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Lisa,编辑:阳少,原文标题:《胡安焉:不设计人生的人|好久不见》,题图来源:胡安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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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随着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以下简称《快递》)的走红,作者胡安焉受到了大量关注,他在书里讲述了自己打过的19份工:从酒店服务生、加油站工人再到后来的快递员。
如果说《快递》围绕着胡安焉的职业经历展开,试图回答一个人在做了那么多份工作后如何保全自我,那么他今年出版的新书《我比世界晚熟》(以下简称《晚熟》)则向内走了一步:他反刍自己的现实经历和内心世界,剖析心理、性格与观念的成因和相互作用。
胡安焉在《晚熟》中所写的个人经历,集中在从千禧年开始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近 20 年里,然而心态上他并没有千禧代年轻人标志性的乘风破浪的劲头,却更像当下举步维艰的年轻人,淡淡的。难怪在这本书的豆瓣短评里,“世另我”是高频出现的词:自卑、敏感、厌世的我们,面对失败和恶意,做出逃避、隐忍或放弃的选择。不仅 INFP 懂此“世另我”,谁又能说自己没有这软弱的一面呢?
他在最后一章写道,“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希望没有出生到这个世界”,但他也承认,“在写作中,我渐渐看清楚真实的自己,并反省自己,也学会了肯定和爱自己,并由此通往内心的平和、坦荡、充实和满足。”
今天,人们热衷于分析原生家庭的创伤、分享“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的方法 —— 从心理学到身心灵的自我学习,从贴近自然到活在当下的日常修炼,从肯定自己到建立关系网络的情感支撑,不一而足。在书中我似乎也看到了胡安焉的“方法”:心理学、文学、骑行、换个环境生活等等。采访之前,我期待听到的是一个人如何逐渐接受自己的故事,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方法”。
然而,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慢慢意识到,时过境迁回看得出的“方法论”,在当时当地只是熬住而已。对胡安焉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他人借鉴的方法。他在写作中之所以近乎残忍地剖析自己的缺陷和失败,并不是复盘人生经验,而是因为对他来说,“相比于接受现实,接受一个怎样的自己才是有意义的问题”。
太想设计人生的人,不可能像胡安焉这样对自己如此诚实。
20岁,愤怒却驯顺
青年志:在《晚熟》中,你说自己在20岁时常常感到自卑和恐惧,甚至产生了“回避型人格障碍”,在找工作时,总是找一份相对简单、低就的工作,例如酒店服务生、加油站服务员,你的恐惧和自卑是如何形成的?
胡安焉:我会在人际关系中存在这么多的障碍,我想是因为我家和广州本地家庭的差异。
广州是国内经济和观念先行的地方,一方面因其远离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市井和商业文化都有长久渊源。哪怕在那个严苛的特殊年代,大家表面顺从,私底下也更注重实际利益,比如“逃港”的人从没间断过。我读书时,同学基本都有亲戚在香港。尽管我们这边在“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但大家能看到另一边的物质水平更好。
但我们家不太一样。我妈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从上海移居广州后,语言和生活习惯差异让我妈更容易被欺负,比如上海人可能一个冬天才洗一两次澡,而广州的孩子每天都要洗澡,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不洗的话,就会被别的小朋友看不起,觉得你很脏、很臭。小朋友都会这样,不是恶意,就觉得你这个人很怪、跟我们都不一样,然后孤立你。
她去海南岛下乡后嫁给我爸,因为我爸是贫农出身、根正苗红的军人,她成了军嫂后就一直不愿意回广州,因为在海南岛,当时所有知青都在劳动改造,没有高低之分,只看谁认真干活,这对她来说是安全的、公平的。
1976年,随着政策的改变,我妈回到了广州。两年后,我爸也来了,再过一年,他们生下了我。
我爸没有城市生活经验,一直是跟我妈学如何与城里人打交道。他一辈子都不会说粤语,能听但不能讲,后来索性就不说话了。他在广州没有任何朋友,完全是个孤僻的农民。因此,是我妈主导了孩子的教育。
她对子女就是不苟言笑、非常严格,但对外人就很宽松,因为她不敢得罪人,每次在外面受了憋屈,回家后就更严格、更刻板。她把她小时候的那种(恐惧的)体验在我身上复制了一遍。我小时候也很缺乏安全感,因为我每次跟别的小朋友发生矛盾时,她总是不问青红皂白,先批评我,而且是当着别的小朋友和家长的面。
后来我去同学家玩,才发现别人的父母不像我父母那样对待子女,他们会和孩子开玩笑,不会总是绷着脸。而且我注意到,他们在家里和外面说的完全是两套话。
我们家是严格要求表里如一的:你在外面是怎么说,在家里也怎么说。我妈永远要站在道德高地的一方,光明磊落的一方,不然就没有安全感。
