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事件一再反转，并非是“信息茧房”误导

重庆男子胖猫跳江的事情，迎来了终极反转。

5月19日，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以一个超长的通报，厘清了胖猫自杀事件的前因后果。

此前人们一再诟病的胖猫前女友谭竹，并不是诸多自媒体口中的“捞女”，她和胖猫之间，是正常的恋爱关系，期间的金钱来往，也完全合乎男女朋友之间的财务来往。

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胖猫的姐姐不仅仅侵犯隐私，虚假报警，并且发动水军制造了谭竹“捞女”形象，企图毁坏她的形象。

警情通报事实清楚，结论清晰，条理分明。

没想到，通报反而带来了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舆论返潮。有人公然说，谭竹的形象并没有什么变化呀，她不是顺利用胖猫的钱开了花店，不还是“捞女”吗？

这究竟是人性的卑劣伊于胡底，还是人们对于一个悲剧中人难以释怀的固执己见？

一个解释看似更加合理：那些深信谭竹是捞女、情感骗子的人，因为持续不断地主动选择接收符合自己偏见的谭竹形象的信息，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信息茧房”，导致他们无法正确地判断出事件的真相，从而根深蒂固地接受了“捞女”的结论。

日常中，也总是有些人持有这样一种论调，认为“信息茧房”让人越来越沉迷于单一的信息来源，偏见越来越深，价值观越来越偏执。

问题是，到底是那些人深信谭竹是“捞女”，故而形成了自己的“信息茧房”，还是“信息茧房”误导事实，让一些人坚信谭竹是“捞女”？

在我看来，对“信息茧房”一词的夸大与滥用，可能是互联网信息时代最大的误读之一。

一

“信息茧房”是什么？

“信息茧房”一词，为人熟知的来源是2006年美国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著作的《信息乌托邦》一书，是指当个体只关注自我选择的或能够愉悦自身的内容，而减少对其他信息的接触，久而久之，便会像蚕一样逐渐桎梏于自我编织的“茧房”之中。

在传统时代之中，人们的信息来源多依赖于大众媒体。而大众媒体为了能够更加广泛地吸收订户与观众，往往会有意地把媒体塑造为公共论坛，提供多元化的声音，以造就更加广泛的用户基础。

但传统媒体时代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媒体都有明确的价值观与编辑偏好，故而媒体的信息偏见，其实十分明了。

而进入互联网信息时代，借助算法进行个性化推荐，愈来愈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普遍方式，“信息茧房”的概念，遂随之和算法进行了关联。

但实际上，算法的目标是高效分发信息，将原本孤立的创作者、信息、人连接起来。和过去的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的关注造成的“茧房”相比，在技术驱动下，推荐算法反而能打破“茧房”，以及在信息过载时代，高效获取信息。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研究者马里奥·海姆（Mario Haim）等人建立了四个谷歌新闻新账号，花一周的时间，通过搜索不同年龄、性别、教育、职业、收入的关键词，模拟了四种典型的德国用户：一位上了年纪的保守派寡妇、一位50多岁的中产阶级父亲、一位40岁忙于事业的单身汉，还有一位30岁的多金职业女性。

训练结束后，研究者再使用这四个账号，共同搜索一些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新闻关键词。结果发现，在四个人的共同搜索记录和结果中，仅出现过一次的结果占所有搜索结果的2.5%，也就是说，大家搜到的结果其实有大量重叠之处，所谓的“信息茧房”并未出现。

在美国、加拿大等学术界中，也进行过多次类似的实证研究，最终结果大同小异：如今在全世界都普遍使用的推荐算法，并未造就所谓的“信息茧房”。

在中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陈昌凤的研究指出，“信息茧房”是一个似是而非、缺乏科学证据的概念。

可以这么说，“信息茧房”是一个未经科学验证的社会学概念，人们更多是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达对于互联网时代个体的信息来源被单一化和格式化的担忧。

但即便是这样的一种担忧，也具有巨大的风险，因为它简单化地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风险一股脑儿地推诿给了一种技术，并且放大这种技术所“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而把它当成一种真实的威胁。

“信息茧房”一词在互联网时代的滥用，与笃信“信息茧房”使人们坚称谭竹是“捞女”的逻辑并没有什么差别：利用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脸谱化的描述，能够快速造成互联网流量传播。

二

既然“信息茧房”并非科学概念，人们为什么还总是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此？因为它是互联网时代众声喧哗中一个方便的替罪羊。

互联网的普及，直接带来了信息的爆发式增长。这种言论爆发并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而是多元化的几何级扩张。

信息爆炸，同时意味着信息迷失。只不过，那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人，从来不会依赖于单一的信息来源，而是总在试图拓展信息的多元化来源，有意识地建立多元化价值观的信源。

更加简单一点讲：多平台，多信源，多价值观的信息渠道。

这原本就是在一个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所应当承担的自我责任。没有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平台、一种算法，负有为任何一个个体建立多元化信源的责任。

