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Derrick马，题图来自原文
封面破败不堪，书芯几乎散架，纸页上笔迹潦草，血迹斑斑。这不是犯罪现场的物证，而是19世纪初一位医学生的插图教材。这也并非什么秘籍宝典，倒更像是野外求生的地图，靠它才能完成手边血腥的肢解任务。
而真正的犯罪现场，你绝对找不到蛛丝马迹。前夜，盗尸者潜入事先踩好点儿的公共墓地，掘出入葬不久，死于截肢后感染的尸体。这是个技术活儿，他们在坟墓靠近头部的地方挖一个洞，然后用绳子套住尸体的头，一拽，便把整具尸体拉出来。之后，要填土复原，恢复如初。毕竟，以当时的英国为例，一年500具的尸体需求，一片墓地的羊毛总要薅上个十几次。
伯克与黑尔（Burke and Hare）是19世纪英国最臭名昭著的尸体贩子组合。从倒卖现成尸体转向谋杀获取尸体。1829年1月，伯克被处以绞刑，骨架被放置在爱丁堡医学院解剖博物馆展览至今。
无论何时何地，正义女神始终蒙上双眼，一手持秤，一手持剑。而希波克拉底的后人们，个个睁大双眼，一手持解剖刀，一手持参考图——对每一位医师来说，没有永恒的奥秘，只有暂时的无知。
那些医学教材和上面的插画，将死与生连接；纽带，正是沉默不语的死者身体。这些插画是如何表现医学生或解剖学家实际在手术台或停尸间里可能看到的东西？这些图像承载了什么样的审美和文化价值。它指向一个医学与艺术都关心的问题——图像如何才能比人体更真实？
伦敦亨特（William Hunter）解剖学院的解剖课素描。由施内贝利（R. Schnebbelie）绘于 1830 年
1.肉体的祛魅
1890 年由隆巴多（E. S. Lombardo）所绘，图中解剖学家对着从女子身上取出的心脏沉思。
经历了古典时期、文艺复兴，直至启蒙运动。医学与艺术对人体的认知时而保守，时而开放。“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充满虔诚与敬畏；“人是万物的尺度”，雄心壮气不可阻挡。
“认识你自己”——在理性精神之下，人们不只有外表的矜持和体面，还有医学望眼欲穿的身体。
头骨解剖图，局部移除脑膜以了解大脑构造。取自贝尔（Sir Charles Bell）的《大脑解剖构造》（The anatomy of the brain,1802）一书
以图像描绘和记录病患与病灶，是西方医学传统，它们象征着一种临床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的光环掩盖了无数有意无意的人为介入结果。这些图像让我们一窥“内在的外在”：它们聚焦的客体都是看得到的外在，但这些外表下，却看不到生命和健康。
将一个个备受煎熬的身体变成一幅幅血肉丰满的图像，这本身就需要艺术家与医师的合力。前者将混沌和缺陷升华为可理解的秩序，后者则能够衔接生与死、人格与客体、话语与沉默之间的争议边界。
1851年的版画，内容为一名呈坐姿的黑人男子大动脉与腹部主动脉解剖。在西方解剖传统中，非白人的尸体解剖图实为罕见。
对健康与疾病的描绘，通常是在解剖室里完成并使用的。艺术家耗尽心力，将所有技艺，表现在只活一次的身体上。医师和科学家则在此质询死亡，将永恒末世转化成生理事实，用宇宙的无限取代宗教的永恒，但他们合力创作的图像依旧道尽了肉体的脆弱与短暂，凭吊逝去的一切事物。
2.流行是一种病
库珀（Richard T. Cooper）的水彩画以拟人化的骷髅天使描绘象征死亡的结核病
医学插画建立了一种共同体和共通的技术、原则与价值，让同行能用一致的方式观察病患的身体。它们强调的客观性，并未因摄影术的诞生而削弱。相反，这种客观性在19世纪末逐渐和科学摄影相提并论。医学插画历久不衰的真正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它们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精确地传达了那个年代的氛围。
结核（Tuberculosis），旧称痨病（Phthisis，源自希腊语，意为耗去），捕捉到浪漫主义盛行的要诀：过多的激情，从身体内燃烧自我，以苦难净化并升华创作的灵魂。结核病夺走了一系列名人的性命：济慈（John Keats）、布朗宁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肖邦（Frédéric Chopin），以及勃朗特（Brontë）家的兄弟姊妹。
左图：受粟粒状肺结核影响的腹膜和肠道；右图：结核性软脑膜炎，一种封闭脑膜的化脓性感染。
