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姜鸣，头图来自：东方IC
一
贝聿铭先生设计的建筑中，有两座在最初曾引起争议。一座是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落成后不仅异议平息，且还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一座是北京香山饭店，运营后却未能声名鹊起，渐渐湮没在北京上百家四、五星级酒店之中。
我最早知道香山饭店大名，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还是大学生，常在图书馆阅览《建筑学报》，这样可以从最前沿的角度，了解全国各地在造什么有趣的新房子。那是中国大地日新月异地发生变化的年代，而城市建筑，正是社会前进最外在化的表现形态。
从杂志中读到贝聿铭受北京市邀请，担纲香山饭店设计的消息。起初，甲方建议在长安街建一座国际化酒店，贝不同意，却从候备方案中选择香山，想做民族形式探索。1982年饭店落成，在次年第3、第4期《建筑学报》中，我看到了饭店的照片、平面布局，还有8、9篇评论文章。约半数以上对项目持批评态度：
比如选址在皇家园林里不合适；砍掉树木，破坏环境；离市区远，交通不便；造价过高，青砖磨砖对缝，费工费料，价钱惊人（一块要9元）；花那么多钱，不合国情，成功了也没有普遍意义，要艰苦奋斗；中国传统建筑语言的运用生涩勉强，生吞活剥；过于追求民族化而牺牲功能，如明式椅子硌背，四季厅像南方院子内搭的喜庆大棚，等等。
最尖锐的批评是指贝聿铭在美国建筑师中被誉为“超级明星”，近年来设计的都是“高级”特殊建筑，聘请他设计一座以投资少、收益快为主要目标的旅游饭店，在他可能是“牛刀小试”，但“游刃”过程中贝未免大手大脚，故当初就没有必要聘用这把牛刀。作为香山饭店设计师，他是不适当的人选。
当然也有人说了大气包容的话，称探索现代建筑与民族传统结合上的努力应该肯定，是百花齐放园地中的一个花朵。
香山饭店鸟瞰
一位国际大师的设计引来这么多争议，这使我记住了香山饭店。数年后我第一次入住，挺喜欢酒店中央那个洒满阳光的“四季庭院”。我急切地去寻找慕名已久的饭店“四绝”——仿明式冰裂纹大地毯、赵无极的水墨抽象画、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后与傅作义相见时小坐树下的“会见松”，和正对着饭店主体的园林假山“飞云石”。
香山饭店并不宏大也不炫耀，一切舒适养眼，曾饱受评论者诟病的服务台离最远的房间有一百四十米远，我也没有觉得过分漫长。
我的直觉是饭店的建造预算不够充裕，相对于贝氏在世界各地设计的其他建筑：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卢浮宫金字塔及地下空间、香港中银大厦，一些细节和使用的材料，都显得过于简朴了。
赵无极的画悬挂在中庭通往户外园林间的过道上。坊间传说，当初贝聿铭在布置酒店时请赵来北京作画，业主并不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华裔画家，只是把他当作乙方设计总包中提供室内布置画的人士，由贝聿铭承担了交通和住宿费用。
我揣想设计合同中不会包含向饭店赠送赵无极作品，而这完全是贝聿铭个人的面子和他对项目设计的重视，是他送给饭店的珍贵礼物。落成典礼上，有位饭店经理唐突地对贝聿铭说：“这样的画，我也会画。”此刻，赵无极就站在贝的身旁，为避免尴尬，贝聿铭慌忙打断道：“不要乱讲！”赵无极则没有作声。
香山饭店内赵无极的水墨抽象画
每次入住香山饭店，我总是默默体会贝聿铭的设计匠心，也阅读一些建筑评论家的文章，回想曾在别处参观过的贝氏建筑。终于有一天，我忽然领悟到，香山饭店的正门立面，虽然体量较小，其实和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一样，是个H型几何板块。中季庭院上方覆盖的，并非借鉴传统四合院的遮阳天棚，而是西方建筑中早已经常出现的带有玻璃屋顶的中庭。
贝聿铭设计中这个思路，其实在1981年《建筑学报》所刊的一篇探讨香山饭店设计创作中有关民族化问题的论文中已经介绍过，当时国内建筑师未必留意，起码我就是不懂的。但后来走到西单路口，观察中国银行总行大厦那个大H型东立面和北立面，再步入似曾相识的中庭，就感到异曲同工的气息隐约而来。
