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叁里河（ID：Sanlihe1），作者：吴锦清，头图来自：东方IC
宏观上已经比以前公平很多，但区域内不平衡仍然存在
高考改变了什么？高考又该如何改变？
央视在《高考40年：恢复的公平与梦想》特别报道里中发出这样的疑问。
对钱颖来说，高考是从北京郊区密云到清华大学；对罗中立来说，高考是从四川达县地区钢铁厂到四川美术学院；对曹景行来说，高考是从安徽黄山茶林场到上海复旦大学。
他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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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中断11年的高考正式恢复。同年12月10日，全国570万考生走进考场，最终只有27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仅为4.8%，是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
但这4.8%也只是明面上的。在正式进入高考考场之前，报名人员还要先参加一场“预考”进行筛选。《浙江在线》曾采访“老三届”考生、浙江大学老教授高济平，他说自己所在的德清县基本符合条件的人都报名了，但真正参加高考的不超过10%。这样算来，真正录取率比4.8%低了不知道多少。
即便是顺利通过预考甚至超过高考录取分数线，随后的体检也不一定能顺利通过。澎湃新闻曾详细报道过曹景行的高考故事。据他回忆，尽管1977年第一次高考自己高分过线，但没能通过体检。
当时与他同在茶林场的知青们分析，是安徽方面不希望上海知青占用安徽名额，分数好的，在体检中，一点小病就被刷下来；而考上的，也被分到比较远、比较差的学校去。
在1977年，想上好大学要经历重重筛选，还有各种不公平。第一届高考各省单独命题，录取几率差别很大。湖北20.6万考生，录取1.84万，录取率约9%；河南70.59万考生，录取9374人，录取率1.3%，相差6倍。
时间来到2018年，在经过了1997年高校扩招、2003年开始自主招生之后，上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多，高考人数达到975万，实际录取率高达81.13%。
不论是录取率暴涨16倍，还是取消高考报名考生各方面限制，在恢复高考的42年时间里，高考已经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为众多学生提供了享受高等教育的可能。并且近年从全国范围来看，高考已经变得越来越公平。
除了不断进行高考改革、采用自主招生、三位一体等多种方式改变以往单纯靠考试成绩录取外，录取名额变化也不容忽视。很多高校属地招生比降低，招收的本省学生更少了。
原先很多高校特别是部属高校具有较为明显的属地招生倾向，当地考生可以进一步享受到资源和政策红利，获得更多招生名额。
为了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差距，2008年教育部发文明确要求部属高校要压缩本地生源比例，各部属高校在属地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超过30%的要逐步回调至30%以内；2015年，教育部再次发文要求部属高校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通过增量安排和存量调整，在2014年分省计划基础上适当增加山西、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和甘肃11省的常规生源计划，不得调减，希望进一步缩小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差异。
从数据上看，各高校确实在降低属地招生比上有所作为。以湖北省为例，2014年省内985、211院校在鄂都有不同程度的减招。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计划在鄂招收1778人，而2005年在鄂招生计划为3800人，湖北本省考生能享受的属地福利越来越小。
还有高属地比代表高校的浙江大学，近年来在浙招生比例也在不断下降。从高校本省录取名额看，高考已经越来越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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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影响高考的重要因素。如果省内考生数量变化，考试难度也会发生改变。
因为我国采用“分省招生”机制，录取名额以省份为单位划分，因此考生竞争主要来源省内。而近几年各省市的总体招生规模趋于稳定，某所高校具体在一个省招多少学生，数字基本变化不大。分子几乎维持不变，分母即省内高考总人数减少，高考竞争压力也随之降低。特别是原来的高考人口大省，变化明显。
