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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摊、麻将馆、林荫小道上飘零的落叶和拥挤茶馆中消磨的时光，组成了一副成都老城的生活图景。可如今，有些市井风貌也许已难觅踪影。
在成都听戏、泡茶馆、逛庙会，百年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剃头匠等各色人群在这座城市里如何生存？
腾讯·大家在成都寻麓书馆举办的“王笛与成都的对话”系列讲座，邀请王笛教授一一来解读成都的百年变迁。
王笛，历史学家，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一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著有“茶馆两部曲”——《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以及同样聚焦川渝地区的社会文化史著作《街头文化》《跨出封闭的世界》等。近期出版了《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以及《消失的古城》两部与成都相关的著作。
王笛教授
王笛：感谢今天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我已经在麓湖做了好几次活动，包括讲座，这是人文气氛非常好、非常浓的地方。
“茶馆”是我研究了二十多年的题目，我对这个题目还是有信心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问谁对成都茶馆最有研究，我可以自信地说“那肯定是王笛了”，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是几十年的积累。说实话，要做好一个研究题目，没有几十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而且特别是研究日常生活。
大家都对历史感兴趣，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去看历史的书，绝大多数的书都讲的是精英，讲的是英雄，要么就是皇帝，要么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要么就是战争或就是经济，都是宏大的题目。特别是中国的历史，虽然我们有《二十四史》，但是你翻看都是以皇帝、朝代为主线的。我们对日常生活，对民众，对一般的人，就像你我对历史上看不出什么贡献，所以我们历史学家也不关心，也不记载，到底他们过去是怎么生活的。
以成都为例，都说成都的茶馆最多，但是我们没有去回答为什么？成都比上海的人口少多了，成都在晚清时30多万人，民国时五六十万人，那个时候上海人口远远超过成都，但是茶馆却比成都少得多。民国时期，上海就100多家茶馆，成都有五六百家。
为什么成都人这么依赖茶馆，上海人不是这样呢？人们在茶馆里做什么？
过去人们觉得茶馆只是休闲的地方，其实茶馆不仅是休闲的地方。茶馆有好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但是找不到资料。说起茶馆大家好像都熟悉，但去看关于描写茶馆的文章，都是千篇一律，就这么几篇，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因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有什么好研究的，又不是政治，又不是有关民族、国家的事件，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但我不这么认为。过去的历史研究就 “英雄史观”所主导。我们觉得民众是芸芸众生，他们怎么想的、他们的经历，尤其是个人经历，没人关心。他们作为个人虽然没有创造历史，但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每天都在创造历史，只是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罢了。
我们一定要记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一般民众是占到人口的95%甚至99%以上，但是我们历史只写了那5%或1%的人，这样的历史是全面的历史吗？这是非常不全面的历史。
