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如今，说到“年轻人”，越来越多的90后会自嘲地主动向后让出一个身位，摆摆手说句：“我们已经不算了吧！”仔细一算，的确，最早一批90后明年竟就30岁了，在真实残酷的成人世界，他们早已不是“菜鸟”，在职场中，他们逐渐成为“中坚力量”，在人生关键的过渡期中，他们一边留存少年时的憧憬，一边已经开始承受中年的压力，机会和代价不知哪个先降临，得到和失去总是出现，peer pressure（同侪压力）更使得个人选择变成一件困难的事，做大多数人固然能获得安全感，可又想知道那条少有人走的路的风景——这可能正是所有年轻职场人共同的、成长的烦恼。
9月1日，在这个年轻人们都相当有感触的特殊日子，虎嗅NLive请到了三位敢于“选择”的年轻人：群响创始人刘思毅（题图左）、北槽电台创始人&主播Debbie侯奇江（题图中）、北槽电台联合创始人、电影人周雨晨（题图右），他们都毕业于北大，在校期间曾一起组成了一个名叫“在北大不吐槽会死”的电台，成了北大校园里的红人，毕业后的几年时间，他们在摸索中不断勇敢抉择，刘思毅投入了创业，创办了一个叫群响的社群组织；Debbie侯奇江从媒体离职，准备做一名自由作家，刚刚从加州艺术学院毕业周雨晨，笑着承受被人称作“无业游民”的压力，准备做一名自由导演……
回顾虎嗅NLive的三天，这个由他们三位组成的“职场成长”命题圆桌，可能是现场最令人惊喜、氛围最疯狂也最能代表NLive精神内核的一场圆桌。三位嘉宾上台前，大多数到场观众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他们的名字，话筒一交到他们手上，一种激情洋溢到口无遮拦、精力过剩到无法打断的氛围立刻击穿了观众的心，下场的时候，他们被观众围住，成了一部分年轻人现实中的成长偶像。
活动结束后的两周后，我又在刘思毅的公司见到了他，虽然下午就要去广州出差，他仍在仅剩的数个小时里安排了会面、工作、健身、写经验分享等等环节，一进门，空荡荡的房间响起了与他在活动现场一样蕴含着无穷精力的嗓音，当与我聊起手头的工作，他几次抬起头向着天花板，感情饱满地感叹：“这就是我选择的路啊，我自己选的，对！”
有那么一瞬间，我设身处地地理解了，这就是年轻的疯狂。
两周前的那场“疯狂”的圆桌，我们聊了些什么呢？一起往下看吧。
最值得吐槽的，就是我们自己
主持人（虎嗅编辑常芳菲）：刚才也介绍了，三位做了一个播客“在北大不吐槽会死”，请三位一人吐个槽吧！
刘思毅：其实我们三个今天看到这个台本的时候非常吃惊，让我们吐槽真是一个很尬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强行憋了一个，我来吐一个。
这个其实离我们刚刚在朝阳大悦城其实非常近，但它堵车堵了很久，我就非常无聊在刷抖音，我突然刷到毛毛姐在模仿航空空姐的段子，这太好笑了是贵州话，我是四川人，对贵州话非常亲切，我就笑的噎住了，我当时在喝水，差点觉得要死了。当时的脑回路就在想，如果我因为抖音毛毛姐太搞笑而被噎死，那我这个case应该会成为一个非常轰动的案例。
我就给他们说，第一个代笔一定要代表我的权益作为一个“原告”，把他们“告上法庭”（玩笑）。
第二，他们一定要把我这个case大拍特拍，拍成一个纪录片，拍我的生平，这样他们就可以有一笔导演的启动费了，这位同学（侯奇江）也可以有她自己第一单剧本的活了，毕竟他们两个都是无业嘛！
侯奇江：所以这个落脚点是最终吐槽到我们，之前就轮到我吐槽了，我们的节目一直是各种吐槽，但吐槽最多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比如我最想吐槽的是我们根本不是各位年轻真的职业榜样，在虎嗅活动的title上我们有一个职业榜样，但我们三个做的人生选择应该都是特别非主流的。
比如我们北大的很多非常优秀的同业都会去投行、去金融，有一些更优秀的就会去做一些特别高端的慈善等之类的。我们每一步棋换一个角度看都还挺错误的，我觉得这一点是要吐槽的。
其次，我觉得我们也不太是年轻人的代表，我们做这个节目都6年了，我经常说小学都毕业了，我就不太能代表年轻人。比如上一个老师李楠讲的，因为我之前是跑手机口的记者，他讲的代表年轻人的想法，放上一两张照片，说这是年轻人想要表达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天啊！现在是这样吗？”这就印证了我不是年轻人心智了。
刘思毅：在座的各位95后的请举一下手可以吗？寥寥无几，那93后的请举一下手可以吗？也寥寥无几，90后请举一下手好吗？OK，90后的，为什么95后不举手，你们的数学有问题吧！没有90后，所以在座的各位都是80后吗？天啊，冒昧了，我们挺年轻的。
周雨晨：我想吐槽我们的名字，就我们好不容易把名字改成北槽了，莫名其妙又把原名给扒出来了，这个原名其实困扰我们多年。
我们是大二的时候最开始创立这个节目，起了这个名字，觉得没有名可起，叫“在北大不吐槽会死”，每次别人问我们在做什么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在做一个播客节目，我们叫——“在北大不吐槽会死”……