湖北从2008年起，连续10年高考报名人数下降，降幅高达10多万。伴随考生人数减少，高考竞争不再像之前那么激烈，能上好学校的几率自然得以提高。
考生人数受到人口出生率影响较大。中国教育在线《2016年高招调查报告》分析，中国生育高峰在1991年停止，此后全国新生婴儿数量持续下降至2000年。新出生人口逐年减少，导致适龄高中毕业生随之减少。
区域教育发展程度同样影响该地考生人数。从1994年全国范围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开始，目标到2000年普及地区人口覆盖率85%。而九年义务教育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分段实施，华东、华北等地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完成较早，适龄高中生峰值到达较早。
湖北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0年湖北人口出生率高达21.60%，到2000年已经降到10%以下，降低了近12%，由此带来的适龄学生人数减少非常可观。
此外，弃考人数增加也是造成湖北考生减少的重要原因。长江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才生说，2014年湖北弃考人数在4万以上，原因是成绩不好主动放弃，或者考生认为省内考高难度大上一本难而选择直接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流出，比如去国外留学。
从全国看，湖北考生锐减不是特例，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江苏、安徽、陕西等多个省市的考生人数也在减少。与之相对的，是西南地区省份考生的集中增长。特别是贵州，从2010年的23.47万到2019年的45.87万，翻了几乎一番，增长率也很高。
谈及西南地区考生人数增长的原因，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西南地区特别是大西南山区较多，“普九”工作完成较晚，随着高中升学率的提高，参加高考人数逐渐增加。同时，因为西南城镇化起步晚，出生率下降慢，适龄考生也更多。
1990年贵州人口出生率高达23.09%，与湖北相差不大。但到了2000年仍有20.59%，降幅并不明显，因此贵州高考人数增加是必然结果。同时，贵州加大资金投入，扩建、改建高中，改善师资条件，使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从2011年的68.9万，增加到2017年的101.1万人。
另外，贵州也是“高考移民”流入大省。考生少、录取比例高，对压力超大的外籍考生吸引力不要太高。而随着高考人数的增加，贵州这个“高考洼地”的优势也将越来越小。
近年来不断出台新政吸引人才流入的城市，即将感受到高考压力变化。
最近两年，南京、杭州、武汉、西安、成都等准一线和二线城市不断加入“抢人大战”，纷纷抛出落户甚至随迁落户、各类房补、创新创业补助等各种优惠。全国目前约有20多个省市出台了人才政策，大量吸纳年轻人才进入城市经济体。2018年5月16日，天津发布“海河英才”行动计划。该计划进一步放宽了落户条件，公布不到1天就有30万人申报查询落户事宜。
招数频出的抢人大战背后，是不断加剧的城市吸虹效应，带来了不可阻挡的人口流动。而这个由人做出的迁移决策，受到经济、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天津这次政策这么好，如果能落户的话，我可以在天津工作，北京虽然收入高一些，但只要孩子能上学，这些都不是问题。”澎湃新闻曾对天津落户申报者进行采访，一位“北漂”家长这样说。
对许多中国家长来说，孩子教育是天大的事。只要孩子能接受好教育，自己做什么都可以。很多申报天津落户的人士坦言，想在天津落户就是看中其高考优势，孩子上好学校的机会更大。
作为直辖市，天津拥有2所985、4所211大学，优质教育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天津考生少，招生录取率却很高。2018年天津高考报名人数为5.5万人，数量排名全国倒数第4，而本科一批上线率却高达33.64%，仅次于北京。
在天津吸引的这些人才中，“北漂”家长群体非常突出。非京籍家长在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方面一直苦不堪言。首先是材料复杂、审核流程严格，即便幸运地通过审核也可能进不了好的公办学校。更重要的是，除非愿意报考中职高职，非京籍学生甚至不能参加北京中高考。
