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Felicia，文中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2021年夏天，小鸟文学把办公室搬到了蒲园附近。从此，杨樱和伊险峰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关于“九路口”的田野调查。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写非虚构作品，但将写作对象主体扩大到宏大的街区，是他们的新尝试。
为什么要记录和描写一个街区？在书里，他们将街区比作一种“热带雨林”，他们想记录和观察当中的环境、生态与演变，“据说热带雨林中每平方米都有上千种物种”，“九路口”也是如此复杂而多元。
但与热带雨林不一样的是，这里发生着的许多事，都与人类社会有关。切开“九路口”来观摩，街区是城市毛细血管，小店是其中的细胞，人是更小的单元，而这些组合起来，又反映着城市的健康状况。
《九路口》中记录到，蒲园在长乐路与襄阳北路的交界处，以此为中心，四向延展街区，便形成了“九路口”的田字格宇宙。南到新乐路，东到陕西南路，北到巨鹿路，西到富民路，从东到西大约600米，从南到北大约400米，整体大概0.25平方公里。
他们眼中的“九路口”区域，囊括了近些年成为网红街区的“巨富长”。但相比景观化了的网红街，这里保留着完整的自生态——大商场、潮流店、咖啡店、菜场、小酒吧、袜子店、裁缝店、钥匙铺、流动的摊贩同时存在于这个田字格宇宙，各据位置。
“我们本身也像一个路口，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聊起这里。”杨樱与伊险峰像保罗·索鲁一样，游走、潜行于街区，尖锐地分析此间的变化与矛盾。人类学常用的口述史手法也被他们拿来，记录这里的人物事迹。
而那些观察、议论，甚至是与外来闯入者的聊天记录，被写这本书的杨樱当作乐高一样的“小工具”，合适就拿来用一用。他们并没有设想过最终的整体效果，只希望它能够尽量呈现出某种美感和流畅性。
对街区的探索与研究，不仅是记录此刻的历史，也是一种思考与发问。
“九路口”处于襄阳路服装市场的辐射圈，而后者又由老上海人都知道的华亭路服装市场搬迁而来。杨樱形容，20世纪90年代的“九路口”就像一个巨型的实体淘宝，周边的若干条后街都成为了时尚尖货的周转地。后来，服装市场歇业了，原地生长的是环贸iapm商场。外贸服饰店少了以后，又有了潮流店、球鞋店、二手店。
这里没有又高又密集的办公楼，但不代表不存在商业，商业都隐在了居民区。如今此地的商业热潮，在杨樱看来也许是开酒吧。年轻人的服饰消费很多都转到线上，但像餐厅、酒吧这类实体消费，无法被网络取代。没变的是，“九路口”承接了一波又一波的潮流。
记录街道也似一种抢救。杨樱与伊险峰想把保有良好生态的街区描摹下来，说不定会成为未来的史料。他们也追溯过去，还原街区面貌形成的过程。这里曾经有条河，沿岸形成了一大居民聚集区——钱家塘。20世纪60、70年代，一些住宅变成了街办工厂。后来，一些大楼整体改造，变成共享办公场所或出现新的业态。
如果去问出生在这里的梁先生，他会想起来小时候哪家铺子的月饼好吃、谁家的水果新鲜，会走过一条马路，去那家出名的公共浴室洗澡。对00后杨枝珵来说，重要的可能是家门口的牛肉面店和便利店。而杨樱喜欢蒲园，她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钟爱某种事物，并因此与地方产生一种私人的情感联系。
Q&A
《新周刊》：为什么“街区里最重要的社会形态”是商铺？
杨樱：人类的聚居是从村庄部落开始的。社会分工随着人口数量增多而发展，城市越大，职能越细分。在其中，人必须依赖合作而生存，如此就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很少有人在大城市里能做到自给自足，他必须依赖别人的商品或服务，而这些是通过街铺呈现的，人流经过的要道，就会有小店。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它像是精密的技术，也是一种作物。“九路口”区域比较集中地展现了这种复杂性和合作性。它像文明生态的缩影：在这0.25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原来折叠了这么多的城市功能，你可以看见街道逐渐演变成复合物，看到里面的人如何共处。
我对“九路口”的评价，并非对它的褒奖，也没有给它祛魅。它代表了一种存在方式。其实上海的郊区松江、北京的回龙观，它们的生活组织是相似的。我们只是本能地感知到，“九路口”有一种我们熟悉的方便。
《新周刊》：如果不是以调研者、采访者的身份，你平时如何与工作室周边的街区小店打交道？
杨樱：并不是人类学家才会观察人类。日常生活在上海，我也会观察、思考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上海一条200米长的街上有五六家咖啡馆，它们都能存活吗？
