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方历史评论（ID：ohistory），作者：周濂，头图来自：东方IC
今天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5.8-1992.3.23）诞辰120周年。东方历史评论重新刊发此文以为纪念。
哈耶克无疑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美国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国民评论》杂志的创办者小威廉·F·巴克利盛赞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是“给沉醉于中央计划所带来的社会幸福和经济繁荣的激情时代的……一剂清醒剂。”
然而令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倍感尴尬的是，在1957年举办的朝圣山学社第十次会议上，哈耶克发表论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与保守主义做了明确切割。如何回应和消化哈耶克的这个声明，长期以来是美国保守主义者的一块心病。最常见的解释是哈耶克的自我声明名实不符：鉴于哈耶克的很多核心论点，比如强调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反对建构理性主义、主张经济和道德领域的自生自发秩序、对传统的尊重等等，都与保守主义有着很强的家族相似性，所以哈耶克其实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此外，还有论者主张美国建国之父们就是自由主义者，而哈耶克致力于维护这一自由的传统，所以称他为保守主义者并无歧义，例如乔纳·戈德伯格认为此文更恰当的标题是“我为什么不是一个欧洲保守主义者？”。言外之意是哈耶克反对欧洲的保守主义但不反对美国的保守主义。
以上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论者可以在哈耶克的论著中轻易找到相关的佐证。比方说，哈耶克承认美欧政治光谱之间存在错位：“在欧洲被称作‘自由主义’的东西在这里是美国政体所赖以建立的共同传统：因而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便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既然美国既存的是自由制度，那么“维护现存制度经常就是维护自由。”
尽管如此，本文认为以上解释没能公允地面对两个问题：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哈耶克此文不仅针对欧洲的保守主义，同时也是在批驳拉塞尔·柯克为代表的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其次，虽然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会在特定时期形成短暂的政治结盟——对此哈耶克也直认不讳，但是哈耶克更强调的是，由于二者的哲学理由和证成基础不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反复重申的主要论点。
本文尝试从五个方面澄清以上问题。首先，我们将在第一节介绍1950年代发生在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作者注：上世纪20-30年代，由于进步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将“自由主义”一词占为己有，为示区别，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转而用“自由意志主义”自谓，但是哈耶克并不接受这个标签，而是自称“老辉格党人”，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上通常称他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后文将对此做进一步的澄清和说明。）与传统的保守主义（traditional conservatism）之间的三次重要辩论，以期从思想史的角度厘清哈耶克写作的时代背景与动机。
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引入亨廷顿关于保守主义的三种定义（贵族式的、自主式的和情境式的）辨析哈耶克与保守主义的关系。第二节意在指出，当哈耶克批评保守主义的神秘主义、反智主义、等级制以及推崇权威与特权的倾向时，他反对的是“贵族式”定义。第三节意在表明，当哈耶克批评保守主义因为缺乏“政治原则”所以会被社会主义拖着走的时候，采纳的是“情境式”定义。第四节的主要论点是，虽然哈耶克与“自主式”定义的保守主义——这也是保守主义最富哲学意蕴的部分——具有相当的重合度，但这依然不足以支持他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最后一节我们将试图给哈耶克的政治光谱做一准确定位。
一、融合主义之前的三次论辩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起要追溯到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时期，彼时，美国国内新政自由主义一枝独大，国外面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思维模式，几支理论旨趣各异的力量，包括好战的反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以及传统的保守主义，开始互相吸引，并在二战之后逐渐汇聚在“保守主义”这面大旗之下。由此可见，当代美国保守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权宜之计”的色彩，它更多地是由反对的对象而非支持的理念所定义，一旦时移势异，比如共同敌人的消失或者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就面临解散或者重组的危险。反之，为了维系和强化“联合阵线”的凝聚力，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就必须进行艰难的理论整合工作，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把“权宜之计”转化成为“重叠共识”。
