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论到“旅行”时，你是否会想到现在常见的“攻略”，以及多到数不清的“劝退帖”？
而杨潇的旅行是“攻略”和“劝退帖”的反面。从2010年第一次前往日本做深度报道开始，记者、旅行者、作者的身份在杨潇身上渐渐重叠。在不同国家的游历中，他体会过刻板印象带来的不愉快，观看壮阔的景色，也见证过重要的历史时刻，同时也不断地思考与书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许峥，编辑：钟毅，题图来自：新周刊（受访者提供）
杨潇觉得，他去过的很多地方都是“人影憧憧”的——路过的、生活过的、被文学创造过的人们留存在建筑和街道上，给旅行者发射出探索的信号。
他会从一根晾衣绳联想到埃及“死人城”的安静侵占，从垃圾中飞出的一只金色蝴蝶看出印度自我定位的矛盾，从一台微弱灯光下的榨汁机中感受到缅甸物资的短缺，从一阵木屐声中意识到日本社区的自治能力……在2010年至2019年这期间，他争取和昂山素季这样的政坛风云人物交谈，也广泛地认识在具体生活中的普通人们。
杨潇清楚地知道，世界在流动，人不能麻木地停留在某一个节点上，陶醉于此。
开罗。（图/杨潇 摄）
当时，“记者杨潇”的身份就像鞭子，促使他大量阅读、发邮件、做记录，一个不太外向的、拧巴的年轻人亦步亦趋地跟在二三十个国家的历史浪潮后面。同时，他也大胆地挖掘这些地方“正在被经历的”生活。
例如，在日本的酒店里，杨潇会翻开送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注意到密密麻麻的“完全闭店”的字眼；在横穿美国的长途列车上，他会质疑那个怀恋、拥护着传统生活方式的路人的言谈中多少有些不自知的伪善；在德国和当地人交谈时，他会认识到某些老人对战争有“玫瑰色滤镜”，只是不想将个人青年岁月的解释权拱手相让。他反对用今天的是非观，倒过来否定昨天的激情，某种程度上，杨潇也想试验一下，另一个遥远大陆上的遭遇，将怎样迟迟地回旋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他曾在缅甸高低不平的昏暗人行道上，猝不及防想起了小时候，天空是纯粹的墨色，“只要我们不想出来，大人就永远找我们不到”；从僧人赤着脚化缘的队伍中，似乎看到过去外婆也曾经㧟出一部分饭菜留给山上的和尚，文化之间的交流，有时是由没有大意义的动作串联起来的。
《可能的世界》，杨潇著
单读、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5
杨潇把过去十年在不同国家所写下的文字收录在《可能的世界》中，序言取题《追上2019》，这是很适配的两个短语，共同描摹出边境的风声、将来的辽阔，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人们重回远方的热切。
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我国2023年出境旅游的人数超过了8700万人次，数字不算大，但超过200%的同比增长率惊人，预计2024年的全年数据将回升到1.3亿人次，像杨潇所写的，想要追回2019年。
我们很想知道，在过去那十年里，杨潇做出了怎样的追回的努力。以下是杨潇的自述（内容经编辑修订）。
做跨国报道，在“田野”中低空掠过
2010年春节前，《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们照例从北京站、上海站、成都站会聚到广州编辑部，要在年会上讨论来年重大选题。其中一个想法是，拓展跨国报道，编辑部确定了两个国家——印度、日本。
那时候，我用的是一部摩托罗拉的小破手机。在玉树做地震的采访时，我接到了编辑的短信，问我愿不愿意去日本。事实上，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只对印度有感觉，对日本的兴趣是后来由几十本书堆叠起来的。
文化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了解得越多，越会发现它有社会学、经济学的支撑。比如东亚国家为什么成了应试教育的典型区域，对日本来说，这和过去的国策、强烈的经济驱动力是相关的。
我不觉得这些出差采访的经历能达到田野调查的标准，大部分时间，它只是低空掠过而已。但在这个过程中，旅行重新校准了我作为一个人的坐标，也许因为记者不是一个打卡上下班的职业，它早就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
