变命运最简单、最直接的途径。因手机成瘾而荒废学业的青少年最终只能流入中专、大专，更有甚者会辍学，只有初高中学历。

但在现今劳动市场人才高度内卷的社会，学历是最基本的敲门砖，没有学历的这批青少年成长后往往只能在乡镇进行低水平的循环，或进入工厂做技术工人与流水线工人，或依靠家人在乡镇做小本生意，或进入大城市做体力劳动，但都很难积攒起改变家庭阶层的家庭资本。

信息化与自动化是社会生产的必然发展方向，社会对低水平、重复性体力劳动的需求只会减不会增，这些青少年成长后又将如何生存？且学习成绩差只是手机成瘾最直观的后果，手机成瘾真正侵蚀的是青少年的学习能力，而一个丧失学习能力的劳动者将如何在市场中生存？

其次，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扭曲了青少年的三观，让他们无法建立起对现实世界的正确认知。网络世界中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而这同样是许多游戏和短视频运营的底层逻辑，青少年的三观受到这些网络副产品的形塑，也开始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人生苦短”等不良价值。

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侵蚀了青少年的认知，父母与老师又失去了在教育上的话语权——孩子们普遍更相信手机而不是老师和父母。沉迷网络的青少年还将面临精神世界的价值塌陷。

在虚拟世界接受了超现实的感官刺激，可以完成超现实动作获得超越体验的青少年，不再信奉现实世界中的“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在虚拟世界已获得新生。在现实中等待他们的，可能将是长久的个人塌陷，是参与市场能力的塌陷，是难以逃出的生活困局。

第二，家庭层面的塌陷。青少年手机成瘾不可避免地将导致青少年与父母的紧张关系，青少年的网络成瘾也往往伴随着家庭生活的退出，即不再承担家庭责任，只享受家庭的资源。在父母与孩子不对等的亲子关系中，落入网络成瘾困局的亲子关系往往孩子占上风，哭闹则能换来享乐的等式一旦成立，孩子就可能出现家庭伦理的塌陷。在家庭生活中，这些孩子学会了要求自由却没学会承担责任，学会了享受权利而拒绝承担义务。

严重网络成瘾的孩子没有进入市场的能力，也拒绝进入市场，嘴上讲究个人主义、要家长给予自身自由，实际上则是无止境地啃老，是对家长的剥削。任其发展下去，日本社会严重的“隐蔽青年”问题将在我国同样泛滥，至少在一些乡镇“隐蔽青年”已是初见端倪。

第三，社会层面的塌陷。青少年网络成瘾、手机成瘾背后是一种异化的个人主义思潮，同时也是一种泛滥的享乐主义。一群习惯了享乐而无法再踏实勤奋向上的青少年成长起来后，无非是两个走向：一是蹲在家里啃老，成为不与社会接触的“隐蔽青年”，最终成为政府救济名单上的五保户；一是成为“三和大神”，游走于日结工和娱乐场所之间，变成一个个被流放的灵魂，不问明天不知归处。

如果有幸成家，可能网络成瘾的青少年会开始为了家庭而进入社会奋斗，但被“瘾”侵蚀得不剩多少的个人能力将令他们大概率陷于社会底层的低水平循环，又或者是在家庭教育上的恶性循环。从社会层面上看，乡镇青少年长久的手机成瘾将造成社会阶层的不断固化，原始家庭积累较少的乡镇青年更是难以实现阶层的跃迁，提升整体的生活水平。

网络成瘾、手机成瘾不仅是在欠发达乡镇留守儿童面临的困局，在发达地区的乡镇同样如此。从根本上看，青少年面临的诱惑、家庭教育的无力、学校教育的保守对于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和发达地区乡镇的农民工家庭或本地家庭是相似的，是当前多数相对底层的劳动人民家庭所面临的巨大危机。而这些家庭的出路又在哪里？这些青少年又将如何逃脱“瘾”的巨大骗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May，编辑：多点西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