在盘根错节的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内部，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之间争论可谓最激烈也最旷日持久。自由意志主义者主张自由是最高的政治善，其内容包括自由选择、自愿结社、个体判断、自我所有权以及私有产权的绝对神圣性。由于主张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最大化个体自由，所以强烈反对国家与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认同小政府或者守夜人的国家（政府只需要提供司法体系、军事保护以及警察治安即可），极端者甚至主张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相比之下，传统的保守主义者虽然关注个体自由，但更看重习俗、传统、惯例、宗教和传统，把它们视为人类繁荣以及社会秩序与稳定的必要条件，把自由意志主义者视为对秩序和德性的威胁。
上世纪50年代，有三场辩论最值得一提。1957年安·兰德出版畅销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短短几年之内销量超过一百万册，日后成为自由意志主义理论领袖的莫瑞·罗斯巴德以粉丝身份给安兰德写信，盛赞此书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
安·兰德称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客观主义”，她的价值观可以简述如下：“人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追求个人幸福是最高的道德目的，绝不能为了别人牺牲自己，也不要求他人为自己献身。” 根据这种极端的唯我论，安·兰德主张彻底摒弃宗教、集体主义以及利他主义，唯一能与人类自由相协调的经济制度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安·兰德自称：“我正在挑战的是2500年的文化传统。”
同年12月28日，惠特克·钱伯斯在《国民评论》杂志以《老大姐正在盯着你》为题激烈批评安·兰德的个人主义和反传统立场，指控她是典型的尼采主义者，其政治观点最终将导致纳粹主义，小说里的几乎每一页都可以听到一个声音：“滚到毒气室里去！”安·兰德没有直接回应钱伯斯的批评，但在日后声称《国民评论》是“美国最糟糕和最危险的杂志。”她毫不客气地指出，该杂志把资本主义和宗教混为一谈，用迷信玷污了理性。
另一场辩论发生在弗兰克·迈耶与拉塞尔·柯克之间。柯克被公认为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精神教父，他在名著《保守主义的心灵》中对个人主义进行了严厉的驳斥：“真正的保守主义，未受边沁主义或者斯宾塞主义感染的保守主义，与个人主义是针锋相对的。个人主义主张社会的原子主义；保守主义主张精神的共同体。”柯克相信个人主义者不仅反基督，而且其政治后果必然导致无政府，这与传统保守主义者笃信宗教，尊重习俗、传统、惯例以及前人的智慧迥然不同，因此一个人在逻辑上不可能同时是个人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弗兰克·F·迈耶多次批评柯克，认为他根本不理解自由社会的观念和制度，其观点不过是“这个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另一种伪装”。
正如布拉德利·J·波泽尔所言，从历史的角度看，哈耶克与柯克在1957年的朝圣山学社第十次会议期间的辩论可以被视为20世纪非左翼思想内部最重要也是最开诚布公的辩论之一。哈耶克与柯克都自认为老辉格传统的继承人，都高度重视并且尊敬埃德蒙德·柏克的政治思想，二者看似同属一个政治传统，但是哈耶克却拒绝“保守主义”的标签，直陈自己为“不悔改的辉格党人”；相反，柯克全身心地拥抱“保守主义”，自认是一个“哥特式的浪漫主义者”或“波西米亚式的托利党人”。
柯克将哈耶克归入自由主义阵营，在《保守主义的心灵》以及一系列文章里激烈批评哈耶克，认为他“和‘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学家以及多数当代自由主义者如小阿瑟·施莱辛格要对肤浅和错误的人性假设负责。期待单单依靠经济学理论来拯救我们是错误的；将生产和消费理解成为人性的本来目的也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哈耶克虽然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只字未提柯克的名字，但是正如著名出版人亨利·勒涅里（Henry Regnery）在回忆录中所说，此文无疑受到了“柯克著作的成功及其观点所代表的影响深远的立场的激发。”
上世纪50年代的这三场争论凸显出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在理论上的深刻分歧，其核心争点可以归结如下：第一，自由与秩序、自由与权威，尤其是自由与德性的关系到底为何？借用罗斯巴德日后的总结：“德性行为（不管我们如何定义它）应该被强制推行，还是应该交由个体自由和自愿的选择？”第二，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还是宗教和道德的问题？对柯克以及传统主义者来说，答案显然是后者，他们认为哈耶克及其同道未能充分理解的真理正在于：经济秩序不可能“离开道德秩序长期存在”。