这种家庭环境,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孤立无援,没有人撑腰。因此,我不敢与人发生冲突,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也不敢竞争。进入社会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性格和观念与同龄人有很大差距。
青年志: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的家庭教育和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胡安焉:实际上,直到中专前半段,我都是为自己的家庭教育感到骄傲的,我觉得我父母比其他人的父母更优秀,因为他们正直、无私、表里如一。但现在想来,我爸不是无私,他只是没有手段、也不适应城市生活,他能够在城市落脚就是靠他的贫农出身。
小孩都希望通过建立优越感来获得自我价值的确认。所以当我看到同学自私、贪婪和不克制的一面时,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而且当时我妈能自圆其说,官方的那一套也能解释她的说法。
但是最后的幻灭感也很强烈,我踏入社会之后,发现社会不是我妈描述的那样,她说的很多话是脱离现实的,我很生气,觉得她在撒谎。
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既不自卑,也没有人际障碍,因为同学关系不涉及利益。开始工作后,我一下子就觉得社会很势利、很庸俗,我觉得所有人都很自私,也很贪婪,不自律。当时整个社会也开始转向以物质和经济为导向。我很愤怒,觉得社会堕落了,但我只会在家里表露不满,面对同事和客户,我就是一个特别驯顺和温和的人。
打零工,读夜大,广州海印桥周边(摄于 2002 年)
拒绝成为无趣的成年人
青年志:当时有试图去解决这种困扰吗?
胡安焉:20 出头的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不断逃避。在一个地方干活,因为一些摩擦或者不愉快,就逃,换下一个工作。直到去了漫画社,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些跟之前所接触的完全不同的人,一些“文艺”的人。
青年志:工作之后,你对母亲曾经给你灌输的那套话语抱有怨恨,也不齿于你所接触到的人的价值观,直到在漫画社,你开始又找到了一些认同感,是这样吗?
胡安焉:其实我妈对我说的那些话,今天我觉得也是对的,虽然在现实中很难原原本本实现。这些话,跟我从小看的日本漫画结合了起来。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脑,漫画书是盗版的,还比较便宜,一本就一块多,当时班里边男生没有不看漫画的,只要有一本漫画,所有人都要传阅一遍。
当时传到国内的大多是热血向少年漫画,里边总会有一种日本的物哀,它不追求长命百岁,好死不如歹活,而是像樱花一样,在瞬间绽放最大的价值,然后凋落。
基本上热血漫画都会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物因为一个信念,一个梦想,或者一个同伴,去牺牲自己,《海贼王》、《火影忍者》、《龙珠》、《圣斗士星矢》……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当时我把这种理念,跟我妈教导我的那些带有官方色彩、理想化的东西结合了起来,我喜欢这种英雄主义的东西,因为它是无私的,崇高而美好,没有那种蝇营狗苟的小市民追求。
但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画画的人,视觉造型方面的天赋很差,我更喜欢里面的故事,因为这个原因,我加入了漫画社。漫画社里边交往的人千差万别,他们比我更文艺,在电影、音乐上都比我有更广的涉猎,我只是看日本的商业漫画而已。但我们都反感那种无趣的成年人,永远想保持一种像孩子一样的精神状态。
今天回头看这是非常幼稚的,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触动。我意识到,原来还有人会这样去批评成年人,说他们乏味和无趣。还有人觉得这个社会是垃圾场。谁要是在这个社会里过得不顺利,过得越格格不入,就证明他越干净。
这种偏激幼稚的话语,对当年同样偏激幼稚的我来说,就是一种支撑吧,也是心理上的安慰。理性上我知道这种东西不能完全站住脚,但是感性上我倾向于它能给我力量。
青年志:你在《晚熟》里写到,在漫画社这段时间,你意识到“社会里的大多数人,都不具有真正的个性,大家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些狭隘和僵化的观念、传统或趋利避害法则等的塑造物”。而之前,你一直很恐惧别人会发现你的不一样,担心因此受到贬低或指责。
胡安焉:这也是我那些朋友的日常批判内容,都是现成的(笑)。当时他们看的《我爱摇滚乐》、《非音乐》、《口袋音乐》,放在今天不可能出版的,里面的价值观都非常边缘。比如有一个银行抢劫犯被抓住了,人们问他为什么要抢劫?他说有一天我觉得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这就是他抢劫的理由。而刊物并不批评这样的表达,反而认为很酷。
这些内容把我的精神空间打开了,因为在那之前我接触不到这样的人,无论是酒店、加油站、服装专卖店,还有我父母,都不是这类“边缘价值”的人。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世界,虽然我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也感到害怕:我怕我不够酷,被别人看不起。其实跟我妈当年的心理机制差不多,只不过她讨好的是官方价值,而我讨好的是这些边缘的、非主流的、甚至反主流的价值。
青年志:你母亲是出于不安全感去讨好,而你可能是发现了和自己内心吻合的价值?