我写的书，不是写精英人物，不是写帝王将相，就是为我们民众写史。这种历史是现在我们非常欠缺的。表面上看来，茶馆没有历史的意义，但是听了我的讲座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茶馆里边有非常多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只是我们过去没有去观察、分析和发现而已。
为什么在清代、民国，成都有这么多的茶馆？
第一，是成都的居住模式。我说的成都，大家一定不要片面理解为是成都的城市，我实际上讲的是成都平原。什么居住模式呢？在中国北方，乡下的居民都是以村子聚集而居的，大家住在一起，地都在村外，要劳作的时候就出村。所以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家蹲在村头吃饭、抽烟或者聊天，村民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
但是，过去的成都平原不一样，如果你们来自川西农村就知道，农民居住一个个竹林里面的农舍里，我们叫林盘，农民靠近他们所耕作的田地，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甚至改革开放之前都是这样。但是现在由于城市的扩张，林盘开始消失，但是离城稍微都远一点，还能看到。但是目前“建设新农村”的运动正在开展，地方政府人为把农民迁移集中居住。我担心，如果不加以认真保护的话，这种自然的人文景观，很快就会完全消失。
人们不是住在村里，每家农户之间的联系很少，他们到哪里去买卖东西？他们在哪里去见朋友、亲戚？就是到乡场上，所以叫赶场，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我小时候也要赶场，骑自行车从成都到双流赶场，买鸡蛋、鸡鸭等农产品。农民平时很少有社会交往，必须要到场上才能见到朋友亲戚，就到茶馆休息和聊天。
场也不是每天都赶，而是以十天为周期，十天三场，一三五或二四六，有的是二四六八四场赶五场的，根据赶场的需求来决定。赶场天的茶馆非常热闹，成都郊区的青龙场，只有住家两百多户，但是却有19家茶馆。为什么呢？
这即是由于成都平原的居住模式产生的需求。到了赶场天去买卖东西，买完以后不是直接回家，而是到茶馆中去坐一阵，坐到差不多下午，见了朋友，有好多交易甚至就是在茶馆里进行的，比如说我是买卖米的，有专业的茶馆提供这样的服务。
第二，地理环境和运输条件。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有特殊的地方，道路比较崎岖。虽然是平原，但是这个平原概念和华北平原不一样，华北平原可以修大路架马车，比如农民要去办事，坐上马车，比较远的距离也一下就到了。但成都平原不一样，过去都是田埂，非常的狭窄，中间铺一路石板，推着鸡公车从上面过。所以城市和乡村的主要交通都是通过小路，肩挑担子、推鸡公车或者是背背篼，非常辛苦的。走了很远的路，比如说夏天，就需要有喝水、休息的地方，茶馆就满足了这样的需求。
你们看过去茶馆的照片，茶馆外面都放着挑子、鸡公车，就是给这些劳力人提供休息的地方。鸡公车，可以运货、运人，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就像当时的出租车一样，知识分子等有地位人也坐鸡公车，《袍哥》那本书专门讲这个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要出城，也是坐鸡公车。因为一出城，道路就很崎岖，坐轿子那些都不一定很舒服，很颠簸的，鸡公车成了最常用的交通工具。
第三，水的质量。成都过去城内有很多水井，每条街差不多都有，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成都的水，含碱量很高，夏天凉凉的也很好，过去也没有污染，但是这水不适合饮用，烧开就会看到面上有一些白色的水垢，喝着还有一些苦味，不适合泡茶。所以对于一般人家来讲，要喝茶到哪里买水呢？就是到茶馆里。几乎每个茶馆都雇有挑水夫，也有用板车和大水桶，给各个茶馆送水。除了大户人家雇专人运水，从城外河里运到城内，但是对小户人家却很不方便。他们要喝水就到茶馆里买，所以茶馆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重要到什么程度？查看过去的记载，如果一个成都居民要搬家，一般要先去考察一下，看附近有没有茶馆，如果没有茶馆的话，那么那个地方生活不方便，就要另外找地方。那个时候，茶馆为一般居民提供了饮水和热水。
第四，燃料。茶馆还有很多其他的服务，包括你要熬药，你要炖肉，都要拿到茶馆里面去，交一点所谓的火钱，什么叫“火钱”呢？每个茶馆都有专门烧灶的工人。火钱就是烧灶的——四川过去叫瓮子匠的外快。所谓“瓮子”就是炉灶里面的大缸，现在到彭镇观音阁老茶馆你还看得到，装热水。而开水则是用茶壶放到灶的一个个火眼上烧开。这边是一个大的瓮子。