迈耶最先意识到“融合主义”（fusionism）势在必行。针对传统保守主义者，迈耶指出未经自由选择的德性不是德性；针对自由意志主义者，迈耶辩说缺乏道德的个人主义不过是在制造混乱，而混乱进一步会导致另一种类型的压迫。1964年迈耶主编出版《何为保守主义》，在这本被后人誉为美国保守主义《联邦党人文集》的文集里收录了拉塞尔·柯克，威尔莫尔·肯达尔，维尔海姆·洛卜克、小威廉·巴克利等名家的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哈耶克的《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如前所述，哈耶克此文看似针对欧洲保守主义，但他的批评也是直接针对柯克为代表的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很难置时代背景和哈耶克的初衷于不顾，简单将其划入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阵营。
二、自由与权威
在辨析哈耶克是否为保守主义者之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定义保守主义？乔治·H·纳什怀疑存在“任何单一的、令人满意的、无所不包的关于那个叫做保守主义的复杂现象的定义。”甚至认为“保守主义内在的就反对精确的定义。”纳什的论断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比如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关于保守主义存在着“三个宽泛且相互冲突”的定义：
“第一，贵族式理论把保守主义定义成个别、独特且唯一之历史运动的意识形态：它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封建贵族阶级对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兴起的一种反应。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则是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样保守主义就和封建主义、特权地位、旧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纪精神以及贵族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与中产阶级、劳工、商业主义、工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保守主义概念在“新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的批评者中非常流行。
第二，保守主义的自主式定义认为，保守主义并不必然和任何特定群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它的出现也不依赖于任何社会力量的特殊历史结构。保守主义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autonomous）观念体系。它以普遍价值来定义自身，例如正义、秩序、平衡、协调。它表明保守主义不仅在当代美国是相关的和可取的，而且是任何历史环境下都适宜的政治哲学。
第三，情境式定义把保守主义看作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产生于一种特殊的但经常重复出现的历史情形，在这种情形中存在着一个针对既定制度的重大挑战，既定制度的支持者采用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进行防卫。这样，保守主义就是一种可以用来维护任何既定社会秩序的思想体系，无论何时何地，也不管出于何种角度，只要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本质或存续提出根本性挑战，它都坚决反对。”
亨廷顿本人对这三种定义的取舍态度非常明确，他否定贵族式和自主式的定义，主张情境式的定义，在美国1950年的语境下，这意味着真正的保守主义“只能来自于那些深切关注美国制度之维护的自由主义者。”本文不拟深入探讨亨廷顿的具体思路，也不打算给保守主义下一个融贯一致的定义，而是借助亨廷顿的区分，指出无论根据哪个定义，哈耶克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贴上保守主义者的标签。
我们先来探讨“贵族式”定义的保守主义，亨廷顿不认同这个定义，他的理由是“在贵族制或封建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赞成贵族制的人可以阐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赞成贵族制的人也可以阐述非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必须承认保守主义的最初形态就是“贵族式”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自由主义所反抗的保守主义特质，在这个意义上，就如亨廷顿所言，它“和封建主义、特权地位、旧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纪精神以及贵族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与中产阶级、劳工、商业主义、工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按照“贵族式”的定义，哈耶克显然不是保守主义者，事实上，早在《通往奴役之路》1956年的再版序言中他就对此有了明确的表示：