仰光的旧书摊。（图/杨潇摄）
当时供职的单位很自由，允许记者个人化地写作，不太像其他新闻类杂志——特别强调一个机构化的声音，甚至集体创作。无论是2010年的日本特稿，还是后来其他国家的稿件，编辑部只做出“跨国报道”的决定，具体怎么写，基本取决于记者，特别尊重个人在前线的发掘。
回看过去十年的文本，我也没想到大段时间过去之后，它仍然具有蛮强的当下性。虽然这样说有点不要脸，但大问题确实还没有解决，比如怎么应对无聊、怎么处理个体身份和集体身份的冲突，这些统统停滞在那里，每一代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包括我。
2011年，我抱着采访昂山素季的任务在缅甸待了三四周。刚开始，我迟迟得不到对方的回应，所以索性做了很多外围的采访，每天见好几拨人，试图从地理或者人文方面，给《南方人物周刊》旗下的旅行杂志《ACROSS穿越》带回一个缅甸社会众生相特稿。很意外地，我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时刻。
那是一个缅甸当地记者朋友的妻子，娃娃脸，看起来年纪很小，英文不太好。我们和她丈夫聊天时，她在旁边听着，似乎听得很吃力。但后来，她磕磕绊绊讲起了自己曾作为志愿者呼吁关注缅甸风灾而被判刑的往事。
当年的缅甸风灾是大新闻，死亡十余万人，国内也有不少记者都去跟进。紧接着，风灾过后，是汶川地震，好多记者可能还没有采访完，或者刚发完稿子，就立刻回国往汶川走了。那时候，我在汶川的北川中学做了很长时间的报道，这个对我来说刻骨铭心的事件，居然在缅甸有了微弱的连接。
当我发现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在一个空间或者时间产生关系时，我立马会有精神上的震动。
2011年的缅甸NLD总部。（图/杨潇 摄）
后来，我离开缅甸，完成稿子，没有再持续关注这个国家，只是偶尔从新闻上得知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动。但我心里总记得，在我跨国采访的那一年，缅甸人流露过自豪的表情。有一个词叫“热望”，可以形容当年的他们。
我很庆幸，能在一个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之际，做一点记录。
大概十多年前，媒体界有过讨论——“记者要不要成为新闻本身”。一部分声音认为，面对巨大的不公和不义，不能假装客观，否则，就是帮着作恶。
我承认这个说法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回顾做记者的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始终会留三分余地。我的性格没有那么外向，总会警惕自己不要太投入，久而久之，我作为记者、作为旅行者、作为一个人的三种好奇心，很难截然地区分了。
2018年7月底，我在肯尼亚，那时刚好是动物大迁徙的时节，我做了很多次游猎，斯瓦希里语叫“safari”。
这种场景是什么？所有人都住在高级酒店里，早晨，负责safari的黑人司机过来接人，不在城里任何地方停留，直接去大草原，看动物；在一片湖水前面吃晚餐，很奢侈，弄了点灯光，有人伴奏、唱歌，居高临下地看大象、狮子过来喝水，很奇怪的体验。
每一餐，我们都会有负罪感，并且想着非洲的贫困，这种念头可能假惺惺的，但也很真实。也许写作就可以从这种纠缠的、复杂的多层次感受中开始？
肯尼亚的斑马。（图/杨潇 摄）
拒绝刻板印象，“因为我体会过这种不愉快”
无论我怎么强调自己是一个个体，代表不了什么，每次去到国外，我作为中国记者，仍然时不时得承担一个“中国人身份”的话语者角色，没有办法逃避。
2013年至2014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待了很久，每个人都预期着“他来自中国，他一定了解中国所有的事情”。那时候，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经济发展非常蓬勃，总是过来问我，经济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了、中国哪个企业又出海了。可我对经济一窍不通，我只是个不情愿的代表者。
