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隐喻、困境与曙光

全球化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虽然遇到过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但总体上依然发展迅猛，人们称这一时期的全球化为“超级全球化”。直到近年受到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全球化遭遇巨大挑战，有学者将这期间的全球化称为“有限的全球化”。

在这期间，虽然人们的普遍联系和交往通过数字技术得以延续和伸展，但人们仍然感到全球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被“冷冻”了，全球化在“躺平”；而如何释放全球化的韧性，消除全球化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危机，是当下学界和实务界需要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风险、韧性与全球化：问题与隐喻

风险、韧性与全球化既是这个时代人们对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活世界的普遍感受，又是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社会复杂现象的抽象概括，这些概念和问题凝聚着人们感性的认知、知性的分析和理性的反思。针对这些重大的复杂社会现象，如果我们只是进行理性归纳和概括，这些现象的丰富具体性和鲜活性就容易被掩盖和遮蔽。那么，如何既保持对这些现象直观生动地观察，又能理性地切中这些事物的要害，把握事物的本质，让事物本来的意义本真地向我们呈现？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些学者针对这些复杂社会现象，善于运用隐喻的方法，巧妙避开了就事论事的狭隘性，让现象的自身意义和他者的意蕴有机粘连起来，通过生动的具象将两者意义进行粘贴和缝合，通过缝合让事物更丰富的意义在当下立现，从而不断对现象进行意义充溢，持续对现象进行意义的累进和叠加，把事物不同维度的侧显进行意义复合，让复杂事物的知识境域和生活世界直接呈现出来，得到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倡导的“本质直观”的效果。

（一）全球化的隐喻：桥梁与水晶宫

“全球化”这一概念自问世以来，如何对其进行概念界定，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大前研一、福山等全球化激进派赞美全球化，认为全球化重塑了历史；也有以赫斯特为代表的全球化反对派质疑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没有改变民族国家存在的事实，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神话”；吉登斯、贝克等全球化理论温和变革派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结果，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世界。

对于这一概念，贝克指出：“全球化是一个沟通相互不同的原点的语言桥梁。其全部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非线性的过程，而在于它可能指明了一些已然形成的、经验的、历史的、多样的过程。”这种观点代表了温和全球化理论的理性判断。桥梁是一种积极的、跨越分离的联系。齐美尔认为：“桥将有限的跟有限的联系起来……克服这些障碍而架起的桥梁标志着我们意志势力的发挥超越了空间。”桥梁作为一种超越空间的中介，使不同地区的人们可以沟通，进而理解和交往。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可以看见的“交往理性”。全球化经过30多年的历史演进，也逐渐验证了上述对全球化的理性分析和判断。全球化使得跨国的供应链、生产链、价值链和消费链开始逐渐联系、贯通和融合，全球的资本、货物、人员、符号开始快速流通，正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是“流动的现代性”。全球经济像飞架的桥梁一样联结成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克服分离、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程度，在很多重要指标上都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彼德·斯洛特戴克把全球化形象简化为一座巨大的“水晶宫”。它非常巨大，容纳了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有约15亿人口居住其中，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全球化是一座与外界隔离的独立空间，有坚硬的外壳、明显的边界，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被挡在外面，很难进入。

“水晶宫”容纳了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是“消费社会”的天堂，在这个温室里，做人首先变成了一个购买力的问题，人们享受金钱和富有，却不知道他们的金钱和富有从何处而来，水晶宫的剥削性和寄生性由此展现出来。全球化在斯洛特戴克表述中，形象地展现为一座金光闪闪的水晶宫，是消费主义的天堂，是舒适温暖的乐土，是阻止外人进入的围城，是市场和资本聚焦的绿洲。

笔者认为，斯洛特戴克的“水晶宫”隐喻与贝克的“桥梁”比喻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化的空间性问题与空间生产问题。我们对此也做个比喻：万里跨海大桥向外延伸，闪闪发光的水晶宫就是桥头堡，桥头堡是桥梁的中心，并不断组装桥身向外延伸。桥头堡居于枢纽，对外发号施令。桥头堡、桥梁、水晶宫都蕴含着一个强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即空间的生产和空间霸权问题。

