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梁文道，标题图来自东方IC
人类之所以会对一些事情发笑，恰恰是因为这些事情是超出常规认知的，是不正常的。
笑话的本质就是危险的——它总是潜伏着某种颠覆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笑话就没有边界。
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张云雷先生，最近惹起了众怒。
在汶川大地震11周年纪念日当天，他之前和搭档在节目表演里调侃“地震”和“慰安”的相声段子及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引发网友强烈不满，并招至包括央视网、《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的批判。
虽然张云雷随后很快便在微博发文，向全国人民诚挚道歉，表示自己一定会“加强艺德建设”，可是有人发现，许多演出机构还是或叫停或取消了张云雷的相关演出。
张云雷的这次事件，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讲笑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笑话本身到底有没有边界？
1. 剧场环境的特殊性，容易让我们卸下日常生活的种种限制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舞台是一个很特殊的空间，剧场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
很多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舞台，进入了一个剧场，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引号”一样，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常规都隔绝在外。
很多在真实世界中，我们认为难以接受的事情，在一个特定的表演空间里，好像又会变得可以接受了。
比如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现在在大街上有人拿着刀枪互相追赶，在你面前直接开枪，你愿意亲眼看到有人死在乱枪之下吗？想必你会难以接受。可是，为什么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又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场景呢？
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假的，是虚构的、不真实的。
《大事件》剧照
同样，当我们在一个剧场里去欣赏单口喜剧、听相声，我们也都会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这种状态会使我们接受，现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听的这些笑话是虚构的、架空的，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
也就意味着，我们日常生活里背负的种种限制，到这里可以适当地卸下来了。
我们现在一般在一些剧场里听相声、听脱口秀、听单口喜剧，你仍然会发现，其实他们也都有意无意在打一些“擦边球”，在试探我们社会上种种禁忌的边界。
只不过，这一回张云雷所触碰的那些边缘恰恰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所以这件事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什么样的笑话能否在公开场合谈论，而在于在一个以逗乐为主题的表演环境中，我们容忍的界限到底在哪？
当然，这条界限也是因社会而异的，并不是每一个社会对于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定义都是一致的。
2. 笑话的本质就是危险的，具有某种颠覆性
其实不管在舞台上还是舞台下，我们人类之所以会对一些事情发笑，恰恰是因为这些事情是超出常规的，是不正常的。
因此很多笑话，它就必然具有一种颠覆效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颠覆着我们心目中认为正常的那些东西。
而通常被我们认作正常的、常规的东西，势必包含我们的社会风俗、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共同价值，因此很多笑话之所以好笑，正是因为它或多或少触碰了那些社会禁忌和价值观，挑战着那些集体的、共通的常规认知。
因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笑话的本质就是危险的——它总是潜伏着某种颠覆效果，一个太过正确、太过安全的笑话往往并不好笑。
那么，什么样的笑话最危险？ 在现代历史上，最危险的笑话往往都是政治笑话。
《The Death of Stalin》剧照
关于政治笑话，在学术领域也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研究的题材和对象。有很多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甚至包括哲学家，都会分析从纳粹一直到前苏东政权里，流传的各种笑话。
我成长在冷战年代，所以我听过很多有关冷战年代时期的苏联的笑话。这些笑话有部分的确是来自美国和西方阵营的故意散布，用以耻笑他们的对手，但也有一些是苏联或者东欧阵营下的人民，自己编出来的笑话。
这些笑话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体系下流传，你绝对可以说，这些笑话是危险的。可是也因此，它具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
3. 笑话，可以是反抗，也可以是一种润滑剂