刘思毅：就很羞耻哦！
侯奇江：我们经常在节目下面得到评论是，他们绝对不是北大的，我就是北大的，我们北大没有这样的人。
刘思毅：我们应该是北大青鸟的，我们的毕业证该不是周其凤老师发的。
周雨晨：我觉得北大青鸟都比我俩有工作。
刘思毅：对，他们还是无业呢，北大青鸟都是技术人才，你看他们俩，他（周雨晨）是无业的导演，她（侯奇江）是无业的作家。
主持人：你们这么嗨，现场的大家看起来都很平静。
刘思毅：很正常，因为都是80后的宝宝（玩笑）。
当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请你一定夯实地走下去
主持人：但我知道他们心理其实已经崩溃了，因为现在距离星期一还有10个小时，他们马上就要写周报了，KPI完成了吗？应该没有，传授一下你们是怎么度过这种工作日前焦虑的？
刘思毅：首先这个问题只有我能回答，我再次介绍一下他们俩的背景，这位同学（侯奇江）北大本科北大硕士之后gap了一年，本来规划的好好的，gap一年要读完雅思，考完雅思去英国的。
侯奇江：他完全不了解我，我首先没有gap一年，我也没有考上雅思，我从来不打算去英国。
刘思毅：好吧，我正经地回到刚才那个话题，首先我自己的履历是我在北大本科三年级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去知乎，第二份第三份工作都是两个创业公司，都是非常小的，都是A轮之前的，一个叫做红点直播，一个叫做面包求职。
之后我去了嘉程资本（VC），做了一年半的VC之后自己创业做了群响，5月8号开张，我做了四个月，基本上也是从创业公司的打工者再到一个小的创业公司，但是它又是买方角色，因为它是VC，众所周知，VC只要你有钱，其实创始人和你的关系都是甲乙方的关系，所以你可能会自视甚高地觉得你怎么样，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之后你再创业当CEO就更nobody了。
回到我前四年，还是一个打工者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创业公司是没有KPI这个概念的，我可以对比一下，因为我曾在头条和美团分别工作了5天我就走了，头条和美团是大公司气息非常浓重的地方。但是很友好的一点是在于说，美团和头条成长剧烈，对年轻人又极端的友好。
头条和美团应该是我面过的大公司和我仅去过的两家公司，我感受到对员工最友好的公司了，所以在这两家公司我只待5天就窒息，可想而知我是非常不适合大公司的。我深究过这一点的，我不喜欢我在大公司里没有影响力的人生，凭什么我要这样，我为什么要当一个螺丝钉，我完全不能忍受这一点，为什么不能忍受呢？
这句话何其大言不惭，因为我就在两家“弱”的创业公司当了leader了，我就带了那么多人了，我就做了很高的销售额了，我为什么还要去一个大公司呢？
所以，我今天基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最大的要点是——当你选择了去创业公司的时候，你这条路其实是一条非常非常难以回头的路，因为你的心态，你自己的节奏，你的预期都非常不一样。我认为在职业经理人这样一个路径中走到极端的陆奇和在创业公司走到极端的黄峥和王兴，他们的level、质量和资产水平都是非常夸张的，都是没有任何优劣的。
但两条路径完全相悖，所以给大家最大的要点，就是这一点，当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请你夯实地走下去，一定要走下去。
我记得我决定辞职的前一天晚上，已经挽回过我三次的leader就跟我说：“刘思毅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优质的GM，我向上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我只能向上不能后退，但同时，我后退也很难。”
他就跟我说，职业经理人如果一路要走下去必须要硬着头皮走下去，仍然很艰难，当然创业更难，因为创业大概率就是你拿了一笔VC的钱，你作为一个90后你觉得你好牛，几百万的现金到你公司，但你做的是一个C端产品，你需要招产品，需要招研发，需要各种各样的投放，你的费用一下子就花完了，你仍然是个穷逼，这就是创业。
所以，两条路你选择哪条路我觉得很难，但是一旦选择那条路的话，我觉得我和大家共勉，一定要走下去，我现在走在nobody的路上。
主持人：请奇江来说一下，我知道你有媒体的经历，来说说截稿日前有多痛苦吧。
侯奇江：我对大家没有任何takeaway，我只能是自己的反省，因为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其实也不在媒体，而是在联合国妇女署。我觉得可能因为虎嗅，可能在年轻人中，TMT是受很多关注的领域，但其实这个世界是比TMT领域大很多。
