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autocarweekly（ID： autocarweekly），文：李一帆
奇瑞要被“贱卖”了？不能这么说！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都在等待奇瑞混改“实锤”落地的消息。面对这个如此热门但重大的新闻话题，媒体却异常的表现出了极大的安静和克制。
9月2日，长江产权交易所发布了两则奇瑞控股、奇瑞汽车的增资扩股预挂牌公告，公告显示，双方拟引入统一投资方，参与其增资扩股项目。新的投资方将以现金出资，认购奇瑞股份10.13亿元新增股份、奇瑞控股19.21亿元新增注册资本。此次预挂牌的截止日期，是9月6日。
尽管截至本文发稿，关于奇瑞混改到底花落谁家仍无官方确凿消息，但9月6日，有知情媒体透露，腾兴长三角（海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和奇瑞控股及奇瑞汽车达成独家谈判协议，并且支付了47亿元的定金。
倘若交易完成，腾兴长三角将成为奇瑞控股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0.99%，同时控股奇瑞汽车。也就是说，奇瑞易主腾兴长三角，从9月2日公告，到9月6日落定，行业瞩目的奇瑞混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
这是一场拖了整整一年的混改。
2018年9月17日，奇瑞股份、奇瑞汽车就曾双双在长江产权交易所发布增资扩股预挂牌，计划共同招募同一投资方，分别募集不低于79.11亿元和83.32亿元的资金，以增资扩股实现混改。
然而经过三次挂牌延期，依然没有投资者摘牌。奇瑞的第一轮“混改”在复兴等众多兴致盎然的大牌投资方的关注下，意外的无疾而终。
一年后，芜湖方面专门成立了由政府相关部门和奇瑞组成的领导小组与工作组，再次启动了奇瑞的新一轮增资扩股。
从现有消息来看，这次混改很可能已经在进行中。
混改，必行之举
2018年第一次挂牌时，奇瑞公告的此次增资扩股用途分别是“用于偿还对奇瑞股份的负债以及奇瑞控股现有业务、新业务的发展及日常经营”和“用于偿还对金融机构的借款以及奇瑞股份现有业务、新业务的发展及日常经营”。
今年同样如此。
无论奇瑞是期望通过混改，解资金的燃眉之急，还是实现体制搞活，这都是必行之举。在中国车市度过了黄金时代之后，市场不再是躺着都能赚钱的那个市场，竞争迅速进入白热化。而此时，体制的弊病被迅速放大，而个体与体制博弈的行业机遇出现。改制的戏码，在我国过去二十年中，在各个制造业部门不断上演。无论奇瑞面对的各种状况，因由如何，都不妨碍其在此时发起混改的必要性。
来看看这家数次上市未果，装进了小半个芜湖的困难企业的中国知名车企。这家曾经的中国汽车头部品牌已经在市场和资金的瓶颈中挣扎了许多年。
根据财报信息，今年上半年，奇瑞汽车亏损13.74亿元，同比扩大92％；资产总额830.8亿元，负债总额622.9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75％，已经挣扎在了生死线。有意思的是，奇瑞上半年的整体汽车销售量同比去年拉出了令人羡慕的阳线，而奇瑞品牌车型的平均售价，竟然已经达到10万元。
奇瑞有着很多中国品牌不具备的优势。
比如奇瑞是唯一担得起“技术”二字的中国汽车品牌，它在车企中拥有最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它最早自主研发出了世界级发动机，同时拥有最高的公众知名度。
只是由于奇瑞的国企性质，多年来，这个庞大的企业一直就像戴着镣铐跳舞。它生着和大多地方国企一样的体制弊病，在地方政府、空降高层、原生团队等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下，发生了诸如市场反应不及时、产品布局混乱、人才流失等很多棘手的问题。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汽车黄埔军校有两家，一个是一汽，一个就是奇瑞。如今你到地处浙江的吉利研究院，随便开一个十人范围的小会，就一定能听到醇正的芜湖口音，而据说，吉利为了方便芜湖员工往来，还开通了一班芜湖到杭州湾的大巴。
由于财务报表长期报亏，奇瑞在之前的两次上市努力中，都无法达到国内上市的门槛，这也就意味着其无法从二级市场融资；高资产负债率运转成了奇瑞的常态。因此，芜湖的奇瑞员工对混改也抱着开放的态度，偌大一个企业，在当地体面的工作，可不要因为资金链断裂而轰然倒下。有钱进来总是好事。
汽车行业本就烧钱，现阶段迫在眉睫的“新四化”研发更是一个“钱窟窿”，所以奇瑞对资金的需求是足以致命的。正因如此，从2017年底开始，奇瑞就在变卖旗下资产。
2017年11月，将持续亏损的巴西业务的50%股权卖给了当地汽车经销商集团CAOA；12月，奇瑞向宝能集团转卖了手中的25%观致汽车股权；2018年1月，奇瑞再次将旗下凯翼汽车51%的股权，转卖给了宜宾市汽车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
但混改大势在前，这些变卖而来的资金，只能作为一个杯水车薪的注脚。
从我个人的倾向而言，中国汽车企业最终顺利完成改制，完全推向市场，无疑是很好的结局，很多企业会在竞争中被迫转卖或死去，但一定会有质素更好、底蕴更深、经营管理良好的企业脱颖而出，和吉利、长城、比亚迪们一起拱卫着中国汽车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一极。这是政策扶持、护航，高管任用、调动随意的国有车企难以实现的彼岸。
从这个意义上说，奇瑞通过混改获得的资金，和如今在体制内可以获得的资金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带着当量大得多的企业家的野心、求胜欲、责任感和个人成就感。