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价值就是一种反抗。
尽管当年那些民众活得极端不自由，或者非常贫苦，好像就认为他们毫无反抗之力，这些笑话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反抗形式。
但也有人认为完全是相反的角度，这些笑话恰恰起到的作用不是反抗和颠覆，而是辅助这个政权，起到一种润滑的作用。
这就好比民意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完全堵塞、压抑的，这就是大禹治水以来的智慧。一个聪明的掌权者，会懂得如何疏通民意，至少要留一点开口，如果明知老百姓有诸多不满，但连他们私下讲笑话的权利都不容许，那这种政权才是真正危险的。
说起来，当年赫鲁晓夫曾经让他的手下跟他说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笑话，这些笑话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即“厨房笑话”。
《The Death of Stalin》剧照
之所以叫做“厨房笑话”，是因为当时在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后，整个社会氛围终于稍有松动，民众又开始能比较自如、放心地和朋友们一起聊天、说笑，顺便批判一下时事，可是到底也不好公开谈论，于是就常聚在家里的开放式厨房兼餐厅里，大家边聚餐，边说说这些玩笑。
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厨房笑话”，比如：
1）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人，彼此间谈起坐牢的原因。
第一个人说：“我因为反对元帅彼得罗夫。”
第二个人说：“我因为支持彼得罗夫。”
第三个人说：“我就是彼得罗夫。”
2）
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一起谈论什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英国人说，最幸福的事当然是冬天晚上回家，穿着羊毛裤坐在壁炉前面。
法国人说，你们英国人太古板了，最幸福的事儿当然是和一个金发美女一起去地中海度假，然后好和好散，这事可幸福了。
苏联人这时候就说，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半夜有警察敲门，开门后警察说“伊万，你被捕了”，然后这个人可以回答：“你弄错了，伊万住在隔壁”。
3）
美术馆里有一幅描写亚当和夏娃的画。
一个英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英国人，男士有好吃的东西就和女士分享。”
一个法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法国人，情侣裸体散步。”
一个苏联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苏联人，他们没有衣服，吃得很少，却还以为自己在天堂！”
4. 容忍度再高的英式幽默，也有不可触碰的边界
有些人看到这可能会认为，政治笑话触碰的只是一个政权，还不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尊严，而笑话就不应该涉及伤害一个国家的民族尊严。
但就像我刚才所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它们对于什么内容可以拿来开玩笑，界定范围都不尽相同。
以英国为例，我们大多晓得，英国的英式幽默非常出名，而英式幽默的其中一大特色或者基本点，就是懂得自嘲。
因为英国文化本来就喜欢强调，个人不要太夸耀自己，英国人更喜欢压抑自己，于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开自己的玩笑，拿自己的出生地、所属阶级、就读学校等等开玩笑——比如关于牛津、剑桥这些名校，最多的笑话其实都来自于自己学校的学生校友。
所以，他们的这种逻辑，也可以推理到国家的层面。嘲笑英国人，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毫无问题的，因为他们自己开自己的玩笑通常开得更狠。他们最喜欢说自己是惨不忍睹，比如说乔治·欧威尔就有句名言，The English are not happy unless they are miserable.（英国人是不会快乐的，除非他们已经惨得不能再惨了）。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英国式笑话的逻辑，所以英国人其实并不怕别人笑他们自己的国家民族，但这并不表示英国人开起玩笑来就真的毫无禁忌——事实上，英国也有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因为“口无遮拦”出过事。
Frankie Boyle
著名的单口喜剧演员Frankie Boyle（弗兰奇·博伊尔），他曾在一场表演中看到台下有一位女士对他的玩笑很不高兴，因为他嘲笑了唐氏综合征患者，而且戏虐地模仿他们的言行，而那位母亲正好是一位唐氏综合征病患的母亲，所以这位母亲当然非常不高兴，两个人就在现场谈了起来。
结果Frankie Boyle还要继续将玩笑越开越过分，终于引发了众怒，当然最后他也出面道歉，承认他的言行太过分了。所以，英国这个以开玩笑肆无忌惮而闻名的国家，也会有喜剧演员因为开玩笑开过了头而被人批判指责。
这就延续了我们刚才的问题，到底玩笑的边界在哪里？
英国对于笑话的边界界定就认为，国家尊严和政治这些都可以用来开玩笑，但笑话不能触碰的禁忌，正是比如嘲讽疾病患者，或者调侃弱势群体，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才是不能接受的“笑话”。
5. 最不该被笑话所冒犯的，是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