为了印证这个想法，我请朋友按照贝聿铭建筑风格，用米黄大理石贴面的视觉效果重新渲染了香山饭店的入口立面，去除窗框上的那些传统纹饰之后，香山饭店其实就是幢风格强烈的现代主义建筑。
香山饭店正立面
去除江南风格元素后的香山饭店
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正立面
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大楼东里面和南立面
二
真挺好玩的。
贝聿铭是现代主义建筑大师，17岁离开中国，从来没做过中式建筑，也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他在1980年5月曾说：“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吸取中国建筑的本来格式，并继续发展；另一条则是梁思成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曾提倡过的大屋顶的道路。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后一条是绝对走不通的，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和许多人一样，贝聿铭也以为现代建筑上加盖大屋顶是梁思成发明的。
他说：“大屋顶固然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显著特征之一，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那么什么是更重要的，更应引起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探讨，继续发展的呢？是虚的部分，是大屋顶之间的空间——庭院。”“还有墙。墙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构图要素。墙里面是房子，而房子之间则是庭院。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看一看，这里面难道没有值得保留下来。发展下去的东西吗？”
首先应当指出，大屋顶加现代建筑的设计思路，首创者不是梁思成，而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建筑界提出的和风和洋风结合的折中主义。比如长野宇平治设计的奈良县厅（1895）和妻木赖黄设计的日本劝业银行（1899）。到1937年，渡边仁设计的东京帝室博物馆（即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已经非常纯熟了。
奈良县厅（长野宇平治设计，1895）
东京国立博物馆（渡边仁设计，1937）
在中国，最早的传统风格和西式建筑相结合作品，当属北京协和医学院校舍。当年，学校的捐赠方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校舍设计的要求，是体现所在国家特色。所以美国建筑顾问查尔斯·柯立芝拿出的总体规划和建筑师何士设计的建筑方案，首创现代建筑上加盖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庑殿式中国大屋顶风格。
协和医学院（何士设计，1921）
1920年代，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雅礼大学（后改为湘雅医学院）、燕京大学，进一步扩展了宫殿式大屋顶和西洋建筑身体的造型，并由此推动民国年间宁沪两地也大批建造此类公共建筑。中国建筑师运用这种风格最为成功的案例，是吕彦直设计的大气磅礴的中山陵。
梁思成本来是反对外国建筑师的这种做法的。他说“他们的通病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一点上。他们均注重外形的模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的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仍为西洋建筑”。