“真正的自由主义仍旧有别于保守主义，而且混淆二者是危险的。保守主义尽管是任何有序社会的必要成分，但并不是一种社会项目；就它的家长式作风、民族主义和崇拜权力的趋势而论，它常常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就它的传统主义、反智主义以及惯常的神秘主义倾向而论，除了在很短暂的幻灭时期，它永远都不会吸引年轻人以及所有相信这个世界若要变得更好某些变化就是值得追求的人。依其本性，保守主义运动必然会成为既有特权的辩护者，而且依靠政府权力来保护特权。然而，自由主义的本质则是否定任何特权，如果特权是在适当和原初的意义上被理解，也即由政府赋予和保护的、无法与其他人平等分享的权利。”
在一年后发表的《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哈耶克针对“贵族式”保守主义的种种特征，如家长式作风、崇拜权力、反对民主、反智主义、为特权辩护，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和批判。
哈耶克认为，因为保守主义者恐惧变化，对新事物怀有忧心忡忡的不信任，导致他们“倾向于使用政府的权力来阻止变化或限制它的发展速度。”这与保守主义的另外两个特点——偏爱权威和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紧密相连。例如保守主义担心的不是“政府权力”本身，而是担心政府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上，保守主义者“本质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没有原则，所以其主要希望必然是智者和好人进行统治。”因为保守主义者不反对运用政府强制力去推行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
哈耶克直陈保守主义并不真心认同自由市场制度， “保守主义者通常都是保护主义者，在农业方面总是支持社会主义者的方法。另外，许多保守主义的领导人在设法使自由企业丧失信誉方面，和社会主义者是争先恐后的。”
民主在哈耶克的价值排序中低于自由，但这不等于他反对民主，相反，哈耶克“对保守主义反民主的倾向毫不同情”，在他看来，“要反对的是未受限制的政府，而不是民主。”民主在哈耶克眼里，类似于丘吉尔的那个著名判断：“是我们不得不从中选择的许多政府形式中危害最轻的一个。”
针对保守主义的等级制和特权倾向，哈耶克一方面承认“在任何社会里总有一些明显优秀的人，他们与生俱来的标准、价值和地位应该得到保护，他们与其他人在公共事务方面应该有更大的影响。”——这让他与平等主义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哈耶克坚持自由主义“职位向天赋开放”的机会平等原则，“否定任何人有权威决定谁是这些优秀的人”，主张“精英分子必须通过在应用于所有其他人的相同规则之下保持自己的位置的能力来证明自己。”——这让他绝不会接受“贵族式”保守主义的等级制和特权观。
在纯粹思想领域，哈耶克批评保守主义“并不相信争论的力量，它最后的一招通常是采取声称自己有超常智慧……”，“我个人认为，保守观点最不能接受的特征……就是它的反启蒙主义。”
综上可知，在任何意义上哈耶克都不会是一个“贵族式”定义的保守主义。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哈耶克对一切不受约束的专断权力——无论是在政治领域、道德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无论是君主、人民还是国家——始终保持警惕。这也正是哈耶克自称“一个不悔悟的老辉格党人”而且特别强调“老”这个字的根本理由所在，因为从诞生之初起，对“那些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言，“辉格主义一词就是他们最讨厌之物的代名词”，因为辉格主义“曾经是一贯反对所有专断权力唯一思想体系的名称。”
三、改道抑或缓行？
“情境式”的保守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守旧的气质和倾向。就像塞西尔所说：“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那是一种厌恶变化的心情；它部分地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地对经验而不是对理论论证的信赖；一部分产生于人们所具有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人们熟悉的事物仅仅因为其习以为常就比不熟悉的事物容易被接受和容忍。”
哈耶克在一定意义上承认这种“天然的守旧思想”的合理性：“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是对剧烈变化的一种合理的、可能是必要的、并且理所当然广为流传的反对态度。”（作者注：欧克肖特在《论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中指出，与其说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型态，还不如说是“人类活动的某种意向”（a certain disposition of human activity），其特征是“喜爱熟悉的甚于不可知的、喜爱已被试过的甚于尚且未明的、喜爱真实的甚于虚幻的、喜爱实际存在的甚于可能发生的、喜爱有限的甚于无穷的、喜爱亲昵的甚于疏远的、喜爱充足的甚于过当的、喜爱合宜的甚于完美的、喜爱当下的欢愉甚于乌托邦式的狂喜。”）“如果保守主义者仅只是不喜欢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太快的变化，那也就没有太多可反对的了；在这里赞成谨慎行事和缓慢的过程的理由实在是很充分的。”