我的第一份实习工作是在妇女署，因为我是一个激进女权主义者，所以我当时非常希望去这样的地方工作。但是我大概也就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决定退出，因为作为一个特别大的国际组织和机构还是会有非常多的束缚，我当时还有一点点幻灭，因为我觉得那是我最向往以及最能施展我想做事情的地方。
主持人：束缚了你什么呢？
侯奇江：非常地科层制，比如说当时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职场中的女性、扶贫、反家暴，你想做这些所谓的项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本质上还是一个非常浮在paper work上的工作，我当时有点失望。比如说你刚才问我的问题就是朝九晚五，那是我人生为数不多的几个月的时间在朝九晚五，它的福利特别好，工薪待遇特别好，晚上5点之后所有的时间都是你自己了。
虽然我那段时间真正朝九晚五，但我还特别难受，因为我是闲不住的人。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gap了几个月，因为我当时想去读人类学的博士，这都不是很正常的选择，再之后才是媒体。我去的媒体是国内比较忙的，因为忙而出名的一个，也因为专业水平很高出名的一个，我不知道现在其它的媒体，其实我们是不用坐班的，不用坐班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工作量绝对比坐班要多。我几个月里是被编辑称为稿王的，因为我在那一家媒体有网稿、杂志稿，是双线同时运作。我可能某一个月会有30篇+的稿量，同时还要再写杂志稿。
主持人：真的很夸张。
侯奇江：我的工作的时候是经常哭，经常掉眼泪，我在那家媒体要求很高，我写的是商业报道，很多公司的公告、通函或者一些PR给你的稿，有的媒体真的是一字不动的就会搬上来，我的稿子是不可以这样的，要求非常严。我在这家媒体做了一年半，我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如何看财报，知道那些CEO出来讲的话都是bullshit，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基本素养，因为数字不会骗你，当然财报也会骗你。因为我是初级记者，高级记者就会从财报中找到错误，然后在这家公司IPO之前指出这样的错误让他们没有办法IPO，但我还没有修炼到那个地步就退出了。
但我觉得其实做记者是蛮好的的经历，因为我刚开始是跟着工业互联网的口，会跟一些更偏工业的，后来就会越来越向更热闹的行业。比如说手机是比较热闹的，后来是电商，因为我的经历很少，我觉得一年半在媒体圈是非常初级的，所以我没有什么takeaway，但我想告诉年轻人记者是一个很锻炼人的职业，但我觉得要去好的专业媒体，我觉得质量不好的媒体还是挺毁人的。
主持人：在这儿也为虎嗅打个广告，我们是非常专业的媒体，来我们这里。问一下雨晨，你现在电影人的一天大概是怎么过的。
刘思毅：我帮他回答，躺着。
周雨晨：我是今年6月份刚刚回国，之前过去四年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美国，算是三年在学校上学，一年是相当于自己的学生签证延了一年，在那个期间你可以去找工作找实习，你可以做任何事，基本上我的路径就是做任何事。
其实也不是，当时想把那一年当成自己的一个学期的延长，当时不仅是跟了一些组，这些组都是半路腰斩的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命途不济，同时也继续跟自己学电影的朋友继续合作一些自己想尝试的短片或者一些网剧等小项目，后来就决定回国。
差不多两三个月过去了，本来是预计着今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项目，那个导演是我在那边的一个同学，他要拍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我去当执行导演，结果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去不了台湾了，又是一个命途不济的经历。
刘思毅：这是我们在调侃碧池（周雨晨）原来在美国他还可以说自己是“好漂”，现在只能当横漂，现在更下沉了。
周雨晨：现在横店都没生意了。
刘思毅：他只能当婚礼司仪平行的那种，婚礼视频剪辑，太惨了。
周雨晨：那天我翻自己的微博，三年前我在那边刚第一年上学的时候发了一条微博，当时学校请了一个导演过来介绍他的经验，那个导演处女作获得了很多艺术电影节的奖项，后来进入商业界第一部电影就是《暮光之城》。
主持人：你觉得这是完美的路径对吗？
侯奇江：没有，当时觉得丢死人了，觉得好好做艺术电影多好，拍那么丢人的电影多么自贬身价。当时发了一条微博，当时还跟自己同学调侃说自己未来的职业路径以后就是进入商界拍那种无脑的商业片，我朋友就说想得美，后来我就说那我查一下婚礼摄影师的价格，现在果然应该查一查婚礼摄影师的价格。
主持人：这种落差需要你克服吗？