也只有“混改”，能在为奇瑞带来大量资金的同时，更深层次地影响奇瑞的治理结构，建立自上而下的高效运转体系。
正因如此，参与混改的另一半是谁，就显得至关重要。
这让我们不免对此次闪电入局的腾兴长三角充满了好奇，而给这份好奇加码的是，这是一家成立于今年7月22日、名不见经传的投资型有限合伙企业——它的设立，似乎就是为了主导奇瑞此次混改。
郑利彬，何许人也？
腾兴长三角的工商登记企业经营范围，是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
这家成立不过一个半月的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与法人代表均为大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后者的法人代表与控股股东，是浙江温州乐清市郑乐瓯。
而郑乐瓯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与其在多家企业（上海君逸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七里港（集团）有限公司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郑利彬。郑利彬同样来自乐清市，对外头衔是上海瓯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不去猜测郑乐瓯与郑利彬的背后关系，但可以确定的是，郑利彬的妹妹，名叫郑乐娣。
再说回两家公司。
大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在工商信息的官网我们无法打开，但从其对外投资的上海南魁实业有限公司、中欧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钜星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释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来看，这7家公司全部是投资咨询、技术咨询类企业，且5家参保员工为0人、1家为1人，1家为11人。
而上海瓯江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8家公司，除个别钢材、通信类企业为实业企业外，其余同样全部为投资咨询、融资租赁、贸易交易等非实业企业，且所有公司参保员工均为0人。
还有与两家均有股权联系的七里港（集团）有限公司，同样如此。
再算上郑利彬名下的其它公司，可以说，郑利彬及其关联人经营的几十家企业中的大部分，都是非实体行业，甚至可能是虚拟项目；其余从事钢铁、通信、电器与物流等实体经济的企业，不超过10家，且员工寥寥无几。
其中，体量最大、注册资本高达3亿元的上海瓯江集团，人员规模甚至不足50人，仍被划分为小微企业。
而且，从公开资料中，我们能看到郑利彬参与的多次放贷记录。
从这点来看，去年媒体报道的有意介入奇瑞混改的7家企业，包括华夏幸福、五粮液、正道、普拓资本、恒大、复星、神州租车等，虽然其中大多没有汽车行业经验，但好歹资本实力雄厚，在各自细分市场均属巨头。
而反观现在的腾兴长三角与其背后的郑利彬，则比之更“名不见经传”。
瓯江集团官网
从此前媒体报道的郑利彬所涉刑事判决书来看，郑利彬，1980年出生，乐清市柳市镇人，初中文化。
这是郑利彬官方认证的新浪微博，可以看出，这位80后基本还算坦诚地选择将个人信息公之于众。
他的微博停更在2016年，尽管内容不多，但其性格倒也可见一斑，除了偶尔像温州人一样发布关于钢材、房地产等行情的评论外，大多时候，郑利彬似乎是个性情中人。
他的微博画风是这样的：
不过在工作中，郑利彬却远非这么“生活”。
2017年12月，郑利彬因虚假诉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故事情节也是非常有意思。
2017年2月，七里港集团将曙光股份的大股东曙光集团告上法庭，说是在2016年12月25日，双方草签了关于曙光股份转让1.1亿股普通股股票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然后2017年1月11日双方盖章，协议正式生效；紧接着1月12日，七里港集团按协议约定向曙光集团支付了2000万元定金；可没想到同一天，曙光集团与华泰汽车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于是，七里港集团觉得被骗，进而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曙光集团双倍返还定金4000万元，同时继续履行双方的框架协议。
看起来一脸委屈是不是？可没想到，在随后曙光集团提交的证据中，七里港集团被迅速“打脸”。
真相是，曙光集团虽然在2016年与七里港集团草签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但由于某些内容谈不拢，曙光集团最终并未盖章。而七里港集团在诉讼中提交的双方于2017年1月11日签署的盖章版《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全系伪造和变造。
同时，七里港集团在明知协议没有生效、且并未告知曙光集团的前提下，强行将2000万元汇入了曙光集团多年不用且并非双方约定的非经营账户，而后被曙光集团发现并“拒收退回”。
不仅如此，七里港集团还“恶人先告状”当起了原告，显然，是有恶意取得双倍返还定金、且阻挠曙光集团其它合作项目的不当利益之嫌。