为什么要到茶馆去炖肉和熬药？这就涉及燃料的问题。现在是要么用电，要么用天然气。我们小时候是蜂窝煤，再早是烧柴，煤很贵，柴也很贵。成都平原由于几千年发展，周围没什么森林，这么大的城市，燃料供应不足，价钱贵，所以一般的人家除了煮饭平时不生火，熬药、炖肉很费火。农民一般都用是豆秆、麦草煮饭，煮一顿饭需要烧一大堆草。
1970年代，我在眉山下乡的时候，烧的都是谷草，一屋子谷草烧不了多久。虽然成都地处南方，但一般人家冬天的日子并不好过，室内室外一样冷，而且湿，也没什么烤火的设备，很大原因就是燃料又贵又缺乏。
所以过去有的人，甚至要洗脸都到茶馆里去买热水，因为自己烧不划算。沙汀写过很多四川的乡土文学小说，有一篇叫《喝早茶的人》，里面对喝茶的人的描写非常详细，一大早天还没亮，起来就出去喝早茶，喝好一阵后再叫堂倌打热水洗脸。燃料的缺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成都居民特别依赖茶馆。
为什么成都茶馆这么多？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刚才提到的因素，现在在成都都不存在了，燃料、水、道路、散居这些促成茶馆发展的条件已经不在了，但是为什么成都的茶馆还这么多？我在《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中做了回答，书很快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家可以自己去寻找答案。
怎样了解过去的茶馆？
在座的听众肯定就在想了：你说研究茶馆没有资料，那么你怎么知道茶馆是怎么回事呢？别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你自吹是世界上最了解成都茶馆的人。
我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怎样去了解过去的茶馆。你只要按我这个路子走，顺着线走下去，也可能成为仅次于王先生的专家，就看你愿不愿意花二三十年的工夫，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大家都不是天才，天才是很少的，无非就是看你对要做事情下了多大的工夫了。
人人都知道袍哥，为什么没有关于袍哥的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座的如果是四川人，回去问问家里的老人，好多人都会说我们的亲戚，或者我们的爷爷，或者是我们的祖爷爷是袍哥。
《袍哥》这本书出来以后，我收到好多电邮跟我说“我家袍哥的故事”。如果要找到某种关系的话，家族里、亲戚里、朋友里或者街坊里都可以找到袍哥的影子。既然大家都知道袍哥的存在，但为什么缺乏研究？就是看你会不会把它作为一个你一生的，或者你半生的，或者十年、二十年集中为之探索的课题。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对我来说还好，没花多少自己的钱，都是各种研究经费支持。
还是回到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2002年我得到了美国全国人文学研究基金，西方学术界很重视我们成都的茶馆。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信心——如果我要在中国申请一个茶馆研究项目，都不一定得到资助，因为很可能评审的人觉得没有多少研究的价值。由于有了这个研究基金，让我从2002年到2003年在成都待了一年，进行考察和研究。
我从1997年就开始做田野调查，除了到档案馆、图书馆，还有就是成都的各种茶馆，最高档的圣淘沙，低档的几毛钱茶馆。录像厅也去，那里都是农民工、学生、无业人员等，5元钱除了喝茶，可以看一天香港的武打片，2000年前后录像厅非常流行。
历史学家主要的资料来自于哪里？主要来自各种文献、档案等，成都市档案馆收集了相当多的非常珍贵的档案资料。你要去成都市档案馆，说想看看茶馆的档案，绝对没门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我们没有关于茶馆的档案。
实际上你要在浩瀚的资料中间淘。关于茶馆的档案存在于哪些地方呢？商会档案、茶社业公会档案、商业登记档案——因为开茶馆要进行登记，还有警察局档案。为什么警察局档案呢？因为茶馆里也可能发生纠纷，打架。把茶馆砸烂了，或者造成人员伤亡，都会有警察局介入，处理这些案子的档案也就留存下来了。还有就是地方报纸，比如发生了什么事情，政府公布了什么管理条例，如说卫生、价格等等，都有相应的报道。
