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ID: fanpu2019），撰文：孟昕（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封面：pixabay
不管懂多少篮球，我们都很清楚自己赢不过乔丹。但不用学什么医学知识，我们都敢说专家“不靠谱”。
自2018年底开始，美国东北部各州相继爆发了“20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4月26日，美国已经确诊的麻疹病例达到704例，创下25年来新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麻疹患者年龄不到5岁，超过500名麻疹患者从未接种过麻疹疫苗[1]。在这其中，患儿家长所持有的“反疫苗”态度，无疑对麻疹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独有偶，近年来也疫苗问题成为国内舆论的焦点。2018年7月，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震惊全国；接着，武汉生物爆出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2019年1月，江苏金湖近百名婴幼儿使用过期疫苗引发恐慌。
除了疫苗本身质量问题意外，各类非法操作也让大众心力交瘁：今年2月，网曝石家庄医务人员注射时掉包五联疫苗；近日，又曝海南博鳌某医院给顾客接种非法走私的九价HPV疫苗。更不用提这期间，网络上还不断穿插着“疫苗导致孤独症”“HPV疫苗导致不孕”等各类谣言……这些不断涌现的负面事件不仅暴露了我国疫苗安全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也促使国内反疫苗思潮潜滋暗长。
而作为国际反疫苗运动的“大本营”，最近几年美国反疫苗运动呈现“井喷式”爆发的态势。 企业家出身且没有经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特朗普经常公开批评疫苗科学，其“疫苗使美国儿童变成自闭患儿”之类的言论时常见于报端。事实上，在美国有相当多的普通人对疫苗持怀疑态度。调查显示，近1/3的美国成年人反对公立学校强制接种疫苗。
可是，科学研究已经用确凿无疑的数据证明了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近半个世纪以来，疫苗对过去广泛传播的疾病的爆发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仅2000年到2017年间，疫苗便已经拯救了约2100万人生命[2]。
那么，为什么没有接受过医学训练的普通人会觉得自己比医学专家更接近真理呢？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Matthew Motta等人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达克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分析了反疫苗运动中公众对专家的态度及其所导致的政策立场。2018年6月，Social Science & Medicine杂志发表了这一研究结果。
所谓“达克效应”是一种认知偏差，一般是指：能力欠缺者由于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从而对其所掌握的错误结论产生“过度自信”的错觉。基于这一理论，Matthew Motta等人提出了研究假设：部分美国成年人持反疫苗政策立场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医学专家懂得更多。
问题缘起：一个世纪末的惊天骗局
我们知道，公众对疫苗接种的态度是复杂的，受到科学、心理、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综合影响[3]。尽管“疫苗怀疑”几乎与疫苗相伴而生，但真正令公众对疫苗的信任程度降至冰点的事件还要追溯到整整21年前。
1998年2月28日，英国医生Wakefield等13人在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声称在8个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体内发现了麻疹病毒，并明确指出该病毒来自于儿童在1周岁左右接种的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MMR）。换言之，他们认为MMR疫苗才是导致儿童患自闭症的罪魁祸首。
Wakefield等人的言论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普罗大众的舆论中兴起巨大波澜。而在这一过程中，谣言如同瘟疫般传播，种种疫苗“妖魔化”的议论甚嚣尘上。
尽管这一结论在六年后被证明“实为伪造”，Wakefield也于2010年被吊销了行医执照，但怀疑的种子依然被深深埋下，这场世纪末的闹剧和被裁撤的论文一起成为了疫苗阴谋论的一面“旗帜”，影响至今。
一方面，阴谋论使得部分公众对疫苗安全性和该领域的专家产生了反感，部分支持者甚至认为政府和制药行业为了实现各种政治和财政目标，故意“掩盖”了证明疫苗危害的研究。
而另一方面，对疫苗的有限认知和关于疫苗的错误信息也深刻影响着公众的态度——公众出于对于已掌握知识的“过度自信”而拒绝接受疫苗。
“美国成年人通常对疫苗的安全性一无所知，同时又轻易相信其得到的各种错误信息——尤其是关于疫苗与自闭症之间联系的。广泛的信息来源，互联网博客和各种媒体都加强了这种错误的引导。一些错误信息导致了一种看法，即强制接种疫苗是制药行业的影响，这促使很多人更加注意疫苗的风险，而不是它对公众健康的重要作用[4]。”
直击现场：“过度自信”与“怀疑专家”
那么，在疫苗问题上，哪些原因会导致普通人认为自己比专家懂得更多？对于这群“过度自信”的人，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对疫苗接种的态度呢？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研究者们于2017年12月通过国际调查抽样组织（Survey Sampling International）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有1539人参加了这一研究，完成率为85% （final N = 1310），其后研究者按照美国2017年人口普查（CPS）的基准对这些数据进行加权，以反映性别、种族、收入和教育方面的人口基准特征。自闭症知识的掌握情况、关于自闭症的错误信息以及对于疫苗专家的态度成为了这一研究中重要的衡量指标。
多项数据结果表明，“过度自信”与“怀疑专家”，在受调查的美国公众当中是广泛存在的。
我们发现在样本之中，有3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对自闭症病因的了解与医生和科学家一样多或更多。尽管有许多人肯定了专家的作用，但仍有42%的受访者对非专家的信息持信任态度，有38%的受访者认为非专家应该发挥主要的决策作用。我们还注意到，虽然我们的样本对自闭症的病因了解不多，但其对错误信息的支持程度却相当高。
更重要的是，该研究还进一步表明，“过度自信”与受访者的接种态度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即“过度自信”与支持强制接种疫苗政策呈现负相关。缺乏认知可能会改变公民对自身知识的看法，那些对自闭症知识掌握较少或者容易被错误信息迷惑的个体，更加容易参与到反疫苗活动中来，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比医学和科学专家更了解自闭症的病因，这就增加了这一研究主题的复杂性。
