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于2019年5月16日在家中去世，享年102岁。
贝聿铭这一生获得荣誉无数——美国建筑学会金奖（1979年）、法国建筑学金奖（1981年）、日本帝赏奖（1989年），第五届普利兹克奖（1983年）、美国前总统里根颁予的自由奖章（1986年）......他设计的建筑遍布世界各地，日本美秀美术馆、美国肯尼迪纪念图书馆、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在数不清的作品中，最让他难忘的还是卢浮宫。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里，卢浮宫将排在首位”
1981年，法国计划扩建巴黎卢浮宫，时任法国大文化都市计划部长埃米尔·比亚西尼询问了15名博物馆馆长的意见，得到了14个相同的回答——贝聿铭。1983年，66岁的贝聿铭成为卢浮宫项目的总建筑师。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卢浮宫的历史厚重感加大了扩建的难度。贝聿铭曾表示：“最大的挑战在于整体规划——如何整合卢浮宫。”由于卢浮宫的7个部分都是独立的，旧皇宫的翼楼让整个建筑四分五裂。贝聿铭希望将他们统一起来，他提出了“玻璃金字塔作为主入口”的方案：
“无法找到任何一种新建筑，能够和被岁月磨损得黯淡无光的旧宫殿浑然一体。而通体透明的玻璃金字塔，既能为馆内提供宝贵的光线，也能够反射周围的老建筑，让它们互相呼应。而且，这个简单的几何图形不仅不会显得突兀，反而可以衬托卢浮宫的庄重与威严，它还能够跟凯旋门和协和广场的方尖碑连成一体，为巴黎的中轴线锦上添花。另外，金字塔形可在视线上尽可能不影响主体建筑。”
然而，在他看来“如同闪亮的钻石一般”的玻璃金字塔，却被当时的历史文物古迹最高委员会形容为“很便宜的假钻石”。
“那是一次可怕的会议。”贝聿铭回忆。委员会成员并不想听解释，彻底否定了他的设计——“我们这里可不是大马士革！”“你为什么要到巴黎来毁掉我们的建筑遗产？”贝聿铭回忆：“好在我懂的法语有限。当时如果我听懂了他们讲些什么，我一定会离开。”为贝聿铭翻译的女士很想为他抵挡那些充满羞辱的抨击，但她满含泪水，几乎无法继续翻译。
反对“玻璃金字塔”的不仅是委员会的成员。法国民众认为“这个中国人为卢浮宫带来了一个毁灭性的巨大装置”，甚至还有说他的设计象征着古埃及的死亡。
贝聿铭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思考，还是认为自己是对的，他坚持自己的设计，于是一场长达18月的游说开始了。贝聿铭以“艺术必须富有现代精神”说服了法国前总统夫人克洛德·蓬皮杜。他与另外一位反对者，前巴黎市长希拉克探讨城市规划，并告诉他：“开放卢浮宫就意味着开放巴黎。”希拉克扭转了态度，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先在卢浮宫中立起一个同样大小的实体模型，以接受公众的检验。
贝聿铭后来回忆：“金字塔这一仗，希拉克对实体模型的接受是关键中的关键，是一个转折点。”1985年5月1日，一个同比金字塔光缆结构模型出现在了卢浮宫的拿破仑庭院中，6万法国民众进行了参观，并像总统选举一样进行了“全民公决”，他们被征服了——阳光透过金字塔，照亮了本来昏暗陈旧宫殿。
时间证明了贝聿铭的想法——卢浮宫的游客数激增，游客宁可为玻璃金字塔排队，也不愿从另外两个入口进入。设计图案中的“廉价的钻石”变成了“卢浮宫里飞来的巨大宝石”。贝聿铭这样回忆对卢浮宫的改造：“要是使一种东西持续的散发光彩，就必须汲取到它的精髓，否则就只是一种潮流稍纵即逝。”
优雅的摆渡者
纵观贝聿铭的一生可以发现，他的建筑审美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能够将现代与传统结合，却不受到某种特定规则的束缚。
1917年，贝聿铭出生于中国广州。作为苏州望族之后，他的童年时光是在苏州园林狮子林中度过的，传统的中式建筑风格对他产生了一些浅层的影响。10岁时，贝聿铭随父亲贝祖移居上海，“远东第一楼”上海国际饭店让他产生了一些年头：“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天天去看，越来越高，结果差不多20多层，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事很值得研究一下。”贝聿铭回忆。
1935年，18岁的贝聿铭远赴美国，分别在三所知名院校学习建筑相关专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建筑学专业；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工程；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成为德国“包豪斯”建筑派系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Groupius）的研究生。
北京香山饭店
