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带一路百人论坛（ID：obor100），作者：王文、王鹏，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引子：
G20机制成立20年来已发展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然而，其固有缺陷、当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新挑战以及世界大国间的战略矛盾等因素导致其面临困境，且使部分“杭州共识”面临边缘化的威胁。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密集调研的基础上，回溯G20机制20年演进史，以有效性和代表性的变化为主要依据，分阶段考察G20全球治理的演进逻辑，讨论其当前困境及杭州峰会后“中国方案”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就应对困境提出具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二十国集团（G20）2019年6月28至29日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第14次首脑峰会。自1999年正式成立以来，G20机制已经走过20年。从早期的部长级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到2008年以后的峰会，其层级不断提高、影响力稳步扩大，业已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中国则在这一“历史转折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作为国际社会应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制度性产物，G20峰会机制为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然而，在G20机制固有缺陷、当前全球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民粹主义盛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机制本身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治理主体都面临新挑战。
鉴此，本文在文献研究以及近两年来对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印尼、土耳其、澳大利亚等G20国家以及伊朗、巴基斯坦等非G20重要国家进行密集调研的基础上，首先分阶段回溯G20机制成立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重点评估2008年G20升级为峰会后的机制化建设与演进逻辑，然后研讨近两年来G20机制所遭遇的最新困境，重点考察杭州共识的国际接受度与所面临的最新挑战，最后就如何延续“杭州共识”，并进一步优化G20架构、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提出新的中国思路。
一、G20机制20年：治理成果与演进逻辑
促成二十国集团（G20）机制产生的机缘是两场冲击全球的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富国俱乐部”认识到“既有G7/G8及更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无力为新的全球化时代提供金融稳定;同时，需要建立既包括现有强国又包括新兴经济体的更广泛和更长期的集团来提供这一全球公共产品”，于是建立了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以共同应对。而十年后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则使G7自身沦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与重灾区。为尽快恢复本国经济以摆脱危机，发达国家不得不借助新兴经济体的资源和支持，因而促成了G20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机制，并由此逐步取代G7/G8峰会在讨论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下文将分阶段考察G20作为全球治理平台的演进逻辑，评估各阶段成果。
（一）部长级会议时期，1999年9月至2008年10月，在柏林、蒙特利尔、渥太华、新德里、莫雷利亚、柏林、北京、墨尔本、开普敦，共举行了9次G20部长级会议。G20机制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由原八国集团（G8）以及包括欧盟在内的另外12个重要经济体组成，形式为非正式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宗旨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提供一个非正式对话的新机制，以扩大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之间就经济、金融核心议题进行讨论并合作，以取得惠及所有人的稳定、可持续的世界经济增长。G20机制最终成员名单主要考虑了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作为一个会议协调机制的最大容量。这使得G20在代表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国际合法性”（International Legitimacy）上较G7/G8都有了大幅提升。
正如有学者所批判的，G20在该阶段仍局限于扮演G7“外围组织”的角色。会议本身即明确规定，G20的创设只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部提供新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它只是IMF和世界银行框架内的一种机制。它所发布的联合公报也多为长期问题，且并不对实施这些目标所需要推进的具体步骤进行严格规定。以上种种特质共同导致了在成立最初的10年中，G20在国际社会所受关注较为有限，一直笼罩在G7/G8的光环之下，因而也无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任何主导性作用。
（二）危机应对时期，2008年11月~2010年6月，在华盛顿、伦敦、匹兹堡，共举行了三届G20峰会。2008年G20举行首次全球经济治理峰会，“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对各成员国所造成的巨大共同威胁，也迫使各成员国产生更强烈的动机求同存异，弥合彼此间的认知差异与主张分歧，因而大幅提升了机制的有效性。效用的提升反过来又吸引更多国际关注与支持，从而加强了该机制的国际代表性与合法性。