当指摘一个平台、一种算法造就了“信息茧房”的时候，其实一个人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偏执寻找借口而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彪认为更应该被重视的是“社交茧房”。“我们大部分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网，现在90%以上信息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网”。

把社交媒体当成唯一或者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时，个体社交的同质化，就会造成信息来源的单一化，于是信息源和价值观日益固化，“社交茧房”也就自然形成了。

这段时间来，我经常使用网易云音乐的推荐功能，尤其特别注意让算法给我推荐意大利和日本的音乐，于是在我的曲库中，就有了大量的意大利语和日语歌曲。

但是这只是我这段时间的偏好。在我的曲库中，还有闽南语、西班牙语、世界音乐和影视原声。我的曲库之所以如此多元化，是因为我在过往的使用经验中，经常变化曲风。

如果你长期只听网络热歌，然后你指摘网易云音乐的“信息茧房”导致了你的曲库风格太单一，使你的品味下降了，到底是“茧房”造就了你糟糕的品味，还是你的品味造就了糟糕的推荐？

三

互联网把整个世界的知识无差别地推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让原本昂贵的知识、技术与观念，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快速地获得。

但是当一个人站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图书馆面前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大约并不是喜悦，而是压力：知识虽然触手可及，但是选择却变得无比困难。

而算法恰恰就是带领人们走出信息迷宫的北极星。算法不仅没有减少信息的总量，反而是引导人们精准找到属于自己的信息需求的帮手；而从另外一个方向，算法帮助信息的拥有方，精准推送给信息需求者。

在过去短短一年之中，中国文旅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一个接一个网红城市刷爆全网，先有淄博的“进淄赶烤”，然后是哈尔滨的“滨至如归”，而现在正在麻辣滚烫的是天水麻辣烫。

在铺天盖地的全民文旅热潮之中，你可以看到淄博、天水、正定这样的小城。这就是算法。算法总是能够捕捉到生活中经常被人们忽略的美，并且推荐给感兴趣的人。

有媒体总结，算法成为美的放大器：它把原本局限于一人一事一地的信息，放大到整个互联网上对文旅感兴趣的人群，进行了精准的匹配。

美国《在线》杂志的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名为《长尾效应》。他认为，互联网使许多小众知识，能够聚集到足够多的相似人群，从而这条互联网的长尾，能够让众多的小众知识，也拥有了长足的生存能力。

而这些小众知识使这个世界上足够的多元化能够得以保存，知识得以传播。而其背后的力量，依旧是算法。

关于算法如何普及科学，如何推动农产品销售，如何帮助乡村孩子获取知识的案例，不胜枚举，在深入到城市与乡村每个角落的短视频平台与产品，算法不仅没有使用户们陷入到“信息茧房”的窠臼之中，反而让更多的人获取知识，拓展眼界，找到同类，参与公共话题，推动人们更加热切地了解世界，勇敢发出声音。

污名化算法，归咎于“信息茧房”，无非是拒绝多元化，自我沉陷于单一价值观中的一个借口而已。

四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史铁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作家。某短视频平台上相关的视频累计增长192%，视频总时长增长415%，总分享增加了51%。

史铁生一度是中国最火的作家，但是当时他的主要读者是70后。而报告显示，排名前三的读者年龄段为：00后，90后和80后。

也就是说，越年轻的用户，越喜欢史铁生。

这显然并不符合“信息茧房”的预设。因为00后假设应该更喜欢穿越、科幻等这种爽文类型的作品。而《我与地坛》是沉闷的、内向的、自我反省的深刻的文字，算法应当抗拒把史铁生推送给00后才对。

这只是短视频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的寻常案例：算法拓展了年轻一代的阅读偏好，使看似过时然而隽永的作品，也能够在新的代际中不断传承。

“信息茧房”并不会因为算法而存在，而会因为闭塞而存在。

是那些思维封闭的人，先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茧房”，在信息源、渠道、偏好和价值观上，形成对多元化的排斥反应，从而将自己困住——或者更准确地说，沉溺于其中。

滥用“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本身是试图混淆技术与社会的责任。当社会普遍认同是技术造就了“信息茧房”，从而导致了人们的观念和思维单一化之后，社会或舆论的失败，就变成某个平台或者一种技术的罪愆，而塑造公民更加广泛的信息渠道，和多元化思维的责任，欢迎更加平等的讨论，就无从谈起。

当今的互联网，确然有着嘲杂、网暴、非理性的种种声音。但它并不来自于信息茧房，而来自于封闭、单一和偏见。归咎于简单化、脸谱化的“信息茧房”，并不会让互联网世界更加美好，而只会不断毒化它的氛围。

偏见是这个世界的顽疾，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所独有的。一个社会要突破被偏见绑架的现状，并不是给予它一个简便的借口，而需要的，恰是长久、耐心与全面的建设：它更加需要互联网和算法的帮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顾谈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