胡安焉:不敢这样说,我哪有什么内心,我是个挺空洞的人,我不觉得当时的我有什么个性。
燕郊,王各庄住处的窗外,摄于2004年
王各庄住处,吃饭,摄于2004年
慌不择路,饥不择食
青年志:你跟漫画社的朋友在一起时是什么状态?
胡安焉:在一般人看来,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虚掷光阴嘛。每天游手好闲的,在一些租金很便宜的地方,吃最便宜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收入(大笑)。每天说些对现实批判的话,说得很动听,但是自己并没有做什么行为,没有去建立自己认可的价值,也没有去反抗什么东西。也跟年轻时候的懒散有关,没有生活压力,没有追求,更多的是对现实的一些愤懑吧。
青年志:这段时间是不是放松下来了?
胡安焉:远远没有现在放松,应该说还是焦虑的。那几个朋友完全不考虑收入,我觉得挺恐怖的。当时有经济条件较好的朋友接济我们,他们觉得这是没问题的,他们说孔子也靠别人接济。只有我很焦虑,因为我觉得接济是不能持续的。我在通州的时候就已经回朝阳区找工作了,在大望路找了一个文印店的工作。
但是我找的工作工资不高,工作时间却非常长,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去上班,他们觉得这样子就没必要来北京了。而且当时他们想要从通州搬去燕郊,燕郊当时的交通就不方便再回到朝阳区上班了,所以我就辞了,文印店的工作就干了一个月。
去了燕郊后,我还在当时住的王各庄小区门口帮一个早餐店打过几天工,早上 4 点钟就要去干,干到 8 点。没有工资,就管一顿早饭。也是一种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吧。燕郊当时没有工作机会,跟现在不一样。
通往王各庄的学院大街,摄于2004年
青年志:你在书里说,漫画社这段经历,对你成为后来的自己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胡安焉: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可能永远不会了解、认识、体验到这样一群人和这种价值观的存在。从写作来说,如果我当时没有加入漫画社,09 年的我不可能开始写作,也不会读这么多书。那是一种整体的影响,从音乐、电影、艺术到小说,尽管很肤浅,但让我接触了“文艺”这个东西,在这之前我对文学和艺术是完全没有认识的。不读这么多书的话,我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有对很多事情的观念和看法,我对人生的态度也因此改变。
青年志 :你今天在讲到他们的价值观和生存状态,还是带着一些批判的。我很好奇这些朋友的哪一部分价值观对于今天的你还是有影响的?
胡安焉:那就是对于主流价值的无视吧,这点我应该说是保留到今天了。大家认为什么是好的、要追求的,对我来说不太有借鉴意义。在30岁以后,我就基本是这样了,就接受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
丰台区,画漫画朋友的住处楼顶,摄于2004年
青年志:在书中,你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个性、观念的相互影响梳理得很清晰,也是从这个时期起,你开始对分析自己有更大的兴趣吗?
胡安焉:那个时候我也没去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生活的不顺利促使了我去反思,因为顺利的话,是不需要去反省的,你只要不断地追求下一个成功,只有不断地遭遇挫折,才会慢慢地养成反省的(习惯)。
也跟我从小就喜欢解释有关。我很喜欢向别人剖白,我很怕别人瞎猜度我的内心有什么企图。坦白出来,让你知道我就是这样,你就不用再猜了,也不用提防和算计我。这个倾向没有什么美感可言,而且在我妈身上也能观察到,她很喜欢披肝沥胆地把自己扒开来让别人看。这都是为了换取安全感。
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跟别人解释嘛。一个正常人是不需要把自己这么多的隐私袒露给别人,来换取别人的接纳的,这已经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了。不过,它的动机可能不那么美好,但是它产生的结果可能是美好的,里边还是有有价值和积极的一面。
30岁,于低谷中开始写作
青年志:你在南宁开了两年的商铺,此后你回到广州开始写作。可以讲讲写作的念头是怎么出现的吗?