由于贝聿铭的学生时期成绩优秀，毕业后，他成为纽约房地产开发富商威廉柴根道夫的建筑师。而这是公司首次聘用中国人担任建筑师。在十二年的工作中，他为公司完成了许多商业及住宅群的设计，也做不少社会改建计划。贝聿铭还为母校麻省理工学院设计了科学大楼，为纽约大学设计了两栋教职员工住宅大厦。这些工作奠定了贝聿铭的基础。
在外人看来，贝聿铭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游走，他的事务所合伙人亨利·考伯曾称他为“文化意义上的男扮女装者”。
1940年时的贝聿铭即将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本科学业，他的毕设作品是为战时中国建一批简易的书报贩售亭，上面写着“国魂”。
他曾在《筑梦天下》里说： “对我来说，中国印记从未完全消失。现在我在美国住了七八十年，仍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很怪吗？我给了自己新的外表，但内心的一切早就存在了。”
苏州博物馆
贝聿铭年幼时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影响了他的家庭观。
据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回忆：“我们虽然是在非常西方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在家庭中，那种人际关系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的。我们非常尊重父母和儒家的思想，这都是非常东方的观念。”在贝礼中看来，自己的父母非常好地融入了美国的生活，而这种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也帮助了他父亲的职业生涯。
前半生的贝聿铭在世界各地盖楼，后来，他回到中国帮助复兴中国建筑。
1974年，贝聿铭受邀回到中国为北京设计一座建筑，自由度很高，可以在长安街沿线修建高层建筑，但他却说：
“从紫禁城墙上往上看，你看到的是屋顶金色的琉璃瓦，再往上就是蓝色的天空，中间一览无余，那就是使紫禁城别具一格的环境。假如你破坏了那种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的感觉，你就摧毁了这件艺术品。我无法想象有一幢高层建筑像希尔顿饭店俯瞰白金汉宫那样居高临下俯视600年的故宫。”
美国肯尼迪纪念图书馆
贝聿铭曾认为中国的建筑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他说：“中国建筑师无路可走。庙宇和宫殿的时代不仅在经济上使他们可望不可及，而且在思想上不能为他们所接受。”他希望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构建符合中国文化风格的建筑。后来就有了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中银大厦等等。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塑造了他的建筑审美，对于二者的差异，他认为：“我在文化缝隙中活得自在自得，在学习西方新观念的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他被称“文化缝隙中优雅的摆渡者”：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穿梭。
尽管被世人评价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但他却觉得创作不应该受到束缚——“对我而言，建筑就是建筑。没有什么现代建筑 、后现代建筑、解构主义……我不相信这些，它们如过眼云烟，而真正留存下来的那一个还是建筑本身——各个时代的建筑。”
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祖籍苏州、广州出生、上海长大、美国留学......贝聿铭一生的经历让他跳出框架，将世界各地的文化与当地建筑融合，将传统和现代结合，这也是他得到世人认可的原因——
贝聿铭的传记作者坎内尔说：“比起同时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他的作品对普通人最友好，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他花了毕生的精力，来让现代主义风格走近大众。”
普利兹克奖曾这样评价他：“贝聿铭给予了我们本世纪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体，他始终关注他的建筑周边的环境，拒绝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建筑难题之中。”
（本文内容结合了冰点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澎湃新闻、 WeLens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