周雨晨：目前还好，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感到特别明显的生存压力，其实之前对脚本的提到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感到生存压力的问题，我觉得好在是我过去几年在国外反而会抵消我受到的生存压力，因为我觉得在国内很明显，你的同辈自毕业之后大家率先都进入职场，我在那边接触的所有人他们职业起步都很不一致，我在我全班同学里年龄是最小的，基本上没有像我这样本科毕业直接进入研究生的，他们可能都是在自己本科毕业之后有了几年的职场经验以后才会意识到我好像应该立志要去干电影这一行，所以我好像一路都是很理性化，又懵懂的一个状态过来的。
我觉得这个劲还没有过去，大概一年两年会过去吧。
面对同侪压力，克制嫉妒，克制失落
刘思毅：理想化的本质就是穷。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的起点，国内同侪压力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三个面临的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我自己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期待自己走上理想路径的。
回到上一个话题，我刚才说最大的要点，是两条路径要选扎实然后扎进去，不能所谓的去频繁地彷徨和频繁地摇摆，但是在决定之前，我是经历过摇摆的。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点在于说你在做决定之前你是没有办法用逻辑来推断出一个你真正信奉的决定，生活给我的玩笑是当你做这个决定只是到了deadline，你必须要做这个决定，然后你一股脑儿就做下去了。
举个例子，我们三个除了碧池（周雨晨）成绩稍微差一点之外，我和侯奇江是有保送研究生的资格的，侯奇江保了，我自己是可以保的，但是我自己冥冥之中，在最后的deadline的时候我去找教务老师把保研的资料要回来了，我内心就在告诉我刘思毅你必须要工作，你就是要挣钱，我没有办法去诠释我这个动作。
第二个是我自己到底是选择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当时有两个offer，一个是阿里的，进去是P4还是P几，当时我那届是8K×16，在2014年秋招的时候那个钱OK了，但也挺少的，大家觉得我是北大的应该拿多一点，但无论你是北大还是清华，你进互联网公司，学历根本不重要，学校也不太重要，只不过是面试官在看你的时候你是北大的，但又不会给你加钱，这是一个offer。
另一个offer是创业公司，他给我1万，其实钱没有那么差距，但是在做决定的时候我就觉得冥冥之中告诉我一定要去小公司一样，我觉得我做了很多理性判断，我请教过很多师兄师姐。
周雨晨：不，你当时跟我说的就是为了多了那2000块钱。
刘思毅：你别揭穿我吗？我在传授经验好吗，不要相信他们，我觉得这个点非常有道理，我自己的路径真的已经特殊到同行者已经没有人，我一旦创业失败就没有人再管我，和我在一起创业的人其实他们都非常非常富裕了，只有我是一个穷逼，然后又开始创业。
我觉得特别可怕，我原先在我小的时候（大一到大四），我可以遥望的是拿到麦肯锡offer新传的宝宝们，拿到腾讯special offer光华的师兄师姐们，但是今天同行的人根本就没有了，所以我也想分享给大家，你们走到极限之后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同侪压力了，你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都没有，因为在你这个坑有你这个经历的人根本就只有你一个人。
第二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三个可以分别来回答一下，在不同的选择面前，我的点是这样的，你尽快地也非常急迫地去寻求各种前辈的帮助，你期待他们给你答案，你也去用逻辑和理性来梳理利弊，但没用的，你最后做出的决定一定是你的感性认知告诉你应该怎么去走的，真的是跟随你的心，我觉得我每个决定都是非常跟随我的心。
比如说这次创业，我跟我老板就在清明节前说的，我在清明节前踏入他的办公室那一刻我就觉得刘思毅你又牛了，我之前离职根本不敢跟老师对视和跟老板面对面谈，我今天居然敢跟老板说老板我要去创业的，真的是牛大发了，我觉得是那一刻让作出选择，而不是一切的理性选择。
侯奇江：我能稍微总结一下吗，我不讲具体的例子，我觉得我在哲学上的认知是一个可知论者，我们往往试图在做一个解释的时候尝试寻找它的归因，就是我为什么而做这个选择，但我想往往讲是我们先做了一个怎样的行为，然后我们的认知会在事后编织出种种理由来合理化它，这是脑科学或者某一种社会行为学更合理的解释。成功其实是一个偶然社会性……
刘思毅：是一个社会性事件，不是主观能动性产物。