2008年11月14日至15日，20个国家元首齐聚美国华盛顿，一致决心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恢复全球增长，实现世界金融体系必要改革。此后，G20告别了上一阶段作为松散、非正式国际组织的状态，转而开始在协调各国政策、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2009年，G20确定在2011年之后将升级为年度性、制度化的论坛，专注于探讨全球经济议题。作为一个多层次的全球论坛，G20的会议在该阶段已逐步发展、细分为内部与外围两个相互关联的体系。内部机制的细化以及外围配套机制的逐步完善被认为是G20机制成熟化、规范化的重要特征。
（三）预防机制转型时期，2010年11月至2015年11月，在多伦多、首尔、戛纳、洛斯卡沃斯、圣彼得堡、布里斯班、安塔利亚，共举行了七届G20峰会。在危机应对期之后，随着G20治理效用的逐步显现，世界经济开始恢复、发展，应对危机的紧迫性随之下降，大国/主要经济体间的差异和矛盾重新凸显。与此同时，表现出较强治理能力与潜力的G20机制则相应地从“应激性”“救急性”向预防性常规机制转型。成员国以及国际社会希望G20在完成逐步治愈全球危机创伤的基础上，进一步为未来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预防工作做出新的机制性贡献。该阶段G20在国内政治治理、审议结果、方向确立、决策和承诺、承诺落实、全球治理制度建设等领域不断形塑共通理念，强化国际社会的凝聚力，并逐步打造出一个有更强代表性、认可度和高效性的全球治理网络。圣彼得堡峰会后，G20的议题和目标也变得更加广泛，除了关注中长期全球经济增长的质量外，也加入了气候变化、反腐败、就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新议题。
（四）“新全球化”时期，2016年9月至今，在杭州、汉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阪，共举行了四届G20峰会。在危机应对期与之后的预防转型期，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凭借较有效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对国际社会“公益”的切实维护，已经逐步超越美欧传统发达经济体，而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主要引擎。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也带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这些不仅导致了世界经济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的变化，而且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改革G20机制充满期许。
这些期许集中体现在2016年杭州峰会的共识上。在贸易领域，各国达成《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共同声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尽快实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在投资领域达成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在金融领域达成《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在发展领域，各国就推动包容与联动式发展、推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达成共识；在创新领域，峰会首次将“创新增长”纳入G20核心议题，并就“G20创新增长蓝图”达成共识；在结构改革方面，杭州峰会完成了G20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九大优先领域和四十八条指导原则，制定了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的推动下，G20机制不仅致力于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前进，更自觉将自身议程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2030）对接，以推动全球包容、联动式发展，使经济增长更加公平公正地同时普惠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G20机制不仅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而且也首次就落实SDG2030制定出有一定可操作性的集体行动计划。对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G20推动落实SDG2030是一项“双赢”的选择:一方面，落实SDG2030不仅可以为G20整合其发展议程提供难得的契机，而且有助于推动G20成功转型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期性平台;另一方面，G20杭州峰会在推动国际社会落实SDG2030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对推动愿景的全面实现具有开创和引领意义。
面对西方所推动的“旧”全球化缺乏动力和国际合法性的困局，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心的中国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新方案、新思路。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所谓“新全球化”的目的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对G20机制而言，在历经危机应对期、危机预防转型期之后，以杭州峰会的召开为标志，转向推动世界经济的“新全球化”，即“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二、G20机制面临的困境
在G20峰会机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围绕它在全球治理模式和成效的批评可被归纳为“多余论、拒绝论、强化论、替代论、衰退论”五大类。近年来，随着反/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的兴起，以及大国间结构性矛盾的上升，全球治理面临新困境，G20机制也同样面临新挑战。
（一）G20机制自身性质和组织形式存在固有缺陷。