但梁思成也指出现代主义建筑和中国传统建筑的共通之处，“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梁思成力主保存古城风貌，他自身也在努力跟上新社会的理念，最终竟然成为大屋顶建筑的代表人物。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建筑的样式、风格和建筑的材料结构最初是紧密结合的。比如古希腊的柱式、古罗马的拱券、哥特建筑的肋架券和东方木结构的斗拱，都是建筑的承重部分。但从外立面而论，渐渐丰富出来的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却与主体结构脱离，成为“骨骼”（结构）外的“皮肤”（装饰），只涉及本时代的美学欣赏习惯——更重要的是业主和建筑师之间的趣味偏好和沟通博弈。
经典案例，一是佛罗伦萨的圣洛伦佐教堂，由布鲁内莱斯基设计文艺复兴式主体建筑，米开朗琪罗在新圣器室设计了极富盛名的美第奇家族墓地，然而教堂的正立面，当年为了等待米大师的设计而耽搁，那块泥砖墙面，六百年来，可以衍化出多少种不同的风格，只是没人敢来接手设计。有无建成外立面，建成怎么样的外立面，其实与教堂美轮美奂的主体建筑内部结构完全无关。
圣洛伦佐教堂迄今未曾装修的外立面
圣洛伦佐教堂内景及美第奇家族墓地中“夜”与“昼”的雕塑
案例之二，是澳门著名景点大三巴牌坊。这里原来是圣保禄大教堂遗址，因火灾将其烧得只剩下教堂正门前壁，这块前壁的四层柱子和山墙与各种结构承重也无联系，只是巴洛克装饰风格的一层薄壳。
澳门大三巴牌坊，所有柱子似乎都承重，却与建筑主体无关
古典时代的建筑尚且如此，当现代建筑成熟以后，风格更只是建筑物的包装样式，并不需要传统结构技术，钢筋混凝土几乎无所不能。梁思成抱怨中国式屋顶加在洋楼上，上下结构不同旨趣，但协和、北大和中山陵的中式元素依然得到人们的喜爱，人们并不在乎大屋顶是否真由木头采用抬梁式或穿斗式的工艺建造，更需要的是对传统建筑样式的外观记忆。
所以，贝聿铭判断大屋顶作为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之路绝对走不通的看法未免过于极端，但他不从屋顶入手却要别开民族风格建筑的蹊径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北大外文楼，正对西门的这些传统大屋顶，其实都是钢筋混凝土接构
贝聿铭提到他关注重点是庭院和墙。其实香山饭店的庭院设计是北京园林局分包的（贝当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处不做赘述。而他自己倾注大量心血的，就是饭店的墙体。
包豪斯设计理念兴起之后，古典建筑的那些范式、道具和繁复的装饰细节逐渐退场，房子变成简洁的几何体。可以忽略坡顶，但不能没有墙体。贝聿铭通过在外墙上植入童年记忆里的苏州民居元素：白色的抹灰墙面、特制的灰砖窗饰，局部升高的几何体所产生的马头墙效果，重复出现的方、圆和菱形相结合所表现出的漏窗、栏杆扶手等，巧妙地进行了探索，营造出亲切、朴实气氛，把传统江南大宅的精髓温婉传神地表达出来。以往建筑师重视“帽子”，贝聿铭却用“身体”做出了新篇。
香山饭店北立面和窗户细部
建筑是一种空间的语言，建筑风格是一场精心的“化妆”，说到底，是在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各式各样的妆容，有做得惊艳的，有做得中规中矩的，有做得不伦不类的，这就体现出建筑师的功力，涉及到业主方的美学素养和品味，也涉及同时代及未来年代公众的评价。
香山饭店窗饰设计如此精致细腻，用青砖砌出几何线脚，用木条做出斜方栅格，虽不复杂雕琢，却端庄得体，以致这种现实民居中并不存在的样式，被大家接受为江南传统风格的表现。
就整体上看，如果去掉外墙上和中庭的窗沿细部，挂上米黄色大理石贴面，香山饭店可能只是中规中矩的平庸设计；加上传统元素之后，则成为探索现代主义和民族风格结合的典范。在他之前，建筑界尚未有人进行如此大胆有效的探索，贝聿铭实在有他的聪明之处和观察能力。
而国内建筑界对香山饭店的种种评论，其实没有说准要害。
将香山饭店的白墙漏窗换成米黄石材效果并调整窗户样式，就是现代主义风格的中庭
再与中国银行大厦的中庭比较，风格几乎一致
三
1983年香山饭店落成后，东西方的评价众口不一。西方建筑界由于不了解中国传统元素，认为这是座后现代风格建筑，次年获得美国建筑学会的荣誉大奖，称它是“集中国建筑传统艺术与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完美结合”。