民国时对茶馆控制还是蛮严的，要涨价首先要茶社业公会通过，通过以后还要报给政府，比如说一碗茶从一毛钱涨到一毛二，不是茶馆想涨就涨，还要经过政府。涨价涉及一系列问题，你为什么要涨，要陈述理由，比如说燃料涨了多少，茶叶涨了多少，人工涨了多少，如果茶不涨价就会亏本，等等。这些陈述都保留了下来。
虽然说起来是为了茶涨价这件事，但是实际上记录了很多潜在有用的资料。在座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研究生，你们要做研究的话，一定要想想从表面所记录的事件中，还能从字里行间发现什么隐藏的东西。
比如从上面的陈述中，会发现茶馆经营的方式，燃料在茶馆成本中占多大的百分比，茶叶在茶馆成本中占了多少，人工占了多少，这些都在里面。虽然说的是茶馆涨价的事情，但是提供了很多其他的信息。
民国时期茶馆交税的税率是多少？2%。我觉得在成本中占比是比较低的。
燃料占成本的多少？几乎要占到50%，成都平原燃料真的是太贵了。
按理说，茶馆经营茶叶占的比例要高，可实际茶叶只有占不到20%的成本。
那个时候房租很便宜，根据各种资料，房租占成本也就5%左右，一点不贵。
从档案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很多信息。
商业登记，如要向政府报茶馆的经理叫什么名字，掺茶的叫什么名字，雇佣了多少人，甚至还有工资是多少，这些档案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茶馆的珍贵资料。过去介绍成都茶馆的文章也不少，但由于没有去挖掘更深层的资料，所以都语焉不详。到底成都茶馆是怎么经营的，到底赚不赚钱，到底投资是多少，这些我们都不清楚。所以这种统计和调查提供了非常好的，具体的资料。
茶馆的三种历史
刚才我说了茶馆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也不是什么战争、改朝换代这样的大课题，但是我们对茶馆的研究，无论是对成都茶馆的研究，还是对其他城市茶馆的研究，到底可以让我们能够发现些什么东西？
我在《茶馆》一书中实际上写了三种茶馆的历史。
一是茶馆经济史。茶馆是小商业不是大的企业，到底小商业在城市的经济中间占有什么位置？成都在1949年以前没有什么大工业，绝大多数都是小生意、小商铺、小作坊。但是，我们对小生意怎么经营的，它的资本、盈利、亏损，这些都缺乏研究。我通过对成都茶馆的研究，我们知道茶馆的经济史，了解了城市的经济运作。
二是茶馆社会史。茶馆的生活实际上就是茶馆的社会史。每天有这么多的人到茶馆里喝茶，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各种复杂的关系，他们在谈论各种话题，这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信息交流空间，能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前几年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拍的，人们在那里打牌、聊天，人们之间的关系密切。这种模式在成都城内很难见到了，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在边缘一点的地方还能找得到。
三是茶馆政治史。前面两个问题不奇怪，但茶馆怎么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了呢？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具体讲一讲，你来做判断，看看茶馆是不是一个政治的舞台。
作为经济史的茶馆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就不讲了，我们先来看看作为社会的历史。茶馆里有各种社会活动，人们在里面交流信息，赌博也经常在茶馆中发生。
你看这张照片，是成都最著名的为茶馆拍照的陈锦先生的作品，《茶馆》一书里收了他的十几幅照片。他很早拍摄茶馆，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这是1980年代，在成都可以看到斗鸟、赌博。但是如果追溯它的历史，在右边的图中可以看到，是1909年出版的《成都通览》中有很多成都日常生活的图画，这就是其中之一。
茶馆中的各种活动，涉及的词语我们今天都不用了。比如“打诗条子”。晚清民国时期，文人在家里读书、写诗、作画还嫌不够，有时就到茶馆里做，用毛笔把作的诗写好，挂在茶馆里，让茶客品评欣赏。