因为有了预期，随之而来的，就是被别人预期着“说点什么”的框架。渐渐地，我产生了逆反心理，进入天人交战的状态，一方面背负着讨好型人格，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不满，在两者之间摇摆。比如某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受批评，但当别人期望我批评时，我就成了一个临时的辩护者。
那时候，我说得最多的一个单词是“nuance”，意思是“细微差别”。我会花很多力气来解释某个东西并不总是这个样子，它其实有很多细微的差别，比如媒体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铁板一块，那么多的距离和表情，是没法简单用一句“中国人”或者“中国身份”来概括的，可我常常被置于这样的境地里。
如果说旅行或者拥抱世界有什么意义的话，我觉得就是避免用一个整体性的印象来看待一个群体，因为我体会过这种不愉快。
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妹妹玛丽安·坎农·施莱辛格。（图/杨潇 摄）
有一次，在埃及的清真寺，信奉伊斯兰教的小孩跟我讲了好长时间，希望我们亚洲人死后能上天堂，享受天国。从主观上看，这至少是个善念，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孩，甚至问我来埃及之前会不会以为伊斯兰教徒都是恐怖分子。这种时刻肯定受震动，一方面我会想，他是纯真的，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有人会操纵他的善念，感到五味杂陈。
每个具体的人都有ta的群体性，可同时，ta也有挣脱出刻板印象的时刻，和我们习以为常的对某个特定群体、身份的描述并不那么契合，往往是这种时刻比较重要。
人群之中产生戒惧的心理，是很悲哀的，当有毒的空气出来，互相观看的目光也会变化。所谓全球化退潮，某种程度上也对应着部落化兴起，它往往基于某种身份政治，以群体来区分人。可我认为，个人只为个人负责。
埃及法老墓的狸花猫。（图/杨潇 摄）
2022年8月份，我曾和保罗·萨洛佩克（一位63岁的美籍旅行作家，自2013年起从非洲埃塞俄比亚开始全球范围的徒步，项目叫作“走出伊甸园”，2021年9月，他以云南为起点，开始了中国境内的探索）还有罗新老师走过一小段路，在江油市青莲镇，但保罗不巧生病了，只能歇脚，给我讲很多之前徒步时遇到的事。
同样在四川，有人茶馆都不让他进，可有人却会主动请他喝水、摘黄瓜给他吃。有过这么一趟全球旅行之后，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可有时候又没那么大，共通的人性不会因为谁长着白皮肤、蓝眼睛而消失。
我记得，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曾在毕业典礼上演讲，提到开放精神，人们总以为这是某种天然的人性，可恰恰相反，不开放精神才是本性，比如下意识地抱团、排外、否定不同意见和非我族类，我们身上存在更多消极的、下意识的冲动，想让别人闭嘴。
想想过去几年，人的心灵很容易缩回去，像肌肉一样，用进废退，长时间不磨炼就会变得非常保守和害怕。《可能的世界》这本书的序叫《追上2019》，我想找回曾经那种开放性，或者换一个词，我曾经的心理半径。
对我来说，旅行也是从物理层面上走出去，一个保持开放性的训练。
“不读历史，我就只是当地的一个瞎子”
最早关注旅行写作时，有一个讨论，说旅行要不要事先读很多相关的书。
一种说法是，把自己当白纸，如此才有新鲜的眼睛，我觉得这根本是个伪命题。
和同行们讨论过后，我坚定地认为，如果不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有了解，我不但不可能有新鲜的眼睛，我甚至只会是一个瞎子——当重要的人和事在眼前划过时，我对它一无所知、毫无察觉。
现在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的指南，比如劝退帖，我特别讨厌这个词，客气地说，它太片面了，不客气地说，这类帖子中的相当一部分非常愚蠢。我家里有几十本《孤独星球》，舍不得扔，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它是“入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相对公正、相对不偏不倚的手册。
菩提迦耶。（图/杨潇 摄）