但是哈耶克对“情境式”定义的保守主义的同情也仅止于此。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哈耶克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当大多数被认为是进步性的运动都拥护对个人自由的进一步侵犯的时候，那些珍惜自由的人可能会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反抗运动之中。在这里他们发现自己很多时候和那些习惯于反抗变化的人站在一边。在现实政治方面他们除了支持保守的政党之外通常别无选择。然而，我试图界定的立场经常也被说成是‘保守主义的’，但它和传统的保守主义差别很大。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关系中存在着危险……”
“珍视自由”的人为何会与“反抗变化”的人结成同盟？这是因为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进步运动不仅危及个人自由，也会带来剧烈的变化，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出于不同的理由结成临时的盟友，前者为自由而战，后者为传统、秩序和美德而战——这是迈耶“融合主义”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然而相比共同的敌人，哈耶克更看重反对的理由，因为不同的反对理由不仅决定了反对的韧性和强度，而且决定了反对之后的所肯定的政治方向和理想。
哈耶克强烈反对“情境式”的保守主义，甚至认为这构成了反对保守主义“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它天生不能为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换句话说，“情境式”的保守主义只具备“减速”而非“转向”的功能。哈耶克一反学术界的常见分类，认为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是位于线性政治光谱的左中右位置，三者的关系更像三角关系，每种立场各据一角。哈耶克指出，因为保守主义缺乏独立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在面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拉扯时，它必定会被拖往力量更大的那一方：“因为社会主义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够更卖力地，向自己的那个方向拉，所以保守分子倾向于跟从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方向，并且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接受了那些由激进地宣传而备受重视的观念。和社会主义妥协并抢先实践其理想的人一般都是保守主义者。”
以上论断首先针对的是英国保守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表现。养老金、疾病和失业救济、工伤补助、全民健康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正是在英国保守党执政期间实现的，有鉴于此，哈耶克指出：“正如欧洲许多地方的情形一样，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集体主义相当大一部分信条——这些信条指导政府时间很长，以其为依据的许多制度已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被创造它们的‘保守的’政党引以为豪，在这种情形下，划清界限就绝对必要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联手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左翼学者沃勒斯坦与哈耶克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他说：“我们不应该完全忽视第三种可能性，即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携手对付自由主义者，虽然这在理论上看上去可能性极小。圣西门式社会主义具有的‘保守’特性，它的博纳尔德的思想根源，经常受到人们的议论。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可能会聚合在他们所共同具有的反个人主义本能思维之上。同样，像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曾指责过，卡莱尔的保守主义思想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性。这一次人们争论的是保守主义思想中的‘社会的’一面。实际上，塞西尔勋爵公开地毫不犹豫地向人们展示了这种相似性：‘人们常常认定，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直接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完全正确。现代的保守主义继承了托利主义，后者对国家的活动和权威持赞同态度。实际上，伯特·斯宾塞就曾攻击说社会主义事实上是托利主义的复活……”
现在的问题在于，“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集体主义相当大一部分信条”这个论断是否也适用于当代的美国保守主义者？