关于笑话的边界，你可能还会注意到，有些喜剧演员，相较比较爱开低级玩笑的那些，就喜欢以性骚扰、强奸这类事情来开玩笑，但这明显都是一些社会禁忌。
如果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笑话本身就是要挑战禁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要是这类笑话就都应该可以讲呢？
不，要知道最近有学者研究发现，关于强奸和性骚扰之类的笑话，当大众听多了、谈多了之后，会造成一种严重的结果：可能导致社会上容易将性骚扰和强奸，当成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来看待，会认为它好像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学者就主张，这种笑话是不应该谈及的。
最近看理想上有一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节目，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听，那就是国内著名单口喜剧表演者周奇墨先生，他的《十大单口喜剧专场》，里面就有很多关于笑话的社会作用以及社会启示意义。
在最新更新的一期中，他就提到了一位澳大利亚的单口喜剧演员——吉姆·杰弗里斯。吉姆·杰弗里斯可以说就是一位不断冲撞社会禁忌，很多别人不会、不敢在段子里开玩笑的内容，他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人。
吉姆·杰弗里斯《一丝不挂》专场海报
周奇墨介绍到，吉姆自己曾经说过，诚实可能让他丢掉一个粉丝，但会再获得三个粉丝，“你要能调侃所有事情，否则就不能调侃任何事情”，换句话说，他认为调侃不应该有边界。周奇墨对此补充，其实你不能要求一种声音本身是平衡的，而是要通过多种声音达到总体的平衡。
因为他认为，要求一个人的声音达到平衡，几乎是不可行的。如果你总想照顾到所有人，最后只会导致自己无话可说。比如像吉姆那样讲笑话，讲美国的禁枪令和调侃女性，总会有人认为这些不行，因为太冒犯，于是你觉得该讲一些不冒犯人的笑话。
可是再无害的段子都可能伤害到某些人，比如谈喝酒的问题，就能保证不会有人因为家庭受过酒精的伤害而不喜欢听吗？所以你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因此最好的平衡方式是什么？那就是让人有自由讲段子的权利和机会，让不同的话语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让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从而达到社会上总体的平衡。假如一个人喜欢开女性的玩笑，那么就同时要让别人有开男人玩笑的自由。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但就我而言，我仍然认为笑话这件事情还是有边界的，至少有我个人的边界。
我的边界在哪？很简单，我觉得最不应该被笑话冒犯和伤害的，是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 而最应该容忍被笑话冒犯和伤害的，则应是这个社会上最有地位、最有权威的人。
你已经拥有了权威和地位，难道我们连开开玩笑的空间都没有吗？这就是我认为笑话的一个基本边界。
6. 笑话，也可能很沉重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关于国家灾难的笑话，甚至对于更大范围的人类文明的伤害，这种笑话到底能不能开？
我想起两部电影，一部是1998年的《美丽人生》，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兼导演罗伯托·贝尼尼（Roberto Benigni），这部电影在当年上映时虽然备受好评，但是也让很多人不满，甚至责骂，为什么？
因为这部电影是从一个非常危险的角度，去还原当年二战时期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们如今一想到那场灾难浩劫，就会感到非常沉重，这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之一。
《美丽人生》剧照
可是对于这样的事件，我们究竟该怎么在艺术上处理？尤其在电影当中，它似乎永远都应该是很沉重的一段过去。
偏偏导演贝尼尼采用了一种很危险的方式，就是用一种嬉闹的方式来拍摄这段历史，虽然最后也还是有笑有泪，但在过程中他换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法，让整部电影其实是充满笑声的。一部关于纳粹的犹太人集中营，关于犹太人屠杀的电影，怎么可以充满笑声？
由此我又联想到另外一部电影，就是我最近看过的《德国往事》，这是2017年的一部电影，由德国导演山姆·贾巴尔斯基执导拍摄。这部电影并没有那么好笑，但是它的核心仍然是喜剧的。看到最后我们又会意识到，这部电影其实还是一部悲剧。
《德国往事》剧照
电影男主角当年所在的集中营里，指挥官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混蛋恶魔，他居然想到要让这些囚禁者进行讲笑话比赛，而男主是一个很擅长讲笑话的人，他就被指派去和另一个人比赛。在这场竞赛里，笑话讲得好的那个人，可以吃巧克力；笑话讲不好的那个人，就会马上被送进毒气室。
男主因为笑话讲得很好，所以他最终活下来了，但是他赢过的那个人，只是个笑话讲得不如自己好的人，却因此死去了。试想，这位男主之后一辈子的笑话，他自己还会觉得好笑吗？这些笑话的重量，是否不再一样了？
所以笑话，有时候可以是很沉重的一件事情。就如同《德国往事》这部电影所呈现给我们的。
有时候我们讲笑话，是因为我们背后有着太多重负，我们只剩下笑话。
但是有时候，哪怕是讲笑话这个行为本身，也都可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或者是一个罪恶的起因。
来源：看理想《八分》，文字经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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