我也有生活需求。我喜欢楼下有可靠的菜市场、水果店、饭馆。我比较老派，喜欢出门买东西。小店像街坊邻居一样，会让我产生某种信任感，能让我在日常中感知一个地方。
《九路口》
伊险峰/杨樱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2
《新周刊》：为什么这里的星巴克不多？
杨樱：“九路口”只有一家星巴克，在“田字格”的边缘。但只要走出“九路口”，就会发现星巴克特别密集。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写字楼少，而是因为铺面面积不大，大都只有10—30平方米，达不到星巴克开店的要求。要开一间100平方米的店，得盘下5家街铺，成本太高了。
这个街区能保留这么多私人小店，店铺面积小是原因之一。这里的独立咖啡店的特点就是只有一个门面、一个柜台，如果再有两张折叠凳就很不错了。在店里聊天，全屋都能听见。《九路口》里写到的小胡的酒吧，餐桌由窗台改造而来，哪怕利用路边的空间，店里座位也不超过7个。
《新周刊》：“九路口”的人们并非“因为共同目标和诉求走到一起”，那这里的社会生态是如何形成的？
杨樱：大家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出现在这里——消费型、生产型或贸易型需求。一些人很有流动性，他们不住在这个街区。像范阿姨，她每天出现在这里卖衣服，是出于生存需求。大家聚起来是不约而同的，每个人做自己该做、想做的事，最后形成了一种聚集。
但“聚起来”的前提是，人们有想做的事，这个地方给他们提供了某种自由。这里的房租肯定不便宜，但它可供3平方米的杂货店、袜子店生存，店主可以将小店弄得很精致。
在商场开店，和挤在居民区3平方米大的门面房里卖袜子，完全是两种生意，后者只要手上有10万元，就可以试试。商场是提供复合型服务的，很少有3平方米的铺面。经营者需要卖高溢价的商品，才能承担得起商场的铺租。店铺还需要具备某种品牌议价能力，不然达不到商场的准入门槛。街区小店会更民主、门槛更低，人们有更多尝试空间。在这前提之下，大家只是各行其是。
我们记录“九路口”的时候，总有一种紧迫感。周边某个园区经历改造以后，能让人很明显地感觉到园区生命力的流失——居民迁出，园区只保留了建筑物的壳，成了“塑料花”。空间必须和人有非常深切的联系，才会产生生活气息，这是区域繁荣的前提。
2022年元旦前两天，嘉善路永盛里弄堂口的铁门上挂着一排鳗鲞。
《新周刊》：在不同年代，小店拥有不同的市场机会。20世纪80年代，开水果店容易赚到钱，而到了这几年，大家热衷于卖啤酒。街区里还曾有过哪些机会？
杨樱：襄阳路服装市场拆迁后，周边的服装店明显冷下来了。我的采访对象回忆，以前这里的酒吧、咖啡店是比较少的，大概是从2021年开始，咖啡店和小酒吧多了起来——人们想见面聊天，而且承受得起咖啡店、啤酒店的最低消费。如今这里的酒吧竞争很激烈，但这里人太多、店太小，以后它们也有可能会在别的街区弥漫开来。
《新周刊》：保罗酒楼是这个街区的小店中，能从20世纪90年代留存至21世纪的，而且属于活得很好的一类。权力和资源是当时做生意的重要因素吗？2015年后，人们经营小店，似乎更在意互联网和流量。
杨樱：我不这样认为。
当年的保罗酒楼貌似很靠近隐秘的公权力，但也还属于市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那时，老板靠修车铺认识了20世纪90年代能买车、有身份的人。修车时间很久，客人等待时需要体面的饭店请客吃饭——他是能敏锐地捕捉到需求的人，他永远能承接流量。
怎么把握人在特定时代的需求和心态，并且承接住这种需求和心态？我不认为有“前互联网时代”或“后互联网时代”生意的分野。它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介质不一样。流量是看不见的，不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才有流量，实体经济时代也有，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成功，有些人不能。做生意还是得灵巧。
《新周刊》：在不同人眼中，“九路口”是否有不同的大时代？
杨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对做外贸服装生意的范阿姨来说，黄金时代是她卖服装卖得风生水起的年代。她回到上海，一边卖衣服，一边做裁缝，以一己之力养活整个家，让儿子无后顾之忧、当上了律师。这是她人生的骄傲。
她的个人成就感源自她抓住了机遇，这与服装市场的存在是有关联的。所谓的“大时代”，也通过个人奋斗和成就展现。并不是人坐在那儿看天吃饭，大时代就来了。人们的努力追寻，正好跟时代的需求吻合，一个人眼中所谓的“大时代”才因此形成。
公路商店（酒吧品牌）会认为现在是它的大时代吗？短短几年，他们把许多酒吧都发展成了自己的挂牌连锁分店。这与范阿姨当时经历的情形似乎是相似的，只是品牌的扩张更机构化、更去人格化。与范阿姨的个人成就感略有不同，这是一种商业膨胀的本能，但它也属于“大时代”。也可以说，公路商店抓住了机会。
杨樱做田野调查时，老黄和英姐的“624changle&公路商店”从中午开始营业，但是客人一般在下午6点以后才陆续出现。