G20内部存在三个组合：一是G7，就世界经济和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发达国家内进行协调；二是金砖国家组织，在G20期间也将就重大国际议题协调立场；三是中等国家或者中等强国组成的称之为“MITKA”的集团，成员包括墨西哥、印尼、土耳其、韩国和澳大利亚。它们游离于前两者之间，希望“抱团取暖”、加大发言权。因此，G20具有先天的临时性、非正式性和不稳定性，譬如三个集团间权力不均衡、缺乏凝聚力、合力不足等。这些特性又共同导致了G20的低效性，如议程的泛化等。峰会本身作为一个松散的国际论坛，其能否形成合议、公报本身依赖于出席该次峰会的首脑们能否达成共识;不仅效率不高，而且每年的公报内容也因为参与方数量较多而较为庞杂。此外，即便达成共识并发表公报，也不能对签署国未来的行为构成任何实质性约束。峰会创始初期，目标明确，就是为了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且各国政策储备手段也相对充足。而11年后的今天，各国能够使用的政策抓手已经用尽，其效果还在逐年递减;而刺激经济发展和协调各国立场的新手段尚未成熟。
（二） 全球治理新形势给G20机制带来新挑战。
一是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全球经济发展总体趋势为低速增长，新的危机和风险却在上升。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专门创造了一个新词“慢全球化”（Slowbalisation），以概括当前及未来全球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与趋势。 布鲁金斯学会与英国《金融时报》的数据显示，自2018年秋季以来，发达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的情绪指标和经济数据都在持续恶化，全球经济已进入“同步放缓”阶段，且2019年也难见逆转。二是争夺存量的新博弈。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各国都倾向于加紧“多分蛋糕”，而不是想办法“做大蛋糕”。各国都试图从现有的经济增长中攫取更多份额，而非通过加强合作等手段促进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与可持续增长。包括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本届峰会东道国日本在内，发达国家大多谋求通过修改全球经济治理的游戏规则，以便从现有的经济存量中进行利益再分配，占有更大份额。三是科技外溢的新效应。科技革命尽管有力提升了全球生产力，但由此在收入分配方面造成的新鸿沟未能有效弥合，于是在发达国家产生新的国内矛盾，并向国际社会外溢。四是世界秩序的新乱象。在国际层面，英国脱欧对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都产生了远超此前预估的巨大冲击；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刻赤海峡的对峙激化乌俄、俄欧、俄美、俄—北约矛盾；面对更加动荡的中东局势，美既插手中东事务又不想陷入泥潭的模棱两可态势使中东乱象加深，难民危机、伊朗核危机、巴以冲突等问题的解决前景更加黯淡。在国家层面，右翼政党执政在不少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已然成风；而在欧洲的核心地带，起源于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正延续和放大欧洲各国的排外和孤立主义现象，并向欧洲其他国家、世界其他地区蔓延；由难民、移民问题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防不胜防的“独狼”式袭击正利用最新科技给无辜平民造成巨大杀伤。
（三） 西方发达国家对G20机制的重视度大幅降低。
欧盟内部的分裂使其仅关注与自身有关的议题，而忽略全球治理。日本则希望借2019年大阪峰会为2025年大阪博览会预热、铺陈，遂提出“社会5.0”概念。博览会主题是“构建未来社会，想象明日生活”。显然，日本在议题设定上旨在把峰会的主题引入国内公共事务管理，而非G20职分所在的全球治理领域。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全球治理、G20峰会的认知、立场和行为都产生了质变。在峰会初创时期，美国总体上仍奉行国际主义，强调双边及多边合作。但近两年来，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对外总体战略，奉行“国家主义”，强调“美国也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其国内甚至出现了“抛弃G20”的声音。G20初创时期，美国尚能放下身段，为寻求合作而适度让权、放权；但现在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特朗普政府正谋求从多边国际组织中“强行收权”；如不答应，则以“退群”回应。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在国内事务中历来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特朗普政府正使该偏好加速外溢到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中，因而削弱、制约了G20这类依赖各国政府通力合作的全球治理平台的影响与效用。2019年年初，特朗普政府在有关美国经济事务的多次表态中，点明了三个国际经贸组织作为其制定经济政策的参考重点，包括世贸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但没有G20，进一步说明G20机制不受特朗普政府的重视。
（四） 中美战略竞争使G20沦为大国博弈“角斗场”的风险增大。
自2018年上半年以来，受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加剧的负面冲击，G20在沦为“清谈馆”的同时，又平添了沦为大国角力之战场的风险。2018年，中美两国在另一重要跨区域多边主义平台APEC峰会上的拉锯战，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会共同宣言流产，给当年的G20峰会敲响了警钟。也正是鉴于对大国拉锯战对多边协调平台巨大损伤的防范与规避，在APEC峰会后不久召开的阿根廷G20峰会上，中美两国以及国际社会都做出了一定努力，避免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然而即便如此，在阿根廷峰会上所暴露出来的中美矛盾与分歧，依然成为会内会外的舆论焦点。从国际媒体的报道量来看，全球对中美关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峰会本身议程的关注，且认为阿根廷G20峰会“已经变成了中美战略与经济摩擦的协调平台”。在经贸摩擦之外，美国在台海、南海的行动，以及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印太”地缘战略也对中美关系的稳定性造成冲击，从而增加了两国在G20等多边框架内的竞争强度。
三、“中国方案”面临的挑战