传播学有个概念叫“gate keeper”，可以理解为“把关人”。以前，媒体是一个精英化的存在，筛选它认为有必要的东西出来；如今，所有东西都由个人筛选，把关人慢慢退潮，这也解释了《孤独星球》为什么远去。
可以说，把关人消退是有好处的，比如更民主了，信息不再被一小撮所谓的精英分子垄断，但是，这其中也有很糟糕的副作用，就是逐渐养成了一个大数据人格。
大数据是什么？它往往暴露出人性当中最随便、不假思索、可疑的部分，所以，我始终觉得，必须要尽可能地了解目的地，读很多书，不管是纪实作品，还是虚构作品。
我曾在俄罗斯采访作家叶莲娜·奇若娃，她当时用俄语讲到一个词，我始终没查到具体的翻译，暂且叫它“圣彼得堡文本”，意思是，这个城市的命运、文学，一直在层层累积。
她举了一个例子，小时候，母亲和曾外婆总是窃窃私语，讲以前的事情。这些话的所指和能指有什么关系，完全在她的理解范围之外，但只要稍微留意，就会识别出一些词汇，脑袋像收音机一样，不断摄取。
有些东西，小孩只知道它的发音很长，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到十岁，慢慢地，它才和头脑里的事情发生了联系，词汇的教育在她生活里有了一点作用。当老师说谎时，她心中的那个杀毒软件就会告诉她：老师说的不对。
所以，她根据这个经历，写出了小说《女性时代》，表示记忆虽然脆弱，却也很坚韧，它会以奇怪的方式流传下来，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确定，某个地方发生过什么故事、有过几代人。
当书被写下来之后，它会自带律动，尤其是旅行文学，它往往和读者生命的律动是合拍的。
马赛马拉大草原。（图/杨潇 摄）
这两天，我在读罗伯特·麦克法伦的三部曲中的《古道》，有太多心有戚戚的地方。我的上一本书是《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从长沙走到昆明，有一部分也在走古驿道，所以，《古道》说的那种“通灵”的感受我特别感同身受。
甚至最小的细节也会让我心有戚戚然。打个比方，他说，在英格兰北部的偏僻处走得久了，突然听到远方高速公路上的响动，朦朦胧胧，心里顿时有了安全感，那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也曾在中国西南部的某个乡村里走了很久，没有什么人，一下子听到杭瑞高速上的车声，闷闷的，和罗伯特·麦克法伦的感受一模一样。
它不是某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就跟海浪一样，当我们同频共振时，就会受到触动。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杨潇著
单读、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5
记得2010年，我去日本新潟县的一个小工业城市三条做报道，要拜访好几个合作社社长。事先请好的中国留学生没空，临时换了一个师弟过来，鸡飞狗跳的，翻译得非常糟糕。可他态度又特别好，很努力，最终变成我和他一块儿试图去理解、采访社长，根本没有余力去想其他事情。
结束后，我坐新干线回东京，站在上野车站这样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面前，有无数的检票口。从宁静的地方一下子转到这儿来，我才意识到三条非常可贵，冲破了那种鸡飞狗跳的迷失感。后来读陈春成的《竹峰寺》，结尾写到了“我们一前一后，走在将来的记忆中”，发现这句话和我当时在东京的心理状态太像了。
文学有自身的规律和审美，它不是一个能够被彻底工具化的东西，很有可能它不是为了引发什么而写的。借用马尔克斯的话，如果它引发了什么，那只是因为它优美，是一个好作品，才触及了大部分人的内心。
有段时间，我睡前老是读《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作者是一个旅行作家，叫保罗·索鲁，他在冬天从波士顿南站出发，乘火车一直南下，经过北美，最后抵达南美。读着读着，我会睡着，就好像在一个卧铺车厢里熟睡那样，有种节奏感。
这些不刻意的细小连接和词汇，给变化埋下了种子，而具体是什么，我当时还不知道。就像2019年年底，我在爱尔兰文学博物馆，过往文学同路人的灵魂落在脑中，侵袭了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许峥，编辑：钟毅，校对：黄思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