在19 世纪文艺作品中，也有结核病的影子：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在《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1848）中塑造的玛格丽特惹人怜爱，更激发了威尔第（Giuseppe Verdi）创作出歌剧。同样情况，还有法国作家穆杰（Henri Murger）的小说《波希米亚人》（Scenes of Bohemian Life，1848 ）。女主人公“年轻貌美，满怀生的欢乐，却又热情、忧郁。她瘦削脆弱，白得像痨病天使，血管里流淌着青春的热血，玫瑰色的皮肤透出茶花的白净。”这也激发普契尼（Giacomo Puccini）创作出了同名歌剧。
结核病甚至影响了时尚的审美观，比如在脸上铺施粉底以达苍白效果、穿着紧身马甲以模仿瘦削的美态。
正如济慈看到结核病咳血斑点洒在自己手帕上就感到高兴一样，近代早期的商人知道自己罹患痛风时，也可能暗暗感到骄傲——因为这代表自己出人头地了。医史学家波特（Roy Porter）和卢梭（George Rousseau）认为，痛风是一种富贵病，是“不具感染性、非致命性”的疾病，在那些生活舒适的葡萄酒客户（通常为男性）人生中某段时期开始产生影响。
一幅右手的水彩画，硕大的痛风石令人触目惊心，而痛风石上皮肤已呈现部分溃烂。
“痛风一般好发于年长人士，他们的生活大多富贵安逸、多彩多姿，而且对红酒或其他烈酒来者不拒。他们由于年老力衰、行动不便，以至于长期不能进行年轻人会做的运动……易患此病者，通常头部偏大，身体一般易充血、湿润，同时习性涣散，但又具备强而有力的体质和最坚韧的生命耐力。”
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西方医学开始以各种形式和时代对话：科学、科技、工业社会、都市生活、机械化的战争，以及帝国主义的阴影。而医学插画，屡屡在这样的对话中充当见证者。
霍乱的问题是流行病学和病理学之谜，要用统计数据和灵光乍现的洞察力才能釜底抽薪。恶性肿瘤被视为阴险的“政治疾病”，是身体政治对自身的反叛，唤醒潜伏于日常生活中躁动与毁灭性的力量。梅毒因其确诊时间长，被称为“伟大的模仿者”，进而在文艺作品中被引申为婚姻内破坏信任的方式，它颠覆纪律、约束和贞洁等资产阶级价值观，颓废和堕落的邪恶色彩延续近一个世纪……
1831 年欧洲首次爆发霍乱时，一名 23 岁的维也纳女子染病前后的比较。根据原图附注，绘制第二幅图像时，她染病仅一小时，而图像完成四小时后她就撒手人寰。
《痘疹精要》内的手绘图，书页质地颇为细致
1835 年，美国医师伯驾（Peter Parker）在中国广州市开了一家医院，他委托画家关乔昌描绘院内的患者长达5年
患有第三期梅毒的男性患者头部。严重的蛎壳疮腐蚀了他的鼻子、脸颊、下巴和额头
这些疾病与医学插画，见证了社会、审美观，以及科学传统的不断变化。这背后，包含了复杂的情绪——同情、厌恶、冷漠，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幸灾乐祸”。某种意义上，它们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19世纪逐渐建立起来的医学伦理，对疾病的非道德评价，以及最为重要的——我们自己的身体。
3.疾病与医学插画的艺术
心内直视手术在 20 世纪的进展非常仰赖对活体心脏的结构和功能的细部知识
“解剖学家喜欢套色版画，因为它可以清楚传达某些病变的准确样貌，或在解剖人体器官时呈现其具体的外观。研究天花的教授，看到不同时期疫苗接种状态图的反应，就像花商看到郁金香、拍卖商看到印度洋宝螺一样，眉飞色舞……
“博学的解剖爱好者，会被胃壁暴露之美惊叹到翻江倒海，或是在大脑横切面图像前绞尽脑汁……然后，克服痛苦与厌恶之交杂——将开膛破肚的尸体放在一般人面前，这是唯一的感受。无论在科学或艺术领域，都一样。”
癌症在肠道、肺部和其他组织的原发性和转移性生长
19世纪以来，大规模的诊断与解剖，将生死融会贯通。进入20世纪，放射线片、CT、MRI、超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等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医学插画作为医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历史走向或许不言自明。