如前文所回顾，以2016年杭州峰会的召开为标志，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推动下，G20机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正朝着推动“新全球化”的目标迈进，并取得一定成果。然而，在最近三年的全球治理实践中，“杭州共识”在加强各国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改革经济金融治理机构、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领域的努力也遭到了一定阻力，面临风险和挑战。
（一）西方发达国家加大联合制华力度。
作为西方政治经济架构的自然产物，“全球治理”本质上可被理解为某种“朋友圈”。其中，英语国家（美、英、加、澳、新所谓“五眼”同盟）、法德等西欧大国以及日本仍居于核心位置。它们在国家层面通过一系列同盟关系相互绑定，同时在次国家层面，甚至在家族、个人层面上具有上百年的实践和交往网络，自然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小圈子，彼此在情报、资源、理念、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共识与共享。它们之间存在矛盾，但面对“外来者”时则往往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试图共同“驯服”“规制”作为全球治理“新来者”的中国。全球治理本质上乃“全球公器”，应该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和福祉服务。但当前在西方强国的霸权阴影下，作为国际社会最重要“公共产品”的全球治理仍在相当程度上被某些小圈子、小集团“公器私用”。因此，中国仍需时间以积累全球治理经验。
西方在全球治理各领域中的经验、资源和手段仍强于中国。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G7仍将在G20框架内发挥主导作用。G7通常先行开会，讨论对重大问题的共同立场，然后在G20峰会上体现一致性。课题组调研表明，欧美之间的一些争执本质上并非他们彼此间的直接矛盾，而是欧洲一些官员认为，美国不应将贸易战矛头指向自己，而应欧美“联手”对付中国。可见，这种所谓的“欧美矛盾”与中方此前的设想、期望相比，存在较大距离。故此次大阪峰会以及之后的G20会议上，都不能排除美欧在G7框架下事先达成协议，而后针对中国的可能。
（二） “中方案”面临被西方曲解和污名化的威胁
中国与西方的全球治理理念仍存在相当差异：一是在全球治理的主体上，中国比较强调联合国的作用，而美国则强调自己的联盟体系优先；二是在全球治理的议题上，中国坚持发展优先，美国坚持安全优先；三是在参与全球治理的主权国家地位上，中国强调所有国家部分大小都是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而美国则分出等级，认为其本国及盟友的利益要优先满足；四是在全球治理的方法上，中国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而美国是要干涉内政的。还有学者从外交、经济、社会政策三个维度考察中美全球治理观的差异，认为他们在全球治理的方式、价值观以及对全球治理各类行为体的重视程度都存在较大差异；如果说美国是“带有霸权色彩的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观，则中国的价值理念可被视为“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主义”。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气候合作等重大议题中都有明显体现。而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更放大了上述差异。
正是由于西方在全球治理的主体、参与者关系、议题目标、具体手段等方面与中国的理解存在相当差异，目前在西方“全球治理”的研究圈子中并没有按中国本意去理解“中国方案”，甚至一些西方智库、媒体或有意或无意地把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同于“一党专政”“共产主义”“国有企业”等，刻意制造“中国方案”与西方传统政治理念和治理框架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进而使“讲好中国全球治理故事”面临挑战。
近年来，西方国家屡屡在发展模式、贸易补贴、市场经济地位等领域向中国发难。在大阪峰会及此后的G20峰会上，西方媒体将大概率对中国及其发展模式展开一定程度的舆论抵制。同时，先于G20峰会召开的G7峰会也存在预先在上述议题上达成某种合谋、共识的可能。而在过去的多次峰会上与中国形成密切战略协作与互动的国家，譬如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也可能在右翼的雅伊尔·博索纳罗总统当选后转向亲美，从而进一步削弱G20框架内支持中国方案、中国主张的声音。
（三）杭州峰会上所确立的若干原则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二十国集团的行动力与引导力，正在于持之以恒落实成果，确保各项议程的延续性。”杭州G20峰会中的多项核心内容，如重视基建、加强反腐、促进增长、互联互通、契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属于长期以来G20峰会的传统议题。中国为其延续作出巨大贡献。然而，另外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主张、理念，却正在被西方国家淡化、稀释和边缘化。譬如，在杭州峰会上所确立的“贸易部长会议机制化”“绿色金融”“发展中国家地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振经济”等，已在后续的峰会中被陆续淡化或剔除。
以贸易与投资领域为例，国际贸易与投资规模的不断萎缩、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的不断分化，都给国际贸易投资的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为此，中国政府在G20杭州峰会上就推进贸易投资增长、强化G20贸易投资机制、促进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全球价值链等方面推动成员国达成共识。为使上述努力制度化、常态化，杭州峰会还通过了《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指导原则》有效地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的空白，在全球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上了取得重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不仅覆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板块和要素，同时还纳入全新的国际投资规则核心要素，对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的增量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指引，给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推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国际合作进入新阶段。