本文认为，首先，从理论上说，哈耶克认为“减速”而非“改道”并非欧洲保守主义所独有而是保守主义的普遍特征。其次，就现实政治而言，虽然哈耶克写作此文时，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的具体表现仍有待实证检验，但日后的事实证明哈耶克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尼克松执政期间推出的种种政策法规曾令民主党人暗自得意地说：“保守主义者得到的是名，我们得到的是实。”里根尽管大幅减税，但却没有削减公共开支，美国国债在其执政期间增加了1.5万亿美元。小布什主张“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对林登·约翰逊的政绩大加推崇：“我们共和党经常指出‘伟大社会计划’的不足和错误，但其中也不乏成功之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就是一个例证。”
由是观之，作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政党，共和党对于二战之后的美国政治走向起到的实际作用并非“改道”而是“减速”，哈耶克的预言可谓一语成谶。
其实，除了“减速”和“改道”，保守主义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回返”（going back），借用曼斯菲尔德的观点：“回返乃是一场针对当下或自由主义现状的革命。它其实是一场反革命。它将引发骚动，颠覆，并被指斥为极端主义——想想1994年的美国共和党革命。”这显然也不是哈耶克所能认同的方向。
有别于“情境式”的保守主义，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首先追问的“不是我们应该行使多快或多远，而是我们应该驶向哪儿。”其主要优点是“要走向另外的地方，而不是静止不动。它从来不是一个朝后看的学说。”这与柯克为代表的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柯克虽然并不完全排斥变化，甚至有时也会引用柏克的名言——健康的“变化是保存之道”——自辩，但是当他用“相比未知的魔鬼他们更偏爱已知的魔鬼”来强调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延续性原则时，就跟哈耶克有了根本的差别。对哈耶克来说，“自由主义者不反对进化和变迁（evolution and change）；在自发的变化被政府控制所遏止的地方，它要求大幅度改变政府政策。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最迫切需要的是彻底扫除自由成长的障碍。”
四、自生自发秩序：神圣的还是自然的？
罗杰·斯克鲁顿认为，尽管哈耶克自称不是保守主义者，但是究其根本，“哈耶克的核心论证和观点属于保守主义传统……哈耶克自始至终对于自由的辩护让他更接近于柏克而不是潘恩，接近于迈斯特而不是圣西门，黑格尔而不是马克思。”
上述论点得到了众多响应，比如琳达·C·雷德尔就曾指出：“简而言之，柏克和哈耶克代表着同一政治传统。他们不仅支持同样的政治哲学，而且对社会的本质、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政府的适当职责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关于道德的本质和法律规则的看法也相当接近。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源自于柏克是正统的基督徒，而哈耶克是宗教不可知论者，但他们各自观点之间的共识要远大于分歧。”
不少学者认为，既然哈耶克与柏克的观点高度近似，而柏克是举世公认的保守主义鼻祖，所以哈耶克就是如假包换的保守主义者，哪怕他本人对这个标签敬谢不敏。借用亨廷顿的概念区分，上述立场支持的是“自主式”定义的保守主义——这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观念体系。它以普遍价值来定义自身，例如正义、秩序、平衡、协调。”
本文认为，虽然哈耶克与“自主式”的保守主义存在家族相似性，但是依旧无法支持哈耶克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首先，哈耶克推崇柏克不假，但他的理由恰恰不是因为柏克是保守主义者，而是因为柏克和他一样都是对专断权力高度警惕的老辉格党人。其次，哈耶克虽然在尊重传统、推崇自由市场、普通法司法制度、自生自发秩序以及批驳大陆建构理性主义等问题与柏克的立场非常接近，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各自立场背后的理由就会发现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众所周知，自生自发秩序是哈耶克的核心理论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哈耶克承认自由主义者从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那里吸收了相关的养分，他列举“柯勒律治、波拿德、梅斯特、缪泽尔以及柯特”等人的名字，称“不管他们在政治中如何反动，但他们的确显示出了对自发成长的制度（spontaneously grown institutions）的意义的理解，比如语言、法律、道德和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表述中，哈耶克有意识地排除了“经济学领域”，这是因为他认为保守主义者“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而且在列举让自由主义者受惠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名单时，哈耶克并未提及柏克的名字，因为哈耶克压根就不认为柏克是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在创造一个关于社会秩序是怎样保持的总的概念方面如此无能为力，以至于它的现代信徒们在尝试构建一个理论基础时，总发现自己过分求助于那些把自己当作自由主义者的作家。麦考利、托克维尔、阿克顿勋爵和莱基不用说都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并且这也是公正的；即使柏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是一个老辉格派，如想到被人当作一名托利党，大概会感到毛骨悚然。”
