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中产，是什么新型消遣活动？

爹妈的红木家具、哥哥姐姐的潮流初恋Bape、你堆在书房落灰的Snow Peak还有现在胯下的小布单车，都难逃这个规律。

因特网加快了一切的速度，当户外成为中国所有产业关注的赛道，时髦生活方式的概念更迭，也开拓出了新的空间，其速度，远超过往的互联网公司造词运动：

前脚HomeBar刚被扫进互联网的故纸堆，后脚Citywalk就成了泛黄的日历，现在互联网流量热度的交接棒又被交到了Wild Eat的手里。

Wild Eat，源自中国互联网新词工厂小红书，诞生于2024年初夏。

在繁中语境下，这个词是我国台湾地区一家宠物零食公司的名字，以高质量的狗狗肉干闻名。而在简中语境下，它是野餐一词小跑迭代的产物。

不看图单听词，或许你会以为是潮人返祖，重新开始体验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但看了图你才知道这不就是在大野地干饭吗。

自然，如同这两年的所有流行过的户外概念一样，Wild Eat像City Walk、Home Bar、飞盘和露营一样大被抨击：

“picnic文盲版。”

“中产咋老能开发出莫名其妙、但又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方式啊？”

“太能装了。”

如果说这些“户外活动系列被喷事件”有什么共性，那么就是他们指向群体——中产。

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要讨论Wild Eat这件事到底有多荒诞、离奇和搞笑，而是试图在经历一系列中产调侃现象之后试图搞清——为啥被喷的总是中产。

户外活动与中产生活方式一起被喷的系列现象，很有意思。

近些年有个特流行的调侃是：酸奶碗是中产的脑白金，户外运动是中产的广场舞，揶揄背后是对所谓中产阶级追捧生活方式的鄙夷。但我觉得中产对户外运动追捧乃至疯狂这件事背后，展现的是更深刻的焦虑。

中国的大众户外浪潮起源于2003年，这一年出现了这么几件事：《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颁布了、非典来了、国家体育局推广《大众广播体操》、始祖鸟来中国了，以及王石第一次登上了珠峰。

那一年，法国《解放报》这样评价中国的这一年说：“相对于中国的雄心壮志，欧洲人则显得汗颜。”

在稳中向好的时代大背景下，加班问题也开始凸显，人们开始思考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因此那一年有套名叫“酷驴丛书”的自助游书籍非常畅销，人们迫切地希望通过到野外去，逃避烈度日渐增高的工作。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在“世界工厂”深处》

这种逻辑，在各国的中产旅游史中都有体现，从本质上来说都一样。

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新兴中产，特别爱趁着假期逃离乌烟瘴气的城市，去苏格兰农村以美学角度探讨一下落日的感觉、去大野地里研究一下小植物，以此怀念工业时代后一去不返的淳朴且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同为东亚的日本，也是如此。

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大家也被工作搞得精疲力尽，最终在1973年首次经济衰退之后，大众关注起生态问题和生活问题，这种思考带动了户外热潮。他们希望通过户外活动来和家人增强交流，同时也希望用这种体验隔离都市的残酷生活。

芦澤一洋被称为日本户外活动的布道者，而他正是活跃在1970年代

虽然关于什么是中产这件事，从没有个公认的量化指标，但模糊理解起来，中产大概就是摆脱了基本生存之虞，关注自身感受的这么一群人。这种模糊的定义空间，注定中产群体需要通过消费来彰显自己与他者的不同，从而试图明确自己的定位。

无论是现代户外活动的装备攀比现象，还是300年前英国新兴的城市中产模仿旧贵族去希腊旅游，企图用这种文化气息拉满的旅游方式，来展现自己与平民的区别，道理都一样。

这种特性，放到反思消费主义浪潮的语境下，显得更为激烈，过去的说法是东施效颦、附庸风雅，现在柔和版的批评是差生文具多，激烈的批评那就成了被消费主义溜的狗了，属于从人格层面直接给你否定。

从City walk到Wild Eat这种基于户外热潮的造词被喷事件，每次都捎上中产一起骂的主要理由，大概都是出于这一群体试图定义自己的行为实在过于抽象。

这一点，保罗·福塞尔早就在《恶俗》这本书里进行过总结性的嘲讽，意思是说，中产阶级成员之所以爱发明和使用复杂、时髦的词汇，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这两年情况有变，那些已经被定义为中产的人更能理解天花板的厚度和硬度，这两项属性，让他们更能理解无力感究竟是什么，因此相较于过去的拼搏与努力姿态，现在对抗下坠才是他们的主要命题，无论是品位上的还是财产上的。

这一系列节奏越来越快、令看客愈加不满的行为，恰恰证明了这一群体的不安感，因为中产这个抽象概念永远是针对普通人的，如果拿所谓中产和普通人的财产差距和真正顶级的富人相比，就会显得不值一提。

正是因为这个群体缺乏足够坚实的物质条件，所以只能依附于更强大的东西，又不能融入社会基层群体，所以只能身处其中用微操，试图挣扎出个人形。

不过，拒绝消费主义、拒绝装腔作势、拒绝你不喜欢的中产生活方式是一种选择，买奢侈品、拿腔拿调、模仿一种更精致的生活也是一种选择。这些选择本身就没有道德指向，只是个人生活的自由决策。拿别人的生活进行道德评判，并不体面。

在时下流行的阶级叙事中，无论在哪个社交平台批评中产，都是一种横行的政治正确，因为富人的世俗积累让他们可以不羞于做自己，而对于低收入者而言，所谓的中产生活是他们能理解不公的具象感受，在批判时自带一种道德优越感，也是唯一安全能被批判的群体。而中产呢，他们大多被工作束缚，是批评者眼中的毫无价值的软弱派。

今天中产遭到调侃的状况，其实早在2004年一篇名为《当代中国中产阶级认同现状探析》的论文中就有预言：

“不能让人认为中产只是经济上的富足...他们应当参与更多公共生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如果我们只以金钱来衡量中产阶级，那么我们培养的就是个庸俗的阶级。”

 

“不论是社会认同上的局限，还是自我认同上的非理性，都会对中国中产发展不良...面对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认同现状，我们没有理由不焦虑...一味追求经济收入，讲究生活的奢靡，就是会引发社会冲突，引发两级矛盾。”

作者的担忧在20年后成真了。

如今关于中产的批判始终持续，不过，或许在某个时刻，争吵的人们终将发现：

生活在一艘行驶在暴风中的船里，二等舱和三等舱的乘客本就没有区别，然后便明白了，站在一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