比如说吴虞，五四运动时期最激进的反孔反传统英雄，他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大家会讨论五四时期反孔反传统是不是激进了一些，但那时是可以理解的。五四精英分子会问为什么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技术，为了强国，但失败了；然后又是戊戌变法，我们想君主立宪，也失败了；所以才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清政府被推倒了，但还是没有出现一个富强的中国。他们就在思考，中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后来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知识分子就思考，一定是文化出了问题。因为之前都是要改制度，但都没有成功，所以才有吴虞的要砸烂孔家店。
吴虞经常在茶馆里混，《吴虞日记》就写过打诗条子，他把诗放在茶馆里可以卖，那是很流行的做法。吴虞这个人很搞笑，那个时候忠孝很重要，但他跟他父亲打架，真的是惊世骇俗，而且他跟茶馆里边的演员眉来眼去，但他并不觉得那有什么不恰当，很能打破传统。
还有“板凳戏”，今天叫打围鼓。当时的人喜欢唱川戏，不是什么正式演出，不化妆也不穿戏服，就坐在那边清唱，所以又叫“板凳戏”，因为就是坐在板凳上演出的。这是过去茶馆中很常见的。
还有“茶轮”。什么是茶轮呢？一些好朋友经常到茶馆里聚会，不是各付各的，显示了大家的友谊，我们都是一伙的，都是朋友，每次一个人买单。茶馆里挂一个黑板，因为这是固定的茶客群体，黑板里就记下来了，这次我买的，这里可以看到大家的名字，所以称为茶轮。实际上茶轮蛮好，大家都没有压力，这次你付，下次他付。这就形成了社会的网络，社会的互动，也增进了友谊。
另外一种是“喊茶钱”。过去在成都、成都以外四川都是这样，如果你在那里喝茶，你的朋友进来了，你要说：“堂倌，某人的茶钱我来付。”这就叫喊茶钱，有的时候如果来人是比较重要的人，可能茶馆里坐几十个人，人人都在喊。就像现在某主任来了：“主任的钱我来付。”说明这个人社会地位比较高，大家争着为他买单。就像大家吃饭时都在抢着买单，喊茶钱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大家都在喊某人钱我来付，实际上有很多并不是真心想付，但是为了面子，他也要在那里喊。
那么问题来了，你可以在那里乱喊，但是对于堂倌来说，收谁的钱好呢？这个就有点难了，所以那个时期，在茶馆中掺茶的堂倌经过长期的训练和经验积累，他能看得出来：这个人是真的想付钱，这个人是假的，这个人在那里闹着玩的。他会去分辨，也会有一些判断，根据什么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人手里拿了一张大票子，茶本来一元钱一碗，如果手里拿一百的大票子，这种人一般都不是真的。如果拿着一元钱的说“我这个不找，收我的”，这种人就是真心想付的，堂倌一般就收这种人的钱。
当然也不会说这个规律总是正确的。到了晚上，堂倌收一大堆零钱，零钱多了结帐很麻烦。如果晚上你拿大票子，堂倌很可能就收你的钱，所以行话说“早打大，晚打小”，这是一整套社会实践。老茶客经常在茶馆里混，都懂这些。当然，堂倌还可以观察肢体语言，可以判断这个人愿不愿意付钱。
喊茶钱这种行为，不仅是在成都，西方也有类似的习惯。在芝加哥的酒吧里，一个人到达，那里他认识的朋友一定要叫：“某人的酒钱我来付。”但是没有成都茶馆里的这种假装，是真的，如果你不接受他的招待，他会生气的。这个传统来自哪里呢？来自爱尔兰。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把这个传统也带了去。因为爱尔兰村民之间联系紧密，大家在酒吧关系和谐。不过这个习惯能够维持下去，还因为有一些潜规则：这次我招待了你，你下次一定要招待我的，大家有一种默契，如果你总是喝别人的酒，而你不回请的话，是不对的。
这个例子说明，不同民族但是实际上都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可以创造了相似的生活方式。
还有就是“喝加班茶”，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什么叫加班茶，就是前面顾客走了，后面人接着喝剩茶，在茶馆里很常见。特别是小孩，看戏，或听评书，或在街面上玩，在哪里玩累了，就端着别人的茶喝，这就是喝加班茶。