胡安焉:南宁那段经历实际上是很难受的。我特别不适合做销售,尤其是在商场那种环境。这种挣钱太丑陋了,大家都像一种原始低等的动物一样,为了一点点小利,互相之间任何尊严都不要了,斗来斗去。但这就是社会一个规律,我不擅长、不喜欢这个东西,也不认可它的价值。
我 30 岁的时候,刚刚从南宁回到广州,那时候是人生最低谷了。因为我 30岁了,积蓄不多,找不到好工作,也没有对象。我也不想去工作,害怕见人,非常自卑。
广京骑行途中,车兜里是国道地图册,摄于2009年
我买了一台打印机,有些书能买的就买,买不到的就下载电子版打出来。整天就看书,上论坛看别人写的小说,在论坛上交流,自己也开始写作。
我也不记得写作的念头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想一来我不善于做生意,没有优势的资源,以我的短板去跟别人比的话,只能不断遭受折磨,这没意义。其次是当时南宁商场里的经历还笼罩着我,我觉得大家为了挣钱都像原始低等的动物斗来斗去,互相之间任何尊严都不要了。我很不喜欢。
写作是纯粹的,是内心的表达。虽然当时我读过的小说不多,只有几本,但是这些小说确实打动我。我觉得写作的价值对我来说远远超过生意和挣钱。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只是盲从于既有的传统、观念、风格和功利法则等,就像被量产出来的一样,本来最重要的作为主体的人却沦为手段和工具,服从于并且被那些或权威或流行的价值标准度量,像这样的人生实在可悲。
因为写作,我同时投入在生活之中,又抽离于生活之外。当我在生活之外时,我不再是某种意图的手段或途径,我真正成为了我自己。
——《我比世界晚熟》
胡安焉在成都家中的书桌
青年志:在最低谷的时候,你开始了文学阅读和写作,为了处理自己的心理问题,也看了一些心理学资料,文学和心理学是怎么帮助到你的?
胡安焉:可能心理学可以帮你认识一些问题、障碍或者疾病,帮你克服它。但文学对我来说不是工具性的。为了克服什么而阅读文学是错误的。应该说文学是影响人的,(它让)你的人改变了,方方面面都跟着改变。
而且,你在文学中读到的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精神的投射。因为读书是有筛选的,读着读着就会去深入喜欢的作家或风格。通过阅读,你会被触动、被启发,会更深入地认识自身的经验和特质。文学是帮你深入自己的一个过程。就像哈罗德·布鲁姆说的,没有阅读,只有误读。误读就意味着主观的创造性。
那个时候我读的很多书,比如卡佛的小说,跟我的人生经历有一些吻合。卡佛也出身工人阶层,他也做过很多工作。还有赛林格,他写作的母题,就是一种童真的状态在这个复杂的成人世界里的格格不入。
青年志:在书中你提到,接触文学之后,你尝试从更多角度审视自己的生活,发掘更加复杂和微妙的感受。你感觉到语感和感受在你身上同步生长。可以举个例子吗?
胡安焉:每个作家的答案都不一样,对我来说写作就是语言。
比如,去年有位财经媒体的记者采访我,他的主题是“素人写作者”,我并不认同这个称呼。我在采访中说了句,我早年在文学论坛上写作,在写作者的圈子里也有些人知道我。他的稿子发出来之后,我发现他把我这句话变成了“我早年写作的时候也有点名气”,我原本说的是:“有些人知道我。” 在他看来就是“有些名气”,他认为这两者是同义的,只不过换了个说法。但是,这两句话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一种人是对自身感觉好的,有点志得意满,非常自信的。而我恰恰相反,我是个自卑的人,自我感觉糟糕的人,纠结的人。我永远都不会这样说话。
写作者对语言的掌握越熟练,就越知道每一个词的含义以外,还有其他的性状,是在含义里没法完全表达的。每个作者会选择的词汇就反映他是怎样的人。你说些什么未必能看出你是怎样的人,但是你怎么说更能看出你本质上是怎样的人。
不仅仅是词汇,也包括句法和整体的叙述,方方面面都能够反映作者独一无二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写作艺术的根本。
作家的看法很不一样,有些人认为故事最重要,有些人认为结构最重要,但是对我来说永远是语言最重要。不是要把语言写得很优美,修辞很漂亮,而是要不断地贴合你,跟你自身不断地融合。
青年志:你从30岁开始写作,十多年之后,去年因为《快递》你突然火了。现在你的阅读和写作是不是和以前的状态也不一样了?