《新周刊》：卖清酒的御田酒场变成卖啤酒的公路商店，这个变化很有意思。这条街上有短暂占据主流的消费文化吗？这些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否存在交锋？
杨樱：街区里肯定存在某种竞争，不然茶叶店不会开始卖啤酒。青年消费潮流是存在的，但我觉得没有谁被谁绝对覆盖。这里的店主的“调头”速度与能力是灵活的，卖酒不成功，就改卖电子烟。只要不把人强行驱逐、强行规划，商业不会有明显的覆盖痕迹。当然也有此消彼长的过程。
《新周刊》：书中提到街区士绅化、迪士尼化的趋势，这也是许多大城市中心城区现在或未来会面对的问题吗？
杨樱：上海的士绅化是个伪命题。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士绅化就是市场化，但是在这里，更多与中央权力有关——它决定了城市面貌如何被修改，这在其他也有士绅化现象的国家非常罕见。速度和维度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迪士尼化是另一个概念，也类似所谓的景观化。不是说士绅化的城市才会有景观化现象，古镇也是一种景观。迪士尼化的重要核心是表演性，当一个街区被“塑料化”之后，里面的人的目的会发生变化。原本人们是基于实际生活需求来到这里，后来人们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表演，给游客提供观看、拍照的功能。
我听说过的一个例子是，古镇被打造成了像迪士尼一样的园区，原本已经搬走了的卖臭豆腐的小贩被请回来，在景区内职业卖臭豆腐，价格不变。他成了这座古镇图景的一部分，游人以为他真住在这里，但他只是在这里上班。这样的地方只能让你短暂体验到某种并不真实的生活需求，某种“看起来很像”的幻觉。
巨鹿路里建于1930年代的公寓，有一个盘旋而上的黑色铁艺楼梯，藏在这里，让人想起《蒂凡尼的早餐》里的场景。
《新周刊》：好的小店街区生态该是怎样的？
杨樱：无法指定达到某种标准就是好生态。城市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好生态必然是适合当地生活方式的。成都和上海的街区就是不一样，成都人喜欢打麻将，上海人不爱在街上打麻将。上海的生态为什么非要与南宁、内蒙古一样？连气候都不一样。生态需要和当地的生活方式、文化深度结合，而每个人都必然有所贡献。人们无目的、无意识地，只是做他们想做的事，最后就会形成多样性。
出于对多样性和机制的尊重，提供基础服务、不多加干涉，就是最好的。做好垃圾清洁，维护基础设施，提供良好治安。但这也不意味着导向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应该让个体的意愿、权利得到保障。
《新周刊》：上海的小店文化是相对旺盛且完整的，这是为什么？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政策或做法，有利于保护小店生态？
杨樱：上海的街铺文化比较发达，有很多原因。
上海的核心老城区保留了不少英式的街道设计，人行道宽度很适合步行。在北京买个酱油，可能要走个400米，再过个天桥，往返地铁站也许得走1.5公里，这种情况很常见。而上海可能就是过个马路那么简单。消费是建立在便利性的基础上的。互联网不过是缩短了时间和物理成本，没有宜居性和便利性，很难发展小店文化。
小店文化未必是规划出来的，但某些时间点、某些举措会影响到小店发展。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4050”工程：为了保障就业，“九路口”的街区被默许开墙打洞，小商贩得以经营底商。在那样的时间点，这些举措有利于保障就业和社会发展。
从楼上俯瞰泰兴路街景。
《新周刊》：你们的田野调查进行于2021—2022年，在之后的时间里，“九路口”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流动是一种常态吗？
杨樱：好多小酒吧都变成了公路商店的挂牌连锁分店。有一些潮流店变成了国际潮牌店（比如Supreme）。近两三年，饭馆、独立咖啡店好像关了不少，大菜场也关掉了，变成了品牌化的联华超市。
小胡的店还在，但他已经卖掉了富民路那家店。杨枝珵去英国留学了。小李的水果店关掉了。范阿姨还在，王老师、辉哥也还在。《九路口》里主要跟踪的人物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当我们谈变化时，有些人以60年为单位，有些人是以5年为单位。这有点像地图上的比例尺，比例尺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
波动本身是正常的。流动、物价，打卡的游客、马路上坐着喝酒的人，这一波流行、下一波流行……这都是街区生态内的变化，我不能称之为“入侵”。“九路口”一直是商业黄金地段，以前更偏市民生活，现在更偏游客一些，但还在它的自生态之内。
流动一直是一种常态，我觉得健康的街区都是有流动性的。人也有流动性，人体也是个复合物，和很多事物共生，何况街区？不流动不健康。