中方的反应，据贝聿铭称，由于他没有加入“现代元素”而失望。落成典礼上，有人说：建筑看上去“很中国”。贝聿铭表示，“他这个评价并不是褒义，但我听到耳里，就是表扬。”
我从《建筑学报》看到北京建筑界名流座谈和评论文章，则是对选址的批评和对其“民族风格”的微讽。当年争议还提到香山砍树，贝聿铭在设计中为保存古树想了许多办法，但最终还是伐树245棵，其中百年以上树龄的79棵。
二十多年后，贝聿铭再次涉足中国民族建筑风格，在故乡设计苏州博物馆。他提到香山有很多百年树木，最好不要动它。“摆一个建筑在里面，我觉得已经错了。香山饭店我不应该做的。”又说“我不做香山饭店，我在苏州就没那么把握。”媒体认为贝聿铭对设计香山饭店产生了悔意和反思。
现在看来，邀请贝聿铭在香山设计饭店并引发《建筑学报》的评论，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值得记录的事件，是中国建筑设计思路的一场碰撞，恐怕也是当时国内建筑师对于华裔外国人回国设计方案受到特殊礼遇的反弹。
中国建筑设计，本来就是20世纪初期从国外全盘引进的学科体系，但经历一段封闭年代之后，对于西方建筑思潮流派，还是生疏的。编辑部组发稿件之时，贝聿铭正接手设计后来名扬天下的香港中银大厦和卢浮宫改造项目，从此他的国际声望达到顶点。
最近我找来当年的《建筑学报》重新阅读，想想当年的阵仗和评论者使用的语汇，还是惊讶不已。我还记得当年在某篇文章读到，北方山地里造白墙的饭店像是“殡仪馆”，又说从云南石林里运回假山石是“花石纲”，这两个尖刻的词汇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三十六年，但我这次却没有找到原文，抑或是写在别处的。那时，建筑界对国外了解甚少，专业杂志的尺度却很开放，所以各位老师说起话来，真是率性快语，口无遮拦。
作者在会见松前（摄于2002年）
后来我在银河证券工作，公司年会常在这里举行，原因是费用低廉。香山饭店从一家知名旅游饭店，悄然无声地变成企事业单位的会议场所。一度还有传说，可以用合适价位买下，改作培训中心。饭店的设施越来越旧，冰裂纹地毯被收藏起来，中庭的布置很凌乱随意。惟有户外的林木越来越茁壮，和庭院的氛围融为一体。
我不是建筑师，也不研究建筑史，关于香山饭店设计中的好坏优劣，应当由专家们继续研究。我检索“知网”，如今的评论家，对香山饭店设计作了更多的解读，视野更加开阔。每一座房子，每一个城市的建筑，都要经受岁月的考验，当时间拉开距离之后重新审视，感受又会两样。
我最近阅读2015年贝氏为画册《贝聿铭全集》中文版所写的简短序言，他说：“我是个西方建筑师，我的建筑从不刻意地去中国化，但中国文化对我影响至深。”“我很高兴有幸在中国参与了几项设计，从早期的香山饭店到近年的苏州博物馆，我都致力于探索一条中国建筑的现代之路。”
贝聿铭说话有时曲曲绕绕，对中国人和对欧美人说的都不一样。现在，我们可以认识到，香山饭店是在上世纪80年代贝聿铭真正将现代主义引入中国的作品，而中国元素，则是他探索民族风格的一种符号和尝试？
至于贝聿铭后来为什么从未回去看望香山饭店，有人认为是饭店管理不善。“香山饭店成了贝聿铭的伤心地。贝的助手形容它犹如一个孤儿，贝聿铭给予它生命，却不能帮助它成长。” 老人曾经神情黯然地问道：“墙现在也还是很白吧，是吗？我好久没有去过了。”
今年5月，贝聿铭先生逝世了。悲痛和缅怀之际，我又想起来香山饭店。对这座建筑，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一点。对饭店的经营管理，也应该做得更好些。
起码，贝大师在国内设计的第一个建筑和唯一酒店，就是个吸引人的卖点，可以打造成为旅游目的地：住香山饭店，就是为了欣赏这座饭店的建筑和庭院，欣赏四季绚丽的香山风景，如同入住各地的安缦酒店，决不当作匆匆过夜的居停。饭店的选址当初或有争议，但贝聿铭的建筑设计却为香山添色，四十年的草木蕃衍，已将建筑和景观形成新的优雅融合。也不妨把当年专家学者的讨论文章，装在镜框里，挂在中庭的墙上，成为吸引住客讨论的话题。
香山饭店，也应该大修一下，把它的等级从四星级，提升到五星甚至超五星，向贝聿铭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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