然而，在此后的两届峰会上，上述杭州峰会共识与成果并未被东道国在大会议程中延续，相关的研讨、热度明显下降。各峰会主办方更倾向于将本国所关注的内容设为核心议程。至于对杭州共识做后续的推进和落实，则面临更大挑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杭州峰会举行时，尽管中美在全球治理目标和手段上存在一定分歧，但当时的美国奥巴马政府总体上仍然赞成国际合作，因而与中国明确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主张存在一定共识。然而近两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所强力推行的“美国优先”原则、贸易保护主义，中美上述共识正受到全面侵蚀。
四、中国的应对
尽管G20面临种种挑战，但它仍然是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而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需要利用好这个平台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也是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最终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基于上文的分析，中国在现阶段可以从以下措施入手，在进一步夯实杭州共识、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与G20机制的进一步优化。
（一）中短期延续杭州共识、捍卫中国方案的策略思考。
第一，借助G20峰会促进大国协调。首先，处理好大国协调特别是中美协调，审慎处理特朗普政府“美国第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中国所高举的全球化大旗间的关系，避免两个大国间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和能力产生致命误判。其次，借助参加G20峰会与东道国拉近距离，开展公共外交也是题中之义。譬如，在大阪峰会上，中国可以从不同层面夯实中日关系，促进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尤其是形塑日本下一代对中国的正面认知。再次，可借G20峰会夯实与新兴大国的关系，继续与它们一起寻找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如和印度等国可以在大数据、医药、知识产权等领域就国际贸易规则公平化改革等议题达成共识。在G20框架中应注意团结发展中国家，协调立场，一齐发声。
第二，以G20峰会为平台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推动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改革。中国不妨在G20峰会平台全面阐述有关WTO改革、提高政策透明度、鼓励市场竞争、捍卫公平贸易原则等中国主张，作用在于:一是占据国际社会的道义制高点；二是对外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统战”美欧国内的部分工商金融界人士来缓和与美欧间的战略矛盾；三是对内进一步借助扩大开放来加速国内改革。
第三，高度重视G20配套活动，以打造更加丰满、立体的国际形象。中国国家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都应积极参与G20峰会的筹办、参会和后续工作，在二十国工商论坛（B20）、二十国智库论坛（T20）、二十国青年论坛（L20）、二十国妇女论坛（W20）等平台上继续发力，从而打造更加丰满、立体的中国国际形象与影响力。
第四，借助“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政策抓手落实“杭州共识”，不断扩大国际社会的接受度，并在促进“五通”的共同实践中加以打磨、完善。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血脉经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建设亚欧地区以海陆空交通线、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等为构成要素的综合性立体交互网络，为沿线国家的民间文化“思想交流”奠定“物质交往”基础。而在“逆全球化”大潮下，加强世界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本身就是“探索一种全新的开放性经济发展方式的尝试，为密切国家间经贸的往来和抵御全球化风险提供更强大的战略依托。”
以作为杭州峰会亮点的“绿色发展与绿色金融”“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例，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亚投行融资支持等领域加强政策倾斜与扶持。不妨借助“一带一路”的建设，向全球推广“要致富，先修路”的中国发展理念，并将生态文明融入绿色基建项目之中。
创新绿色金融机制不仅有助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能够引领多边开发银行参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也不妨以亚投行为牵头单位，联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亚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在“一带一路”沿线有业务交集的多边银行，建立包括基础设施投融资在内的合作关系，更好地发挥多边开发银行资金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
