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枪稿（ID：QiangGaooooo），作者：杨殳，编辑：浪浪，排版：透纳，头图来自：东方IC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现象级剧集。
它触到了此前绝大多数华语影视想不到也拍不出的复杂现实。
今天，我们再度探讨这套神剧。
“我过不去，过不去。”
宋乔安呼喊出的痛，无人能够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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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好莱坞著名编剧教练罗伯特·麦基在他的编剧创作书《故事》里，讲了一种“从里往外写”的场景创作方法。
他说，主人公在追求欲望的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好的故事就在这道鸿沟里。如何让人物通过不同场景的进展跨越鸿沟，就是剧作家的工作。
所谓“从里往外写”，就是要先进入人物内在，并体会其面临的处境，才能写出合理的反应。
这份工作的难题是：不同场景下，不同角色会如何反应？而如何合情合理地代入，则变成了作家创作面临的鸿沟。
如何让每位角色都真实可感，是所有创作者的难题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如果是我自己面临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
这种进入方式必然会令你做出反应，或激烈，或平缓，选择冲突或选择逃避，都取决于剧作家本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坐在桌前敲字，心中的欲望是写出一场精彩的律师辩护场景，但你在生活中却并不真的赞同你笔下那名律师的观点——太难了。
另一种方法是：如果我就是他，面临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
你必须放下自己的情感、观点甚至学识，试着变成这个人，才有可能进入其内部，尽可能地了解他、理解他、以他的思维来思维。
生活中的作家依然是作家，但当进入了人物内部，你在桌前写那场律师辩护的场景时，你会相信并捍卫他的观点。
这就是麦基的建议：作家都是临时替角，总是在表演——“当一个场景对我们来说具有情感上的意义时，我们便可以相信，它对观众来说也同样具有意义。”
体会到凶手父母的心境，才能让他们的角色更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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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前，看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之后，我又读了这部剧的剧本和创作谈，便想到麦基的这个创作观点。
我认为，这种进入方法不只是一则“故事设计原理”，也是一则“社会生活原理”。
扮演《恶的距离》中律师王赦的吴慷仁在访谈中提到，他本人是不赞成废除死刑的，对王赦在剧中某些观点也不赞同，甚至难以理解。
他和很多人一样，只能直白地投射情感：你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最直接快速的做法就是——处死。
“准备表演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和与自己立场相反的人交流沟通，有些观点即便不能完全感同身受，但终有一份理解，在无数次对话中流泄出来。”
吴慷仁说，或许这就是这出戏要传达的核心意义。
这就是是同理心。
演员表演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同理心的代入体验，是一场沟通。我认为，这部剧最精彩之处是人物关系的设置，围绕重大伤害事件，将其中的社会关系和日常关系密集重叠、交织，并在情节推进中逼迫角色换位，直到逼出同理心。
这种极端的设置，几乎可以算一场社会问题研究的试验。
金钟奖视帝吴慷仁及其扮演的角色都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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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剧本时，我大致捋了捋每条人物线的进展，基本上都可以概括为：遭到阻断的沟通，而阻断来源于人物彼此间预设的立场。或许，这部剧的题眼可以理解为英文剧名所说的： The World Between Us。
我们与恶的距离并不远，恰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远。
律师王赦追问：究竟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标准吗？
在简单粗暴的思维中，好坏有标准。好人，坏人，疯子，冷血杀手，加害者，受害者，无数的社会标签吞没了人和事背后的原因。
比如，剧中抛出的复杂性问题，正是人们最习惯论断和理解的问题，杀人要偿命，精神疾病等于疯子，疯子等于危险。每集片头特写的网友留言和点赞数似乎在暗示，恶的本质是偏见。有偏见，便不自觉地要排挤、想要逃离或隔离。
标签和论断似乎找到了一目了然的因果，但却带来了更多的无解和恐慌——
“冷血杀手”被枪决，但却不能阻止新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被害者”希望执行死刑来“复仇”，“加害者”却乐于解脱，不畏死刑。媒体则继续为之惊叹，或大声疾呼世界之可怖，或抛出耸人问题后再无关注。
直到“媒体杀人”的问题出现，新闻人自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而攻击者所抛出的标签，也正和他们从新闻里学来的一样暴力，简直如标枪。