柏克是一个老辉格党人，而不是托利党人，这一点常常被那些将他推崇为保守主义鼻祖的后人忽视或遗忘。哈耶克认同阿克顿勋爵的判断：柏克和麦考利、格拉德斯通一样是他那个时代三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哈维·曼斯菲尔德的观点与哈耶克近似，他在《柏克的保守主义》一文中指出：
“斯坦利斯和施特劳斯都没有提到柏克的保守主义，这有很好的理由。柏克本人就没有使用这个术语，而假设我们能找到一个比思想家本人为自己找的名字更好的名字，是不明智的。‘保守主义’不是一个独立自持的术语；它产生于和“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的对照和对立中。它是一个反应性的词汇，一个预设了某个党派（指自由主义）会持续存在的对应物，对于这个党派，如今被称作保守主义者的人最初试图对之进行扼杀，但却失败了。但对我们而言，在我们这个自由主义党派非常活跃的时代，柏克看起来就可能是保守的了。”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遵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主流意见，将柏克视为保守主义之父，进而承认哈耶克和柏克一样认同自生自发秩序的重要性，也仍需要强调指出二者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巨大分歧。如雷德尔所言：“对柏克来说，‘商业规律……是自然法，因此也就是上帝的律法。’换句话说，他把经济规律视为神圣法的展示，在柏克看来，违反这些规律就是违反上帝的意志。由此他认为，践踏自生自发的市场过程的结果是该遭天谴的。经济的匮乏在他看来正是上帝在显示他的意志，‘试图通过人为的创造来软化上帝的不悦”是傲慢放肆的表现。”相反，作为无神论者，哈耶克绝口不提任何超验的根据，而是主张社会秩序的源头是完全内在固有的（wholly immanent）。
据考证，哈耶克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生物学家，哈耶克终其一生深受达尔文科学的影响，甚至将亚当·斯密和柏克解读成“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他们展示了“进化论路径”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虽会承认社会秩序的客观性，但绝不接受其神圣性和超越性。事实上，在哈耶克看来，“如果说对老辉格党人有什么可挑剔的话，那就是他们和一种特定的宗教信仰联系过紧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此处被挑剔的“老辉格党人”指的就是柏克。
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柯克的观点。柯克认为:“在任何意义上，柏克都是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而保守主义的第一原则就是：“相信存在着主导社会和良心的神圣意志（divine intent）——它在权利和责任之间缔造了永恒的联系，将伟人和凡人、生者与死者联为一体。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宗教和道德问题。”这显然迥异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世俗自由主义者。
在柯克看来，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严重伤害了保守主义秩序的第一原则。”而哈耶克的错误在于将政治问题归结为经济学问题，“在哈耶克的推理链条背后似乎隐含了一个假设，只要建立起完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所有社会问题就会自行迎刃而解。”
某种意义上，哈耶克取柏克自由主义的一面，柯克重柏克保守主义的一面。哈耶克虽然自认是“柏克式的辉格党人”，但哲学上真正的师承源自于休谟这个哲学史上最著名的经验主义者、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表面上看，哈耶克和保守主义者一样珍视美国的自由传统，但是哈耶克坚持认为绝不能由于这个事实而模糊二者之间的区别，因为“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些制度值得珍惜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由来已久，或者因为它们是美国的，而是因为它们符合他所珍爱的理想。”类似的，虽然哈耶克和保守主义者都强调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但是哈耶克坚持认为二者存在根本差异，自由主义者“愿意正视这种无知，并且承认我们知道的是多么少，在理智不及的地方不去要求承认一个超自然的知识来源的权威性。必须承认，在某些方面，自由主义者本质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用乔治·H·纳什的评论来区分哈耶克与柯克：“在根本上哈耶克想要人类社会在自由中自发地发展——这是处理无知的最佳方法。对于神义论的保守主义者来说，人类根深蒂固的问题不是无知（头脑的失败）而是原罪（心灵的失败）。”