加强中国绿色金融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全球推广工作是重中之重。伴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的日益重视，未来绿色金融业务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全球绿色金融业务正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作为绿色金融服务核心的绿色标准，其内容与规范的发展也都在起步阶段。而在绿色金融标准上，较之于国际“自下而上”的自愿性标准，中国的绿色金融标准更多采用了政府引导和市场化约束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指导性准则，对绿色金融从绿色产业项目界定、募集资金投向、存续期间资金管理、信息披露认证等问题进行引导和规范。因此，推动绿色金融的中国标准国际化，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并拥有政策支持优势。
与此同时，在话语层面亦宜建立“一带一路”生态文明传播机制，扩大沿线国家对中国生态发展理念的认同，加强民心相通，为建成“一带一路”的最终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在上述过程中，“杭州共识”将在双边、多边的建设实践中被国际社会“内化”。
（二）中长期进一步优化G20架构、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策略思考。
从中长期看，未来5~10年将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全面推进、开花结果的十年。尽管仍面临空前的挑战和阻力，但中国崛起的国家实力、“中国方案”自身的价值与全球吸引力，都为中国推进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提供新动力。为延续杭州峰会的成果，同时因应新的挑战，应切实推进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落实，具体可从如下方面入手。
第一，针对世界大国实力消长与全球治理架构的现实，确立更加符合实际的全球治理目标和战略预期；适度调整对G20的认知与心态，在全球治理中聚焦力所能及的重点领域。中国在继续利用G20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宜把重点锚定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APEC等多边和区域机制，且仍以双边外交和双边经贸关系为基础。
中国对G20自诞生之日起就自带的制度性、结构性先天缺陷，以及民族国家的自立性、自助性需有充分、全面的认识；同时也需用更长时间适应全球治理的“深水区”。当下，全球治理盘根错节，复杂异常，中国作为新手仍需关心观察、虚心学习。西方一些舆论过度宣扬“中国领导权”“中国模式主导/引导全球治理”，对此中国尤应谨慎。
中国尤其需对国际体系改革的漫长性、挫折性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仍由美欧主导；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也将影响国际体系的改革；美欧、美日经贸之争并不会完全使西方撕裂；国际体系未来恐将长期陷于“斗而不破”的摩擦“新常态”。因此，中国参与国际治理，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干中学”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该文于2019年3月31日重新刊载于《求是》杂志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不仅展示出中国国家领导人 对世界大局的最新观察，更体现其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与一以贯之的正确研判。而认清这一点，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审慎研判包括G20在内的全球治理平台的实际价值，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与地位，从而确立更加符合实际的全球治理目标和战略预期。
在重新调整对本国实力、全球治理能力与G20潜力的认知之后，中国不妨将G20作为中国展示形象与主张的外化特色与传播平台，从而更加务实、有效地使用该平台。
第二，借助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架构，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领域的协调协作。全球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浪潮源于西方国家在当前特定阶段出现的区域和周期性倒退。该浪潮已经在发达经济体中引发交叉传染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增长缓慢、移民政策收紧，从而间接导致全球化的引擎从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经济体。因此，中国不妨借助金砖、上合等多边组织，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的协调与协作，共同捍卫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的价值观，并抓住下一轮全球化将带来的机遇。
在国际金融领域，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动荡不定的“美元退潮”期。长期来看，美元加息可能迫使西方企业债市场被迫持续去杠杆化，形成“债务悬崖”，从而因遏制创新而间接打击世界经济。除了美元自身的问题，美国政府恶意利用其美元霸权，频繁使用金融手段制裁、打压他国，也迫使更多国家从国家安全与战略的角度警惕美元。尤其是俄罗斯、伊朗等近年来饱受美国金融制裁之苦的国家正谋求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希望通过强化在国际支付与清算领域的协调来破除制裁，从而捍卫本国金融经济主权。
由上述诸多因素所引发的“去美元化”（DeDollarization）趋势也在客观上为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加强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货币协作提供了一定的有利的外在条件。为了逐步发展起自己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系统，中国也不妨在国际货币结算清算系统中加强与俄罗斯、欧盟等的协作，适度、逐步递减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从而加强中国的货币—经济主权，并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本文转自：《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5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带一路百人论坛（ID：obor100），作者：王文、王鹏，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