查明真相后，2017年12月，七里港集团因犯虚假诉讼罪，判处罚金20万元；郑利彬则作为七里港集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万元。
中国企业史上纯资本参与混改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当年轰轰烈烈的江苏人张海携3.38亿元挤走出资更高的李经纬而入主健力宝的案例就是典型一例。
不过张海的做法是驱逐李经纬取而代之，最终健力宝一蹶不振，张海则携资潜逃。让我们略微放心的是，郑利彬显然不是张海这样的角色，而到目前来看，这笔投资若不细问出处，倒还挺符合尹同跃在首次混改流标之后提出的，奇瑞想要的是不诉求管理权、无汽车从业经验的纯资本。而奇瑞方面至今也没有任何对此次资金入主抵触的声音，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满意。
在经历资本大的变革之后，最让人痛心的其实不是股权谁属，而是最终获得企业掌控权的主要个人和团队，将一家优秀的企业带入了死胡同，健力宝、科隆等让人至今为之一痛的案例并不少见。
倒是联想当初混改的手法，虽然也带着灰色，但是实实在在的保持了核心管理层的稳定，缔造了一家改革开放四十年样板式的混改企业。我记得当初柳传志曲线套出的高管持股好像也是30%。
神秘的乐清柳市镇
我们在前面说过，郑利彬，浙江温州乐清市柳市镇人。
温州其名自不必说，但如果你经历过改革开放，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史有浓厚兴趣，想必一定知道“柳市八大王”的故事。
柳市镇，堪称温州民营经济的起源地。“柳市八大王”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上的人。
他们的兴衰故事处处充满传奇色彩，起伏之中，也可一窥当年温州民营经济的风光与酸楚。
“目录大王”叶建华、“旧货大王”王迈仟、“五金大王”胡金林、“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是为“柳市八大王”，简言之，就是最早的“民营企业家”。
参考胡宏伟与吴晓波合著《温州悬念》中的说法：
“1982年，因私人企业野蛮疯长，计划体制下的物资流通秩序大乱，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以投机倒把为罪名开始了严厉的经济整肃运动，到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
其中，柳市镇的八位商贩被列为典型，遭到全国通缉并公开审判，是为轰动天下的‘八大王案件’……
两年多后，政策再度趋向市场化，‘八大王’咸鱼翻身，又成了改革人物。”
那时候与“柳市八大王”一起被“追杀”的“投机倒把”，还有同样是以乐清为根据地的抬会融资。
总之，柳市镇的故事是万字长文也讲不完的。
不得不说，乐清市尤其是柳市镇，就是温州经济发展的缩影。是他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飞跃贡献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
2018年的全国千强镇排名，柳市镇位居浙江省第一，已经在此位蝉联多年。而浙江省内十强镇，只有乐清市独占两元。
然而，近年来的乐清市，却常常被人说有“产业空心化”的趋势。
比如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就曾忧心忡忡：“资本正在慢慢逃离实业。”
他给出的依据之一，就是现在有着“低压电器之都”称号的柳市镇，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中，70%以上利润都不再投资本身产业，还有一些老板把企业作为融资平台，但信贷资金却很少用于企业自身发展。而这些钱，有很多都进入了房地产行业。
几十年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温州人的商业精髓依然主要集中于贸易，而非制造。
他们从来不缺老板精神，缺的是匠人匠心。
郑利彬及其身后的企业，大抵从这样的背景中也可窥一二。若此次最终混改千亿级车企奇瑞能风平浪静的安度，那么郑利彬在温州也可封一大王——混改大王了。
关于混改，前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曾有云：
“宜混则混，宜独则独，宜控则控，也可以参股，国有企业不一定控股，也可以参股。总之，在实践中不是一混就灵，混改是重要举措，但不是唯一的，在推进过程中一定要沿着中央指明的正确方向做好混合所有制改革。”
而所谓的正确方向，首要原则就是共同获益，不能厚此薄彼或顾此失彼，以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为另一方换取好处。否则，这就违背了“混改”的初心，甚至可能变成一场无心（或有意）的利益输送。
我相信，不管如今看上去如何，奇瑞的混改总体上是向着这个正确方向而行的。而回看奇瑞汽车几十年的坎坷发展行至今天，身为奇瑞技术粉，想必许多人的心情此刻与我一样，百感交集。
而更加有趣的是，奇瑞作为省市一级，但有着全国影响力的汽车企业，如若以此种方式混改过关，会对长安、北汽、广汽、上汽，乃至东风和一汽的同仁们形成多大的心理冲击。在这种冲击之下，汽车行业的混改大戏，会如何的精彩纷呈，诚可拭目以待。
作为一家小小的汽车媒体中一枚小小的小记，除了搬好小板凳，准备好瓜子之外，我还是希望，如敝司当家的江小花所说：当一切尘埃落定，愿所有良善依旧良善，所有动能依旧向前，所有汽车壮士，都死于市场搏杀，而不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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