胡安焉:从2020 到 2023 年对我来说是一段插曲,这几年我写的大多是自己真实的经历,很少写虚构。我本来希望写出一个有一定分量的、自己满意的小说。这段写作经历确实消耗了我的一部分写作冲动。
去年对我来说是经验丰收的一年,比如接受采访,我以前做一个快递员,谁来采访?这种获得异质经验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方面触动我全新的感受,一方面也是焦虑的来源。很多时候我要提前为采访提纲做准备,很焦虑。我的有些表达可能不妥当、不贴切、不准确。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以前从不需要这么多即时的口头表达。但也没办法,出版方跟我一起,就像做生意一样有些事不得不做。这些经历也让我从新的角度认识自己。
去年没有写新的,只是修订了早年的一些小说和随笔性质的东西。我现在对于出版没有很强的期待,因为《快递》已经远远超出我预期地满足我了,包括经济方面和反馈方面。
我以后的写作会更谨慎,更克制,更纯粹一点,不去考虑受众。因为一个小说卖个八千一万甚或两万本,也就几万块钱。不可能像《快递》带来那么大的回报、那么多的反馈。与其去追求这些,还不如更纯粹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甚至不能出版都没关系,我就发在公号或者豆瓣。
40岁,享受生活就是不再紧绷
青年志:你怎么形容自己在 20、 30和 40岁左右的生命状态?
胡安焉:二十几岁就是迟钝、幼稚、懵懂、麻木、困惑、迷茫;三十几岁不好概括,是认命、自暴自弃、自我放逐,也一定程度上接受自己的一生在某些方面不会有什么进展了。
四十几岁还没有完全度过,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常规状态——2020 年 4 月我在网上的文章被关注是偶然因素,不是我的规划。没有这篇文章的话,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四十几岁我觉得是被命运牵着跑。我觉得也不错,因为我之前也会为不被理解和不被接受而苦闷。
《快递》印了 12 万本,实际上光靠书也没有多少收入,但是因为卖出了海外版权,会持续带来一些版税收入,后来也卖出了影视版权,也会带来收入。这些给我的生活带来更大自由度。
我现在 45 岁,四十岁的人生还有五年,可能接下来会更多享受生活,在写作上希望调整状态,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我不认为《快递》这种打工自传能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作品,但是可能讽刺的是最后就是这本书成为我被人记得的作品。
青年志:你说到享受生活这四个字还蛮让我惊讶和欣喜的,因为你在书中讲述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当中是没有“享受生活”的。能讲讲你对享受生活的理解吗?
胡安焉:我也不知道“享受生活”具体能够实现在哪里(笑)。我没有买好的衣服,吃好的东西。我现在买菜仍然买最便宜的,在隔天的那种平台,今天下单,明天早上自己去楼下取。当然我有很多买不起或者追求不到的,但是那些东西我已经不想要了。
我是想旅行的,但是限于我们有一只猫,也只是去了一些当天能来回的地方。比如我们去了成都周边的青城后山、宝光寺、龙泉驿。成都有个 100 公里绿道,我跟妻子一起骑共享单车,一天骑 50 公里,隔几天又把另外 50 公里骑了。
说享受生活,是因为我现在的经济负担很小,没有子女,成都物价也不高,房子就 1800 元的月租金。以前我有几万块钱就敢躺平,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对我来说享受生活就是不再紧绷,内心平和。相反,很快乐、很满足、很激动的状态不是享受,因为就像叔本华说的,这些状态之后必然会带来失落。
现在唯一的焦虑就来源于小说写作了。以前我为了经济原因去打工,那是实实在在的对时间和情绪的占用,也是对精神的消耗。现在没有这些困难了,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最好的创作条件。我不认为在苦难中会激发创造力。在苦难中写出伟大作品的人是少数,更多人就是被苦难淹没。
本文图片由胡安焉提供。
《我比世界晚熟》
胡安焉 著
胡杨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1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Lisa,编辑: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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