侯奇江：其实取决于很多，比如说我们做哪个选择，我是选择出生就是女生吗，不是这个，是男是女是一个偶然事件，其实你的很多选择无非是你已经有了一些天然因素组合，再加上你的一点点你自以为是的个人意志和主观能动性。
我们回到同侪压力的问题上，我小的时候，比如说高考，之前我从来都不是第一名，我高考是黑马，不小心考好了，之前我总有第一名，但是那又怎么样。
刘思毅：你这样说会被打死的。
侯奇江：我不在乎，到了大学其实同侪压力会更大，因为本来我就不是最好的，到了一个哪哪都是最好的人，北大的同学都是很优秀，结果我找到了这样的好朋友和这样的好朋友，很舒服。
刘思毅：同侪压力的一大抓手，找到和你一样差的人和他们共度余生。
侯奇江：对。比如说我从上一段工作离职，我在当记者的时候，你们知道律师或者在banker里做on the list或者当记者都是有年级的，记者第一年，记者第二年，记者第三年很不一样，有一个1995年他本科刚毕业就直接工作，所以他是三年记者，他就比我显得有经验的，不论是在采访的人脉，对稿子的处理，对编辑的翻译，他还比我年轻。你说这种时候我没有同侪压力吗，不可能，我当然会很有压力。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年轻人一定要克制，克制嫉妒，其次克制一种失落感——好像是我损失了，我在读研的时候还玩得嗨，我觉得他没有这样的幸福经历，这就是我的获得。
其次，我想讲我自己的一点感受，大家都是普遍焦虑，非常多的媒体和声音在贩卖焦虑，似乎有很多社会梯子，我们每个人都要爬，我们都要超越自己的阶级，超越自己的阶层，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幻象，这些幻象是毫无疑义的。
我在做选择的时候都会问自己，因为你以为你有很多种选择，这是一种幻觉，其实你只能过一种，你的人生是一次性的，你就只有这一次，我是个不可知论者，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来生，那我只能默认只有一次性的，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是想对我自己不管别人，对我而言这个选择的意义有多大。
我从上一份工作离职之后拿到这个offer，这是我独立选择两年，他对我的各种写作结果不做任何要求，也完全不管我，他不是投资，只是一个赞助，维持我现在的生活水平。我觉得我可能去公司找一份工作是容易，也是正常的，但是机会的稀缺性和可替代性更小，所以我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这是我在衡量某个选择的时候对于我意味着什么，而不是我的同龄人怎么看我，我是不是我之前一年半爬这个梯子的经历。
“我替我爸还了200万”
主持人：那父母怎么看呢？
刘思毅：放弃。
侯奇江：对，他们对我的控制欲非常地低，因为生活经历，我从小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长大，我是西藏拉萨人，我父母从小就把寄养在内地，他们对我比较少有控制欲，我也比较尽力地在经济独立上、人格上和他们保持一定的关系，所以他们对我的各种职业选择，只是非常微妙的控制。
刘思毅：碧池（周雨晨）截然相反的一面。
周雨晨：其实我还好，我家庭背景是北京郊区人。最近刚回国也是一直……这段时间一直住家里，好在是因为过去几年里面一直没有跟家长有太长时间的接触，这次长时间接触反而还是处在一种蜜月期。而且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都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职业路径或者是人生选择跟我们父母的预期是大相径庭的，其实完全不同，他们完全没有预期到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这个鬼样子。
刘思毅：所以鼓励大家和父母，鼓励他们弃疗大家，大家就可以获得家庭上的大自由，是这样的，差不多。但我觉得我的代价非常非常可怕，我的代价是帮我爸爸还了200万才弃疗的，他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家负债了，我还要去还那个债，现在还在还，他们也不太能对我说啥了，我就是祖宗。
主持人：感谢三位嘉宾，让我们在座的人都知道自由职业也没有那么可羡慕，你看这都还在还债。
侯奇江：是的，我们就是想传达这个意思。
主持人：谢谢三位精彩的分享，现在如果不打断的话，他们应该能聊到国庆节，其实刚刚三位年轻人大概讲了一个社会时钟的这样一个事情，大家都在不同的社会时钟时刻上，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但又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这些经历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