五、带有保守气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在1950年代出现的“融合主义”运动首先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但是就学理而言，自由意志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1982年，“融合主义”运动接近三十年之际，柯克旧事重提，站在传统的保守主义者立场再次重申对自由意志主义的拒斥，称后者为“形而上学的疯子”和“政治上的精神病人”。他列举了保守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的六点差异：
首先，现代政治学最重要的分界线，如沃格林的提醒，不在于一边是极权主义者，另一边是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意志主义者）；而在于一边是所有信仰超验的道德秩序的人，一边是所有将朝生暮死的个体错误地当成全部存在和全部目的的人。
第二，在任何可以容忍的社会里，秩序是第一要务。自由和正义只可能在秩序得到合理保证之后才得以建立。但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赋予抽象自由以至高无上性。自由意志主义者以秩序为代价，推崇绝对和无法定义的“自由”，实则危害了他们所推崇的自由。
第三，在是什么维持市民社会的完整性的问题上，保守主义者不同意自由意志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就其承认任何纽带关系而言——社会是自利的关系，非常接近于现金支付的关系。但是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灵魂的共同体……
第四，自由意志主义者通常相信人性是好的和善的，尽管受到了特定社会制度的伤害。相反，保守主义者主张“因为亚当的堕落我们都是罪人”：人性虽然既有善也有恶，但绝无可能臻于至善。由此社会的至善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是不完美的——他们的邪恶包括暴力、欺诈和对权力的渴求。
第五，自由意志主义者声称国家是最大的压迫者。但是保守主义者发现国家是自然之物，而且对于人性的实现和文明的发展是必要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混淆国家和政府，事实上，政府只是国家暂时的工具。但是政府 ——如柏克所说——“是人类智慧为求满足人类需要的发明。”
第六，自由意志主义者幻想这个世界是实现自我的一个台阶，这个自我充满了欲望和自我确认的激情。但是保守主义者发现自己身处于神秘和奇迹的领地，这里要求责任、纪律和奉献——回报则是传递所有理解的爱。
有鉴于此，柯克认为“除了出于非常暂时的目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联盟是“不可理喻的”，二者的任何结盟事实上都在“破坏保守主义者在近些年取得的成果”。
公允地说，以上批评的对象主要针对安·兰德、罗斯巴德这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哈耶克的政治光谱介于柯克与罗斯巴德之间。一方面，正如本文反复强调的，无论根据哪种定义，他都很难被归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另一方面，哈耶克也的确不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而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他高度警惕不受约束的专断权力，同时也批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他强调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它们具有道德绝对（moral absolute）的地位；他无疑是个人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可是根据他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观念，个体自由不过是漫长的文化、传统演变过程的历史产物，本身不具备先于社会的超越性地位。
“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尽管被收入迈耶主编的《何谓保守主义》的文集，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哈耶克既不认同“保守主义”，也不欣赏基于政治目的的融合主义运动，作为一个始终着眼于长程历史而非短线时政、根本原则而非权宜之计的思想家，哈耶克的态度非常鲜明：“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去影响公众意见，而不是组织人们去行动。他只有不注重现实政治的可能性，而坚持不懈地去维护‘总是相同的普遍原则’，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任务。”这个批评既适用于柯克这样的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也适用于迈耶这样的融合主义者。
诚如曼斯菲尔德所言，违背思想家本人的意愿，假设我们能比他自己找到更好的名字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可是因为“自由主义”被进步主义者“盗用”已久，“老辉格党人”早已失去存在的历史语境，有鉴于此，我们不揣冒昧地认为，把哈耶克称为有着保守主义气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方历史评论（ID：ohistory），作者：周濂，原文见《哲学研究》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