在人才新政吸引下，2017年成都净增户籍人口36.4万人，西安增加25.74万人，武汉增加了19.81万人……不断创下户籍人口增加新高。这些新增户籍人口将带来数量可观的适龄子女，将对迁入地高考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就像抢人大战中表现突出的成都。2018年，四川高考人数达到62万，排名全国第4位，而一本录取率在15%左右，985、211高校录取率分别为1.47%、4.44%，处于全国中下游，高考压力本身就很大。而随着大量适龄随迁子女进入，未来几年高考严峻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个表现抢眼的西北城市西安，情况稍好。2018年，陕西高考人数为31.9万，一本上线率17.74%，985、211高校录取率分别为1.88%和5.67%，排名全国13左右，想考取理想大学难度并没那么大。
在人口迁移过程中，户籍制度非常值得关注，也是城市吸引人才的重点。但人口转移过程中的障碍，并不在于户籍本身，而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城市福利，比如教育。一旦有条件限制了这一福利，那么流入地吸引力可能会打折。
面对一下子涌入的“新西安人”，西安教育部门紧急颁布了限制条例。2018年新落户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还算能顺利解决，但中考高考就没那么容易，最新落户的还需要回到原籍报考。特别是高考，如果考生户籍、学籍未满3年就不能参加陕西高考。
户口迁了、房子买了，突然对子女上学进行限制不可谓不坑，但是从规避高考移民、保护本地学生红利方面，这样的政策补丁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人口流动带来教育压力并不是首次出现，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人口大规模流动时，就已经开始并一直存在。
改革开放后，内陆省份劳动力不断涌入东南沿海地区引发“打工潮”，随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断发生。《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指出，截止到2013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流动人口6岁至15岁子女随同父母流动的比例高达62.5%，并且流动人口和随迁子女数量仍在逐年增加。
随迁子女就是流动人口带来的隐性人口，他们是城市人口增加的重要来源，也影响着流入地教育资源分配。
《论城市化进程对中国义务教育班级、学校规模的影响》一文认为，城市化带来的随迁子女涌入将对学校和班级规模产生直接影响。如果学校数量不变，那城市学校的规模只能不断扩大，生均教育资源就减少了。
同样，人才新政带来的人口流动将对流入地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产生压力。
虽然多地对随迁子女能否在流入地参加高考进行了1年或3年的学籍限制，但这个限制的制约时间有限，对已落户但还没结婚生子的人没有约束。
高校毕业生是人才新政的重点吸引对象，几年后这些人结婚生子，孩子在当地落户、申报学籍，已经不再受中高考学籍限制。幼升小、小升初、中高、高考，他们享受的待遇已与原先本地孩子无异。狼多肉少，教育资源竞争怎么可能不激烈。
事实上，很多地方的公立学校为了维持本地学生享受的资源不变，制定了各种条件、程序、费用名目来限制没有户籍的流动儿童入学，很多家长不得不选择入学制度相对简单的民办学校或者农民工子女学校，这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发展。
为了给外籍随迁子女更公平的升学机会，各省市也相继出台“异地高考”政策，希望能避免他们不得不回到原籍参加高考的命运。但实际执行中不公平依然存在。在31省市发布的2019异地高考政策里，3年学籍、父母职业、居住地、社保要求到处都是。特别是北京，异地高考门槛非常高。
好的教育资源永远有限，流入城市的教育资源，对意向迁移人员最终做出决定迁移有重要参考意义。而适龄随迁子女以及人才新政落户后新出生子女，又将给迁入地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在抢人大战之前，做好相应教育相关部署和规划很有必要。
难度高的省份人口减少，难度低的省份人口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平衡，高考公平性有所增加。虽然目前还没有实际数据显示各地吸引到的人才给当地高考带来多少压力，但这个趋势必然存在，并很快就会在最近的学籍保护到期后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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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农村优秀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各大高校都有农村专项计划。但北京上海郊区的农村考生，无法享受这种福利，其实是另一种不公平。
在全国范围高考变得更公平的大背景下，区域内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