如果你是成人的话，喝加班茶还有一定的规矩，成人喝加班茶要确认别人已经走了，茶盖已经揭开放在桌子上，茶盖是向上的，表示这个人不再回来。成都茶馆过去有这种习惯，你可以在茶馆坐一天，比如你中间要走，出去办事，可以告诉堂倌“我一会儿回来”，你把茶碗移到桌子中间，茶就会给你留在那里。如果客人还要回来，你不能去给人喝了。那个时候茶馆服务蛮好，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回来，茶还保留在那里，所以一般都是薄利多销。并不是说你在那里坐了一天，堂倌就不高兴了，就给你脸色，希望你赶快走。
那么大家可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在茶馆买一碗茶，从早上喝到下午或者晚上，就那碗茶，茶馆做不做生意了？这样的人很多，中午累了就打一个瞌睡，饿了在小摊上买点吃的就过去了。那么茶馆怎么做生意？这个问题比较难答，但我自有答案：每个茶馆都有厕所，因为你要进就肯定要出，坐几个小时你不出？开茶馆之前，如果没有资金，可以向各种以后要利用茶馆人收押金，比如农民或经营粪水的人，可以投资，给茶馆投资多少钱，那么茶馆厕所的尿水可以让出资人经营。
茶客就是“造粪机”，在茶馆待一整天不断进出，对茶馆来说没有损失，而尿水是要卖钱的。现在没有这个概念了，尿水也卖不出去，还要花钱弄出去。所以，从前茶馆不在乎你坐多久，你在那里把水变成尿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过去农家不是用化肥，种菜、种稻等主要是靠尿水。研究中国最有名学者费正清，在1940年代由美国政府派驻重庆，对中国有许多深刻的观察。抗战结束以后他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当教授，创建了中国研究。现在在美国各个大学教中国历史的，甚至教东亚的，许多都是他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费正清在1940年代写了一本书《美国与中国》，书中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空中看或是在飞机上看，离城市越近颜色越绿。什么意思呢？因为靠城市越近粪水肥料越多，颜色越深就说明农作物长得越好，离的越远就越差。当时的农业，非常依靠人的尿水，而茶馆厕所提供了这样的资源。
茶馆里还有各种娱乐，比如讲评书的。过去大部分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你去问你的爷爷或者祖爷爷，会发现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对《三国演义》清楚得很，杨家将、岳飞谁不知道！这些知识从哪里来的？就是在茶馆里，看川戏、听评书。评书每天都在讲这些历史人物的英雄故事，不过茶馆里的评书都是以英雄人物帝王将相为主，这是由于历史造成的，人们只关注到这些。在茶馆里，人们在那里受的历史教育和传统的价值观。这就是一种大众教育。不要简单看作是一项娱乐。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颁布了《圣谕十六条》，每个人都要遵从这十六条，当时为了宣传，就找了很多人：今天要赶场，你们要在场里讲这十六条圣谕。问题是，圣谕讲起来比较枯燥的，讲的人就慢慢加一些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忠孝、邻里和睦等日常生活的故事。所以每次赶场的时候，一个高桌子，讲的人坐在上面，下面围了一圈的人来听，听的人多了。后来发现这是个好事情，这么多人听我讲，是不是可以收一点钱。评书就是这么开始讲历史故事的，这是非常好的教育的形式。
茶馆里还有各种演出，比如说川戏、清音、大鼓等，都可以在茶馆中看到。还有演戏。在成都，早期的戏院几乎都是从茶馆发展起来的，所以叫“茶园”。
今天唯一从清代到今天还在的演戏的地方，叫“悦来茶园”，在华兴街， 1906年开业的，是第一个演出新戏的茶馆。所谓的新戏就是改良的戏。大家有没有读过美国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早在1912年就被改成了川戏，叫《黑奴义侠光复记》，表达的是黑人为什么有这么悲惨的经历，因为他们失掉了家园，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变成黑人这种悲惨的境地。
早期电影也进驻了茶馆，最早电影院就是茶馆。当时叫“电光戏”。改良人士傅崇矩访问日本，发现电影这个新东西不错，就带回成都到茶馆里演示，这大概1908年先后，离电影的发明的时间也并不久。电影在法国发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在上海出现，但是很快就进入了成都，这是早期电影院。
民国时期早期，辛亥革命以后的报纸上还有电影广告，可以看得到他们看一些什么节目，大部分节目都是记录片，比如说美国海军在演习，要么是风景，没有什么故事片之类的。