沃勒斯坦认为，20世纪的人类历史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性，世界经济体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几个极端不平等的层级，欧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半边缘”，某些东欧国家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边缘”。

“中心”拥有多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地区进行剥削，“半边缘”地区对“边缘”地区实行剥削，“边缘”地区只能被动接受剥削。斯洛特戴克指称的水晶宫里居住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水晶宫之外居住着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水晶宫里是全球化资本的内部空间，对外发号施令，生产“半边缘”和“边缘”空间，营造“抽象空间”，抹去空间的一切地方性特征与差异，从而控制整个世界。

斯洛特戴克和沃勒斯坦的相同之处是揭露了世界资本内部的强权，但他们又无奈地承认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在历史中的进步性。不同的是，斯洛特戴克对全球化世界进行两分：水晶宫内与外；沃勒斯坦对世界经济体进行三分，真实呈现了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依附关系。

他们的知识主张都自觉不自觉地呈现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精心设计和构建，那就是自己位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强力维持“中心”的疆域和边界，修建围栏和高墙，阻止其他人涌入中心，从而更方便剥削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

“水晶宫”的意象暴露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推动布局全球化的真实意图，揭示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建构的自私性，也反映了西式全球化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这种模式下，全球化的“善意”和“美德”没有真正呈现出来，所以有识之士如美国的小约翰·柯布，就呼唤要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笔者认为，斯洛特戴克的“水晶宫”隐喻与贝克的“桥梁”比喻展示了全球化“中心与边缘”这一强烈的矛盾关系，揭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带来的难以化解的矛盾：世界统一和世界分裂。这是全球化百年运动与发展的结果，是现代性的后果，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

“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揭示了全球化空间意义的标注和指认不再以地理学意义的位置空间为中心，而是以政治经济体系的建构为中心，它以剥削与反剥削、控制与反控制、统一与分裂作为其运行世界的逻辑机制。中心国家与地区强大的政治经济辐射力和边缘国家与地区无奈地接受都构成强烈的反差，这些张力构成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霸权与反霸权的主旋律。

笔者认为，“中心与边缘”也会在极端情况下演变成“文明的冲突”，但同时，全球化的韧性在这些冲突和激烈对抗中会获取新的力量和进步的源头活水。 

（二）风险的隐喻：回旋镖、烫手山芋与定时炸弹

当下，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世界上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极端气候不断侵袭，使人们感受到全球风险社会的日益临近。为此，我们要追问，什么是风险？贝克认为，风险是现代化的副产品，是不受欢迎的富余。

人们在进行现代化大生产的过程中，只关注产品的盈余和生活的富足，而无意关注对大自然的侵蚀和伤害，现代化大规模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损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人们对自然的破坏使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叠加，使人们处于一个难以脱逃的危险境地。为此，人们开始反思风险的源头以及风险是如何构成的。

贝克认为：“现代化风险迟早会冲击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现代化风险具有‘回旋镖效应’，打破了阶级图式。生态灾难或核泄漏向来无视国界。就算是富商大贾或有权有势者，也难逃其影响。”“回旋镖效应”隐喻一种政策、策略或事件，其影响在实施之后会返回到发起人身上，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或反噬。

风险的制造者预料不到自身会被风险反噬，因为现代风险没有国界，既不分人种，也不分贫富，在风险面前人人平等，自然风险和气候变化会跨越民族国家的疆域和边界，风险的制造者并不能凭借社会地位和财富躲避风险。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乌尔里希·贝克 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此外，风险的制造者往往把制造的危险转化为可有可无的风险，成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笔者认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还有一层意思，指作为“科层制”的现代管理体系面对风险的不作为。面对问题，管理体系局部层层负责，但面对整体风险就不负责任且逃避责任，局部和线性思维影响和限制了风险的整体管控和总体治理。最顶层设计应该有一个稳定的组织，需要有社会伦理道德责任的人来承担委员会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谁来为全球化运行和发展承担伦理学责任？贝克多次呼吁，欧盟及联合国应当担起责任，提高全球治理的水平和能力，甄别重大环境事件的恶性影响，建立全球环境危害惩罚机制。