除此之外，我们的分析还表明，这种过度自信可能会产生重要的政策后果。样本中过于自信的个人对强制性疫苗接种政策的支持程度较低，而且倾向于提高非专家在决策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
这一发现表明，对非专家疫苗态度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而这些结论都如涓涓细流汇入江海，给予今后的疫苗研究以启迪。
达克效应：无知者无畏
达克效应获得了2000年的搞笑诺贝尔奖，而关于这一现象的研究灵感起源于一场抢劫案。1995年4月19日，美国匹兹堡一男子麦克·阿瑟惠勒（McArthur Wheeler）试图抢劫一家银行，抢劫前他在脸上精心抹满了柠檬汁——柠檬汁加热后会转变成棕色，他天真地以为有了柠檬汁的伪装便可以改变原有的肤色，从而逃避抓捕。
不出所料，其大摇大摆抢劫银行的行径很快就遭到了警方逮捕，而直到阿瑟惠勒看到银行的视频监控录像，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脸部在镜头中清清楚楚[5]。
摄像头下的阿瑟惠勒，脸上涂着柠檬汁（来源：http://www.kiwireport.com/heres-man-rubbed-lemon-juice-face-rob-bank/）
实际上，无知比知识更容易令人自信。在许多社会领域，人们都会倾向于对自己的能力持有过于乐观的看法。对此，社会心理学家邓宁（David Dunning）和克鲁格（Justin Kruger）解释道：过高的自我评价是源于这些人在其不熟悉的领域中承受了双重负担。一方面由于欠缺专业的知识技能，他们往往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并作出欠佳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元认知能力（元认知能力即人对自己的认知过程的认知能力），这些人总是难以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水平，从而容易滑入“过度自信”的深渊之中。[6]。
达克效应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由于缺乏元认知能力，有些个体往往难以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结果也就更难识别自己的真实能力水平——他们虽然技能水平不怎么样，却沉浸于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而无法发现自己糟糕的表现。比如说，很多差生都会对自己的考试成绩“蜜汁自信”，而没有社会经验的高中生则常常认为自己具有更强的领导能力[7]。
然而，专业技能不足，就一定会陷入到达克效应之中吗？
学者们认为，答案取决于人们所涉足的领域。在某些领域之中，专业技能不单单是知识或智慧方面的，还取决于其它因素，例如身体技能。一个人不必精通篮球战略和技术，便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单挑”中战胜乔丹——他可以敏锐地、甚至是痛苦地意识到自我能力的极限，并对自我的能力边界做出较为正确的定位。也就是说，一个人因为缺乏篮球技能而不能做职业球员，同时他也能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缺乏篮球技能。
然而，对于另外一些领域而言，专业知识就赋予了在该领域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例如，对语法规则或推理逻辑有深刻理解的个人往往也是熟练的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在这样的领域中，缺乏专业知识意味着不仅无法胜任这一工作，还无法评估自身的技能，换句话说，这些不称职的人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是能力不足的，从而容易陷入到“过度自信”之中[6]。
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缺乏必要医学知识的普通人，会觉得自己比医学专家懂得更多了。一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言：“我们这个时代让人困扰的事之一，是那些对事确信无疑的人其实很蠢，而那些富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却总是怀疑和优柔寡断。”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美国麻疹病例数创25年新高》
[2] Joslyn, R.M., Sylvester, M.S. (2017). Th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accurate beliefs about childhood vaccinations. Am. Polit. Res. 1-22
[3] Larson, J.H., Cooper, Z.L., Eskola, J., Katz, L.S., Ratzan, S. (2011). Addressing the vaccine confidence gap. Lancet 378 (9790), 526–535.
[4] Jolley, D., Douglas, K.M. (2014). The effects of anti-vaccine conspiracy theories on vaccination intentions. PLoS One 9 (2), e89177
[5] Fuocco, M. A. (1996, March 21). Trial and error: They had larceny in their hearts, but little in their heads. Pittsburgh Post-Gazette, p. Dl.
[6] Kruger, J. , & Dunning, D. (1999). 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7(6), 1121-34.
[7] Felson, R. B. (1981). Ambiguity and bias in the self-concept.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4, 64-69.
[8]Sciencedirect Knowing less but presuming more: Dunning-Kruger effects and the endorsement of anti-vaccine policy attitudes
《返朴》，致力好科普。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文小刚与生物学家颜宁联袂担任总编，与几十位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一起，与你共同求索。关注《返朴》（微信号：fanpu2019）参与更多讨论。二次转载或合作请联系fanpu2019@outl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