古有众口铄金，今有媒体杀人
不负责任的意见领袖们，人血馒头好吃吗？
人的动物性中有对安全感本能的需求，会不自觉地拒绝外来的不确定性，并乐于寻求因果关系。然而社会问题的复杂带来各种不确定，简单的因果关系几乎不存在。正因潜意识里对复杂的逃避，人总难免论断和贴标签，通过否定、排斥来自我肯定，获取安全感。
即使有所谓“推己及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很多时候也只是将他人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是黑白分明的简化，少了弹性光谱的思辨。
《恶的距离》最后一集，终于就李晓明杀人原因给了正面讨论，但并非抛出原因或结论，而是借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访谈提出了问题：
“世界各国目前对随机杀人的研究……
并没有定论，我们很难认定哪一种家庭就是问题家庭，哪一种行为特质就可能犯下随机杀人的罪行……
但是为了预防的缘故，我们绝不能停止去了解……
即使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艰难的路。”
不想当然推断他人做事的动机，是理解对方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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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原生家庭”的概念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几乎像星座一样成为人际交往中的必备话题。了解一个人的家庭和成长环境，似乎就了解了这个人。发现了一个人的毛病，似乎就可以从父母家庭那里找到原因。
张口就是心理学概念，会让观点听起来合理很多，但简单归因和论断是逃避现实的复杂性，规避了社会和个体深层原因，还直接终结了更多对话的可能性。
社会事件无唯一真相，也无单一原因，但人却总本能地寻求唯一真相和单一因果来寻求确定性。
每人都承担多种社会角色，却往往只能被人看到其中一面，更可况只在新闻标题里窥见半秒的陌生人？
标签论断令同理心缺失，只看到彼此的身份，却失去了同样为人的普遍理解。我们失去深入了解对方的耐心，正如我们失去读一篇深度报道的耐心。
人的悲欢当然无法相通。
唯有理解，才能体谅，才能获得灵魂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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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距离》中有大量篇幅直接批判媒体缺乏自律、一味追求收视率和商业利益。这种流量至上和渲染挑逗的媒体运作思路，就是利用人的这种不安本能。
无论是纸媒、电视广播还是网络媒体、自媒体，都知道标题党的吸睛效力。
稍微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标题党思路，都是标签式的简化和论断，刻意制造因果关系，令人或震惊、或艳羡、或愤怒、或意淫其中，甚至还能误以为自己学到了知识。
这种潜移默化的迎合，就是在引导和滋养全民标签论断式思维模式。
比如，政府突然枪决李晓明，并绕过司法程序与媒体合谋，公然行刑，以合法杀人来平民愤。
这种简化方案看似顺应民意，实则是巨大煽动，抹杀进一步了解和沟通的机会，同时也在灌输一种标签论断的逻辑：冷血杀手不值得理解，政府和大家一样，欲杀之而后快。
媒体人宋乔安，从受害者到加害者，只有一步之遥
所谓民愤，就是社会情绪，需要简单直接的刺激来发泄。简单顺应或阻塞，反而是对社会情绪的进一步滋养。标签对抗标签，论断换来论断。
上个世纪，国际新闻界曾有个说法，新闻媒体拥有“第四权力”，不但对立法、行政和司法有影响，并对公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极大影响，帮助公众了解事实和发表见解——当然，前提是新闻媒体身份独立，没有被阉掉。
如果这个“第四权力”腐朽了呢？或许每个能在公共空间发言的人都可以充当“第五权力”吧，哪怕只是很微弱。
如果说媒体的暴力语言影响力如枪炮，那么每个吃瓜者的声音也可能是匕首，乃至汇成更强大的合力——这种合力可能成为情绪发射机，汇入暴力论断的洪流，也可能挖掘出事情背后更复杂的原因，令沟通更深入，成为对抗权威和消解暴力的理性之光。
民愤被激起时，人人都可以向受害者捅刀
人的悲欢固然不能相通，但社会并非原始丛林。文明之所以延续，不正因为人类理性、情感、智慧与生物本能之间的协调平衡吗。
与其用一种简单粗暴对抗简单粗暴，不如抛掉标签，正视复杂的“为什么”，试着改变一下谈论世界的方式。
《恶的距离》编剧吕蒔媛在访谈中说，写剧本时，其实设定了李晓明肇祸的原因，但决定不写出来。
“那是一个我猜测的标签，做了这些田野看了资料，并不表示我理解人性，作为一个编剧，我只是希望这出戏能让大家试着了解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不能认同他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试着了解背后的原因，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这些伤痛在周边发生。如果不愿探索原因，我们是真的无法预防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这是极其难得的创作理念。这部剧的核心创作团队都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一件怎样的作品，或在讨论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极其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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