在茶馆里，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性别歧视，为什么说性别歧视呢？因为过去的茶馆一般是不让妇女进的，但在晚清的改良茶馆，就像悦来茶馆，已经允许妇女进茶馆看戏了，当然也引起了一些社会的反响。
当时社会很保守，在茶馆演戏，好多男人围在门口，等着女宾进入时围观，特别是官绅家女眷很优雅，所以很多人围观。当时怕产生纠纷，所以女眷都坐楼箱，男客坐堂箱，但常常演到一半，男客就站起来打望楼上，引起秩序的混乱。后来说干脆分时段，女宾上午看戏，男客下午和晚上看戏，等等。
从性别问题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社会风气还相当地保守，这种保守不仅仅是体现在一般的民众中，也体现在社会的改良者中。按照常规理解，想改良的人一般是思想开放的，主张给妇女更多的教育机会等，主张婚姻自由等。但实际上却并不这么简单，成都的社会改良者在妇女问题上相当保守。
这两幅图是来自于《通俗画报》，就是当时成都改良者办的画报，他们经常发表关于成都一些社会现象的讽刺画，这幅画讲的是什么呢？左边是女人到茶馆去看戏，所以画者认为是很可耻的事情。画上面的字说，女眷坐在那里，上面男演员也在看下面的女观众。妇女拿给男人看是可耻的。这是叫家里男人不要让女人到公共场所去，不要看戏。
下面的这幅画更可笑，所谓的看戏热，男人着急到茶馆中看戏，实际上并不是为了看戏，而是为了打望女人，讽刺当时的社会现象。这是所表现出来的性别问题，看得出来当时社会改良者是相当保守的。
下面讲茶馆的政治，难道茶馆里真的有政治吗？
我的回答是，真的有政治。茶馆是一个公共空间，首先政府要进行控制。根据我搜集的资料，从晚清到民国，政府颁布了各种法令对茶馆进行限制，包括卫生、开放的时间。茶馆的茶客、茶馆的老板，或者堂倌，如果发现了可疑的人一定要报告。像晚清的时候，政府甚至派密探到茶馆里，如果发现可疑人就报告。对公共场所的控制，这就是一种政治。
保路运动爆发后，很多人到茶馆发表演说，动员民众，你说这是不是政治舞台？就像法国的咖啡馆一样，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好多都是在咖啡馆里谈论政治、交流思想，在咖啡馆里找到了灵感，好多名著也诞生在咖啡馆里。
茶馆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抗战时期，很多著名作家都到了成都，他们去那里交流，在茶馆里会客。报纸副刊编辑到茶馆里约稿，甚至有的作家就在茶馆里写作，茶馆能够带给他们灵感。
大家都知道“休谈国事”的告白，什么是休谈国事呢？因为你在茶馆里讨论国家的问题、批评国民党政府有可能会被抓起来，老板也可能被罚款，迫使茶馆做不了生意。所以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闻一多写了一首诗叫《茶馆小调》，我在《茶馆》那本书中也引用了，当时广泛流传，诗里写到讨论政治时老板赶快过来打招呼，免得给茶馆惹来麻烦。
茶馆里还有“茶馆政治家”，为什么打引号？因为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什么是茶馆政治家呢？就是喜欢在茶馆里谈论政治的。当时有一篇文章就谈“茶馆政治家”，说他们喜欢谈论政治，总是在茶馆里说我从某个要人那里听到什么之类的话，显得他既有政治背景又懂政治，所以被讽刺为“茶馆政治家”。我在研究中发现，存在的所谓的“茶馆政治家”，其实有深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大家都喜欢听政治的小道消息，“茶馆政治家”有自己的听众，很多人喜欢听他们的高谈阔论。
茶馆，不一定是休闲的地方；茶馆非常复杂，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舞台，有多种功能，普通的民众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在那里喝茶，茶客是社会舞台的表演者，还有各种社会力量的争夺。茶馆也是信息和社交的中心，比如民国时期好多社会组织根本没有办公场地，包括袍哥，好多茶馆就成了袍哥的活动中心，所以政府对这个公共空间严密地控制、限制和打压。
但茶馆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发展，所以到今天，茶馆仍然是我们了解成都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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