针对“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说：“人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某些事，自己却不必为此负责……这就是我们在面临极具威胁的生态灾难时还在急忙传递‘烫手山芋’的样子。”人们在风险面前往往选择逃离、回避，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会利用各种手段去转移或者转嫁风险，他们逃避风险，逃避责任，风险成为“烫手山芋”，人人都在躲避，这就是许多生态灾难找不到风险责任主体的原因。

贝克认为，风险作为文明的“定时炸弹已经开始滴答作响。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指明了一个未来，而我们必须对此加以预防”。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深入思考风险与时间的关系。风险、危险和危机之间有内在关联：风险的着眼点和身位是未来，它关注的是即将来临的危险和危机；危险的着眼点和身位是现在，它关注当下所遭遇的事物和情景关系；而危机着眼点和身位是过去，已经处于其中不能自拔的场景和情景。

所以风险、危险、危机三者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和生成，关注它们之间生动的转化、转变，要把握其中的度。虽然我们已经处在全球生态“绝望”的时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地球濒临崩溃的倒计时中，但是我们还是要用理性去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情形，去寻找其中的一线生机。

我们认为，风险的隐喻——回旋镖、烫手山芋与定时炸弹，都与全球化的时间性息息相关。风险、危险和危机在全球化时代变幻莫测。全球化进入了加速度的时代，全球化与加速度的“双剑合璧”使风险、危险和危机更加难以预测和防范。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快速升腾使我们这个世界成为全球风险世界。进入21世纪以后，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高铁和飞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出行的必备，我们进入了德国社会学家罗萨所言的“加速”时代，全球化加速度使风险、危险和危机播撒得更快更广，更难以把握、更难以化解。回旋镖、烫手山芋与定时炸弹的隐喻也许能使我们有所警醒，提示我们要学会运用非凡的责任心和韧性智慧去有效地化解风险。

（三）韧性的隐喻：橡树和芦苇

当下，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有识之士提倡发挥和延展人类的韧性。韧性是指人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自我康健的修复能力。因此，我们要追问什么是韧性？

布伦纳梅尔曾用拉封丹的著名寓言《橡树与芦苇》来形象地概括韧性的内在和外在的张力。他说：“橡树极具稳健性，高大挺拔，在寻常的大风里显得坚不可摧。与之相比，芦苇则是柔韧的，微风也会使之弯腰。可是当强风暴袭来时，芦苇却高声宣告：‘我将弯而不折。’”这一说法包含了韧性的本质：大风之后，橡树倒地，芦苇却挺拔傲立。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韧性的表层含义，即具有抗压性、伸缩性、复原性，它的深层底蕴则具备灵活性、康复性、学习性。

韧性可以区分为自然韧性与社会韧性、物的韧性与人的韧性，人从自然韧性看到社会韧性，从物的韧性移情延伸到人的韧性。人的韧性包含了人的学识、勇气、胆量和智慧。人们看到金属与植物在重压之下所展现的伸缩性、延展性和抗压性，受到启发，创造性地发挥了人们同情—移情的心理机能，通过对物和自然的韧性的认知、模仿、提炼，并升华到人的勇气和智慧。

人运用所学到的智慧，增加了抵抗风险的见识，培养自己的诊疗和康复能力。因此，我们提倡在韧性社会里，既要学习芦苇的柔韧性，也应看到风险与危机之下的社会韧性与全球韧性建设中人的智慧，我们提倡韧性智慧、韧性管理，即走出阴霾，提高弹性，增强复苏，恢复繁荣。

布伦纳梅尔认为，风险与韧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韧性在人的风险之中穿行，人的韧性培养与提升，与认知风险和化解风险有关。因此，对待具体的事物，我们有必要区分事前韧性、事中韧性和事后韧性。

事前韧性要求对风险进行多维度认知，事中韧性要求对所面临风险进行分析和判断，事后韧性要求增强对风险理性管理和反思的能力，增强对风险的记忆和智慧反应。那么，如何提升韧性？布伦纳梅尔提出了几条建设性的路径：提高适应性、灵活度与变革能力；风险暴露与避免失衡累积；韧性缓冲更为灵活，以应对各种“已知的未知”或“未知的未知”的风险；通过替代性来提升韧性，如跨行业学习等。