在公认上清华北大几率最高的北京，来自不同区学校的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几率的差距也很大。北京中考网统计了2018年北大清华在北京各高中录取的人数和比例。在录取数量前15位中，海淀5所、西城4所、东城3所、朝阳3所、丰台1所，东西海区以毋庸置疑的优势成为北大清华学子的摇篮，而剩下其他比较边缘的区，能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屈指可数。
在录取比例最高的人大附中，4个学生里就有1个能上北大或清华。清北的诱惑太大，东西海学区房因此水涨船高。
浙江大学省内招生人数一般在50%左右，但省内生源同样非常不平均。据统计，2018年考入浙大人数前20的中学，最多的杭州地区有7所，最少的金华地区只有1所，各地区学校数量顺序基本与该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成正比。
总的说来，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局部相对来说教育资源越丰富、师资水平也越丰富，因此学生更容易进名校。这是一个符合常理与市场规律的现象，即使我们正在讨论的教育有很大的公益属性和社会责任。
从长远看，想要进一步提升高考公平性，区域内招生不平衡的问题也需要解决。不平衡的根本是教育资源的不平均，学校与学校之间不一样，而这归咎于师资的不平衡。为了解决这一点，教育部曾在 2014 年提出“三至五年”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尝试把最重要的师资从“校内资源”转换成更容易调动的“系统内资源”。
但因为编制和职称管理、执行权限低，以及责任主体不够明确的配套政策未到位而收效甚微。政策越往下，涉及的细节越多，执行起来也更加困难，比如民办名校就可以轻松越过这个轮岗制度。何况教育又是最为敏感的话题，当下与房产、户口还有家庭阶级升迁纠缠在一起。
宏观上的调控虽然会引起不满，但终归很难在个体身上产生即时可见的影响。而省市级别的强力调控，则往往因为指向明显，直接触动特定人群的利益，容易挑起矛盾。例如，江浙地区作为改革试验田导致当地家长的不满。再往下，任何细小改动都能直接引发强烈反应。前段时间，上海福山证大小学仅仅因为名字从集团官网除名、新校长到任，就闹出了学区房家长抗议示威的事件。
而且这些改变，通常因为主体级别较低，与民众之间没有缓冲区，不满情绪可以瞬时传达并引起周遭共鸣，上述事件从发酵到结束只用了一天不到的时间。因此，一些意欲改变小范围区域间不平衡的政策，往往会如愿地受到积极反抗，实行阻力和时长都比想象中更久。即使用更高的外力强行改变，既得利益者也可以利用本身的教育和经济优势在短时间内完成迁徙，再次重构不平等。
另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在多元化录取的前提下，给予学校更多自主办学权，通过提供多种可能性的方式变相削弱资源不平等。
最近，韩国政府正在寻求废除以自律型私立高中为主的精英高中体系，试图把这些精英资源打破释放。但在十年前，自立高中被寄希望于掌握课程制定和招生自主权之后形成教育多样性，弥补公立教育的不公平现象。不过很快，这些高中就以掐尖招生等方式迅速形成优势，变成整体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又因为高收费而促成了不同阶层之间受教育权的差距。
在大家都冲向同一个终点的时候，总会有人快速找出通往目的地的最优解并被有资源优势的阶层快速复制，高考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选拔机制，自然会反过来奖励这些找到最佳路径的人，反复循环。因此在更小的层面上，填补高考不平均更像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需要根据区域规划和人口结构快速调整。有着类似文化和教育体制，又在城镇化和居民整体素质上暂时领先我们的日韩两国，已经用十几年的折腾验证过这个道理。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层级的不公已经约等于是建立在自然发展的不公之上，用政策调控的手段来达到平衡不仅成本过高，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即使有，也会快速失效，需要新一轮调控。而这个层级上的公平如何做到，即使是在不那么重视名校和学历的欧美国家，也没能得到解答。美国的优质学区一样具备高房价、高名校率和居民收入高水平的特征。
作为一个只奖励优胜者的体制，高考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公平，值不值得以及可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仍是一个没人能够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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