2014年，英国知名艺术图书出版机构Thames & Hudson与伦敦的惠康博物馆（Wellcome Collection）合作，出版了名为《病玫瑰：疾病与医学插画的艺术》（The Sick Rose: Or; Disease and the Art of Medical Illustration）的艺术画册。
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在第一时间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如果说医学插画的命运，同所有医学图书和文献一样，终将被更新更好的出版形态所取代，《病玫瑰》或许会作为纸书得以延续。这本书值得推荐给每一个人，无论你喜爱艺术、医学还是历史，或者只是对拥有并维持一副躯体而感到精疲力竭。”
《病玫瑰》的书名，源自英国诗人、艺术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同名诗作。书中收录了创作自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354幅珍贵医学插画，集中展现了前彩色摄影时代医学图像的科学与艺术成就，也回顾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人类疾病抗争史。
这些医学插画分属于10种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流行病：皮肤疾病、麻风病、天花、结核、霍乱、癌症、心脏病、性病、寄生虫和痛风。同时还结合历史地图、信息图表，以及当代的个案笔记，揭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在工业革命的波涛汹涌和文艺运动的五彩纷呈面前，对疾病、痛苦，乃至死亡的恐惧与痴迷。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病玫瑰》，取自《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诗画集图48
《病玫瑰》的作者理查德·巴奈特（Richard Barnett）是一位医学史专家，伦敦大学学院医学史博士，还是作家、诗人、电台节目主持。他曾任教于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主讲疾病史、进化思想史等课程。巴奈特还曾担任BBC医疗喜剧《江湖郎中》（Quacks）的历史顾问，并在最近CCTV9纪录片频道热播的纪录片《手术两百年》中接受专访。
《病玫瑰》的出版合作机构惠康博物馆，也值得一提。它位于英国伦敦，是世界上著名的医学与健康博物馆之一。博物馆由著名药剂师，企业家亨利·威康（Henry Wellcome）爵士个人建立。威康制药后与葛兰素合并，成立了著名的葛兰素威康公司（Glaxo Wellcome）。
惠康博物馆中藏有一切有关“人”和“人体”的物件，从古代巫术的仪式物品到现代的全套手术装备，甚至还有拿破仑的牙刷，南丁格尔的拖鞋，达尔文的随身杖。
《病玫瑰》的中文简体版现由理想国出版。为确保品质，理想国选择与原版书相同的印厂共版印刷（co-edition）。专色布脊精装，雅黑漆片烫印，百分百还原这部曾获英国图书设计与制作奖的作品。
同时出版的，还有该系列的另一部作品《手术剧场：十九世纪外科学图志》，其中收录470幅手术、解剖与器械图像，重现外科学的变革时代。
穿插在“从头到脚”的图像之间的，还有八篇融合医学与史学观点的短文，为读者呈现手术从流血、疼痛、死亡到止血、麻醉、消毒的漫长历史。（相关阅读：《“三无”手术的巨大痛苦，都藏在这些画里》）
第三部作品，《微笑偷盗者》（The Smile Stealers: The Fine and Foul Art of Dentistry）将在年底面市。
此次，理想国还与联邦走马合作，分别作为内容生产者和美学创意师，联合推出《病玫瑰》徽章和《手术剧场》黑胶卷。
金属徽章，图形来自《病玫瑰》封面绘画，黑胶卷则是以三十帧影像重现了外科学发展史。首次出现的周边类型，希望完美，或者不完美的躯体中，都藏着一个有趣的灵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Derrick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