笔者认为，从自然韧性到社会韧性，从韧性管理到全球韧性，关键是要关注全球化的动态平衡性。这种平衡性需要关注事物的外在屈身性和内在张力。在“韧性时代”和“韧性社会”里，有识之士有一种强烈愿望：运用韧性智慧和思维去拯救处于“雾霾”和“阴影”之下的全球化，增强认知和化解全球风险的能力，克服困难，提高供应链、产业链的弹性和复苏能力，提高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维护多边性质的国际秩序。

提高全球化治理的韧性，我们要高度关注全球治理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关注全球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的脆弱性，关注各国和国际之间的敏感事物和敏感事件，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把握全球性、脆弱性与敏感事物的内在关联。

当前，全球治理在全球韧性方面出现前所未有的治理赤字，很多国际组织因为各种原因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因人事安排问题近年来长期停摆，给经济全球化的延伸与拓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巴以冲突、俄乌冲突在联合国层面长期难以达成和谐一致的意见和行动。和平赤字如同一堵横亘在国际组织面前的大墙，如何运用韧性治理与韧性智慧去化解危机，成为前所未有的难题。

全球化新阶段：困境与曙光

目前的全球化可以说步入了一个新阶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遭遇局部断链和运转不灵的问题，部分西方国家，看到本国产业日益空心化，外来人口大量涌入，蓝领工人失业人数增加，全球化释放的红利日渐稀薄，便开始围剿和打压全球化，不惜代价阻拦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斯洛特戴克笔下的水晶宫围墙被修筑得日益坚固、坚不可摧，有形的围墙与无形的围墙被高高架起。面对各种风险，西方主要国家把风险与灾难视作烫手的山芋，不愿意为全球治理承担责任。日本核污水排海，使生态全球化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全球气候与生态共识出现巨大裂缝，使本来就面临困境的全球化更加困难，全球化真正处在风险与危险的十字路口，危机迫在眉睫。但是，正如诗人荷尔德林所说，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拯救。全球化在阴霾之中也透出迷人的新曙光。

新曙光之一：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发挥全球化的美德。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在笔者的理解中就是最大程度地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发挥全球化的美德。所谓释放全球化的善意就是发挥全球化本身的互联、互通、互惠、互动的作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全球治理的一体化进程。所谓发挥全球化的美德，就是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市场经济的自由流动，增强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  

新曙光之二：增加价值链的韧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0年9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的风险、韧性和再平衡》报告指出：“我们将韧性在广义上定义为抵御、承受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而最新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能够运行场景、监测多层供应商网络、加快响应时间，甚至改变生产的经济学原理。”全球化风险带给价值链的冲击越来越严重，鉴于价值链互联、互通、互惠的本质，应提高供应链韧性和弹性。包括增强渠道的多元性和应变的灵活性，加强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和提高市场的透明度等。 

新曙光之三：构建风险与安全的共同体。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制造了新的利益对立和新的危险共同体……风险社会已经催生出客观的‘危险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最终只能在世界社会的框架中加以理解。”危险与安全是一对孪生兄弟，“危险共同体”促使人们思考，风险已经成为全球风险，在极端天气和生态灾难面前，没有国家和地区能够置身事外。全球安全倡议给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呼吁构建人类安全的共同体，已成为全球化新阶段人们的普遍愿望。

从现象学角度而言，全球化有许多侧显，展示出全球化复杂多变的维度，全球化的桥梁与水晶宫隐喻展示了全球化的空间变换，以及全球化的空间生产与空间霸权，继而展现出全球化既是同质化与异质化相互博弈缠斗的过程，也是全球社会“麦当劳化”与“马赛克化”同化与分裂的过程，全球社会的完整性与破碎性裹挟其中、震荡不已。

全球风险的隐喻——回旋镖、烫手山芋与定时炸弹，展示了全球化时间的即时性、同步性、共振性，时刻标划着全球化的时间性质：它是突然加速的社会。我们面对突然袭来的风险、危险和危机要有强烈的时间意识和时机把控能力，需要韧性治理和韧性智慧。

韧性的隐喻是橡树和芦苇，这些则展示了全球化的延展，需要全球治理拥有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智慧和能力。本文通过展示全球化的多种隐喻，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全球化的空间性问题、时间性问题和复杂性问题，从而化解各种治理赤字，积极构建普惠包容的全球化与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薛晓源（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